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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9 21:00
为了回国,40多岁的我在意大利餐厅当洗碗工

因为疫情,章安被困在了意大利,回国两万多人民币的机票他舍不得买,他想去打工挣机票钱。在意大利失业率高达20%的情况下,他找工作之路困难重重。最终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寿司自助餐厅洗碗。作为一名父亲,曾经有着光鲜职业的章安会在这份工作里体验到什么呢?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章安,原文标题:《为了一张从意大利回国的机票,40多岁的我在餐厅洗碗》,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你就是宁可在意大利做二等公民,去洗盘子,也不肯回家,陪女儿过暑假……”女人在微信那一端激动地对我说。


“我……好吧。” 说实话,我实在想不出应该怎么回答她。


我慢慢地用左手食指跨过手机屏幕,在底部中间位置轻轻按下红色的取消键,这个动作足足有5秒长。我走到卫生间,对着镜子看了下自己,自言自语:“女人啊,女人,你们永远无法理解男人,如同男人永远无法理解女人一样。”这是我在这里独自隔离4个月,不经意又不得不学会的一个新技能,和自己说话,而且必须用英语,这样,我20年前学的英语才不会因为隔离缺少练习而忘掉,另外,自言自语让我感觉这房间里似乎至少有两个人,当然如果我愿意,也可以扮第三个、第四个活人,或者再变出一个马戏团。


不过,除此以外,这间位于米兰 Dergano 的60年代的房子里,仅有的其他活物就是我晚上睡在地板的时候,躺直了,像一盘刺身一样去供养的蚊子们,它们敏感而灵巧,我花大把的时间去打杀它们,还不如好好喂饱它们,换来这既无风扇更无空调的一晚上的安稳觉。


时间回到两周前,7月已近尾声。对我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事就是飞回去陪女儿过暑假,陪她去捉知了,吃冰淇淋,一起游泳,水下憋气,翻跟头,骑上我的26寸的自行车,像一只大马在马路上疯,哪怕再隔离14天也值得啊,这是老天赋予一个爸爸无与伦比的美丽。只是,我毕竟不是彩霞仙子,没法坐五彩祥云回国,我也买不起这两万块钱的机票。说起来,我已经很幸运了,40多岁了,去年还能跑到米兰来学建筑,听起来有些梦幻对吧,我觉得也是。


是的,要不是这该死的病毒,打乱了一切。


不仅我的毕业被延长了,我不得不留在这里等待毕业;航班也被一再取消,今年的越洋电话多半是打给航空公司的,那种直飞的航班看起来靠谱一点,可是两万块钱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说绝对要盘算一下。按理呢,这钱挤一挤终是有的,可是今年隔离那阵,老爹又骨折了,说起来他老在我在外地的时候出点状况,年纪大了是可怜,身体就像一棵晒干的松树,脆弱得很,前前后后又花了好多钱。对于我这个把每分钱都必须精打细算才能度日的人,只有一种可能,去挣个机票钱,我才好意思安心回去看女儿。


然而找工作这件事情,在意大利真难,说到意大利20%的失业率,我的老师们都很不高兴。算起来,前前后后我得投了100多份简历了,结果只有两个有进展。一家公司邮件问我什么时候有空面试,我以为是猎头,我就随便回了说,下午5点有空,后面细看了下,原来是雀巢的,赶紧又补了一封,说后面几天都有空。结果杳无音讯了,估计被我的大条震惊了。另一家在我投递了一个多月后,约我面试,又一个月后,告诉我面试结果没通过,但是措辞优雅婉转,语气得体而礼貌。意大利人的面试就和他们做建筑一样,那个时间尺度是惊人的长。


坐在 Duomo 边上的咖啡馆,下午六点的太阳,阴影落在主教堂侧面的哥特式柱石上,与之严丝合缝,我和我印度的同学k抱怨道:“但是,我喜欢这儿,我喜欢意大利人做建筑的严谨,灵活性,尊重历史和当代的对话。”“所以,我们都要在这活下去,待下去。”“但是建筑师找工作太难了!你知道吗,意大利有15万建筑师,欧洲40%的设计师都在这。”我停了下,“昨天有个室内的同学说,他那个同事,米理毕业的,前几天右手摔断了,结果,打了绑带来上班,用他的左手画图……” “你猜他工资多少?”“才800。”“哦,对了,你的 Uber Eats 快递小哥的工作怎么样了?”


