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我们如何跨过那条江

早上六点是捶芝麻的时间。沉重的铁臼、五公斤的铁杵，芝麻在闷而钝的击打声中爆裂，香味飘进冷面店二楼的卧室，把黄仁娜从睡梦中唤醒。顺着木质楼梯往下，是四十来平米的营业区，厨房缩在角落，临街那侧玻璃门对开，红塑料纸印作招牌菜的大名，贴在蒙了油的钢制把手上方。最顶端是黄底红字的招牌——“平安里冷面”。

捶芝麻是为了做韩式辣酱，再同香菜、花生、苹果片一起洒在冷面上，浇两大勺酸甜口的汤，用铁盆般的大碗端出来。朝鲜族视冷面为舌尖的图腾，佐餐的辣酱有祖传的地道制法。现在，秘方传到黄仁娜的妈妈尹福顺手里，为这间家庭餐馆打下了十几年的良好口碑。

“平安里”位于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城，夹在一众“延边风味”“民族特色”的招牌中间。尹福顺说自己早就记不清店名的来历了：可能是对那个北京街区的附会，也可能脱胎于古朝鲜的“平安道”。但对这已在鸭绿江北岸绵延三代的朝鲜族家庭来说，最贴近现实的理解或许只是讨个口彩。“可能和我爸有关系”，黄仁娜说，“他老走。”

最后一次“走”是在2014年。如汉乐府所载的古代朝鲜诗歌，公无渡河，公竟渡河，他搭上了再没回头的轮船。小小的“平安里”，被此后世界闻名的“世越号”吞没了。

走出去，走回来

“走”，就是去韩国打工。选择目的地不需要经过太多犹豫：距离不远、文化近似，再加上语言相通，连最大的生活障碍都被排除。

以1992年中韩建交为起点，大量中国朝鲜族去韩务工，大多从事韩国人回避的“脏（dirty）、难（difficult）、危（dangerous）”的“3D”行业。据韩国法务部统计，截至2020年1月，在韩朝鲜族人数已破70万，与中国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地吉林延边相当。

朝鲜族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在韩国找到工作，她们多数从事餐饮业，不少人干脆将赴韩打工称作“洗盘子”。人们候鸟般在边境线上穿梭：打工时住地下室攒钱，回到中国毫不犹豫地消费享受，被当地居民看作一种天经地义的生活方式。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市，酒吧、麻将馆遍布大街小巷，“一抬头就能看见三四家”。这个1748.3平方公里的县级市拥有200多家练歌厅，是“国内外知名的娱乐世界和不夜小城”。

与大部分出海务工者一样，“走”的动力来自口耳相传的造富神话：发达的大都市，卖卖力气便能赚到的高昂报酬，在家乡难以想象的生活条件，从炕头搬入楼房，享受地暖、抽水马桶和其他一切。“走”的终点也是一致的：赚够了钱，回国内的城市定居，或者把家人都接到韩国，从此离开乡村。

“我小时候，村子里十分之九都是朝鲜族，上中学后就只有十分二三了。”黄仁娜说，“不是汉族人来得多了，是朝鲜族都走了。”

去县城读书以前，她住在十七连——甘南附近一个小小的朝鲜族聚居村落。离那里不远的兴隆乡兴鲜村，在48岁的朴顺花的口中，“连狗叫都没有”。她和丈夫是村里最后一户朝鲜族人家。“平时都尽可能去附近镇子呆着。就是感觉太空、太冷了。”

兴鲜村里一块全国通用制式的碑石

朴顺花也“走”过。2006年与2014年，她两度去往韩国，在首尔西南部的加里峰洞（가리봉동）落脚。这里曾是工业区，遗留了大量简陋的廉价住房，如今成为韩国最大的临时工集散地之一。临时工多半是中国朝鲜族，不少人来自延边，韩国人遂将加里峰洞称作“延边街（옌벤거리）”，或者更直白些——“新中国城”。

加里峰市场前有一条胡同，长约500米，挤下了80多家餐馆、KTV、杂货店、麻将馆和酒店，中文与韩文的招牌错落而立。韩餐在国内遍地开花，加里峰洞的朝鲜族却在售卖烧烤、重庆火锅和麻辣烫，最受欢迎的饮料是“大绿棒子”——雪花啤酒。

