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城市边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摩登中产（ID：modernstory），原标题为《颠簸的年代，消失的城》，文章有部分删减。

一

贾平凹人生第一次到西安，被城中心塔楼的金顶晃花了眼，自称要被吓昏了。此前二十年，他的人生是荒岭、土坝和农田，大城对他而言，是云上的世界。

他去西北大学报到，原本专业是火箭，出发前才改中文。报到第一天，他去厕所，又慌张退出。厕所里都是柜子，他以为走错了，直到柜子中出来人，他才知城里的厕所有隔间。

那个年代，相比小城，大城有着光鲜的生活，也正因此，充满别样的魅力。

1981年，北京站出站通道尽头，挂着一面稀有的灯箱广告，上嵌钟表，写着“欢迎您到北京来”。那是日本西铁城的钟表广告，却一不小心成为进京的图腾。

作家刘心武在《钟鼓楼》里写道，灯箱朦胧的光落在铺满瓷砖的长长地道内，那是城市之韵。几年以后，黄光裕就踏着这梦幻的光，走出北京站。

出站他坐了一辆三轮车去旅馆，三轮车转了好久，到地他付了1元钱，第二天出旅馆，才发现北京站就在眼前。他并无被骗的懊恼，反而呆立站前，觉得大城如迷宫般无边无界。

沙溢呆立的地点则在天安门前。他1990年第一次进京，在天安门站了半小时，“天安门原来这么大，这么宏伟”。

同样想看天安门的姚晨，那年还在福建南平读书。后来她被舞蹈学院选中进京，和父母分离时只顾笑，一滴眼泪也没流。

那年前往大城市并非易事，绿皮火车让所有旅途都如朝圣。

朝圣漫长又艰辛。董卿第一次去上海时，睡在火车座椅下，一觉醒来，窗外上海恍如天堂。

贾樟柯则连坐火车的机会都没有。他初中学会骑自行车后，第一件事就是骑车三十里去看火车。他电影《站台》中写满了远行的渴望。没坐过火车的年轻人，穿行暗夜，模仿火车汽笛长鸣声。

遥远的路程，让前往大城市充满仪式感，进城的人不愿再离去。

第一次进上海的郭敬明说“上海是华丽的巨轮，是我没接触过的世界”；第一次进北京的罗振宇说，“我能不能在这大城市拥有哪怕一盏灯？”。

90年代，罗永浩游荡大连、长春、天津和北京，“每去一次大城市，回来都觉得家乡特别无趣，特别没意思”。1997年4月1日，中国铁路第一次大提速，此后十年六提速，绿皮火车隐入乡野和民谣，高铁风驰电掣。

大城不再遥远，便不再神秘。越来越少人将去过北上广，当作炫耀谈资。

城市的边界渐渐隐去，取而代之是一个个新的城市集群。

那些工作在上海，睡在苏州的人；那些在天津吃完早餐，到北京国贸开会的人；那些用3个小时飞越南北的人，早无当年前往大城的惶恐和兴奋。

大城不再是云上的世界，只是停留的一站。

二

1999年夏日某一天，17岁的大鹏背着木吉他，和朋友离家出走。他们在旅顺混进了一个旅行团，在金州看了场甲A，最后下榻大连一个录像厅。录像厅外，正建高楼，那天雾大，大鹏仰着头，觉得那楼一直修到了天上。

大连街头都是他没听过的音乐，满街女孩都穿着时髦服装，回到家乡集安许久，他梦中都是那座彩色的城。小城的日子单调无色，大鹏想练吉他，得求表叔在长春买教材寄给他。

那些年，大城掌控着文化的潮流，流行传导总有滞后。

当大鹏还为淘到Beyond旧磁带欢呼时，北上广的发烧友已玩起了打口碟。上海的碟贩们，在黄昏后行动，纸盒箱内装满简装CD。十元钱，就可买美国乡村音乐精选和《007黄金眼》电影原声。而在北京鼓楼，大张伟听着打口碟长大，他在学校组了乐队，并留下北京孩子都打过大张伟的传说。

