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GDP目标无意义，中国经济拐点已出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网易研究局 （ID：wyyjj163），头图来自东方IC，原标题为《贺铿：设GDP目标无意义，中国经济其实3月已经出现了拐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2020年，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冲击，目前全球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但世界经济是否已经适应了新冠肺炎冲击带来的波动？世界经济未来会如何发展？网易研究局近日专访了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贺铿。

以下为专访精编：

如何看待疫情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

网易研究局：疫情蔓延导致世界经济受到冲击，你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看法是什么？经济的底部又在哪里？

贺铿：我对世界经济未来走势总体上比较乐观。这可能跟有些经济学家差别比较大。因为判断新冠新冠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我的出发点不一样。一般经济学家是从经济危机的角度分析新冠疫情，但我认为新冠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外在的，不是经济内部有问题，对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

我跟有的同事聊天的时候说，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就像台风对于生态的影响。前年“山竹”在广东登陆，那天晚上，“山竹”登陆时我住的地方简直都要被它卷走似的。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散步，风平浪静。再一看这个街景，满目疮痍，树断的断，甚至有少数树被连根拔起。看到那个景象我当时以为没个十年、八年可能恢复不了。但是，半年后我再去深圳，我简直就找不到当时“山竹”破坏的痕迹了。那些受到影响的树，经过园林工人修剪、扶植之后，又郁郁葱葱了。

我认为新冠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和台风对街景的破坏差不多，是外在的一种力量。所以，新冠疫情过去之后，经济应该不需要很长时间就可以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如果国家原来的经济没有问题，经过“经济园林工人”修整而得到恢复后也没有问题。如果原来就存在经济问题，那新冠疫情过后也解决不了，甚至有可能加重，只能按照原来的方案好好治理。

世界经济在疫前没有大问题，所以我对世界经济比较乐观。现在看来，我对世界经济更加乐观。因为世界各国采取的“修整措施”，我觉得很得力。有人很担心美国的“直升机撒钱”措施会引起通胀甚至金融危机，我认为不会。美国采取的措施没什么大问题。仔细一想，美国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新冠疫情一开始，对投资者造成心理恐慌，美国股市一落千丈，不到10天4次熔断。所以，有些经济学家很悲观，担心出现1929年式经济大萧条。我当时就认为不能这么分析，认为1929年式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

现在看来，美国采取的措施比较符合国情。由于措施比较得力，金融市场很快就稳定了。现在美国的新冠疫情也趋向稳定，美国政府也在考虑加快复工复产。因此，我认为美国的经济不会有多大问题。

 网易研究局：未来世界经济如何恢复，有的人说是“V型”，有的人说是“U型”、“W型”、“L型”，你觉得是什么样的？

贺铿：我认为这些型都不一定对。我描述新冠疫情后的经济恢复情况，应该像老师给学生批作业时打的对号差不多。下笔的那一下很陡，下得很快，影响明显。但是上升的时候，它不会太慢，对号挑起来的那一边，斜率也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新冠疫情后的经济趋势大概是这么一个“对号”的形式。

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很不乐观，3月份的数字相对好一点。有人问我什么时候中国经济将出现拐点，我说3月份已经出现了拐点，现在正在慢慢往上爬坡。爬坡速度得看我们“园林工人”的“修剪”措施得不得力。

网易研究局：有学者担心疫情是否会反弹，这是否造成经济的再一次冲击？你怎么看？

贺铿：疫情是否反弹，这个谁也不能说定。但是我对于疫情情况的发展还是比较乐观。我认为它应该与一般传染疾疫差不多，是“自限性疾病”，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在3月份的时候，我曾经呼吁，不要把中国的疫情情况说得那么悲观，不利于复工复产。事实上2月5日中国疫情已经出现了拐点。后来，因为湖北武汉换帅，用了一个新的检验方法，即用CT来检验。那一天新增疑似病例突然冒出一万多。但我认为，这在统计学上是一个“野点”或“奇异点”，是不在规律之内的点。我当时断定中疫情3月份是稳定期，4月份应该疫情就该结束了。而现在4月份确实没有完全结束，主要是没有想到国外疫情那么严重，对中国的输入性病例增多。我们采取的措施是非常得力，问题不是很大。现在国内的疫情接近了尾声。我当时的判断认为中国的经济在第二季度应该是上升趋势，这个估计我认为目前也没有错，数据可能没有当时想象的那么乐观。