朴顺花最常去的那家小店门口用中韩双语写着“家乡的味道”，提供豆皮和鸡架下酒。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整条胡同都会亮起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店家用音响放华语老歌和那些“很东北”的DJ舞曲，客人们围坐碰杯，用韩语或者东北话侃大山。

这些餐馆不太欢迎韩国人，一些店主会告诉他们，“这里的菜品不符合您的口味”。朴顺花觉得加里峰洞“是朝鲜族待的地方”，“周围的洞是韩国人的”。

会主动踏足加里峰洞的韩国人本就不多。他们使用单独的词汇称呼中国籍朝鲜族：조선족，认为这些人与诈骗、偷渡、黑帮、凶杀密切相关，加里峰洞更被视作危险、肮脏、无情的犯罪区。

韩国民众相信他们的排斥有客观依据。2012年与2014年，水原地区连发两起震动全国的碎尸案，“中国朝鲜族案犯杀人分尸”的残忍形象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印刻进了观者脑海。截至2017年，韩国网友编撰的《在韩朝鲜族人犯罪实录》记录了400多期罪案，但其中有大量被证实是假冒朝鲜族人犯罪。

据韩国警察厅数据，中国人犯罪率在韩国外国人群体中仅为中等，但民众的感知是更粗暴的算术题——中等犯罪率乘以庞大的在韩中国人数量，或许还要考虑韩国媒体对报道朝鲜族犯罪偏好的加权。

简单运算的结果是韩国民众对朝鲜族“带刀者”的印象越发深刻。2023年3月，首尔新林洞发生随机杀人事件，质疑凶手为中国朝鲜族的言论在网络上疯传，即使韩国警方指出杀人者为土生土长的韩国人，舆论仍未平息。

中国人占在韩外国人口的近一半，图源：KBS

歧视和偏见与日俱增。2012年，韩国电影《黄海》上映，主人公是一名来自延吉的朝鲜族男子，因办理妻子的务工签证欠债，靠麻将赚钱无果后，他接受了杀人委托，偷渡到了韩国。2013年上映的《新世界》，又有典型的“廉价延边杀手”，延吉更被描述为一个“开枪都不会引来警察”的法外之地。

2017年，蝉联票房冠军15天的《犯罪都市》上映，累计观影人次超过600万。这个主打暴力血腥的黑帮故事，被安排在加里峰洞“延边街”。抵制朝鲜族的韩国民众在光津区悬挂抗议标牌，质问“你们看到这个（电影）难道没有觉悟吗”。

朝鲜族不乏与这些“穷、土、凶、蠢的罪犯”标签抗争的努力。《犯罪都市》后，朝鲜族举行了小规模的抗议示威。同年，朝鲜族代表状告电影《青年警察》存在“朝鲜族嫌恶”，不服一审法院的“艺术创作自由”裁定，三年后二审胜诉，制作方正式道歉。但双方始终缺乏有效沟通的基础。

在韩国最大的网络社区Naver上，不乏如何鉴别这些在外貌上与韩国人无甚区分的“带刀者”的讨论：服饰、妆容、因长期从事体力劳动而产生的微妙的肤色差别，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标识——口音。

延边的朝鲜族大多来自如今朝鲜境内的咸镜北道，又受东北地域文化的长久影响，与绵软的韩国话相比，延边口音显得“豪迈”得多。但这样的豪迈口音并未增添亲切的印象，反而被视作底层人的象征，成为歧视的指向标。2016年，大二的沈慧美去韩国旅游，在韩工作的姑姑仔细叮嘱她一定要使用“韩语”。这让她感到愤怒：“在不影响正常交流的情况下，为什么我和我的朝鲜族亲人朋友在韩国不能说朝鲜语？”

但对长久以来奉行单一民族政策的韩国来说，朝鲜族始终是“汉江里的一滴墨水”。2000年，韩国颁布《在外同胞法》，其中界定“在外同胞”的标准并不强调血缘与宗族，相反更侧重国籍。毗邻的中国籍朝鲜族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高丽人被排除在外，旅欧、旅美的那些却得到了接纳——“有钱的叫侨胞，没钱的就是外国人。”

2004年，《在外同胞法》修订，三年后，《访问就业制度》出台。2008年，韩国政府正式向中国籍朝鲜族发布在外同胞签证，同时放宽合法入境务工条件，试图以此缓解本国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社会问题。