“还不错。”印度人总是那么乐观,“不过我一直在等回复,申请的人太多了。”


“如果我是你,可以去试下洗碗工。”家对面的酒吧老板 Vincent 转过脸看着我说。Vincent长得壮硕,大概是我见过最大只的 Vincent 了,脸更是出奇的大,戴着的口罩有一边只能盖住一半脸,也许是口罩太小,勒得他一只耳朵疼。他摘下口罩肯定地说:“不需要任何经验,这里华人餐厅很多,也不用会意大利语。这是我们在这打拼的第一步啊。”


我眼前好像突然浮现他当年在后厨洗碗的场景,那时候应该没现在这么大只吧。


Vincent 当然不知道我过去是做什么的,当然我也没告诉他我的经历。说实话,过去做什么在这儿谁又在乎呢。不过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有落差的。20年前我从浙江的某个不知名大学毕业后,做过的工作也是不少,有推销员、百货公司美工、大专学校民办教师、网页设计师、大厂交互设计师、首席设计师、产品经理、客座讲师、业余建筑师、二手店老板。这些工作大体来说,设计师的手、商人的脑、老师的嘴。在所谓的BAT大厂工作做首席设计师的那几年,人生似乎抵达顶峰。可是啊,可是,你一脚离开大厂的那一刻,你就什么都不是了,你和推销员、美工那些角色是平等的。我,说实话,喜欢那种表面光华褪去的平淡、真实。


就好比你要问我,哪些工作场景你记得最清楚,绝不是和大厂的那些精英们开无穷无尽的会议,参与什么改变互联网的重要决策。而是1999年,我第一次做推销员,那时候手机刚出现,我的任务是去杭州东站边的照材市场扫街,向老板们卖一种据说贴上能减少手机辐射的贴纸,这东西的功用我不知道老板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可也得硬着头皮去,结果我就把眼镜摘了,这样就不至于看清那些客户拒绝我的表情了,至于业绩吗,当然是0了。我也记得2000年毕业后去百货公司做美工的情景,那时候国营的百货公司都在转型,商品、陈列、装修、促销方式都在向中兴百货、银泰百货那种学习。而我就是在老家台州参与当地第一家日式百货店开业,那种晚上12点回家,搬完水泥后想吐的感觉,以及不得不爬上3层楼高的地方挂吊旗的情景,因为恐高症,我的两条腿不敢站直,并且抖动个不停。人生因为这样的背景垫底,后面的艰辛,似乎也没有什么。回过头看,你觉得这些经历无论当时好或坏,我们总是会把它装进一个漂亮盒子,把它说成是美好记忆的一部分。所以这么一想,倒是坦然多了。


洗碗工果然是没什么要求的工作,在打了七八个电话以后,一位温州口音的老板对我说:“来上班吧,下午就过来,不太忙的。”


周六下午的中央火车站,看行李,看神情,来来去去的全是度假的人,意大利人就像孩子一样,有这么一个悠长的暑假。我站在那,仿佛只有我是去工作的。不过,谁又在乎你呢。


火车上并没有什么人,消毒酒精的味道却极其浓烈,不知道谁在前座的后背上插了一朵白色的玫瑰花,哦,对了,这是开往贝加莫的列车,这世界上唯一的新冠病毒群体免疫的地方,一个曾经报纸上讣告都登不过来的地方。


餐厅在远离市区的某个购物中心附近,L开着这里并不多见的宝来把我领进门,“老板,来了一个研究生”。老板年纪比我略大,高大结实,动作敏捷,脖子上一条粗链子,让我想起了大傻成奎安,只是换了细软而游离的浙南普通话。


这是一个还算高档的寿司自助餐厅,估计可以坐上100来人,我的工作间还不错,前面接着前台餐厅,右手面隔着墙是厨房。我对此很满意,凉快而干爽。


匆匆晚饭后,猪蹄的香味还在齿间回荡,晚班开始了。


L漫不经心地捞起几个碗做了示范,说:“很简单的,你没来的时候,我又做传菜又洗碗都来得及。”然后就算把这岗位正式交给我了。


现在我要和我的这些锅碗瓢盆,洗洁精,金属架,大水槽,冷水,热水,蒸汽消毒箱好好待着了,房间安静,只有换气扇在那里辛勤地持续地劳作,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我想起老板说的不会太忙,于是在那放起波萨诺瓦风格的音乐来。半小时后,战斗开始打响了。


