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孩子是一个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乐队

对于野孩子，你们有太多的误解。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木小瓷，题图来自：张扬

“你们赶紧跳！赶紧跳！”

大理 摄影：张扬

黄河穿兰州城而过。到了夜晚，两岸灯光旖旎，水面上倒影着五颜六色摇晃的光，铁桥穿河而过，每到夜晚，桥身上亮起红色的灯。铁桥旁的石碑上，刻着“天下第一桥”的大字。这里是野孩子乐队《黄河谣》里唱的那座铁桥，也是兰州的一个地标性的旅游景点。

八月初，野孩子回兰州演出。一天晚饭后，招待他们的朋友提议大家去铁桥走走。除了主唱张佺，大家都是第一次去铁桥。随后，朋友又热情邀请大家一起坐游轮游黄河。船开得时间并不长，往上游走一段之后，就掉头往回开。

武锐去甲板上透气时，忽然听到船底下传来哗啦啦的声音，船尾忽然搁浅在靠近河边位置的一堆碎石里，但他当时并没有多慌张。其他人正喝酒喝得起劲儿，马雪松以为是有客人要下船，也格外平静。

2019 年底的野孩子 摄影：张扬

这时，船上的工作人员开始喊：“你们赶紧跳！赶紧跳！”船身稍微有点倾斜，游客们一边撤离，工作人员们一边呼叫着救援船。这时老马才感到气氛有点紧张。他们依次往下跳，着地时，脚踩在半砂石半河水的滩上。武锐一着急，不小心把脚崴了。这场黄河上类似于泰坦尼克号的奇遇，成为他们最近演出中回味最多的经历。

西北的生活粗犷又充满烟火气，重回兰州那几天，吃羊肉，喝啤酒，撸串，吃面，访亲会友，成了他们演出之余的日常。那阵子饮食太“狂野”了，以至于直到现在，鼓手王国旭长了一脸的痘痘也没消彻底。

张佺出生在兰州，但三四岁时，就去了别的城市生活。他曾经像一个流浪的游吟诗人一样，除了北京和云南，他在其他地方居住过的时间总是不超过四年。也并非是想要通过地理位置的变化，来寻求一些生活、创作上的刺激和新鲜感，他只是用“生活的安排”来形容自己年青时代一次又一次的迁居。

但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就像野孩子乐队曾经的手风琴张玮玮,在乐队之前的巡演日记里写道的：“时过境迁，我们却仍旧是黄河边上唱歌的野孩子，为了一碗牛肉面，可以饿着肚子视无数饭馆而不见。”

“野孩子是一个长在土里的乐队”

看过野孩子现场的一位歌迷形容他们：张佺似侠客，武锐如君子，马哥似豪杰，小旭若书生。武锐说，对于一个没和他们一起生活、接触过的陌生人，有这样贴切的形容，很难得。

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到不同层面的生活的馈赠，虽然他们每人都有自己所偏爱的不同风格的音乐，但野孩子的音乐里，始终贯穿着一种美学上整体性，和极具个人风格与辨识度的“民间气质”。

2019 年底的野孩子 摄影：张扬

野孩子的歌词简单，没有什么拐弯抹角，晦涩难懂的修辞，不玩儿故作高深的文字游戏，几句白描，勾勒出画面和情绪。你以为是一盘看似清淡的牛油果鸡丁，但一入口，辣，香，麻，各种味道被调和得恰到好处，入味儿，后劲儿足。不由感慨一句：高明。

他们的歌随时都可以听：思乡的时候，失落的时候，想要暂时逃离城市的时候，找不回曾经坚定的自己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夕阳西下的时候，哪怕是穿梭在城市最繁华的街道里堵车的时候，在压抑的办公室格子间里想要找到瞬间宁静的时候。

野孩子现场 摄影：PH7 摄影团队

2001 年，野孩子乐队的北京创办河酒吧，这个初衷只是为了“补贴生活”和“自己有一个演出地方”的决定，没想到无心插柳，酒客没招来多少，反而把当时全北京的摇滚青年、文艺青年全给招来了。让河酒吧成为当时北京各路音乐人们的据点，时常一堆人听音乐听到天亮。

“河酒吧里有一个场景总会重复，到了后半夜，喝酒的喝得都差不多了，台上台下都唱着，或者即兴，房间里的所有人好像都认识，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张佺的这个描述，大有《赤壁赋》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之势。

河酒吧 2002 摄影：安娜

苏阳在微博上回忆过：十几年前三里屯南街的晚上，街上都是烟酒的味道，象拉面馆一样的河酒吧，屋里挤了上百人，门口三三两两的人把啤酒瓶放在地上，听屋里的歌声，赵老大吐出一口烟，看着各种肤色来来往往的人，说：还是看野孩子乐队的演出吧，他们每个月只演一场，但天天排练。

张佺坦言自己不是一个恋旧的人，虽然“那个阶段还是挺美好的，但是已经过去了。”

