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运取决于能否打破两个悖论

来源｜文化纵横（ID：whzh_21bcr）

作者｜肖自强，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

头图｜CFP.CN，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重述中国文明史？这是一个比当前内外困局更具有根本意义的重大问题，关乎中国长时段的国运。对中国而言，从文明史的宏观视角出发，如何思考中国革命与中国文明的关系，进而理解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路径及其世界意义，至关重要。

本文作者认为，就文明史而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儒家思想，抑或自由主义，都可以提供相对完整的文明史观。而基于文明史观的文明叙事，与“文明战略”高度相关。一百多年来中国文明演变种种困境，大多源自文明战略的两个悖论：一是反思文明时，我们总凭借文化/文明去反思世界，而当文化/文明本身成为反思和建构对象时，就无从凭借；二是反思国家和世界时，国家主权是政治最高物，世界是边界至大无外，对它们的反思，我们无法凭借更高更广的东西。

作者进而指出，文明变迁是文明叙事的关键性内容，西方文明多是从边缘地带进行突破性进展；中国文明变迁归根到底是文明扩大再生产的进程。也许，通过对文明扩大再生产机制的理解，关于革命的文明叙事便可在中国文明的变迁中间寻找到其相应的位置，或可将近百年来中国风起云涌的“历史三峡”称之为文明调整期。在真正的文明叙事而言，没有“危机”意识，只有“机会”意识；没有“断裂”意识，只有“再造”意识。因而，基于文明叙事的文明史教育应该有“再造文明主体”的历史洞见，并将历史与文明演进的脉络统合于其内。在文明史观下，中国应该走出救亡观念和客体性观念，走向基于世界性语境的整体性文明叙事。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5年04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原标题为《在全球化时代重述中国文明史》。

意识形态与文明史观

我们叙述“文明史”，不能搞成东拼西凑的东西，缺乏自己的理解，一下子说是“轴心文明”，一下子说与“野蛮”相对，一下子说与“教养”有关。我们也不能说儒学提供不了世界文明史观，自由主义提供不了世界文明史观，马克思主义提供不了世界文明史观。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学说或主义，只要是整体性或总体性的叙事，就可以提供相对完整的文明史观。史观的有效性从来不决定于它自身的整体性或总体性，而决定于它是否与某个常态社会相一致。如果某社会长期处于某种常态，而某史观与这常态相一致，某史观的有效性就比较充足。假如某社会一时的常态是不断转型，那么谁都提供不了持续有效的史观，至少在当时是如此。

在理论上，儒学、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等，都不存在提供不了世界文明史叙事的情况。从马克思主义看现当代文明史，它就是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哲学：它极力讴歌和深刻揭示资本主义文明发生的进步性，它有力揭示资本主义文明的灭亡必然性，探索资本主义文明的替代之道。如果要从文明史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至少应抓住“社会化大生产”这个概念，它的史观是以生产关系为主体把所有环节贯穿起来的，要做的工作就是将经济社会史观转变成文明史观。

从儒家角度讲，儒家叙述历史，主要是叙述典籍、制度、器物、风俗、地理等；在这其中，儒家更看重人物传纪，这是它的鲜明特点之一。这在文明史观中可以看作是对文明创造主体的重视。《二十四史》和《十通》等，综合起来就是一个见“人”、见“器物”、见“人事”、见“制度”、见“典籍”的文明史叙事系统。

从自由主义角度讲，既可以把它作为状态的自由的增长和形式变迁视为文明史叙事主线，也可以把它作为观念的自由的发生、斗争、丰富等视为文明史叙事主线，还可以把它作为制度的自由的发生、积累、斗争、变迁等视为文明史叙事主线。

