用55000多首唐诗，拼出一个真正的唐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刀锋时间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萧奉，编辑：苏炜，原文标题：《用55000多首唐诗，拼出一个真正的唐朝｜专访陈尚君》

40多年来，陈尚君一直在整理唐代文献和唐诗，但决心开始纂修一部全新的唐诗总集时，他已60岁。要对清代《全唐诗》进行全面修订、增补，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学术工程。又过了12年，这部《唐五代诗全编》才算大功告成。

今年4月13日，陈尚君凭《唐五代诗全编》获得了新周刊“刀锋图书奖”的“年度致敬”荣誉。7月12日，陈尚君于1992年出版的《全唐诗补编》被授予第五届思勉原创奖。当天，陈尚君从复旦大学到华东师大领奖，在丽娃河边的逸夫楼，接受了新周刊的专访。

陈尚君的办公室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北边，像一个图书仓库，从地面到天花板，堆满了书籍资料，书架间仅能容一人侧身通过。

每天从办公室推开窗望出去，可见不远处的上海市肺科医院，院内有一大片郁郁葱葱的园林，那是建成已有百年的私家园林——叶家花园。

1923年，浙江商人叶澄衷四子叶贻铨盖了这座花园，专门给江湾跑马场的马客游玩休憩，后来划给上海市政府。叶家在上海另建有一所澄衷蒙学堂，1905年，来自安徽的少年胡洪骍来此求学，入学不久后取字为“适之”——寓意源自严复《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后改名为胡适。

1977年3月1日，25岁的陈尚君从江苏南通出发，登上一艘开往上海的江轮。下午4点多轮船始发，黄昏前抵达上海，陈尚君赶在天色全黑前到复旦大学报到。当时下着零星小雨，陈尚君来到四号楼宿舍前，只见灯火通明，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就在一年前，陈尚君还在南通海门的江心沙农场务农——这是长江冲积出来的一个岛屿，隔江就是上海的崇明岛。1969年3月16日，陈尚君离开初中课堂，“上山下乡”，来到江心沙农场，直到赶上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招生推荐，进入复旦大学。陈尚君准确地记得自己在农场待的时间：还差20天就满8年。

1987年的陈尚君。

2024年是陈尚君下乡55周年，他积40多年之力整理的《唐五代诗全编》终于完成并出版。这是清代纂修《全唐诗》318年后，最全也最准确的唐诗总集。陈尚君以“让唐诗回归唐朝”为学术目标，对清编《全唐诗》收录的49403首又1555句诗进行逐首考订，剔除七八千首误收诗，补充唐诗超过8000首，更正存在文字误夺、诗题讹缺、作者错讹等问题的诗歌不计其数，最后收录唐诗55000余首，诗人4000余名，全书逾1800万字。

《唐五代诗全编》全书共50册，1225卷。

为此，今年4月，新周刊“刀锋图书奖”将“年度致敬”荣誉颁给陈尚君。他在获奖感言中说，《唐五代诗全编》能够完成是莫大的幸运，“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现在都能够做出来”。陈尚君从江心沙农场考上复旦大学，因其努力而得到朱东润、王运熙、陈允吉、王水照等名师的指导，又适逢唐代文学研究最鼎盛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机缘巧合之下，开始了对全部唐诗的整理工作。

在《唐五代诗全编》的发布会上，他以唐末诗人罗隐的名句来形容完成此书这一过程的曲折与感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星垂平野阔：从杜甫开始的唐诗旅程

在进入大学前，陈尚君完全没有系统地读过唐诗，第一次读《唐诗三百首》已经是20多岁以后。

小学时，陈尚君依稀记得曾向老师借阅过《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在南通仓巷的房东家看到过一本老版《辞海》，翻了几页，“惊叹天地间居然有如此知识丰博的大书”。初一下半学期，“文革”开始，学校的课基本都停了，陈尚君跟伙伴游荡在南通的大街小巷，唯一的阅读是每天晚上到大街上读大字报，有时他一个人，有时陪着母亲，把每一张大字报从头读到尾。

下乡后只能逮到什么书看什么书。知青们辗转传阅图书和杂志，有一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一百首》曾在陈尚君那里短暂停留过。那时他从头到尾读过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

郭著是20世纪70年代初最有影响力的唐诗研究专著，里头谈到，杜甫在大历初年滞留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期间所作诗歌对夔州山水颇多厌言，可见杜甫是“以地主贵族的眼光在看当时的四川”。

