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非虚构文学，中国太多东西值得写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梁鸿，编辑：程迟（本文根据梁鸿做客硬核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原文标题：《最适合讲述中国的文体，一定是非虚构》，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10年《中国在梁庄》出版，梁鸿用梁庄的细节勾勒出另一面的中国。 《出梁庄记》里，梁鸿再次回到梁庄，观察梁庄的变化。梁鸿说，20年后，她还想继续写梁庄。

我们越来越常听见“非虚构”这个词。

那些曾经被我们忽略的、渺小的、遥远的、面目模糊的人和事，随着“非虚构”的出现，闯入了我们的视野。

一篇篇“特稿”和“真实故事”获得在十几年前不可能拥有的关注和声量。

我们从未如此渴望过这样的故事。

但同时，资本似乎也参与到非虚构热潮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如今的“非虚构”？

8月27日，硬核读书会请到了著名作家梁鸿做客硬核讲座。梁鸿教授出版过《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优秀非虚构作品，她准确地把握到变革中的中国乡村的社会形态，冷静、克制却温情的笔触让许多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村庄。

一、虚构和非虚构，何必二元对立

我想从我的观察和创作来讲起。非虚构文学，近十来年在中国，好像是越来越火的题材，我们看到，不管是文学界，还是在新闻界，都有非虚构。

还有像很多地方都有非虚构的写作大赛，包括各个新媒体的一些，比如“人间故事”等非虚构的写作。

当然，也包括一些特稿记者写的非虚构的文学作品。从表面看来，非虚构文学好像是非常火的文学，并且，很多人也会阅读。因此，很多人认为非虚构文学在这样一个时代，好像更能够表达一些关于社会的现象，或者真相。

但于我而言，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不能把非虚构文学和虚构文学完全对立起来。

一个文体的诞生，很多时候，是跟公众的某种要求有很大关系的，它也跟时代的特征有某种关系。比如说非虚构文学为什么在这十来年间影响很大，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飞速晃动的时代。

我们今年体会得最为明显，当疫情来临之后，不断地发生反转。一开始全球看着中国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很快我们会看到，欧洲也变得如此地水深火热。然后整个世界形势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疫情迅速变化，此时感染人数最多的，已是美洲。

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有时候几乎难以判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或者“真”这个字用得太随意了。具体说来就是，那些具有某种真实状态的公众的思想的转变，都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探究的。

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非常需要非虚构文学去描述时代的人的思维、政治的思维，以及政治与民众的关系等。

但并不能说虚构文学就因此衰落了。有很多人特别喜欢把它们做一个二元对立的对比。他们说虚构文学是如此苍白，没人愿意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好的文学，不管是非虚构文学还是虚构文学，它都指向一个特别坚硬的内核，就是所谓的真实——这个真实可以是现实的真实，可以是历史的真实，也可以是总体真实。

这个总体真实可以是在虚构生活的基础之上来达到的。而并非一定是要钻进生活深处来达到。所以我是觉得不管是一种飞扬的虚构状态，还是深入地下，深入生活的一个非虚构状态，它都能够通向某种真实的途径。

上海译文出版的“译文纪实“系列不仅畅销，而且长销。说明国内的读者们对高质量的中外非虚构作品，都持欢迎态度。

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所书写的是否是你看到的，你所思考的是否真的具有真实的世界的特征。

在今天看来，尽管非虚构文学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体，但它并非就是独霸天下的唯我独尊的一种文体形式。

反过来我们再进一步来讲，我认为当代的非虚构文学，在现在这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是有很多的局限性的。

二、非虚构的局限性

所谓的局限性，它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特殊的语境里，你会发现，实际上非虚构文学可以书写的题材、事件，还有空间，其实在不断地变狭窄。

有很多重大的问题，有很多重要的需要去书写的问题，非虚构文学都是难以触及的。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有很多题材的限制，你没办法去写。