坦白说,我想我会记住这个情节,老板递给我一个透明的塑料箱子,里面隐约地放了两个三文鱼鱼头。这似乎有某种仪式感,是屠杀之后的庆典,庆祝那100个客人在这个平常的日子,借助因为牺牲带来的美食给自己留下某个幸福的时刻,企图让这个日子不同。两个鱼头深埋在自己的反卷的鱼皮里,看着自己身上的肉都已被做成了刺身,或者烟熏三文鱼,留下来的嶙峋的鱼骨上面还保留了改刀的痕迹,深的、浅的、正的、斜的,是牺牲的伟大,或是屠杀的野蛮,不得而知。我不知道这两兄弟或姐妹是怎么想的,这可能是它们不愿闭上眼睛的原因吧。它们以橙色、白色、银灰的色彩构成呈现了一个不太哀伤的祭品,满足了人类一时的口腹之欲。我把它们慢慢地倒进垃圾桶,将它最后的房间,那个塑料箱放进水槽,塑料箱上还留着它们的血迹和一些鱼皮,水漫过箱子表面,洗洁精泛起的泡沫,仿佛让它们又回到了大海里进行了水葬。坦率的说,对于洗碗工,这样让人有些感触的场景是不多的。基于懒惰的本性,我大概是这餐馆里少数指望前面门庭冷落的人,这样我就可以少洗一些盘子。


20:00,战斗正式打响!


“1个,2个,3个,4个,50,100,198……”,我必须快速地把它们身上的食物掸掉,给它们快速打上洗洁精,然后丢进大池子里,它们就干干净净的,晃晃悠悠地滑向池底。一开始,我还希望能善待这每一个盘子,记住序号,打理得足够干净,不过这是不可能的。随着前台的脏盘子山一样地堆过来,我必须加快速度,快快,再快。


“B,把长条寿司盘拿过来!”这是炸天妇罗的师傅的命令。


“B,怎么搞的,笼屉呢,乌冬面碗呢,赶快拿来!”“不是和你说了,这些碗洗好就要先拿过来”,这是那个不爱正眼瞧人的炒菜师傅的号令。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在这样的工作间,混合着蒜味、鱼腥、油烟味和洗洁精的,闪耀着不锈钢、白围裙以及窜起的火焰的后厨,穿梭,奔跑,听令于这帮杀马特风格的小哥。坦白说,到哪里上班吧,都存在鄙视链的,无论是知道的或不知道的。比如我在大厂那阵,老板最大,下来是写代码的工程师,如果细分的话,大概数据库相关的要鄙视写应用代码的,写应用代码的再鄙视前端的,再下来是产品经理,设计师,运营和市场人员,然后是财务,行政,前台,扫地阿姨。在餐厅里的鄙视链变成了老板、厨师、寿司师傅、油炸师傅、跑堂、收银、洗碗,我现在就是鄙视链的底端,在我40多岁的时候,我做到了!


这一瞬间的觉察不知道是要喜还是悲好。我心想这也就在欧洲,在国内就算我不在意,像《美国丽人》的男主一样,辞去广告公司工作后,跑到麦当劳去做服务员,我女儿、女人,都会觉得脸上挂不住吧。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一个工作要上手,重要的是掌握节奏,可是对于洗碗工来说,这种位于工作流的底部,你的忙闲自然受控于他人。这让我想起了做设计那会,有一堆的人给你提需求,彼时一忙就手忙脚乱,稍闲下,又胡思乱想,为空闲而发慌。


通常的晚班,9点半的时候,最是忙碌。不一会,我的碗碟已堆成山了,此种景象,当年在大厂的园区食堂是极常见的,放下托盘的那些精英无不鄙夷地对碗筷投下最后一瞥,然后开着他们的各种高端座驾回家。前面的跑堂 P 这时候会来抱怨:“老B,放不下,快快!”