1979年，陈尚君考上朱东润先生的研究生，老师给他布置学年论文，写大历元年（766）之后的杜甫。遍读杜甫离蜀前后的诗歌，陈尚君发现，宋代以来的大量研究和诗话都没有讲清楚杜甫晚年为何离开安逸的成都，舟行万里，颠沛流离，最后死于途中——这关系到杜甫淹留夔州时为何时有怨言，日渐沉郁。

陈尚君把他的发现写成论文《杜甫为郎离蜀考》交给朱东润先生，大胆提出了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老师的意见，认为杜甫离开成都的原因并非是剑南节度使严武去世而失去寄托，而是严武卒前奏请朝廷任命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改变了归隐成都的打算，于是买舟东下，打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再走京洛大道到长安赴职。不料，在夔州时他因病重而无法继续前行，错过了就职的时间。

在夔州的两年多时间，杜甫留下了400多首诗，这是他的诗史生涯的最后一个创作高峰，也是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因为患消渴症（即糖尿病），杜甫此时“卧愁病脚废”，走路只能“斜步”，脸色也因此发黄发黑，更显得形销骨立。作为一个毕生希望报效社稷的儒家知识分子，杜甫知道这次任职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却因为生病不能实现，心中万分愁苦，常常悲愤而不能自已。

2018年，陈尚君因血糖高入院治疗，出院后重读杜甫在夔州所作的《客堂》一诗，更能感同身受地体会杜甫当时的处境：“重病而有生命之虞时，他对放弃一生追求的为国效力的机会深感可惜，但人生有时真无法做出别的选择。”（陈尚君《〈客堂〉：杜甫生命至暗时刻的心声》）

病体稍愈后，杜甫放舟出峡，然而越走越艰难，一路上“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乞求别人的接济，最后竟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唯一心境开阔一些的诗是《旅夜书怀》，其中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景象，陈尚君认为此诗应该是杜甫出三峡之后客居江陵前后所作，因为只有过了三峡才能看到如此开阔的平原景色。

后来，陈尚君出版回忆老师与前辈的学术文集时，便以“星垂平野阔”为书名，所念兹在兹的是杜甫出三峡时豁然开朗的瞬间；转而又觉得“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孤独心境，亦是朱东润先生和复旦诸师的授业，“如同北斗当空”，在茫茫黑夜中指引方向。

穿越历史的三峡，让唐诗回到唐朝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唐代文学研究学者全面反思论点先于历史资料的窠臼，事实考证受到广泛重视，文献不再沦为观点的陪衬。陈尚君感到，他能够尽自己所长、避免平庸化的学术道路，是全面整理唐代的基本文献，如此“所涉既广，发现并解决问题的机会也就多一些”。

在研究杜甫离蜀原因的同时，陈尚君从《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读到了孙望先生《全唐诗补逸》摘录的60多首唐诗，发现其中8首见于清编《全唐诗》，于是斗胆写了两三千字给孙先生献疑。孙先生不仅用工楷认真回信解答，还在出版时有多处引用陈尚君的意见。

陈尚君有了信心，又先后写了《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等文章。此时，他已开始留心，将各类典籍资料中所发现的唐诗与《全唐诗》作比较。

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全唐诗外编》，王重民、孙望和童养年三位先生增补了2000多首清编《全唐诗》中没有收录的唐诗。陈尚君看到此书后，发现自己收集的唐诗还有很多没有被三位前辈发现，于是下决心“全面网罗唐人佚诗”。

从唐朝立国到五代十国归宋前（一般认为五代十国是唐的余闰），有大量诗歌没被收入清编《全唐诗》，也有大量其他朝代的诗歌被误算入唐五代，甚至《全唐诗》中明确可信的唐诗也由于流传千载，存在很多张冠李戴、文本改动、诗题歧互、本事错乱等问题。1987年为《全唐诗外编》做校订时，光是唐人佚诗，陈尚君就辑录了4000多首。

有了这样的成绩之后，20世纪80年代末，唐代文学界计划做一部《全唐五代诗》，“编纂出符合于我们这个时代学术水准的唐诗总集”，以取代清编《全唐诗》。陈尚君作为主编之一，“负责凡例、细则、样稿的起草......承担全书有别集传世者二百余家以外所有中小诗人作品的整理，并在第一阶段即杜甫以前部分文稿收齐以后，承担第二遍定稿之责任”。可惜，后来由于“人事纠纷而几度苍黄”，陈尚君无法继续参与其中。