网易研究局：疫情目前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控制，进入了平台期。你觉得世界经济是否已经适应了新冠肺炎冲击带来的波动？

贺铿：我认为不是经济适应了新冠疫情，经济和新冠疫情还是两码事，谁也不会“适应”谁。因为新冠疫情趋于稳定，人们的恐慌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了，希望复工复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再加上政府采取得力措施，经济得到慢慢恢复。

美国的措施力度恐怕比中国要大太多了，有的人担心美国放水那么多，是否会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并不担心。美联储加大流动性是经过了多位专家考虑、计算出来的。而且他们采取的实施办法是渐近办法，边放水边看，不是一下子就大水漫灌。我很欣赏他们这样的办法，是比较稳妥的。

3月11日，华尔街股市收盘大幅下跌,来自东方IC

更重要的是看美联储资产负债扩表中的资产是不是“硬”，信用高不高。我认为他们的信用相对比较高，只要这一点不出问题，就不会引起大问题。有人担心引起通货膨胀，我认为这个也不会发生。因为美联储的钱主要用于购买债券、股票，并没有进入个人的消费环节中。因此，它不可能对市场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我认为通胀问题也不用担心。

但是美国议会通过2.3万亿的财政决议，据说还在追加3万亿方案。我对这个情况有一点担心，因为这些钱会进入市场。这些钱要么用于补助困难职工、困难居民，要么用于补助困难企业保证复工复产。2.3万亿相当于美国一年GDP的10%左右，这个数量已经很大了，我认为基本可以对冲疫情形成的损失了。如果再加3万亿，就有可能形成通胀。我觉得这一点，他们应该要加强分析，我们也要密切关注。到时候我们可能要防止输入型通胀。

网易研究局：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目前是最佳的救市方案吗？

贺铿：美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这个动作确实很大，但是中国跟着它学可能行不通。因为中国的体制机制和实力跟美国都不同。

我在肯定它们的纾困措施的同时，也对它们可能产生的问题存在担忧。我倒不主张中国像美国一样，因为两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的监督机制跟美国也不一样。美国怎么用财政的钱，是需要议会同意的，而中国缺乏监督的硬约束。所以，中国政府应该提倡过紧日子，根据实际的需要来用钱。财政积极有为也要有度。

我认为，政府提倡的“六保”当中，第六保是要保基层运行。基层运行，实际上存在财政困难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要考虑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要精兵简政，这个问题要不断地解决。

网易研究局：相较于1929年的危机，今年的经济是如何克服世界经济的脆弱性的？你如何看待经济的反脆弱性？如何增强经济的韧性？

贺铿：这次新冠疫情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与1929年经济大萧条根本不同。美国尽管存在经济问题，但没有之前那么严重的经济问题。1929年经济大萧条是经济自身出了问题，收入分配差距非常大，消费能力非常低，生产过剩，金融的投机性又很大，股市泡沫很大。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股市崩盘引发经济溃盘。它不仅是影响了美国一个国家，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受到影响。但是，今年新冠疫情没有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情况与1929年不同，那么怎么类比？

我认为所采取的措施，中国、美国可能不太一样。世界上出现了逆中国化，许多国家跟着美国不支持中国，反对中国，再加上美国企图与中国脱钩的思想也非常明显。比如，9国央行互换货币没有中国，互换的货币币种也没有人民币。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我们要高度地注意“逆中国化”现象，这对于中国经济恢复的影响比较大。但是我相信，面临的困难虽多一点，恢复的时间可能稍微长一点。中国最终走向比较独立、比较健康的这一段路应该不会很远。

为什么世界经济恢复的会比中国快？我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想法。第一，中国媒体在分析世界经济时，舆论甚至常用的语言都是向坏的描述。但实际上，世界经济损失没有媒体宣传的那么严重。美国、日本的经济，目前恢复比较好。欧洲经济也在恢复之中，尽管比美、日经济差一点，但是没有太大问题。“金砖五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的经济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世界经济总体情况要比中国好一点。