它们都可以通过适当建构而获得总体性叙事能力。

文明战略与文明变迁

因而，问题不是“文明史”能不能写的问题，而是如果要开展“文明史叙事”，就得先有文明战略。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叙述已经过去的一串事物，而是以某种特殊方式给未来制定某种文明战略。如果缺乏这种意识就展开文明史叙事，就会缺失适宜的选材标准和叙事逻辑，就会失去基本的成长性和生成性。如果只是想解释中国为什么崛起，就会陷到很多纷争中去，穷于应付，不得不把各种文明概念东拼西凑进来，其结果要么是主次不分，一团乱麻，要么是看似主线鲜明，而其实关键的东西一个也没抓住。

文明战略不同，文明史叙事必定大不同。假设未来的战略重点是人际关系良好（比如“人伦敦美”），就不会把文明史叙事的重点放在所谓物质文明上，而可能会以叙述社会关系的变迁为主线，物质的发展只是为其创造条件。假设未来的战略重点是物质丰裕及分配公正，文明史叙事主线就可能是物质发展，而社会关系可能只是物质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这就是文明战略不同带来的叙事差异。

但是大的文明战略架构会遭遇到根本困境，即转型时代国家或世界文明战略问题的悖论。

一个悖论是反思和重建文化（文明）所产生的悖论：我们总是凭借文化（文明）去反思世界，而当文化（文明）本身成为反思和建构对象时就无从凭借。

另一个悖论是反思国家和世界时所产生的悖论：国家主权是政治最高物，世界是边界至大无外，对它们的反思，我们无法凭借更高更广的东西。

一百多年来中国文明演变种种困境很多就源自这两个悖论。

在文明史叙事中，文明变迁及变迁之道是关键，是主线；文明及文明之道，则在文明变迁之中。

文明史叙事中的文明变迁是指什么？主要是指文明进程中难以解释的关键变化，比如社会主义不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爆发而在边远地区爆发。没有把握住文明变迁的基本逻辑，文明史叙事便无法或很难处理这些问题。关于此问题，笔者提供一个粗陋的思路供参考。

这个思路也是西方文明变迁的一个特点。即从西方古代看过来，文明都是从边缘突破。希腊是埃及文明的边缘地带，罗马是希腊文明的边缘地带，英国是罗马文明的边缘地带，美国是欧洲文明的边缘地带。这便呈现为文明中心不断向边缘地带转移的轨迹，也是文明中心不断被抛弃被废弃的过程。在孔子那里，即“礼失求之于野”。

在中国文明史叙事中，如何叙述晚清以来的革命史，其实质和核心也是如何用文明变迁之道处理革命史叙事。在清以前，中国文明有几次大的危机，每次都有后来的重建、更化和扩展。如果那几次的变迁逻辑没把握住，或者它们的逻辑和晚清以来革命式变革的逻辑不相通，中国文明史叙事就没法讲清楚晚清以来的革命史，也没法讲清这段革命史的文明史意义。在文明史叙事中，革命只是一种文明过程，可称之为一种文明大调整。换言之，如果中国文明史叙事难以处理晚清以来的革命史，那肯定是前几次文明变迁的叙事出了问题。这首先牵涉到对魏晋南北朝、宋辽金等文明大调整时期的处理。我们不能回避对以往文明调整期的梳理。同一个连续性文明体在不同时期的大调整必有相当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是文明史叙事之统一性的主要构成之一。

中华文明的变迁之道，在笔者看来就是文明扩大再生产机制。过去的大变迁是一个扩大再生产，现在也是一个扩大再生产。扩大既表现在外在边疆的拓展中，也表现在内在边疆的拓深中。内在边疆的拓深不必然导致外在边疆的拓展，但外在边疆拓展的成功几乎每次仰赖内在边疆的拓深。因而，蒋介石之错不在其“攘外必先安内”的一般政策，而在其如何“安内”的具体政策——也即根本政策——上出现重大偏差，比如蒋介石的民国政府根本无法有效展开土地制度改革，而这才是根本的“安内”政策。先秦秦国远交近攻战略成功的要诀之一，就是对内实现权力集中于中央，从而形成真正有效的央地关系。