而我望向池子的时候,那些碗儿碟儿也或仰或躺地早已满了出来。


是啊,我掉链子了哎,这时 L 跑了过来,他展示了他救场的实力,几下倒腾,工作区的秩序又流动了起来。


工作间并无椅子,我靠着桌子做了一会拉伸,来应对长时间弯腰、低头带来的身体疲劳,这才3个多钟头啊。


最要命的还是我的心理。长时间面对剩饭剩菜的这种视觉体验,常让我产生一种幻觉,这到底是让人恶心的还是某些角度看来是有某种艺术感的存在。还有的不适感,就是伸手到半米深的水里去清理食物残渣,以及处理堆积如山胡乱摆放的盘子。我知道这种感受纯粹是“闲得蛋疼”,比如对于之前做我工作的孟加拉人来说,他才没那闲工夫去想这事。早早做完,早早收工。可是对于我,还是努力去给这些工作的画面赋予一些意义,这样我才能在这里待上一个月,而不至于反胃。也许我可以给这个不动脑筋的工作找一下有趣的地方,比如:我发现有些盘子剩留的食物或者残渣,似乎是被安排过的。我眼前有个盘子,右边留下的虾壳仍精心的保留着形状,里面的肉被剔除干净,几只虾甚至是首尾相连,呈一个月牙型,半片柠檬留在盘子的左上角,仿佛被刻意保留成一副画一般。可以想见这个主人小心优雅地和他的情人轻声细语用餐的场景,生怕那些虾子不能被好好对待,中途坏了他的好事。多么 decent 啊,decent 的人真是招人喜欢啊,我祝先生绅士风范,祝小姐美丽大方,可爱迷人。得体的人真是到哪里都受欢迎。当然这样的盘子,终是少的,多数还是草草收场的,毕竟他们不知道今天来了一个神经病洗碗工对他们的吐碟说三道四。


意大利人的晚餐才叫晚,吃得晚,结束得更晚。晚上11点半左右,那个穿大露背黑裙的迷人的客人终于走了,她本是我这里透过窗口望出去唯一的一道风景。


打烊之前,又是一大波餐具袭来,还有寿司师傅做菜剩下的大量的材料,三文鱼肉、红米,以及客人吃不下的寿司。通常跑菜的 L 很喜欢在把盘子收到我这之前,把剩下的虾,三文鱼放嘴里,有点像小时候在开饭前先尝下菜做得好不好吃,只不过放到了最后。这些剩下的食材、食物,我估计至少可以够10个人的一顿饭吧。或许用互联网的思维,可以通过说服寿司店老板,和 Uber Eats 之类的合作,把他们简单包装,分发给中东、非洲来的饥民,这一带最不缺饥民了。不过,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在此之前,至少今晚,我必须把他们一边倒进垃圾桶,一边咒骂资本主义,还有一边看到好的材料,不忘咬上几口。


时间指向晚上12:00,终于,在前台闪着金毛的寿司师傅,跑堂师傅的帮助下,我的盘子洗完了,现在他们可以干干净净,服服帖帖,清清爽爽地躺在架子上睡觉了,而我还要装筷子,擦叉子、勺子,洗地板。L说,“洗盘子最简单了。” “按现在的进度,至少还要2个钟头啊,老哥。”我站在一旁傻傻的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1:30,我这个小时候做事就慢的中年人,终于走出厨房间,来到前台,对快睡着的他们说,“走吧,我终于做完了。”


我们快速地上 L 的车,像几个劫匪。L 驾驶着那辆宝来,在意大利贝加莫的乡间公路上疾速飞驶,往宿舍开去,青春的荷尔蒙没有因为我这个老妖的出现而变少。窗外,一弯狮子座的新月刚刚升起,在乡间的天幕上,低低地挂着,隔着房子闪动,跳跃,不远不近,却至少有9000公里吧,那是我和我女儿的垂直距离。


这是我在这家寿司餐厅工作的第一晚,我不知道我究竟洗了几个碗、碟、叉、勺、筷,师傅 L 告诉我,应该至少有 1500 个吧,今天生意很不错,来了79个人,而我,已累得不想说话了。


夏日的意大利晚上,一幢一个可以闻到牛粪的宿舍,炎热而混合着无法散去的青春荷尔蒙的味道,年轻的肉体横呈在地板上、床上,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互相希望对方是姑娘。


我躺在阁楼的床上,远远地可以听到意大利乡间青年们聚会的吵闹声,说不清名字的音乐。床上的被子被大个子店长 D 捏着几个角,快速麻利地装好了,被套颜色图案闪耀着温州人的审美,亮蓝色的底面上用拼音写着Luomandike,正是这种对意图、手法的高度自信和实际呈现的粗糙之间的戏剧化,让我产生一种温馨又鄙视的情感,如同9000公里外的国家,它让你温暖吧,又让你觉得太不讲究。想到讲究,我其实想笑,你一个洗碗工还讲究个什么劲。就好比17年前在上海,也是这样的公寓里,和楼外楼的一帮年轻人一起住,因为找不到工作,只好和厨子学些做菜的本事,只是这本事似乎没什么大用。如同感叹时光过的太快,没什么大用,我的青春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又要忙着走进中年那幽长的过道。


意大利乡间的早晨,即使在最热的夏天,我是说即使阳光普照,也是孤单宁静到清冷。想起昨天油炸师傅说的,在欧洲可以不吃饭,当然他们就不爱吃米饭。但不抽烟是没法活的,尤其是隔离的时候。


