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与拼多多

1974 年，美国《财富》杂志评价新加坡：“这个国家的管理方式，很像一家公司。”2017 年，黄峥说，“（拼多多）要做电商界的新加坡。”一个主权国家，一家商业公司，这两个原本不搭的人和事，竟然有很多相同甚至相交之处。

新加坡街头（南七道摄）

双面领袖

在李光耀和黄峥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处于两个极端的双面性格：既脚踏实地，又着眼未来；既心态开放，又决策专权；既身段灵活，又固守原则；思想天马行空，办事现实主义；对跟随者极度严厉，但又给予丰厚的福利。

1960 年代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积极吸引外资，建立高效开放金融系统，同时关闭了两家批评政府的报纸，威胁要驱逐大通曼哈顿银行高管。

李光耀给新加坡民众提供廉价的住房，实现“居者有其屋”。他鼓励新加坡人勤奋工作，制定严格的工作生活指导方针，管制工会权利、工人工资的涨幅，以保证劳动者的效率和纪律。甚至对大众吃口香糖都要进行严厉处罚。

李光耀打造了亚洲卓越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人才。但不鼓励独立思考，不允许批评政府，他把新加坡变成了经济强国，但被批评牺牲了大众自由。

李光耀任人唯贤，打造高效优秀的政府管理团队，主张勤奋、廉洁、节约，严禁炫富。同时他知道，丰厚的收入才能让有能力的人在政府就职，同时让公职人员建立商业意识。根据《财富》杂志报道，在 1970 年代，在企业担任董事的新加坡官员，每年最高可获得约 5万美元的综合报酬。

李光耀把务实主义发挥到极致。他曾说永远不建立赌场，但后来食言了。被人质问时，他说我以前错了。这很正常，因为要灵活调整，要适应时代。

李光耀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既不是盲目搬运西方低效的民主。也不是教条式地追求毁灭性的平均主义。他天才式地把高效、透明开放、管制和共同富裕有机地结合起来。《财富》杂志在 1974 年，称他是“独有的务实社会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和纯粹的机会主义的混合体。”“李光耀的统治方式，就像新加坡公司的独裁首席执行官一样。”

而黄峥也有相似的一面。我把黄峥 2015 年~2021 年的原创文章、财报会议沟通，部分相对专业的媒体访谈，总共 200 多页，反复看了三遍。黄峥既是务实的一个企业家，又像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哲学家。

根据《财经》晚点等媒体的报道，在拼多多上市后的全体员工会，员工提问：

第一个问题：“上市了会有双休吗？”黄峥回答：“没有。”

第二个问题：“（上市后）有期权吗？”黄峥回答：“没有。”

事实上，拼多多在上市之前的 2015 年，曾经授予高管和员工大量期权，期权每年归属 25%，4年后完全归属员工，但又加了3年的锁定期，实际要7年后，才能卖出套现。其它如字节、阿里、京东等都不超过4年。

但同时，拼多多的薪水在业内是最高的，平均薪酬比同行大厂高出30%，有些岗位的薪酬待遇更是直接翻倍。根据猎头的资料，D2-1级别的应届生，工资收入60万，最高能拿到近100万。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就是为了整体高效的运转，着眼于未来，而不是现在，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即使是短期的诟病和不理解。就像拼多多投资人段永平说的“看十年”。

刘强东在称呼他的京东同事时，喜欢用“兄弟”这个词，充满豪放的江湖侠义风格。但这样的词，不可能从黄峥的嘴里说出来。他就像一个冷静而专业的科学家，永远不会提水变油的故事。黄峥拥有拼多多46.8%股份，是最大股东，还有超级投票权。拼多多员工说黄峥“说过的话、做过的决定说一不二。”

黄峥说“创业第一年就有一名运营因为贪腐被送进监狱，当时我还辞退了三分之一的运营。拼多多未来会从人工选品到全部由算法和机器来选择。”他相信制度，而不是人性，李光耀也是如此。

拼多多的文化一直是“本份”两字，这也是段永平一直强调的。但是拼多多的“仅退款”功能，却饱受商家和媒体诟病。

黄峥在 2017 年时，曾经写过一篇“把资本主义倒过来”的文章。里面解释了拼多多的生意的原理。大概逻辑是：传统的保险，是富人卖给穷人，促进了财富从穷人向富人的转移，进一步放大了资本的力量。穷人向富人借贷，再去消费，生活成本远高于富人。于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拼多多的逻辑是倒置过来的，穷人卖保险给富人。一批普通消费者，联合一起拼单，集体向同一个工厂主下单，获得一定的折扣。这其实是富人（工厂主）向穷人反向购买保险，从而保证自己生产的确定性，穷人获得了优惠折扣和商品。在他看来，“这是质的区别。”

李光耀和黄峥最大的差别是担任一把手的时间。从1959年到1990年，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31年，67岁退休。和李光耀不一样的是，黄峥并不留恋一把手的位子，拼多多成立仅 5 年之后的2020 年 7 月，黄峥卸任CEO。又过了8个月，2021 年 3 月，黄峥又卸任了董事长，同时放弃了超级投票权，这一年他才41岁。提前卸任，看似是影响力的降低，实际上是对自己建立的团队管理文化，对自己充分自信的体现。在这点上，黄峥非常不一般。