假如分成大阶段，从东周到秦是一次大调整，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是一次大调整。宋元是一次大调整。民国是一次大调整。这些都是很大的文明调整。在这里，笔者对几次文明大调整尝试做简单梳理，

第一次文明大调整，秦制的产生，最主要解决央地关系，形成中央集权体制；第二次文明大调整，魏晋南北朝到唐，形成央地整体性政治体制，特别是科举制，它在当时条件下对中央集权与地方社会具有超强性的整合功能；然后宋元明清带来的是异族和汉共治的文明挑战或文明传统，这也算是全球化来临前的一次小练兵。

文明史观与文明主体性

从文明史角度看，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这样的历史阶段用“乱世”一类词汇描述，有点文不对题；也许叫“文明的调整”更合适。“乱世”这个词是政治史和生活史的视角，是消极性词语，容易让人忽视混乱或动乱下新兴的东西、未来的东西。

从文明再造主体看，这是“文明的调整”。文明再造主体意识，是积极的态度、创造的态度、机会的态度、自新的态度。从文明史角度看，近一百多年的中国史也是一次文明大调整。从文明大调整看，这一百多年中国人经历的不只是危机，而更是机会，是文明扩大再造的机会。

这关系到“文明史”的教育给大学生只是提供文明的知识，还是同时也塑造文明再造的主体。这关系到对文明的理解。

本文无意对文明做内涵的揭示或精确定义，而只提供一种外延描述或类型描述，以供不同文明史观参考。简略地看，文明是一种活动，一种创造。它是内在于行动和实践的；离开行动和实践的史观都是虚幻的。我们思考文明史观，就要考虑到文明是一种活动。活动就要有活动的主体，我们要寻找每一个时期创造文明的主体是哪一部分人，是哪些力量。这跟毛泽东寻找革命力量的原理是一样的。

真正的思想从来是考虑到思想现实化所需要的实践主体。马克思发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是这个道理，毛泽东发现农民的革命性、自由民主政治发现公民教育、孔孟发现王与君子，等等，都是这个道理。在儒家这里，对实践主体的重视是内圣思想。内圣与外王有理论的一致性，但更重要的是实践的统一性。孟子不仅从内圣角度规定王与君子的内涵，而且从主要表现为“治人”与“治于人”之区分的社会分工角度论述王与君子的意义。马克思论述共产党人，同样既有内圣的维度，也有主要表现为阶级分析的社会分工的维度。内圣与社会分工的统一是思想现实化得以可能的固有含义。同时这些实践主体都是向着先进性塑造出来的。这种塑造容易被视为“洗脑”，而其实这种“洗脑”在其自身系统中从来是正当的和崇高的，也即一般被描述为“修养”或“修身”等。任何正当的和崇高的“塑造”，只要不是从其自身系统看，都会被视为“洗脑”。因此关于“洗脑”的任何直接的指责和批评都是没有面对真问题的行为。

这直接牵涉到如何引导学生。只有找到每个时期的文明再造主体，学生才能参照摆正在自己时代的位置，确立自己的角色。如果我们只见“文明”不见“人”，学生就无法通过文明史学习帮助自己摆正位置。

在文明史叙事中，没有“危机”意识，只有“机会”意识；没有“乱世”概念，只有“调整”概念；没有“断裂”意识，只有“再造”意识。对于文明再造主体来说，“危机”是最大的“机会”；“乱世”只是表明文明需要“调整”；“断裂”只是呼吁“再造”，通过“再造”创造连续性。文明的连续性是通过不断再造而建立起来的。没有不断再造，一种文明就会中断消失。文明史教育就是要树立学生这样的积极的建设心态和使命意识。不见“文明再造主体”的文明史叙事，是死的文明史；不见“文明再造主体”的文明史教育，是死的文明史教育。

这便需要在文明史叙事中刻画人物群体和典型人物。文明史与典型人物的关系很难处理，但直接关系到文明再造主体与文明战略、文明变迁的关系。讨论从晚清到当代的文明史和主要人物的关系尤其如此。虽然处理得太细，容易变成政治史、事件史，但是文明史叙事肯定要有细节，细节必须放到这种种相关性中展开。