中国的经济确实遇到了不少困难，这与我们的宏观调控方法有关。中国最终需求率太低、资本形成率太高，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大，所以内需严重不足。调整分配结构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我们总是把GDP的增长看得太重，却没有真正把我们经济结构失衡的时代问题认真治理，比如相对减少一些投资，从而让资本形成率慢慢降低一点。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想办法提高居民的收入增长的增速，让最终消费率慢慢提高一点。努力改善GDP的分配结构，才是“医其受病之处”。经济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也需要办法。

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旦经济下行，有些人就拼命呼吁要扩大投资，而不管经济结构以及经济问题的矛盾在哪里。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很好地理清思路，慢慢地把我们的经济调理好。我们有一些部门在这些方面、在管理上没有起到真正的好作用。

如何看待今年的经济形势

网易研究局：你觉得今年GDP目标还重要吗？

贺铿：GDP目标不是重要不重要的问题。对研究经济，特别是做过统计的人来说，我认为GDP应该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综合性的指标。这个指标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世界各国用它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因为没可以代替它的更好指标。

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把GDP当作一个目标追求，而不是把GDP所代表、生产出来的东西合理使用，造福于老百姓。不顾环境，不顾质量，一味地追求GDP越高越好。各个省、各个市互相攀比，把GDP当作一个政绩来衡量，这样方向就偏了。GDP这个指标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是一味地追求GDP从而迷失了方向，那就有害无益了。

二、三月份时，我主张不设GDP目标。因为疫情和经济以及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等，变数很多。所以，我认为，把“六保”做好就是今年的主要目标。

要设GDP目标，我觉得意义不大。而且今年的GDP的增长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虽然有大致的看法，但是我并没有太大的把握。一季度的GDP增速是-6.8%，二季度最好的情况，我估计最高也就是2%。三季度可能到4%、5%。四季度可能达到6-6.5%左右。如此一来，平均四个季度的GDP增速，恰巧就等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今年GDP增速1.2%的预测。

所以，设立GDP目标，我认为意义不是很大。我希望通过两会，各省的领导、两千多个代表心里都清楚中国当前的主要工作是“六稳”、“六保”，要做好这个工作。把这个工作做好了比什么都有用。

网易研究局：你如何看待今年的就业压力？如何解决今年的就业问题？

贺铿：今年的就业压力压力很大。要实现保就业，前提是要稳住企业，扶持中小微企业。减税政策要继续坚持，哪怕财政再困难，这一点也要坚持。所以，稳企业要放在首位。

在稳企业的过程中要有个导向，哪个企业吸收的就业越多，给它的支持就应该越大，不要“撒胡椒面”。哪个企业的产品有市场，能够吸收比较多的职工，那就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它稳住。要稳住这些企业，在资金上就要支持。可以通过贷款帮助它疏通一些关系，帮助它们恢复供应链，不拓市场，还要帮助它们重新构建产业链。解决这些具体的困难，可以让企业的日子越来越好。

所以，现在不是GDP的问题，而是如何休养生息的问题。休养生息就是让企业强、百姓富。要做这个工作，可能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只要企业强、老百姓富，中国的经济就会发展得很好。中国有14亿人口，市场潜力很大，外贸再困难，我们的产品是有销路的。

网易研究局：你如何看待消费今年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贺铿：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当中，居民的消费是最重要的。不只是今年，年年都应该是这样。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居民的消费。经济学家们好像都忘记了，我们的生产目的是什么，我们发展生产究竟为了什么？

5月19日，武汉某五星级酒店外开起了大排档，来自东方IC

要刺激消费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就是给居民增加收入，尤其是给生活困难的居民增加收入，提高他们的社会福利，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收入差距小一点，收入增长之后，大家就有了消费的积极性和消费的冲动。收入越是增长得很慢，物价又在上涨，居民就越不敢消费，保证基本生活都有点困难，还要求居民提高消费品质、消费质量就是空话。所以，这些口号喊得不对。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基础动力。居民的消费不增长，企业的投资就不会扩大，为什么不会扩大？企业生产的产品卖不起价，卖不出去，再扩大怎么办？所以消费决定了企业家投资的基数，居民消费增长，投资才会真正地增长。

外贸出口是另外一回事，这要看产品的质量怎么样，要看在世界各国，中国的信誉怎么样、形象怎么样，还要避开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于中国出口的阻碍。但我相信多数国家对中国还是友好的态度，中国的产品应该还是有市场的。