大城的骄傲，底气曾是潮流的领先。

大城流行真维斯T恤时，小城还在流行蝙蝠衫；大城玩PS游戏机时，小城刚普及小霸王；大城年轻人在BBS解构《大话西游》时，小城还没有网吧。

1997年，韩流来袭，北京青年穿上肥大衣裤，染出酒红碎发，满城尽是快节奏韩歌。

那一波韩流在大城消退后，缓慢传导至小城，最终异化为杀马特。葬爱、残血与皇族，盘踞在QQ空间，释放着乡镇少年的荷尔蒙。

欧美的朋克风，日本的视觉系，从大城遥遥传来，最后都沉淀为杀马特的妆容。

在广东梅州，12岁的罗福兴，抹上紫黑口红，用三罐发胶支棱起《七龙珠》怒发，拍下那张著名的“暗黑系自拍”。他是杀马特的创始人，当年有人说他时尚，他上网搜时尚，搜到单词Smart，点旁边喇叭，听音写下了杀马特。

杀马特风在劲舞团中流行了许多年。

那些敲打键盘的年轻人长大后，才发现流行的滞后终于不见。人们收着同一条推送，看着同一榜热搜，B站排山倒海的弹幕中，谁知是来自大城还是小城。

有时，微博上一组图片，便能如蝴蝶翅膀，扇动起一场流行。大城不再是流行的起点，所有人都在潮流之中。

2019年9月，周杰伦发布新歌《说好不哭》。一夜间，千万网友挤崩了QQ音乐服务器。12小时内，新歌已飘至天涯海角，传遍大城小城。

三

十年砍柴在小城读书时，音乐老师脚踏风琴，教了首歌《美酒加咖啡》。美酒他能想象为家乡的米烧酒，然而，咖啡是什么？满城都没有卖过。

大城小城，原来有着清晰的消费界限。

大城商超中，总有舶来新品，品牌是生活的尺度；而小城百货中，货品有限，廉价是基本的规则。在GDP狂飙那些年，大城对品牌的推崇，一度演化为消费狂潮。

2007年，北京新天地百货开业，特设了一个长208米、宽150米的名品橱窗，CHANEL、GUCCI、PRADA等品牌陈列其中，高傲而不可侵犯。

当年，中国奢侈品消费达80亿美元，仅次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时任中国统计局副局长的邱晓华称，小城和大城相比，消费足足落后十年。

那年的贺岁电影中，张柏芝扮演的购物狂，婴儿时被遗弃在商场范思哲和阿玛尼交界处。长大后，她痴迷用名牌塞满生活，哪怕负债累累。荒唐的人生中，尽是时代的影子。

随着经济大势的变化，狂潮渐渐降温，大城和小城的消费差距，逐渐弥合。大城中人，开始流行实用和极简，而小城中人，则开始追求更高品质。

2010年，GUCCI在郑州、贵阳和太原连开5店；LV也落地青岛、厦门和长沙。凯迪拉克向三到五线扩张，H&M在东莞开店微博下，淮安、洛阳和宁夏网友纷纷留言，询问新店何时到来。

消费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五环内外的世界，两种消费观正在靠拢。

疫情抹掉了最后的距离，大城的矜持，小城的亢奋，最后都化为务实。大城白领，不再收集高级口红，开始看不惯一杯奶茶要30元。小城女孩，不再追求名牌鞋子，卖掉成套玩偶，寻找起网店的兼职。

广告牌上写着“三亿人都在用”的下沉电商平台，用户数已变成六亿。

那些端坐CBD办公桌前的白领们，开始研究起补贴的艺术，颠簸的年代，省钱实惠第一位。而广袤乡镇的农民，借助平台卖出千亿农产品，直接送入大城之中。

五环被抹掉了，城市不再代表身份。大城不再高高在上，小城不再遥远荒僻，没有流行滞导，亦不需多套商业逻辑。

所有人都已裹挟在同一浪潮之中，面对同一个时代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