但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做了自己觉得合适的事情。但这样的人，注定会极度孤独。

长期和短期

他们都为了长期利益，追求短期的高效。这听起来很矛盾，但只有极少数人能理解和做到，而且分寸极难拿捏。追求高效的第一要诀，就是时间成本不能太高。不能花太多时间在流程和讨论上。无休止的讨论将会陷入到民主的内耗中。为了实现所谓民主，所付出的代价，远超过实现民主后的成果。最大受益者是部分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人，而不是大众。这就是民主的悖论。

但如果忽略流程，一味追求高效，失去平衡，可能陷入短视的独裁，造成毁灭性后果。这就需要高超的平衡。有学者称李光耀是“柔性独裁主义”。

亨利·基辛格评价说：“李光耀的愿景是，一个国家不仅要生存下去，还要通过卓越而获胜。卓越的智慧、纪律和独创性将取代资源。”

不管是新加坡，还是拼多多，从创业到发展，都是在搭建平台，完善设施，制定规则，吸引商家和用户，完成交易和服务，赚取利润，解决纠纷。它们的生意都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

新加坡上半场卖的是位置，做的是国际贸易和流通的生意。当时的优势是无可取代的地缘位置，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亚洲与大洋洲，是全球国际贸易的最重要节点之一。全球的公司、资本、商品在这流通和交易，相当于电商的流量红利。新加坡通过流量赚取巨额利润。

下半场卖的是安心和信心，做的是制度和资本的生意。由于国际环境变化，地缘政治和大国冲突，这时优势是制度信心和财富安全。让人和钱敢来，安心投资，放心置业。

黄峥在 2018 年接受央视访谈时说，电商的上半场是流量之争，招募商家，卖商品给用户，本质是信息交换。但随着获取流量的成本越来越高，这个套路已经过时了，不会长久。拼多多是电商的下半场，目标是“按人匹配商品，为消费者提供快乐和性价比高的产品。”“未来的拼多多应该是一个现实和虚拟相结合的 Costco 和迪士尼的结合。”不仅是消费，关键是开心和快乐。而管理这些的，大部分是技术手段，而不是人为干预。换句话说，拼多多的下半场和新加坡一样，重点也是制度和人心。

有边界的集权

新加坡刚成立之初，强敌环绕，连饮用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购买，这样的生存环境下，李光耀必须集权，同时为了平衡，为了发展经济，适应市场规律，他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主动请欧美跨国公司的主管，担任政府经济发展局的顾问，学习如何管理企业，而不是逼迫企业服从政权。

新加坡的淡马锡、新加坡航空等国有企业，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公司代表。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隔离” ，政府只是作为风险投资人的角色，只出资，有控制权，但不干预管理。新加坡国有企业率先建立董事会、独立董事制度，建立严格的破产机制，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营。

尽管要求政府官员廉洁奉公，但李光耀不会粗暴地一刀切。他鼓励公职人员和企业家交朋友，建立现代化的商业意识，邀请企业家出任政府官员。商人林金山担任了政府住建局主席、财政部长等要职，是公认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拼多多创立时，阿里、京东、唯品会等都已经上市，这样的创业环境，也迫使黄峥必须适应中国的电商和创业环境，用自己的方法参与竞争，而不是依赖盲目烧钱购买流量的传统方式。“在中国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任何地方桌子都是满的。”“他们争的是地盘，我要的是错位。”

黄峥说，“永远关注价值创造，做电商界的新加坡。如果一家电商就是一个国家，那么追求国民富裕或许可以理解为追求用户购物体验的不断优化。从决心做电商平台的那一刻起，拼多多人就面临着与巨头共舞的局面。”

黄峥在管理拼多多时，抓大放小，采用极简模式，拼多多从 2015 年成立，到 2018 年上市第二天，只开过两次全体员工大会。内部员工只知道自己部门的同事信息，其他架构一无所知。这让我想起了 2017 年，我参加一次互联网会议时，遇到了一个阿里的 P8 总监，他有个助理专门跟着递名片。

但黄峥并不痴迷于专权，从他 41 岁就彻底卸任，就可以看出。他在 2016 年的一篇文章中，探讨过佛学、量子力学、逻辑学等，得出的结论是：“1. 世界人生整体是不可知的，至少是不可精确度量的，是测不准的，是不确定的。2. 用有限的规则，去描述规范世界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完美、不完备的。”同样，他明白一家公司往往会过度依赖创始人，没有任何管理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交班完美的，那就主动求变，这是最佳的平衡。

他高度赞赏李光耀和其领导的新加坡。2017 年，黄峥在新经济 100 人 CEO 峰会时谈拼多多，“做电商界的新加坡。”他多次公开表达自己非常喜欢新加坡，也对它有很深的研究。“新加坡本身就很像一个公司，在周边很差的环境下实现了国民富裕。而且，因为它小，所以它创造了一个模式——在本国存放的资产只占它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资产分布在中国、美国。新加坡既是一个小国，但它又是一个融合于其他所有大国里的存在。”

新加坡国内市场很小，国有企业必须进入国际市场上竞争和发展。淡马锡、新航都是优秀的全球跨国企业样本。他在上市时说，“拼多多是一家根植中国、根植上海的公司，但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在将来辐射全球，让新电商这一模式，为世界所用，为全球消费者所享。”拼多多的海外版 Temu，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出海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感谢并推荐黄峥、财富杂志、财经小晚、晚点的以下文章：

黄峥：把“资本主义”倒过来；

财富：新加坡，一个像公司一样运作的国家（Singapore， the country run like a corporation ，BY Louis Kraar，1974)；

小晚：对话拼多多黄峥：他们建帝国、争地盘，我要错位竞争；

晚点：黄峥的100种偏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七道，作者：南七道（自媒体创业者、投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