《全唐诗补编》（全三册）

陈尚君著

中华书局，1992-10

此后近20年，陈尚君完成了《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等唐代基本文献的整理，却一直没有下定决心重修《全唐诗》，“十多年间四度因病住院，数次犹豫是否有精力完成全书”。

2012年，陈尚君已60岁，有感于司马光用19年时间完成《资治通鉴》，毕其功时已64岁，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唐诗最好的一批学者多已年老或去世，陈尚君感到时光的紧迫，他有责任来总结前辈学者的工作，把那一代学者的研究以及自己的学术追求，用一部《唐五代诗全编》来作完整的呈现。

为完成这个300多年来无人实现的学术计划，陈尚君再次开始了漫长而繁复的案头工作。除了出差在外，陈尚君每天都到复旦大学光华楼的办公室上班——上午10点起床，11点到学校开始工作，中饭及午睡后继续写作，晚饭回家吃过后，再回办公室工作到深夜11点半左右，周一到周日，每日如此，周而复始，寒来暑往，不曾中断。

陈尚君说，他从学以来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把当年在农场全力以赴干农活的劲头都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之中，刚进复旦大学时用横扫图书馆式的方法读书便是如此，最近10多年编撰《唐五代诗全编》时也是如此。

朱东润先生的题词：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

朱东润先生提倡的传记文学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陈尚君对唐代诗人的研究。在陈尚君业余完成的专栏集《我认识的唐朝诗人》中，每位诗人都有立体可感的形象：陈子昂既有豪侠之气，也有对则天武后的顺从；韩愈被贬潮州后迅速认罪求饶实属情有可原、不必苛责；“牛党大佬”令狐楚向来被当作权奸，却能在“甘露之变”后坚守气节。

在朝夕寻找与阅读唐诗的过程中，陈尚君似乎更能体会到唐人写唐诗时的处境和心情，其工作不仅仅是还原唐诗原貌，更努力在蛛丝马迹中为唐代诗人立传，哪怕只能找到他们的一小段人生缩影，也能够让一个大诗人或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从历史的迷雾中一点点走出来，变得更加真实。

陈尚君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学术追求融入到唐诗研究之中，使得这部《唐五代诗全编》有别于以往的唐诗总集，它是几代学人半个多世纪在唐代文学河流中艰难跋涉的见证，也是一个学者穿越唐诗三峡始见“星垂平野阔”的人生缩影。

《星垂平野阔》

陈尚君著

商务印书馆，2017-8

对话陈尚君：只见四山青又黄

《新周刊》：完成《唐五代诗全编》后，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陈尚君：我觉得蛮放松的。这是一部大书，当你的身体有一些不虞的时候，你多少会担心自己能否完成这个工作，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你能把这部书交给谁？

在10多年以前，我的朋友孙猛教授，他当时在做《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笺证。赴日28年就做这一部书稿，最后快定稿了，他的身体却出现了生命之虞。他委托我说，如果他有什么意外，请我保证这个书的出版。其实我没有能力帮他把书稿处理好，因为里边有大量的日本材料，而我不懂日文。

其次，我也感到很幸运。这项工作我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了，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唐人佚诗留存下来。因此慢慢就觉得，我们不能一味迷信古人，古人的工作不是不可置疑的。在复旦大学也有一个好处，它的藏书比较完备，各种材料都可以找到，20世纪80年代初还从中国台湾买了整套《中国方志丛书》。这套书包含了几千种方志，我从里边发现了很多前人忽略的东西。

今天获奖的这部书（指《全唐诗补编》获得第五届思勉原创奖），实际上在1985年就已经完成了。现在想想，从第一稿完成到现在已经39年了。一个人的一生，也没有几个39年。

《新周刊》：做这部唐诗总集，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陈尚君：困难太多了。这部书用了几千种著作，这些著作又牵扯到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版本的文字可能都是不同的，但你必须去做选择，而别人在任何一点上都可以提意见，你也必须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处理妥善。

相比清编《全唐诗》，《唐五代诗全编》收录的作者增加了很多，诗篇也增加了很多。处理这些诗歌，我最大的原则是尽可能尊重唐人原作的面貌，另一个是要重视诗歌的第一手本事，这涉及大量典籍，必须文史兼治。有了这些基础，最近10年来我写了许多与唐诗欣赏有关的文章，也发现了唐诗的另一种面貌。