使用“文明”概念描述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历史，它就是中华文明的一次大调整期。无论讨论思想人物或政治人物在文明史叙事中的意义，都要使用到“文明创造主体”或“文明再造主体”的概念或意识。因此我们要寻找这个时期的文明再造主体。文明再造，它的主体是什么？是怎么形成的？从1840年到1949年，就是中华文明再造主体的形成和选择的过程。从革命史看，共产党承担了这个使命。我们应从文明再造主体角度看大时段的文明史和个体性或群体性主体的关系。我们要找到每个时期的文明再造主体。每一个时期都必须找到它们，找到他们形成的过程。

探讨这个问题，不能只是宏观的或制度的或结构的描述，而要讨论具体的主体，比如康有为、张之洞等这样的历史人物如何在文明史中叙述。

我在这里以康有为为例，简单说明。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张翔博士曾梳理出康有为思想的三个关键概念：“共和国”、“物质”、“道德”。笔者就尝试用这三个概念来看百年历史。1949年建国解决康有为所谓的“共和国”问题；1949年建国到现在，60多年的经济发展，解决康有为所谓的“物质”问题；现在号称要儒家复兴，要传统复兴，这至少看起来是要着力解决康有为所谓的“道德”问题。这样一来，康有为思想结构中的三个概念就变成三个历史阶段，成为面向未来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由此至少可以看出前期的探索为后面提供了什么东西。从文明再造主体的形成过程来理解康有为，就可能会不一样。

大变局：从九州走向七大洲

文明创造的动机是什么？一般说是危机。救亡激发革命，危机倒逼改革。用危机讨论，在救亡时代可以理解。现在中国初步崛起，还停留在危机意识状态，就是还没有从救亡状态和客体性状态走出来。

其实在危机时代，更需要机会意识，从机会或时机角度去理解和把握，中华新文明创造的主体性才有可能成形和凸现。我们现在要从那种“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遭遇”感觉走出来。我们正处于“开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把“遭遇”感受变成“开创”使命，整个历史观就会别开生面。

关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笔者曾在长文《论转型国家的整体战略与文化战略》中有论述。这篇文章勾勒了1840年以后的300年。1840～1949是第一个百年。三千年大变局不可能不把世界史带进来。三千年大变局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就是地理的变革。

我对地理的体会来源于两次徒步。一次是徒步独龙江，一次是翻越秦岭寻找古栈道。徒步独龙江，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坡，凡是有一点平的地方就有房子，人与地的关系一目了然，我翻越秦岭寻找古栈道，带着清人一本关于秦岭每个山口的军事意义的书，翻越每一个山口，对于它的战略意义感觉特别深。从中国古典的史观看，西方文明史叙事也可采取以地理大变迁为基础，以典籍制度为主体内容，以器物和风俗为辅助形式这样一个表现系统。

李鸿章关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描述最经典。他认为中国过去经略边疆都是西北和北方，而现在西方从东南和西南进入中国，经略边疆的方位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带来什么样的危机或机会？每一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不同时代的人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康有为认为是从文明之国到野蛮之国。笔者认为是大一统扩大再生产过程，即从九州到七大洲。一百多年前，大变局表现为列强环伺带来的危机。今天，大变局表现为从九州走向七大洲的机会。

前文提到过康有为对大变局提炼的三个核心词是“共和国”“物质”“道德”，我们的论述不一定要按照它来。笔者认为“地理”、“世界革命”两个核心词很关键，这两个核心词意味着两种巨变。一种巨变是世界地理的变化；一种巨变是共和革命带来的变化。这是连续性叙事的主要挑战。一言以蔽之，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人现在的世界概念和原来的世界概念是不一样的。康有为的独特性之一，就是他走遍世界，而且是比较深刻地走遍。他是第一个跑遍世界的中国思想家。像他那么深刻跑遍世界的中国思想家，至今似乎没有第二人。大变局的核心意义就在这里。如果强调康有为游历七大洲这个事件，把它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来写康有为，康有为在中华文明史的意义就大不一样。