马雪松第一次听到冬不拉，也是在河酒吧。2002 年左右，他第一次去那里看演出，演出的是IZ 乐队，第一次听到冬不拉，哈萨克民歌，“当时就吓傻了。”2011 年，他苦于不知如何度过自己的“颓废期”，于是带着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一路背着冬不拉，去了新疆。

本以为这是一场一个人的颓废之旅，没想到，所到之处，只要遇见哈萨克族人，大家见到一个背着冬不拉的汉族人，就“疯了”，“他们没法想象一个汉族人会喜欢他们的乐器和音乐。”意料之外的，他结交了很多新疆朋友。

待了大概三个月，他回到云南。有一天朋友听到他在弹冬不拉，便给他的曲子填了词。后来，这首《鲜花只为自己开》，就被收录到了野孩子的专辑《大桥下面》里。词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个哈萨克导演拍的电影《鲜花》。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名字叫鲜花的游吟诗人的故事。“故乡不只是你出生的地方”、“疲惫不堪的人啊走起来路远，不能成眠的人啊夜漫长。”现在听来，这首歌也很符合他那段“颓废之旅”的情绪和状态。

2013 年，野孩子正式开始在大理排练，佺哥给他打电话，问他会不会打鼓。他说，打过。于是，就以鼓手的身份，加入了野孩子乐队。

在此之前，他也听过野孩子。只是，初次听时，他并没觉得野孩子的音乐好听。“野孩子的歌不是一听就让你觉得动听的歌，就是觉得别扭，和你以前听的歌都不一样。但是这个别扭又有一种特别粗粝的劲儿。就有点纠结，到底是听呢还是不听呢。后来听得越来越长，就越能感受得到野孩子音乐里那些真挚的表达。”

也是这一年，武锐来到了大理。有一天他经过人民路的九月酒吧，听到里面传出来野孩子的歌声，以为在放他们的音乐，趴在门缝上一看，原来是野孩子乐队在里面排练。久违重逢，进去打了个招呼，寒暄了几句，就走了。“过了两三天，他们就问我要不要加入乐队。不然我就离开大理了。在大理如果没有个事做，就把自己浪费掉了。我看见很多身边的年轻人就在大理把自己浪费掉了。”

“跟野孩子这几年的时光，是我觉得这几年老了肯定也会回味。挺带劲儿的。挺骄傲的。”

比起老马和武锐，2008 年就到了大理的王国旭，算得上更资深的“大理居民”了。比起那些大城市里每天都感觉自己在孤军奋战的年轻人，他身边总会遇到那些给自己引路的前辈们。“我真的感觉自己，哇，真的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了。我虽然比较笨，其实我一点不羡慕我那些过得比较富裕的同龄人。”

大理是一个有自己的音乐场景和音乐“生态圈”的地方。现在的 A Ba Ba 和猫王还没有开之前，九月、鸟吧、凤凰时常是大家的据点。“那时候你能在路上随便碰见赵牧阳啊，李志啊，大家都很随性。”作为野孩子乐队年纪最小的成员，鼓手王国旭说自己应该是在大理待着的最小的“小混子”。从十五岁到现在的二十七岁，大理对他来说，就像是老家一样的存在。

2005 年，马雪松开了一家唱片店，成为了南锣鼓巷里的第一批店主。那时的南锣鼓巷还没有变成一个人们比肩继踵的景区。每天门可罗雀，老马生活也乐得自在。奥运会之后，忽然之间，门庭若市，店里忙得不可开交。又过了一年，他厌倦了“每天早上十点开店，晚上十点关店，下班之后就数钱”的生活，关了店，到了大理。

野孩子吉他手马雪松

他曾经来大理进过货。“你知道那会儿的大理有多美吗，跟当初的南锣鼓巷是一样的，只有本地人，阿妈，阿姐在买菜。”2010 年的大理，一个三居室的房子，月租只要三四百块。等到2015年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走到了人民路，心里诧异：“我怎么又回到了南锣鼓巷，我这么受欢迎吗，怎么走到哪儿哪儿火。”

如今，大理早就过了痛仰歌里唱的“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的年代了。据说，2008 年之前，大理最好的别墅只需要 70 万一套。“大理现在火得没有道理，很多人都以为它是一夜情之都，但根本不是。某一年春节，有两万人在大理无法入住。”张扬说。

野孩子的那首《不要拿走它》，写的就是失去了的曾经的美好之地：燕子和恋人总要有地方停留。山雀和少年还要去那里歌唱，蝴蝶和孩子不能没地方玩耍。

大理有南水库和北水库，有一段时间，张佺住在古城里的月牙塘，那里离北水库很近。每天吃完晚饭，都有附近的居民在周围散步，忽然有一天，那个地方被围上了一圈儿工地的围挡。他有点不适应，甚至感到很失落。“说简单点，这首歌就是写一个和我们生活紧密相连的场景，我们去散步，爬山，的地方不要消失得那么快吧。有一些公共空间不要过度地变成一个商业项目。”