早班 10:00 开始,匆匆午饭之后,开工。我需要把昨晚洗干净的盘子们分发到前台的寿司师傅、后厨的炒菜师傅、油锅师傅那里。它们躺在一个常见的不锈钢推车上,闪着因为干净的自信,整装待发,准备和它们今天的新主人、新客户见面。我推着这些据说老板花了整整1万欧买的瓷器宝贝们,晃晃悠悠地从洗碗间出发,穿过后厨,慢慢进入前厅,来到寿司台,再小心地从推车上取下,把它们摞到寿司师傅的工作台上。这些盘子长的,或是圆的,皮肤光滑细腻,却显得很是笨重,我从架子上取下它们,我总担心它们突然从手上滑落。


果然,哐呛一声,接着又是连续的几个细小丁零当啷声。原来是我忙着往寿司台放盘子的时候,身体碰到了推车上的盘子。


“还好,还好老板不在场”,我赶忙弯腰下身去检,却发觉有些收拾不过来,碎片围着推车,大大小小,远远近近地躺地上。细看下,至少得摔了六七个盘,我这才上班第二天啊。


“放那吧,我来收拾”,一旁拖地的店长 D 对我说道。


我把剩余的盘子放完,准备赶紧回后厨,这样就算老板看到盘子打破了,好像因为我不在场,过错似乎会小些。


“摔盘子了!跟你说了,这些盘子不能带回后厨的”, 老板不知道何时突然出现,他也许试图想安慰我,结果还是变成了要教训我一下。我没敢看他,所以也就不记得他的神情了。


“哦,前台那放不下了,我担心太多,倒下来”,我小声回答道。


因为摔了那六七个盘子,我觉得今天一天似乎都有点心事。虽然 L 和我说,摔盘子对洗碗工很正常,好比开车要耗汽油一样。


中班开始了,老板这次递过来的透明塑料箱里,只安放了一具三文鱼的尸体,我把它倒进黑色的垃圾桶。它掉落进桶里,双眼被自己无法固定的皮肤盖住,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见它的人。而对它来说,接下来的旅程它还要见证各种的它不愿意经历的脏地方。我自然没有那么悲惨,可还是时不时想起它瞪大的双眼,我觉得是可怜的,可是又有点好笑。如果确定它们有眼皮,我会帮它们把眼睛闭上。


经历了昨晚的强度,中班的一条三文鱼所代表的工作量,显然就轻松多了。


“Bravo!”下午2:40,我收拾妥当,结束中班的工作,走出厨房间。


他们早已开始了这难得的午休时间,后厨、前厅一片安宁,室外的骄阳烤着大地,到处一副懒洋洋的模样。店长 D,跑菜 L,找了前厅的卡座,熟练地躺着睡觉。年轻的寿司师傅 S 明显睡不着觉,带着耳机在刷抖音,我看他边上有一把二胡,上面还写着苏州乐器厂,做工很是精细扎实古雅,于是好奇宝宝的心性大发,上去问他,“这是谁的琴啊,谁会拉二胡啊?”


“我们这里的人都会。” S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就不说话了。我显然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我的午休时间,二胡自然是不会拉。想想可以找找油锅师傅,他脾气比较好点。临近后门的阴凉处,油锅师傅正跳着绳,啪嗒啪嗒,落下的绳打在一块不知道哪里弄来的大瓦楞纸上,“在健身哪,能跳多少个啊?” “两百个吧。” 2米远的边上,炒菜师傅穿着绿背心,运动裤在一块黑色的瑜伽垫上练着平板支撑,背上宽阔的肌肉时不时会抖一下。身边还放了两个八磅左右的哑铃。


天太热,我既不想睡,也不愿参与运动,坐在阴凉的台阶上发着呆,这个点,女儿她们该是都睡着了吧,昨天女儿电话哭着说又梦到我了。我喜欢意大利的阳光,可是却讨厌这里的天日。这里的日色,日色太长,尤其是七八月的黄昏的时间特别的长,我常在这样的黄昏里,一个人独自在马路牙子上喝着啤酒,吃着盐烤花生米来应对这漫长而无聊的时光。而这里的夜,因为我常在晚上和家人视频,觉得夜仿佛也要过两次。


这也许也是我为什么宁可来洗碗的原因吧,不必一个人对着闲得发慌的黄昏与夜晚。如果,能真的挣到一个月的工资,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买机票回家。