然而，“同胞”的界定牵涉复杂的身份认同，在朝鲜半岛，更有民族与国家的双重意涵。朝鲜语或韩语中的“我们（우리）”，是一个具有强烈共同体意识的代词，用来指代自己的家庭及宗亲，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则指代朝鲜民族或大韩民族。

界定与区隔人群的远不止血缘和江海，韩国对待“外籍同胞”的态度，不断受到一瞬三变的政局扰动。疫情开始，在韩中国朝鲜族数量有所减少，2023年仅剩65.6万人。疫情之外，仍有一系列事实可供管窥：2023年6月，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魁金起炫表示，将利用国会议员竞选承诺，限制在韩中国公民（持侨胞签证身份的朝鲜族）的投票权。7月，总统尹锡悦因支持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国内支持率暴跌，所属政党指责中国朝鲜族团体和在韩留学生散播“福岛污染水鬼故事”，以干预韩国2024年大选。

如此，韩国人的“我们”中或许永远也不会包括中国的朝鲜族，哪怕他们是“在外同胞”。同样地，朝鲜族的“我们”也不会包括韩国人或者朝鲜人。

更何况，即使自2012年起，韩国法务部进一步扩大了在外同胞的范围，大部分加里峰洞的临时工仍旧被排除在外。允许申请F-4签证的11类朝鲜族群体包括大学毕业生、法人企业代表、大学教师、年销售额达十万美元以上的个体户。只有高中学历、从事餐饮业的朴顺花知道，自己恐怕永远不会有享受在外同胞待遇的可能。她挣的钱够日常花销，也够回国过稍微好些的生活，但绝不能支撑她向上够到那个传说中的造富神话。

“走”是走不通的。

“我们”是谁

但在更早些年里，东三省的朝鲜族也是“走”过来的。

19世纪中叶，作为满族的发祥地，东北仍是渺无人烟的“封禁之所”。关内水旱频仍、朝鲜天灾不断，汉族和朝鲜族先民沿着不同的路线冒禁潜入东北，开荒翻土、种植水稻，在他们眼中的关外或鸭绿江北岸安顿下来。汉族的迁徙在清朝开禁后达到高潮，后人称为“闯关东”。

尽管“生活在汉人堆里”，对老几辈的朝鲜族来说，与半岛的纽带并没有那么容易断绝。许多生长于东北的朝鲜族年轻人依然知道自己父母的本贯：改革开放后，顺着血缘的连接，不少人与韩国的宗族恢复了联系。最早的“走”，既为务工，也为探亲。

“长辈们有一种观念，在看球赛的时候，如果是中国对上韩国，那就支持中国；如果韩国对上其他国家，就支持韩国。”朴美琳说。她出生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今年刚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她小学的教材收录着朝鲜族诗人李三月的一首诗，题目叫做《嫁接》：“忍受着嫁接的疼痛/迁徙到遥远的邻家/委身在别人的根上/竭尽全力生长/适应此地的土壤/配合此地的雨水/也迎合着此地的风/生叶/开花。”

朴美琳认为这更像是她父辈甚至祖辈的思想。对她来说，朝鲜和韩国都已经是“外国”，自己是中国的朝鲜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2015年，还是初中生的她赢得了在朝语中被称作“白日场”的作文竞赛，优胜的奖励是到韩国旅游二十天。

这是朴美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踏上朝鲜半岛的土地。在晃晃悠悠的小船上，朋友们用延边口音热闹地聊着天，撑篙的船夫兼导游操着标准的韩语，语调的差异鲜明而刺耳。当船夫说出“这么热情的接待，不是因为你们获奖，而是因为你们是我们的同胞”时，一丝尴尬与不适涌上了朴美琳的心头。是哪个词触到了神经呢，“同胞”还是“我们”？她并不确定。

更多始料未及的烦恼出现在上大学之后。离开延边来到北京，朴美琳进入了以汉族为主的社群。因为这个来自朝鲜半岛咸镜北道密阳朴氏的姓氏，身边人自然地将她视作韩国人。“我因此错过了一次午餐会的机会。”朴美琳说，“国际学生名额满了，中国学生还有空缺，但助教看到我姓朴，直接跳了过去。”此后，每次加入课程微信群，她都会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中国国旗的表情。