因此，关于这一段的中国文明史叙事需要全面梳理从晚清到1949年前后中国人对世界的想象性文字。康有为周游七大洲，对世界进行多方描述。从晚清到1949年前后，中国人对世界有各种精彩的想象，这些想象构成中华文明再造的底色。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这一时期文明再造主体的形成和选择及其文明史的意义，就无法得到很好的说明和解释，也无法揭示这段文明史的未来意义。

文明史肯定是大时段概念，不可能是小时段概念。小时段全是事件史。布罗代尔对这些谈论得很清楚。我们可以不赞成他的区分，但是事件史、政治史、地理史等的差异是没法回避的。从1840～1949，作为一个阶段，就是文明大调整。之后就开始文明再造的阶段。

在全球化时代开创世界新文明

前面我们讨论晚清以来以地理变革为核心的大变局。领导人说到三个梦，中国梦、亚洲共同体、人类共同体。这三个层面可以用来叙述这60年。这三个梦也呼应了晚清以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明再造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现在只是走了一小步。

晚清以来的历史也决定我们目前的叙事和展望。第一，为人类作出贡献。中国人正在为人类作较大贡献打好一个基础。第二，前30年和后30年有两个关键词需要做相关性理解。前30年是“抓革命促生产”，后30年是“抓改革促经济”。“抓革命促生产”和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是一致的。“生产”的含义是指生产的是产品而不是商品，“抓革命”具有和第三世界和苏联相关的意义。我们在西方封闭的条件下通过“抓革命”打开第三世界的通道，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通道。相对于晚清民国，这是一次深刻的开放。从世界交往看，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看，这是一个很深的交往。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扩大交往深化交往的第一阶段。“抓改革促经济”，“经济”概念比“生产”概念大，经济性活动不仅仅生产产品，还要增值，因此带出经营者问题，即现在所谓的企业家，就要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

讲文明史必须带出文明再造主体问题。文明再造主体虽然很多，但是有三点是无法否认的。首先是“革命家”，“抓革命促生产”是革命者确立的文明创造的过程。“抓改革促经济”，是一个全面的开放，外部交往进一步扩大和深化。这时光有劳动者的积极性是不够的，企业家便成为文明再造主体之一。到目前为止，革命家、劳动者和企业家等已凸现为中华文明再造主体。将来，也许还有新的主体形成和凸现出来，比如新兴儒家人士有没有可能成为主体之一？这决定于新兴儒家人士应对现实与未来的能力。

此外，关于冷战阶段的讨论不能用纯政治角度。“冷战”一词是历史终结论的翻版，模糊了那段历史的属性。笔者用的词是“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运动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形式，但社会主义时代还没有到来。美苏两大集团，笔者称之为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的外部竞争形式。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技术、金融等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的竞争方式发生改变，进入内部竞争时期。竞争结果如何目前尚不明朗，但总体可以作为一个叙事。

在大变局时代考察和撰写中国文明史，最见思想功力的也许就是撰写“最后一章”。历史的意义往往决定于后继者的行为，大变局时代尤其如此。在我看来，在这文明扩大再生产的新天下时代，最后一章最好不要用“中华新文明”的说法，而可以直接使用“世界新文明”一词来描述1949年以后中国新文明的再造过程，以强调和揭示“中华新文明”的世界性。

从中国角度看，这一进程是从九州走向七大洲，这是无可置疑的。从九州到七大洲，这个过程我们该怎么走，该怎么完成，可以探讨。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格局，思考与叙事的境界便会很低。

可以说中国和中国人是要为全世界的大一统作较大的贡献的，因为大一统是中国人独特的政治智慧。我们呼唤中国和中国人具有再造世界文明的使命意识。中国人从中国这块土地出发，和世界互动，目前主要表现为一个竞争的过程，未来将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