然而,似乎不太顺利。


晚班,仍是一个三文鱼头的箱子。


我努力提高自己洗碗的速度,并且及时把油锅和炒菜师傅的碗碟、笼屉、铁板给送去码好,收拾案台,清洗厨房地面。即使这样,我把手头的活做完,也是到了晚上的11:00。快收工的时候,我看到老板穿着一条 Hello Kitty 的花裤衩,大摇大摆地从厨房后面的浴室出来,我忙闪到一边,正准备和他打了个招呼,他却突然低下头,装作没看见我。


前厅那,早已打烊了,安静得只有昏暗的灯光在工作。等我一起回宿舍的L,两眼惺忪,看来是已经睡了好一会了。我们上了他的车,冷气机冻住了一时的炎热,也冻住了沉默,我问他,“明天是休息天对吗?今天还有火车回米兰吗?”


L没说话,他忙着把他的 CD 声音调大了,“老哥,老板刚说了……”


“明天你就回米兰吧,不用来了。”


“明天早上,我会送你去火车站。”


说完,他塞给我60欧。


“嗯,好的。”


“他什么时候说的?”


“是因为我打碎盘子了吗?”


“不好意思,我做得实在太慢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一直到我走,L都没告诉我原因。


“神啊”,这好像是我在这唯一能做的事了,可是它就这样子结束了。


不过,在这要真待不下去,还是可以回去对吗。只是眼下这世界哪都乱,留下来不是多条路吗?我快速地否定自己,又快速地给自己找一个可以乐观的理由,以便不会太沮丧。


车开得飞快,好像今晚就要把我送走,只是车里的音乐却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8月的上弦月挂在天幕上,残缺着,美丽着,注视着我,我想起我逝去多年的妈妈,而今我们都远在天涯。


星期一的早晨,贝加莫城,这个曾经是疫情的重灾区、发源地之一。此刻却异常的平静,阳光一如往常照在山上、田间、松树上、人们的脸上。我早早地出门,搭上公交车,下车走在陌生的街道。


我喜欢在陌生的城市生活,你好你坏,没人知晓,亦不必在意。每一天都是新的不同的,不一样的阳光,不一样的的气味,不一样的故事发生在每一个被上帝创造的,或是被历代大师精心设计维护的城市里。街道上人们悠闲,男女们亲吻,孩子在不远处的喷泉追逐,地中海的健壮的燕子在空中滑翔,啾啾地叫着。


关于这段经历,我应该怎么去给它一个说法才好,是做一名合格的洗碗工未遂吗,这样听起来很悲剧,应该说我尝试去挣一张机票不太顺利,结果变成了体验了两天的洗碗工。它以后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现在还不确定,也许它是某一种底色,或者一个地板,如同我之前的那些短期工作一样,我掉到了地板上,接下来也许会是个反弹的过程吧。我这么想,感觉好多了,嗯,等我稳定了,我就把她们接过来。至于别人的看法嘛,算了吧,我把他们的微信都删了,你熟练或靠谱对他们来说也就是不超过两天的记忆。两天后,会有一个新的洗碗工出现在那,也许是中国人、叙利亚人、孟加拉人、印度人,或是菲律宾人。世界不会为我们停留。


“世界不会为你停留,世界既然对你薄情,你也就不必多情对它,你也就不必为你一时的不幸停留啊,中年人。”


“只是,女儿啊,爸爸看来是不能陪你过暑假了。”


不过,也许,我可以做点别的。


我摸了下那60块钱,转过身,走进了街角的儿童礼品店。


作者后记


我这样的70年代生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变化总是很敏感,也常因为世界太平静而觉得无趣。可是,一旦大瘟疫这样的事件到来,又深感自己的恐惧、脆弱、无知、无力。也许你们也和我一样,在这样的大变动面前,身处其中的我们都不得不去想起人生还有哲学三问,去思考死亡,亲情,爱情,婚姻,家庭究竟该是什么,又被曾经年轻的我们理解成了什么?男人,儿子,父亲,以及其他一堆的社会角色究竟孰轻孰重,在心里再过磅,再定价。


在这样的时空下面,希望我们都能回过神来,认清自己,看清人生的真相,重新捡拾生活的勇气和热情,世界诚然不如我们想的那么好,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糟。意大利人问好的时候会回答“cosi cosi”,一半一半,对,生活就是生活,一半好一半坏。当然,如果我听到有人说,你多虑了,你太作了。我觉得也许是值得庆幸的好事。


献给我不能陪她过暑假的女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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