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ID：janelee1231），作者：江湖边，原标题《性侵案中的“完美受害人”：你怎么不笑呢，你怎么哭了呢？》，题图来自IC photo

最近引爆舆论的“高管性侵案”，想必大家都听说了。

《南风窗》以报案者“李星星”（化名）的视角，讲述了她从14岁起遭受鲍毓明性侵、囚禁，被逼观看“恋童癖”视频，多次报案未果，之后自杀未遂的遭遇。

文章写道，在一封写给李星星的保证书里，鲍称呼她为“我现在的女儿，和未来的妻子”。“李星星掉进了一个只有鲍某明的世界”。

但随后，《财新》一篇以鲍毓明为主要信源的报道引发轩然大波。焦点在于，其将性侵案描述为“这更像是自小缺爱的女孩向养父寻求安全感的故事”。鲍对外喊冤：我与李星星是恋爱关系。

熟悉吗？

嫌疑人在用一些并不能撼动犯罪事实本身的信息，模糊案件焦点，削弱受害者的可信度，制造“受害者有罪论”。

不少网友看了这篇报道后说，“气到发抖”，甚至引发了自己原有的心理创伤。

曾经有过相似经历的人，接力写下了自己年幼时被性侵/性骚扰的感受。微博上有关#trigger warning的热搜已经挂了一整天。几百条留言都在说：

“小时候妈妈找的新叔叔，会趁晚上妈妈不在进我房间动手动脚，一开始不懂，有和妈妈侧面说过几次，妈妈只是说叔叔喜欢我。”

“我7岁左右时曾经被我17岁的表哥多次性侵过……你们知道我明白过来以后是怎么做的吗？我去故意“亲近”表哥了，还一度对表哥产生了奇特的依恋，伴随一些异常行为，比如故意去和他身体接触、甚至当着大人的面钻他的被窝。”

“对，我也假装自己爱上过TA。我不敢跟别人说，反正也没有人帮我”

性侵就是性侵，说出花儿来也是犯罪。这不是14岁少女恋上“糖爹”，这是房思琪和李国华！

那些在说“等待反转”的人，都着了“完美受害人”论调的道。

有关“完美受害者”的论调无处不在，它们与犯罪事实一样具备“舆论破坏性”

1999年，作家Alice Sebold出版性侵回忆录《他们说，我是幸运的》（Lucky）。她在大学校园里遭遇陌生人强奸，最终打赢了官司。Alice 说，这归功于她被警察认为是“完美受害者”：年轻的白人大学生、穿着保守、在路上被陌生人袭击、处女。

《Lucky》已经出版了20多年，但有关“完美受害者神话”（“perfect victim” myth）的论调却依然没有破灭。

直到现在（如韦恩斯坦案），法庭上有关施暴者的辩护总会集中于“受害者并不清白”。

1. 指责TA们的穿着

这种指责认为，遭受强暴是由于被害人自己不检点，衣着举止像是个荡妇（Slut），被强暴是自取其辱，受害者自己也有责任。

国际平权历史上著名的“荡妇游行（SlutWalk）”运动，最初就是针对一名加拿大警官的荡妇羞辱言论而掀起的。

2011年，这名警官在一个公开演讲中说：“女性要避免性侵，就不应穿的像荡妇般暴露。”（women should avoid dressing like sluts in order not to be victimized.）

2011年6月4日，芝加哥“荡妇游行”。人们穿着迷你裙、丝袜、低胸衣、比基尼，手持抗议标语，呼吁社会认知的改变——不管女性穿着如何，被谴责的应该是强暴者。

2. 为了让受害者有罪，TA们的性史也常常被提及

“完美受害者”的论调常常希望TA没有性经验，年纪轻轻，是个处男/女。

如果一个上了年纪的“强奸幸存者”收了钱，那就是“仙人跳”。在这样的预设下，强奸者作为罪犯，甚至可以引发舆论的同情——如果这个报案的人是个性工作者，那么根本别指望得到什么救助，你有原罪。

首个被送上#Metoo运动审判台的性侵犯Bill Cosby，就曾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

她（模特Janice Dickinson）几乎和地球上的每个男人都睡过觉——言下之意：别给自己立贞洁牌坊，你才不是妇女运动的道德灯塔。

3. 过分关注受害者在犯罪期间和犯罪后的行为

除非TA全力以赴地与罪犯搏斗，否则TA就是“享受这段关系”；

如果TA在报案前拖延了、犹豫了，甚至在创伤发生后仍然与肇事者保持联系，那么TA一定是个骗子，或道德上有瑕疵的人。

我们回到“鲍视角”报道中呈现的“倾向性事实”：

受害者的陈述出现瑕疵（比如第一次性侵时主张自己未满14岁）；

她家里穷，母亲有残疾，在路边做小吃摊，暗示她们存在很大可能获得了“交换的利益”；

“帮助她的志愿者证实，她在报案之后仍然与鲍来往密切。”