还有一点就是既然我们称之为非虚构文学，那么它跟一种民间的书写还是不太一样的。具体说来，就是我觉得非虚构写作分好几个层次。

如果说你说我就是想把我这个故事写出来，我就想把它像讲故事一样讲出来，这无可厚非，因为这就是一个民间写手写的故事。

民间写作里边的故事可能非常曲折，非常动人，它本身就承载了很多的东西，就不需要任何的加入。语言可以粗糙，可以没有想象力，因为生活本身已经足够让我们有很大的震动。

但如果你说这是非虚构文学创作，那么我认为，既然是文学，那就一定应该具有文学的某种特质。

普利策奖，文学性和纪实性都得到表彰。

比如说你的文学性在哪里？那又有人会说，那你既然是非虚构文学，你还要讲文学性，那不是和真实性相对立的吗？

并不是这样的，我是觉得非虚构文学还是要在一个文学的框架之内，在这个意义上，你对文字的要求，你对结构的要求都应该是在文学范畴之内的。我指的是对于一个专业的写作者而言，你应该有基本的专业要求。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分好多个层次，我并不是贬低民间写手所写的这个真实故事。它同样是非常动人非虚构的写作，但是如果你说你是非虚构文学，那么一定要加入关于文学性的考量在里边。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好的非虚构的文本，它都是具有非常强的文字能力的。它能够用非常简练的，或者是非常具有独特意蕴的文字，把生活里边的场景、事件、人物给描述出来。

非虚构文学的作者需要拥有极强的观察能力和理解生活的能力，拥有极强的组织生活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生活，它是摊着给大家的。有些人看到这个层面，有些人看到那个层面，那有些人根本看不到。

做一个非虚构的文学写作者，你要通过你的文字的能力，通过你的结构的能力，通过你发现人的能力，发现生活的能力，来把世界内部的复杂性地呈现出来。

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非虚构的写作者，还是需要有理解生活的能力，同样一个故事，同样一个人生，你怎么来理解？你是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来理解？你是简单地谴责他，分析他，还是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真的去理解他？

从一个更大的意义上来讲，你得拥有足够的知识谱系。所谓的知识谱系指的是每一个人物的片段都是在一个大的历史洪流之中的，都是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的存在。

那么在这样一个意义上人是如何存在的？他为什么会这样？他的原点在哪里？那这样才有可能把这样生活这样的人物背后的更深远的东西给揭示出来。那我觉得这样才有可能达到更深刻的非虚构文本的标准。

那所以我觉得好的非虚构的写作，需要一个比较庞大的知识体系，还要拥有理解生活的基本的能力。

这点其实跟任何一种专业都是类似的。比如说，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学家，如果你无法理解你所面对的事物，可能也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很难看着更深远的一个事物的存在。

三、非虚构需要“亲密”

下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准确的判断和真正的理解。

那刚才我所讲的是从大的基础层面，就是你要有基本的知识谱系，你要有对时代的理解能力，你要有一种共情的能力。那其实另外一点，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怎么样去通向你所描写的对象。

我看到在新闻界有很多特稿的记者，他们会到现实世界里边去采访，去跟人物面对面地聊天——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亲密性，它对非虚构写作，尤其是现实题材，是极为重要的。

采访对象的眼神怎么变化都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你作品的走向。一个写作者，是否真的能够进入到现场真的能够给人物有共情，是非常重要的。

但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度”的把握。前段时间就是我记得财新有一个记者，写了一篇关于被性侵的女孩子的采访。

其实我能够看到这个记者，他试图从另外一个层面来揭示这个事件存在的某一个面向。这种努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一边倒地在批判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一定是值得批判的吗？

但反过来，生活内部是否有更加复杂的脉络？所以这个记者去试图写出这个女孩儿本身这样存在的一个状态，是非常有勇气的。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有问题？当然一方面是民众不允许从这个角度去说——这是一个简单化的倾向。

2020年4月，财新就鲍毓明事件撰写的报道，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但另一方面，实际上跟这个记者的笔墨的一个简单化的处理有关系。当她写到这个女孩儿的某种异常的行为或者不好的行为的时候，他显得过于轻巧，所以他没有一个充分的共情能力。

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她这篇文章的整个起点是特别重要的，尤其对一个重大社会事件而言。尤其在所有的民众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思维的时候，那么你想的思维本身就是非常有勇气的，是值得去肯定的。

但因为她缺少共情能力，所以你会发现了他的笔墨过于轻巧。

她写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过于带着某种讽刺，甚至有一点点记者的油滑的那种判断。所以我记得这个例子，并非说这篇文章写得怎么不好。

我只是说像这个时候，即使你亲密了，即使你真的去采访他了，但因为你没有充分的慎重的思考，反而使得你的文章显得有点失之偏颇。

那另外还有一点，我是觉得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当一个写作者，当你进入到某一个事件内部，进入到某一个生活内部的时候，你都是外来者，你说的再好，你也还是外来者。