在延边，民族聚落的规模确保了朴美琳是环境中的“多数”。自治州有朝语学校和汉语学校，朴美琳上的是前者，除了语文和英语，都用朝鲜语上课。课本的封面和人教版一致，只不过“打开全都是朝鲜语”，当然了，“内容也是一样的”。她并不觉得这是什么特别之处：自己是会讲朝鲜语的中国人。唯一的区别可能只在高考上——“感觉朝语的语文卷子简单点儿”。

汉语和朝鲜语版人教版物理教材

她对自己的身份归属拥有相当的自信。无论在家庭还是学校，朴美琳都没有系统了解过朝鲜半岛的历史，对本民族的知识大都来自初中参加知识竞赛时硬背下来的那些题目。她觉得身边的朝鲜族朋友多半也是如此：“不会特别去了解，因为几千年的历史，是汉族的也是我们的。”

但在自治州以外，还有更多零星的朝鲜族小聚落。它们像是被抛洒的涓滴水珠，无声地将自己融入东北广袤的黑土地。

齐齐哈尔没有朝鲜族的大型聚居地，自然也就没有对应的民族学校，倒是因为离内蒙古不远，附近很多蒙古族自治州会设置蒙语学校。甘南县周遭确实有几个“鲜族村子”——这是当地汉人的惯用叫法，但被朝鲜族人视为蔑称——然而多半已经不剩几户人家，到了县城，那就是在汉人中间生活了。

比邻而居的日子长了，总会对彼此多些印象：朝鲜族节日多，每逢庆典，人们便聚在一起吃吃喝喝、唱歌跳舞；他们的农忙时节也更短——怎么都显得有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在县城上学时，黄仁娜从不主动提及自己的民族身份，尽管同学们都知道“平安里”，她也会带妈妈做的芝麻海带作午饭。会说朝鲜语吗？常用的回答是“不会”。上学讲的是汉语，读的是汉字，到她这一辈，即使不去刻意隐瞒，大家的朝鲜话也都七零八落了，多少带点小错。高中的历史老师建议她练练朝鲜话，作为日后的谋生技能，她的第一反应是抗拒。黄仁娜同样也不爱讲韩国和父亲的意外，有人说是因为“世越号”的目的地是济州岛。那是“玩”的地方。

必须要介绍自己的来历时，黄仁娜会说她是“朝鲜和韩国的中国孩子”——重音落在后半句，尽可能模糊地带过定语。她父亲本贯韩国蔚山，那里是韩国通往东南亚、东北亚的关门城市。母亲的家族尹氏在朝鲜曾地位煊赫，“据说是两班（량반/양반，即士大夫，古朝鲜的贵族阶级）”。她没怎么接触过父亲的族胞，母亲的近亲大多一同迁移到了东北。过去的事情都留在过去了。

舌尖，脚下

但语言的记忆足够顽固。先是普通话里的朝鲜语腔调，再是词汇。在提到亲戚的时候，黄仁娜很少直接说祖父祖母或者叔叔阿姨，更多的时候，她把他们称为“父亲的父亲”，或者“母亲的妹妹”。“我是跟着妈妈的妈妈长大的。”她说，“最小的时候，身边的大人都说朝鲜语，现在要用汉语称呼他们总感觉有些别扭。”

同样顽固的是对恶意的本能反应，比如朴美琳对“鲜族”的纠正，还比如“高丽棒子”——电影《黄海》中，朝鲜族男主角在延吉的麻将馆里被人如此辱骂，当场掀了桌子。这个称呼能同时惹怒韩国人、朝鲜人和中国朝鲜族：它攻击的是族群的血脉本身，无关乎国家或民族认同，无论他们走到哪里。

然而语言之外，还有太多习俗无法随人迁徙。城市占据了土地，浪潮卷走了村子里的居民，也卷走了民族文化赖以生长的血肉。第二次从韩国返乡后，朴顺花把自己惯用的打糕木槌和其他闲置农具收进了村里的小屋。她已经挥不动木槌了，朝鲜族的打糕也不再需要人们在舂里手工捣制。这间冷清的民房会对外开放，等待不知何时到来的访客，聊以展示仅剩的风俗。