《新周刊》：唐诗的另一种面貌具体是什么样的？

陈尚君：有许多诗其实非常好，但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完全读懂。比方说刘幽求的《书怀》，这首诗在唐宋时期非常流行，现在很少流传。刘幽求是唐玄宗发动唐隆政变的主要助手，但唐玄宗亲政之后更愿意用姚崇，而不用刘幽求。

刘幽求被贬谪后，写了这首《书怀》：“心为明时尽，君门尚不容。田园迷径路，归去欲何从。”意思是说，我为皇帝的事业耗尽了心血，但是“君门”却不能容纳我，我现在回家也找不到路了，该何去何从？历史上很多君臣关系都是这样的，功臣战功太多，不仅会引起臣僚嫉妒，君王也会感到受威胁。

《新周刊》：你解读唐诗的方式，似乎带着一种传记文学的立场和关怀，这是和导师朱东润先生的影响有关的。

陈尚君：朱先生的学问，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教育和西式教育的结果，他对中国的基本典籍非常熟悉，诗文造诣也很好，但他的治学方法和路数实际上是西式的。

我手上有三种朱先生20岁前翻译的外国小说，他年轻的时候（记者按：朱东润先生生于1896年）就可以拿翻译稿费养活自己了。他读了很多西方文学之后，更加能够看到中国文学的症结所在。

20世纪30年代，朱先生在大学开了几门课，讲《史记》《诗经》和文学批评史，也出过相关著作，有所成就。但是他当时就开始转向传记文学了，强调要用西式的传记手法来写历史人物的故事，真实还原传主的人生经历，他的内心变化，他的人生挫折，他的感情表达。

朱先生不赞同用现代人的想象来虚构古人的故事，比如现在很流行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之类。他坚持的原则就是必须真实可信，不允许虚构，不应该美化，当然也不应该丑化。你看我几本小书，包括《我认识的唐代诗人》《诗唱大唐》，都是持这样的立场。

《新周刊》：这几本书涉及的诗篇，是你从5万多首唐诗里边选的，你有自己的选择偏好或标准吗？

陈尚君：我没有特别的偏好，但是一般来说，我会选一些有层次的诗歌来讲，它的表达要有一定的含蓄，内容要能让人产生联想，有一些可以探索的复杂性。比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空前的，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就观察到了唐王朝的社会危机，预言了动乱的爆发。（记者按：详见《杜甫的盛世危言——重读〈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文，收录于《诗唱大唐》）

《诗唱大唐》

陈尚君著

凤凰出版社，2021-8

《新周刊》：你的硕士学年论文写的是杜甫，朱东润先生对杜甫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在唐代诗人之中，你会对杜甫感到更亲切一些？

陈尚君：有可能。但是像我这样处理一代之全部文献的，已经不可能只研究一个诗人了。

当然，在读唐诗的时候，你还是会被许多东西所打动。我这些年写过很多文章讲唐代诗人的经历和交往，比方说韩愈和柳宗元的友谊，他们两个人总是不断地吵架，因为关系太好了。我怀疑他们少年时候就认识了，柳宗元比韩愈小5岁，所以他觉得韩愈始终是一个可以欺负的哥哥。可惜柳宗元只活了47年，比韩愈还早死5年。后来柳州人建罗池庙纪念柳宗元，韩愈写了碑文《柳州罗池庙碑》，什么叫深情？这就是。

《新周刊》：你曾说过，除了完成一部新的唐代诗歌总集，你还希望完成严耕望先生未完成的工作。你指的是什么？

陈尚君：唐代基本史料的研究。所谓基本史料，是指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些人经历了什么，个人与时代事件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些其实都值得系统地去做，但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我今年73岁了，我觉得我的精力和眼力都还可以，但是让我再制定一个10年规划的话，就太过分啦。

《新周刊》：这10多年里全力纂修《唐五代诗全编》，你曾提到自己每天走过的路，“从复旦大学北门的一条小路回家，那个地方的树叶枯了，又繁茂了，又枯了，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这本书终于完成了”。很让人感慨。

陈尚君：这句话来自一句禅宗语录，我写过一篇文章讲中唐时期禅宗僧人大梅法常的两首佛偈，收录在《诗唱大唐》里。

这个佛偈说的是唐代贞元年间，有一名僧人在大梅山中迷路，到了一庵所前，不知庵中禅师就是法常，问对方：“和尚住此山多少时？”法常说：“只见四山青又黄。”

迷路僧人又问：“出山路向什么处去？”法常回答说：“随流去。”你就跟着溪流方向下山即可。

2024年8月6日，陈尚君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看到《唐五代诗全编》的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