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和旅游的差距有多大，我终于找到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九行（ID：jiuxing_neweekly），作者：赵景宜，题图来自：《妻子的浪漫旅行 第二季》剧照

今年，前往黑海、地中海等地的旅行计划都泡汤了，刘子超觉得自己就像失业了一样。五年来，他第一次长时间待在北京。

平日里，他很少出门，对北京早就失去了探索的兴趣。每天，他会沿着固定的路线跑6公里，旅行在外，则会放弃这个习惯。

“陌生的城市，你跑远了，可能就回不来。不想一边跑，一边看手机。”刘子超说。

这几年，刘子超行走在中亚、东南亚、欧洲等地，他尽可能走得更远。

△2018年11月，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圆顶集市内的摊贩。图/刘子超

他去过的一些乡村、小镇，大多数旅行者也很少涉足，但最先抵达的总是大城市，曼谷、马尼拉、孟买、塔什干……它们不只是旅行的中转站，更是了解不同文化的开端。

“城市最能集中反映这个国家的不同方面，它有时间和空间的折叠感。”刘子超说。

游历不同城市时，刘子超察觉到世界有不同的“时间”。一个地方的滞后或发展，都有自身的阶段和原因，城市更容易反映这种变化。

△泰国曼谷的水上市场/pixabay

刘子超说，年轻人应该多去不同的城市走走，这样不仅能更好地观察这个世界，也可以对习以为常的当下生活进行反思。

“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有各自不同的活法。比如你认为的机会，有时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去了中亚的城市，会发现当地没什么机会。现在你拥有的机会，以后也不一定会有。这和所在的国家以及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他说。

 “这一瞬间，世界同步”

一次，斋月前夜，刘子超来到雅加达一个位于52楼的酒吧，俯瞰城市的夜色。他心想：这和广州四季酒店顶层看到的也许没什么不同。

他更想弄明白的，是这座城市里不同的人，想走进更具体、更生活气息的街道。

每去一个新地方，刘子超都会把当地社会分成不同的切面，以此对应具体的人。而每个人都会展现他所在的城市、国家的面貌的一部分。

他说：“比如我要写纽约，我就会去拜访福音派的白人、‘左派’白人，还会找美国本土黑人、外来黑人、拉美裔人，以及性少数人群。纽约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地方，需要找很多切片，找不同的人，才能理解这个城市。”

△纽约时代广场/pixabay

游览一座城市时，刘子超一定会去当地贫民区以及少数族裔居住地。

比如，在伊斯坦布尔时，他去了“小乌兹别克斯坦”；在东南亚城市，他会去逛逛“小印度”“中国城”。

他说，这些地方就像一片飞地：“我一直迷恋主流之外的东西。它们会保留着和城市的主流不一样的东西，那里的人们有着自己的文化、食物，过着自己的生活。”

△伊斯坦布尔/pixabay

每个人眼中的城市都不一样。在印度，刘子超明显感觉到，受教育阶层认为自己接近西方主流，当地普通人看起来则更挣扎，更常面临生存问题。

“印度、拉美等地，好的社区和贫民区完全不一样，很多人从来不会涉足对方的区域。同一个城市，有着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美国也一样，中产阶层社区和犯罪频繁的社区，差别也很大。”刘子超说。

△印度贫民窟的小孩/pixabay

第二次去孟买旅行时，他特意住在富人区班德拉。

四周都是新建的昂贵公寓楼，咖啡店里，人们穿着衬衫、西裤，身上散发出淡淡古龙味。

听到周围的人用英语谈着商业项目，那种雄心勃勃的感觉，让刘子超想到了北京、上海某些商务区的咖啡店，“这一瞬间，世界同步”。

一河之隔的右岸，曾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这里方圆1.7平方公里，处于两条铁路干道的节点，有着众多错综复杂的小巷，约有100万人居住于此。

△河对岸的印度富人区班德拉/pixabay

《印度时报》称，2011年后，孟买有四个贫民窟的规模超过了达拉维。

“印度的贫民窟很友好，外来者不会有危险，入口还写着‘欢迎来到达拉维’。”在书里，刘子超这样形容充满热情的达拉维居民：“就像城市的鬣狗、不死的热带植物。”

△达拉维的入口之一/wiki

在印度，有些人认为，达拉维是孟买这个现代化城市的耻辱。

而刘子超认为，贫民窟的存在，恰好为城市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也给不太有钱的人提供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印度人和中国人很像，小城市的人都雄心勃勃，想去孟买这样的大城市闯一番。达拉维在印度是很特殊的存在，这么多人口，除了拥挤的聚集方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从印度农村出来，在孟买有个落脚点，就很不容易了，有许多人住在街边、公寓楼顶。你在达拉维有个铁皮小屋，至少是个有地址的人了。”刘子超说。

△达拉维内部的一条街道/wiki

在中亚五国，刘子超去过苏联时代修建的芭蕾舞剧院，它可能是城市中最好的建筑；马路上随处可见上世纪90年代生产的拉达汽车。

这些城市明显让人感受到时间的滞后感：“时钟像往前又拨了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它们没有了苏联时代的辉煌。”

“中亚五国原本是世界大国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五个非常小的国家，离任何发达国家都很远，全球化也没有进入这个地带。这是一片被遗忘的区域。”刘子超说。