就像我写梁庄一样的。我自己是梁庄人，虽然我在外面生活了20几年，但我每年都回家，我的父亲，我的哥哥，都还在村庄生活，但是你说你写作能够避开这个完全内化的视角吗？其实非常艰难。

《出梁庄记》第一版，2013年4月，花城出版社。

后来也有人批评我，说我的回到梁庄，太过知识分子化，或者说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气息。后来我想，当我决定用这种非虚构的方法来写梁庄的一瞬间其实就决定了我的这种外来视角。

因为你是一个外来者，你在外面生活那么多年，你带着某种观念回来了，你带着某种观察和距离回来了。

其实我是觉得，一个写作者首先要意识到你是有限度的。你很难真的去内化到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你不要觉得我就是能够完全理解我要写的人，你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你要书写的人物。

如果你能意识到：我不可能是我所写的对象。我觉得这个前提反而是比你觉得我就是我所写的人物要好一些。

如果你能够意识到我不是他，我只能够尽可能理解他、观察他。那么，你才能够对你笔下的判断有相对谨慎的书写。

什么叫相对谨慎的？就是你不轻易替他做判断，你要去多方面地观察，多方面地理解。

这样，你的价值和立场，才有可能维持一个相对的客观的状态。因为没有写作者能够没有立场，你只能说我在不断地改变我的立场。比如说对一个杀人犯，一开始我是怎么想的，随着采访他，我们又怎么想的。

在这样不断的观察和理解之中，你不断地去琢磨，去修正。你仍然是有某种判断在里边的。所以，这个判断它需要极为谨慎。

非虚构写作，很多时候，它承载着更大的压力，你要背负这个巨大的包袱，就是我是否真的把这个现实给写出来了？我是否写的就是真实，或者说就是真实的某一部分？

非虚构对于写作者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因为它也意味着你要承担某种东西，这一点跟虚构文学是不一样的。

虚构文学，可以说那我这就是虚构出来的，你觉得我写什么我就什么样子，但是面对一个非虚构的文本，可能你就很难这样想，你本身就背负着某种责任——这是非虚构写作天然的一种道德压力。

这里的道德，指的是泛道德。这个道德不是指那种所谓的狭窄的，比如说“良心”之类的。它指的是一个泛道德的压力，这同时也是驱动力。所以你会努力地去思考，去琢磨，去把握，去理解。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你有可能会去除一些所谓的奇观化的描写。

什么叫奇观化？就是把它风景化，或者说，把它故事化。故事化当然有必要，但你把它变成一个“典型故事”了，把它作为一个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来书写，它就变成宣言式的一种东西。

非虚构写作一个特别重要的，要规避的前提，就是说你一个记者，你去到一个地方十来天采访这个人物——有时甚至一两天，那你能够把这个人物的全部写出来吗？真的是非常艰难的。你能够抓住其中的一个核心的一点就非常了不起了。

我觉得我在写梁庄的时候，真的非常艰难。这个暑假，我回去了十几天。我想要写一个“梁庄十年”。

《中国在梁庄》是2010年出版的，我想到了十年之后再回去看看梁庄。人呀村庄啊，河流啊，土地的变化等等。再过十年，我再写一个“梁庄20年”等等，组成一个村庄系列。

在回家的过程中，我在想，我到底算不算村庄人？

如果我是村庄人的话，我还能够对我们的村庄的人有那么大的兴趣吗？

如果我不是梁庄人，为什么我每次看见他们都那么激动，那么地爱，或者说那么地想去跟他们交流聊天。

梁鸿著《中国在梁庄》，2016年由台海出版社再版。

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似是而非的状态。我是比较坚守这种状态的，所以我不假装完全是梁庄人，当然我也不假装我是一个陌生人。那也不是一个非虚构的状态，对吧？我就是个梁庄人离开家，但是有不断地想书写它的这样一个人。

在这样新奇与平凡，欣喜与悲伤的状况之下，你回到了村庄，十年之后你又回到村庄，然后你重新看待这个村庄里边的房屋啊，人员的一些流动，还是需要一个大的视野，大的时间的。

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十年之后我写梁庄到底该怎么写？我还要找到一个新的写法。我还要进一步思考梁庄村民们的存在，思考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的空间和位置，思考他们为什么回梁庄，为什么出去。

你的阅历，你的知识的背景，你对生活的理解，随着你的年龄不断地在增加，随时都可能改变。你有可能加深或者说拓宽你对生活的某种理解，对人的某种理解。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四、中国值得写的题材太多了