网易研究局：发放消费券和发放现金，你比较看好哪个？

贺铿：相对于发放消费券，我赞成直接给居民发现金。直接给困难群众发钱，比较见效，居民可以拿着这个钱解决他需要解决的生活问题，他可以到市场去买他需要的东西，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措施。但是现在发放的消费券是什么？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发消费券，向谁发、发出去以后只能买什么东西、只能在哪里买，这里面就包含了许多“猫腻”、许多限制，实践证明，这个办法不好。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个人意志。

发放现金，首先选择的人群应是找不到工作、失业的这部分困难群众，要根据他困难的大小来针对性分类发放。所以，应该先把这个底摸清楚，做到雪中送炭，精准发放。不搞形式主义，也要搞商业性炒作。

网易研究局：你怎么看待基建投资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贺铿：对于基建投资，我主张相对的压缩基建。因为我们的钱总归是有限的，要帮助快要破产的中小企业纾困，帮助失业的、找不到工作的人解决生活困难，都需要钱。两边都要钱，其中总要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我认为，“铁公基”这一套，应该说已经烧了不少钱了。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支线机场建设，在世界上还是拿得出手的。但现在己经超经济发展水平太多了，可以少搞一点。至于新基建这个概念，我看了许多人的论述，仍觉得不是很清楚。首先，国家要发展人工智能，我双手赞成。中国在这方面太落后了，要把“中国芯”发展起来，我也双手赞成。这对于加强经济的发展的后劲是非常必须的。另外，发展一些相对落后的比如改造输电网，改善电力的发展，我也很赞成。至于大数据、云计算，我认为我们需要先把它真正搞清楚了，再来办，不要炒概念，也不要被一些所谓专家忽悠。因此，对这方面我不是很支持。先要研究清楚，没搞清楚，匆忙建设，这一点我一直不赞成。

网易研究局：你怎么看待当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

贺铿：对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我一直是一个反对者。2008年，我认为四万亿刺激计划，存在“三个一点”问题。

第一，我们的理论研究少了一点。许多提法没有理论依据。当时明明经济在下行，还要提“防过热”、防“通胀”，外汇储备还不到1万亿美元，就高喊外汇占款太多，基础货币太多，要防通胀。都是没有深入进行理论研究的表现。

第二，见事晚了一点。明明经在下降却说过热。明明珠三角、长三角许多企业倒闭或外迁，却说可以“腾笼换鸟”，看不到已经出现的问题。

第三，急了一点。当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就急得不得了。不冷静研究，一下子就出台了一个“四万亿”刺激计划。实际上，四万亿这个数字只是个说法而已。这个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实际上执行了多少万亿？我们说不清楚。

所以，盲目运动式的搞法，给经济带来的损害已经不是一次了。我认为，一些管理部门的官员应该总结一点经验教训，不要轻易发布多少万亿的刺激计划，对后果要负责任。现在中央也认识到，我们现在经济之所以下行，主要是“三期叠加”形成的，三期叠加中就有前期刺激政策的影响的“消化期”。十年还没有消化完，这个教训还不深刻？

当前的新基建有可能在重走以前的老路。我之所以说有可能，是因为新基建的范围搞得很复杂，它其中有一部分是该办的，有一部分是可以缓办的，有一部分是现在可以完全不办的。要厘清思路，不要炒作概念。

网易研究局：你如何看待当前争论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措施？中国应该实行吗？

贺铿：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我主张推行这个办法。我担心中国的机制不适应，因为中国的央行跟美联储完全不一样，它不是独立于政府的。美联储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议会，由一批有实践经验、理论水平高的专家组成，而中国的央行不是这个情况。既然中国的央行不独立，当国家钱不够用时只好发债，而发债不由社会资金来买，而由央行购买，这时财政部也不负责还这批债务了，这样的方式产生的后果，我确实比较担心。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法》在法律层面不允许财政向央行透支，如果需要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话，那么就需要人大把相关法律更改一下。但是现在中国还没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不管是立法问题，还是过去形成的制度性问题，我认为现在不宜突破。但是，在现在的困难情况下，货币政策要宽松一些，财政赤字也应该大一些。否则，现在失业者这么多，企业面临的困难这么多，防疫的过程中消耗那么大，要解决这些问题，总需要钱。没有钱都是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