“她那个报的都是假案。按她说的，我第一次强暴她是2015年12月31号是吧？那么惨，能过了六个月，她才报案？”

……

李星星被说成一个人格和心理上存在矛盾、习惯说谎的人，甚至是财富和阶级上的“既得利益者”。

“你怎么不哭呢，你好像不够悲伤”

为什么说一篇看似在“给另一方说话机会”的报道，是不合伦理的？——是“故事呈现方式本身的恶”。

这些所谓的“事实呈现”，就是强奸者的辩护律师会在法庭上做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受害者的“可信度”（即便写作者并无主观意图）。

一名未成年者被操纵是容易的。在权力地位显著不对等的情况下，“只有爱上对方，她才能为性侵找到合理性”。而且，性侵事件本身也会对受害者的人格造成影响。

当故事的叙述者陷入刻板印象的描述时，都会模糊“犯罪”这个焦点事实，引发社会对幸存者“可信度”的疏远和怀疑，让他们更难获得支持，甚至更难相信自己。

这些“要求受害者完美无瑕”的态度，不仅无视了性暴力的事实，还无视了受害者在反抗、报警时需要经历的重重阻碍。

在日本、澳大利亚和全世界，犯罪者的指控被驳回或降级，可能仅仅是因为受害者“哭得不够伤心”，企图以此淡化强暴造成的创伤。

伊藤诗织曾在采访中说起，自己在警局讲述被强暴的经历时，警察问她：“你怎么不哭呢，你好像不够悲伤”：

如果在一桩强奸案中，男性才是受害者——那么警方会问，你为什么不反抗（明明身体力量占优势），而忽视他可能出现的“冻僵（freeze）”反应。研究显示，70%的性侵受害者会经历“僵直的假死状态”，也就是说，因为害怕而无法动弹。

人们还希望受害者明确拒绝和反抗——然而，大多数性犯罪都是熟人作案，且往往发生在家中。肇事者通常是朋友、亲戚或伴侣——受害者难以立刻作出伤害他们的决定。

如果你还记得“重庆巫山童养媳事件”的主角之一马泮艳，她也在微博上为李星星事件发声：“想起了那些暗无天日的过去，又忍不住哭了一场”。

她还曾在微博上说，“王X安（媒体记者）和当年卖我的马正松罗元道没有什么区别”。

遭受过创伤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快乐和成功？——“刻板印象”的另一种恶

性侵受害者Erin Zaranec曾讲述了自己受害“之后”的生活：

大多数主流媒体和社会都无法应对我的日常现实。

人们勾画出了一个“理想的被害人”。如果你不扮演这个角色，你就要付出代价。

我因为快乐而受到质疑；我因为谈了恋爱而被审问；我因为不允许那30分钟（指代强暴经历）支配余生而被审问。

遭受了创伤，需要帮助，产生了心理阴影，甚至会有PTSD，或是让TA难以再次走进亲密关系……都是可能的后果。

但是，受害者并不一定要“苦”一辈子。

完美受害者没有模版。TA可以活下来，过得很好，有梦想的“自我实现”，组建家庭，和创伤一起活下去——TA需要帮助，但并不需要这个社会“永久的、循环往复的”同情。

伊藤诗织说，自己所有的报道照片，都是一副饱受伤害的严肃脸——因为人们认为她应该永远是这个表情——但她也有快乐的时候，有时候，她也是开心的。

“我不能总是作为受害者去想发生的一切。这就是我想打破的，关于受害者应该如何表现的刻板印象。”

社会希望受害者们保持沉默。当她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书时，立刻有人质疑她这么做的动机，做道德上的抹黑：“她想利用受害者的身份出名，然后从中获利”。

帮助TA们，但不要同情。不要让“对受害者的想象”造成二次强奸。

因为，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幸存者，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典范——TA们是人，很多人都曾经做过冒犯他人的事、不道德的事，甚至犯过罪。

在现实中，没有一个故事这么简单，无数的问题都起源于“完美受害者”的论调——

除非我们接受这一事实，并消除我们对幸存者和犯罪者行为方式的“先入为主”式的描画。否则，房思琪、李星星的故事，永远不会结束。

每隔一阵子，总会有绑架强暴案幸存者的自传译本出版……惊奇的是，她们脱逃之后总有一番大义，死地后生，柏油开花，鲤跃龙门。一个人被监禁虐待了几年，即使出来过活，从此身份也不会是便利商店的常客、粉红色爱好者、女儿、妈妈，而永远是幸存者。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ID：janelee1231），作者：江湖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