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 Morris的定量计量文明基本轨迹的方法,其最大的不足实为忽视了历史本身脉络的连续性和人文性,指望依据量化与数据对历史进行研究,得出所谓“科学性”的历史过程结论及其所谓的以此为据来预测未来。欧洲的历史文化发展本身的脉络就存在着清晰明朗的断代的划分和思想文化的“越界”的界线,史学界对西方历史断代的划分就存在诸多的分类,经常提到说法就有古、近代、现代、当代及其1500年前后的划分,当然更有诸多之分法。而Ian Morris 想用这种定量计量文明基本轨迹的方法,把人类的历史从头到尾都牵涉其中,论述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演进,其历史视野自然宏大,但是使用这种计量史学研究方法存疑诸多,特别是这种人类长期文明历史轨迹的计量,不过是人为性的所谓“科学性”。
Ian Morris 用定量记录人类长期文明历史轨迹的计量方式,即为“社会发展指数”,指“一个社会能够办成事的能力”。根据人与动物的自然性,遵循能量守恒的原理,Morris把一个社会能够摄取能量和使用能量的能力分成四个方面: 摄取能量的能力、社会组织的能力、信息技术的能力、以及战争动员的能力。其本身至少就存在两个方面的人为性所谓的“科学性”,或者是“量”这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想用“量”来记录人类长期文明历史轨迹,一方面却是对“量”之舍取,用“量”来记录人类长期文明历史轨迹,本身就存在不科学不可取性,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又岂可用一个“量”字了得?在次,人类历史社会活动,摄取能量和使用能量的能力又岂可分成四个方面能道尽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