非虚构写作，在今天的中国，可能不是个好时候，但是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

它不是个好时候，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制度的瓶颈，你没办法去突破，没办法去书写某些东西。好的地方在于每一天都有那么多事件，几乎都是爆炸性的事件，不管是涉及到社会的风俗，还是涉及到政治的一个动向，真的都是太多太多了，太值得去书写了。

对于一个有心的写作者而言，它真的是无穷无尽的。做一个非虚构写作者，你不一定是歌颂什么，但也不一定要否定什么。那我们就老老实实地进入到生活的内部，去一点一点，像抽丝剥茧一样，把生活内部可能涉及到的矛盾挖掘出来。

这样反过来，也有可能对我们所谓的大的时代大的制度会有一点触及，会有一些思考，会有一些启发。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抱怨，因为抱怨是没有用的。我们就老老实实去写，在写的过程中，可能会捕捉到一些东西，可能会挖掘到一些东西。

非虚构的写作，很多时候确实承载着很多很多的压力，很多道德层面的一些东西，你为什么要写？你是猎奇吗？你是让大家明白什么吗？非虚构不像一个小说，你只要有充分的想象力就可以了。

瑞士Reportagen 杂志每年会举办“全球真实故事奖”

写作对我而言，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训练，是社会的训练、文字的训练和敏锐地去捕捉时代内部信息的训练。它其实能锻炼我们的心智，它会使你不那么盲从，因为你所面对的都是一些具有复杂性的社会事件或者社会的任务。

对于新闻记者而言，可能他有更大的便利。但是我觉得新闻记者面对一个人物，不断地往前跑。就可能很难对人物进行长期的持续的观察。

要想成为一个好的非虚构写作者，一方面，我们要去捕捉不同的事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持续地去观察生活的丝丝缕缕。

比如说杜强写的深圳的“三和大神”，叫《废物俱乐部》，当时看完觉得写得很好。因为首先这个真空地带我们其实不甚熟悉，其实它里边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他对那个空间的青年，他对那个空间的个人的人性的生成，生活的生成和那样一日一日地，不知不觉地就陷入某种状态的这样一个社会孤绝状态，我觉得写得很好。

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特别特别具有象征性和隐喻性的一个存在，就是一群失落的人，一群被社会抛弃的人。这些人一开始可能都是大学毕业生，有志青年等等，但他们是怎么样到这个地步的？这里面的社会逻辑，包括人性逻辑是特别值得探究的。

我不知道他去待了多长时间，但最起码他是具有某种共情能力的。像这种写作我非常欣赏，我觉得他其实可以写得更好，写得更深入。我们是可以避免跟着事件跑，跟着体裁跑的。我们可以就某一个层面做一个更深的补充。

其实并非一些大的社会事件、大的社会人物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书写的对象，一些日常的生活其实也是可以的。

其实梁庄也没有什么大的社会事件，它就是一个北方的普通的村庄。但如果我们能够把梁庄的故事、梁庄的人写出来，你会觉得那也是一个波澜壮阔的群体，那也是一个让人思考的中国的生活空间，生活景观。

有人问非虚构写作，跟报告文学有什么区别？在80年代，报告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体，它揭示一些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具有极强的“正确”的导向。面对社会生活发问，关注那些重大社会事件和重大社会问题，但今天已经不可能了。

那么你如何处理非虚构文学的政治性？我觉得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就只写生活本身也在写政治性。所以不要把政治性一定要对着哪个所谓的制度，具体的一个党啊什么的，它是一个泛政治的存在。

写“三和大神”，同样是具有非常强的政治性，你把这样一个社会生活内部的人，他的逻辑——青年的某种走向，青年的失落展现出来，这难道不是政治性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政治性理解得太狭窄了，这样一来我们的写作就可能相对轻松一些，也相对宽广一些，就是可操作性也更强一些。

如果你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结到制度的一点上，那也只能说明你是一个单面的观察者，你没有看到生活内部更复杂的东西，忽略了它的互生性，它的一个互相激发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放开来思考。

刚才讲的这个80年的报告文学非常好，但是后来就是随着这个文体的发展，慢慢变成一个大的书写，一个主旋律的书写。

现在之所以提出非虚构写作，也是因为非虚构写作，更具有个人性的视角，它并非代表真理，代表大众的声音。它可能就是写作者所看到的社会的生活。

它强调作者的有限性，而并非去强调这个作者所拥有的真理性和不容置疑性，它不是告诉你这个生活就是这样，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而是说它通过一些对于人，对于生活的描写，来邀请你去理解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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