朴顺花觉得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兴鲜村的学生只能参加汉语高考，该要早早去城里学汉字、说汉语，留在村里，总说朝鲜话，“耽误孩子上学”。

她唯一觉得遗憾的是碟子舞。在朴顺花十六岁那年的丰收集会上，她后来的师父顶六个盛了水的碟子，踏着节拍在风中旋转，朝鲜服层叠的紫色与黄色裙摆散开，露出最底层的红。这种“从师父的姑母，再往上又是姑母的祖母”传下来的近似杂技的舞蹈，是朝鲜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年轻的朴顺花和村里的朝鲜族姑娘们一起，顶着货真价实的瓷碗，一路跳到了哈尔滨。

二十六年过去，当年的舞蹈队里，只有朴顺花回到了故乡。伙伴们留在了中韩的大都市，或者省城，再次县城，碟子舞“突然变成了她一个人的事”。可是兴鲜村没有朝鲜族姑娘能当她的学生——就算她早回来十年也没有。要是在延边，她不用愁这个，那儿也确实有人把这功夫传了下去。但在兴鲜村，碟子舞没了就是没了，等朴顺花也走了，连地图上标记朝鲜族的点或许都要少上一个。

朴顺花在指导动作

她还是把舞蹈队重新建了起来，哪怕自己是队里仅有的朝鲜族。学员都是汉族小姑娘，照样用红色蝴蝶结扎着麻花辫，表演服的形制倒是辨不清了。她们在朴顺花家的院子里列队，一边练习，一边取笑脚底拌蒜的伙伴“毛愣三光（东北话，指做事不稳当）”。不太熟悉智能手机的朴顺花发了条朋友圈动态，四个姑娘站在视频画面中间，她自己在角落，大家一起扭着大秧歌。

离开鸭绿江、闯出东三省，民俗更是与族群一样零落，“越走越忘，越忘越走”。但传统的拉力依然存在，即便进入都市，朝鲜族还是试图维持起码的民族特性。

在北京中心城区的东北角，望京成为了韩国人与朝鲜族在首都的聚居地，人们不止经营餐馆，还有电商、服装、美妆或者杂货。二十岁的“白羊卷”在这里遇到了挚友“美美子”，各自有了孩子后，她们将大码服装工作室迁到了廊坊。“白羊卷”这个网名来自她的发型，夸张的蓬松爆炸头，配上泡泡袖连衣裙，让她在外表上完全融入了现代都市。

但在离故乡千里之遥的这片土地上，日渐式微的民俗仍有着出乎意料的强大力量。它让“白羊卷”和“美美子”有意识地选择了同为朝鲜族的丈夫，即使“族外不通婚的传统不再是强制”。它也让两人为孩子选择了朝语早教书，画着鸭子和老虎，摆在拥挤的工作室的墙边。屋子中间成堆地放着批发自韩国市场的服装，等着两个女人为它们拍摄宣传视频，孩子哭起来，“白羊卷”回头向他许诺：“아가（宝宝），아가（宝宝），엄마（妈妈）今天只拍三套就完事。”

“白羊卷”和“美美子”的女儿在拥抱

舌头始终是迁徙者最长情的器官，证据是语言，抑或是饮食。甘南县“平安里”的同行到底还是开到了北京、开遍了中国。据传源自高丽时代的冷面，像是其他所有民族混居地区发生的那样，保留下适应当地生活的那一部分，加入了汉族人的食谱。

在东北，哪怕没有尹福顺继承的辣酱秘方，比姥姥辈更往上，所有的汉族女人好像就已经都会做冷面了。传统的朝鲜做法要用荞麦或小麦制成干面条，在凉水中泡软，再佐以各色食材。流入汉族村庄后，酸甜口的惯例虽得到了保留，热汤终究还是浇到了冷面上。

到了各族杂居的城市，人们发明出了将工业生产的面饼直接烤熟、卷起、切断的吃法。尽管有人信誓旦旦地宣称这是“自己高中门口小吃铺老板娘琢磨出来的”，烤冷面的具体诞生地已不可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比原生态的冷面更为风靡，带着朝鲜族的智慧，飞入了全国的夜市与食堂。

而人总能比烤冷面走得更远。

部分人物使用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新时报 （ID：qingxintimes），作者：邱雨诺、戎渐歆，责编：奚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