“广州更务实，北京太粗糙”

2007年，刘子超第一次离开北京，去外地生活。从北大毕业后，他去了南方报业当记者，在广州待了三年。他喜欢这个南方城市的务实和开放。

“在广州，没人在乎你穿什么，城市氛围包容、开放。写小说、写诗的，习惯各做各的，不像上海、北京，要有圈子。”

刘子超供职的单位位于广州大道中，当时周边还是一片城中村，不远处的天河CBD正在修建。

在刘子超眼中，“你能看到外媒常拍的那种照片，一片要拆迁的地方，背景是刚修起来的高楼。那时珠江新城还在盖，那一片相当于北京的国贸”。

刘子超很喜欢在城中村里闲逛，这些城中村就像自给自足的小社会，由各种小店铺组成，有小饭馆、按摩店、麻将馆等，富有生活气息。外面的马路和高楼离这里很近，但又好像毫无关系。

“门口有牌楼，进去后，有一种时空错位感，立马变得像20年前的样子。这里居住条件不太好，潮湿、拥挤。你能感受到，住在里面的人那种奋斗和挣扎的感觉。”刘子超这样描述。

在广州生活的三年里，刘子超所住小区的住户大多是白领、经商的外地人，少有老城区的“老广味”，刘子超的很多同事也住在这里。

小区里面有好几家书店，还有鲜花店、宠物用品店等商铺。这让刘子超感到惊讶，南方的小区，物业服务不错，设施现代，绿化也很好。

刘子超觉得，城中村的消失，会让城市生活变得更单一。在这里，社区的隐私感更弱，生活是对外敞开的，更容易观察到当地生活化的细节。

一位外来者只要在酒吧、小餐馆坐下来，总会有人好奇地围拢过来，在国外旅行时，他也更喜欢逛类似的街区，能够和当地人有更多接触、攀谈的机会。

“如果你去中产阶层社区，外面都干干净净，每家的门拉得很严实。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刘子超说。

关于北京这二十多年的变化，刘子超不太满意。

小时候的北京，给他一种空旷感，没什么外来人口；二环内有许多六层楼高的单元房，仿造的是赫鲁晓夫时代的公寓。

现在的北京，三环、四环外的新城变得更现代化的同时，却少了些特色和包容。

△北京的高楼大厦不断拔地而起/pixabay

“你去朝阳大悦城、国贸，走在外面看这个壳子不错，但走到里面，又觉得它很粗糙。”刘子超指了指面前的咖啡桌。

“我们所在的王府中环，几乎算是北京最核心的地段，相当于上海的静安寺。你去上海的话，户外桌上不会有水痕，擦得很干净。在北京没人管，服务很懈怠，人的感觉也很懈怠，和商场在表面的定义有很强的落差感。”

△北京CBD天际线/wiki

比起“各种意义上都粗糙”的北京，刘子超喜欢更精致的上海。

上海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有腔调的咖啡店、餐厅、酒吧，还能找到像秘鲁、埃塞俄比亚之类比较小众的菜系。

刘子超认为，这是文化上更多元的表现。

在城市，做一个现代游牧者

在游记里，刘子超描述过印度尼西亚的日惹、印度的迈索尔这样的古城。历史上，它们曾是帝国、王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如今，它们变成了有舒适餐厅、酒吧的小城市。

对步行者友好、生活节奏舒适的小城，能否给大都市带来启示？

刘子超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种小城只能给人提供一种新的生活选择，“过一种压力不大的生活，也能活得很好”。但这种舒适感，很难在大城市的内部实现。

“你一旦在北京，就会被巨大的齿轮搅动。大城市会给你提供机会，天然地附带了紧张，让你感到压力。在你享受现代化的同时，就要付出一些东西，这是便利与机会的副产品。”刘子超说。

“大城市会是动态平衡的状态。有些人享受了城市带来的红利，嫌它太拥挤、混乱，就想逃离；来自小城市、农村的人则想去大城市。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在后现代社会更普遍。”

△北京下班时间，堵住的返家之路/pixabay

刘子超想成为当代的“游牧者”。他想向游牧民族学习——他们只保留最重要的东西，不求占有土地、道路，只要求在每年的特定时间拥有某条路的通行权利。

如今，他住在建于90年代初的小户型房子。“我也不需要车，它对我来说不重要。在北京，出门可以打车，坐地铁、公交车。”他说。

△北京国贸大厦/pixabay

每天上午，刘子超都会花两个多小时收看国际新闻，为下一次旅行做准备。

未来几年，他打算到访地中海沿岸、中东、拉美等地，写更多的书，就像完成一次世界拼图游戏。

大多数旅途，刘子超都行走在艰苦、危险、人烟稀少的线路。旅行接近尾声时，他再回到城市，现代生活的便利让他觉得舒适。

△依傍在亚马孙河旁的拉美城市马瑙斯/pixabay

他喜欢有大河经过的地方。

“你会知道，它要往更远的地方去，一直流向入海口。你的视野也随着河流的流动变得开阔起来。一个看不到河的城市没有这种开阔感，容易让人误认为这里就是中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九行（ID：jiuxing_neweekly），作者：赵景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