大理的确变化很快，古城里叶榆路上的白族石板烧有时能开到凌晨三点多，广武路上那家“向月球飞去”的西餐厅，时常下午就连门口都坐满了人。斜对面的古着店，也变成了小红书上收藏和点赞数极多的文艺打卡地。虽然三文笔村唯一一家晚上凌晨一两点还在营业的烧烤店，四个人花不到五十块就能饱餐一顿，但比起曾经的大理，这里的确可以用“面目全非”来形容。

小旭说，现在自己在大理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排练，过日子。

“但是过日子本身就是最难的一件事。”

“对，有时候也很简单，得看怎么过，你要在里面寻找自己的小世界。”

“说我们是殿堂级，我们深受其害”

小河曾说，张佺像一个民间高手，跟着个世界不怎么瓜葛，也不会动摇。《后革命时代》的导演张扬说，他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自己的作品很执着的。很坚定地保持自己的东西，以不变应万变。

张佺说话语速很慢，几句话之间，时常会有相对长时间的沉默，通过电话，你不知道这个话题他是已经说完了，还是正在思考接下来要怎么说。但更多时候，是后者。他用“死板”来形容自己，说自己是一个死板的人。

韩松落在十几年前就认识张佺，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十几年过去了，他们的音乐，越来越直接、肃穆和庄严，像木刻画上的风，每一缕线条都那么深深镌刻，都那么不容置疑。每次看他们的现场，都会觉得，我们之所以一次再次来听那些熟悉的歌，是来经受一次肃穆、庄严的时刻的。”

野孩子现场 摄影：PH7 摄影团队

只要是有一些历史，上了年纪，作品里带有一些人文色彩和文化性的乐队，往往都会被贴上一些标签。野孩子的“标签”听起来更像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标杆式的存在：殿堂级的民谣乐队。这种不食人间烟火，充满距离感的标签，某种程度上，是对野孩子彻彻底底的误解。张玮玮在一个拍野孩子的纪录片里直言：“我觉得臭不要脸的人会觉得自己是殿堂级，反正野孩子不是。”

“太无聊了，我们深受其害。”但吉他手老马对于”殿堂级“的标签，似乎也没什么办法。甚至有演出的主办方会诧异地问他们：啊？你们现在还接演出啊，我以为你们不接了。老马有点无奈，像是被冤枉了一样：“说什么隐居啊，成仙啊。其实我们就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

“我们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民间音乐团体。最终是要跟歌迷建立一个好的沟通方式。所以走远了也不行。”佺哥说。

“我们不住在城市里，生活节奏不会像在城市里那么快，但是我们没有说想要隐居。我跟我的邻居一个生活状态，上班，去买菜，我也一样的，只是我下午要去排练。每年我们也会有大概三十场演出，我们跟观众并没有少了交流。其实一直还是一个在工作的状态。因为还要生活。柴米油盐。我们不能生活在真空里啊。”

野孩子看似落后于时代，仿佛唱的都是过去的歌谣。但他们也在“与时俱进”，他们从不同的音乐风格中汲取自己的灵感元素，同时也没有脱离自己的民歌音乐内核。最近他们开启了新一轮儿巡演，最近这几场演出，他们会邀请歌迷上台和他们歌唱。

张佺也希望，以后乐队会有一些剧场演出。“不管是我们的状态还是观众的状态，肯定会不一样。对于我们这样的乐队来说。剧场成本低一点的话我们肯定也会去演出，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啊。但是 Live house 我们也是不会放弃的，这是乐队文化集中一个地方。”

最近，野孩子比以前“火”多了。参加《乐队的夏天》之后，当被问到最近接采访的频率会不会有点多，不习惯，张佺想了一下，很认真地回答：“其实我们内心希望是如果能少一点，我们会做得更好一点。其实我们希望比如说平时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交流。但我们也觉得还行吧。不要再多啦。”

2015 年，《黄河谣——野孩子乐队二十周年专场音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有人用“足以写进中国民谣音乐史的演出”来形容这次现场。演出结束后，屏幕上出现了主唱张佺曾说过一段话：

“如果不提二十周年，我真的没有意识到有一件事情让我身在其中那么长的时间。所有过去的失败和骄傲，所有的聚散离合，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和很多人一样，我也奢望下一个二十年后我们还能坐在台上，像我年轻时总会想起的诗句那样。光阴如水，光阴如火，我们在大地上只唱一生。”

野孩子20周年音乐会 北京工体

一生还长，野孩子只是远离了城市，但并没有远离生活。即便山高路远，始终脚踏实地。对他们来说，有足够的时间让想唱的歌继续流传，也有足够的时间来让人们消除误解。即便说到底，生活是一首最难唱的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木小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