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菜，还是放下社区共同体的执念比较好

今天你出门买菜了吗？或者，你也可以在小区团购微信群看一眼今日特价菜信息，在微信小程序下单，选择送货上门或下班顺路自提。

以生鲜市场切入、依托线下城市社区、采取“线上预定，线下自提”方式的“社区团购”模式自2016年出现，至2019年底时，多个社区团购项目曾面临着裁员、倒闭与合并的局面。而2020年疫情发生，此前陷入发展困境的社区团购再度火热，现已成为继打车、外卖、共享单车后，互联网巨头们瞄准的新风口。

随着社区团购在城市社区的渗透率快速提升，人们采购农产品的习惯是否会就此改变、这将对社区生态产生什么深层影响？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走访调研村庄与城市社区十余年，GQ报道和他聊了聊社区团购、疫情中的社区关系与社区生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原文标题：《你开始社区团购了吗？》，作者：欧阳诗蕾，编辑：靳锦，头图来自：欧阳诗蕾

一、失去城市本身的灵活性和弹性，便失去抵御风险的能力

GQ报道：社区团购从2016年起小有发展，在2020年疫情常态化这一年发展很快，你接触过买菜团购吗？

王德福：说实话，在疫情发生之前，第一我不了解，第二我在武汉社区没有参与过，在我们社区也没听说过有。后来了解到社区团购之前就有了，但疫情爆发大大加速了其普及。就武汉而言，社区团购大概是在2020年1月底、2月初开始出现。

社区封闭管理后，各个小区内部最先出现一些自发团购，人们通过私人关系联系蔬菜基地、或从武汉郊区的小菜园运菜进来，我当时也参与了我们小区的集体团购，帮忙统计信息和分菜。这种团购模式一直保留到了现在，已经成为市民比较接受的购物习惯。

疫情期间，王德福在居住的武汉某小区当志愿者，在小区分菜。图片来源：王德福

我从武汉了解的经验来说，一开始没有大资本身影。疫情一年里，这种最初自发的团购买菜的模式慢慢出现了商家和平台，现在阿里、京东、美团、腾讯、拼多多等互联网大资本也介入这一领域了。

就像以前的共享单车，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大资本跑马圈地，一开始给大家很多低价菜，占下市场后，再提价，或提高平台收取的佣金比例等。政府出手干预也和最近提出的警惕资本垄断、防止无序扩张有关系（注：2020年12月22日，社区团购“九不得”新规出台，“低价倾销”、“掠夺性定价”被列为打击的重点）。

GQ报道：为什么社区团购会成为大资本争夺的战场，现在的竞争已经到了什么阶段？

王德福：随着人们经济收入水平提升，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生活服务领域蕴藏的市场潜力之大，超乎想象，近年来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社区团购不过是这个大背景下因疫情催生的新形态，这个形式已被广大市民接受，团购内容以生鲜等生活快消品为主，属于刚性需求，需求量巨大。团购形式的终端成本较低，主要是人力成本，节省了场地租金，这些都是吸引大资本竞相进入的具体原因。

目前来看，一些头部资本都已进入这个领域。以我所在小区的社区团购为例，早期很长时间内，都是美家买菜这个渠道，团长也只做单一渠道。2020年下半年来，团长陆续开始兼顾其他渠道，最开始是橙心优选，也就是滴滴旗下的团购平台，就在最近，美家已经不见身影，团购平台也增加到京喜（京东旗下）、盒马（阿里旗下），驿发购（阿里旗下）等数个，尽管小区居民还是习惯将这个团购群称为“美家群”。可见，目前社区团购市场竞争之激烈。

生鲜市场有着“刚需”“高频”的特点，市场空间广阔，但整体市场较为分散。图片来源：欧阳诗蕾

GQ报道：社区团购的线上采购模式，对消费者个人的影响是什么？社区团购是否有可能形成垄断，而一旦形成垄断，可能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王德福：（社区团购）同外卖买菜的最大区别，可能是选购和取货更加便捷。团购依托微信群发布消息，通过微信小程序下单，更便于商家投送消息，消费者无须再去不同平台自行搜寻信息，操作更方便，节省了很多信息成本。

由于有团长在，就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商家固定统一配送与消费者灵活取货的矛盾，商家节省成本，消费者也更放心更方便。团长本就属于小区居民或商家，加上疫情期间积累的声誉资本，更容易获得居民认可与接受。这也是为什么社区团购平台经常变换，但团长却很稳定的原因。

现在，团长已成为平台竞争的焦点资源。利用社区团购多了，消费者自然就会减少其他消费渠道，对依托实体店的社区级零售商、菜场、超市等，都造成了冲击，毕竟市场蛋糕就那么大。目前市场还处于竞争之中，但疫情期间的中小型团购平台基本上已经被挤出或收购，现在就是几家熟悉的头部资本在竞争。而且明显向三四线城市下沉，可以预见，这些城市原本那些地方性的中小型平台必将受到剧烈的市场冲击。大资本拥有各方面优势，任由市场自由竞争的话，最终必然会成为少数几家大资本的舞台。

大资本的介入，必然要瓦解原本具有很强草根性、地方性的市场生态，当然有利有弊。好处在于，大资本依托全国性市场，供给能力更强；弊端在于，可能会消解市场本身的灵活性，大资本掌握定价权以后，供给端便会为了追逐更高利润，去主动重塑需求端（消费者）。也就是说，原本比较多元灵活的地方性市场，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消费者市场的，但是，大资本具有更高的消费塑造技巧和能力，却有可能改变这个格局。

某种意义上，城市体量越小，就越容易形成垄断。这就意味着消费者的消费自主权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弱。从城市系统应对重大风险的角度考量，我个人认为，丰富和多元的市场，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要比绑在一两家大资本的战车上，可能更好。

北京什刹海附近，流动摊位在各个城市依然常见。图片来源：欧阳诗蕾

GQ报道：那微观一点，从你们社区来看，目前团购买菜对社区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后可能对社区生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王德福：我家在武汉一个老单位小区。小区的工薪族都是直接去超市买，或社区团购买菜，线上购买后，下班后去提货点顺手提回家，考虑的是干净、方便。但我们小区有个小摊贩固定每天上午来小区卖菜，每次来小区都像赶集一样，十分热闹，老人们一边在他的小摊上买菜一边坐在那聊天，确实也成了社区生活的一部分了。

走访各个城市社区的时候，发现经常逛菜市场的往往是老人，很多城市老人有免费搭公交车去很远的批发市场买菜的习惯。2018年，我去浙江绍兴的上虞区，那是个远城区，城区不大，但很多老人还是不愿去临近的大超市里买菜，他们早上坐半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大批发市场，逛一上午，买点东西，再坐公交车回来。一来一回，时间过去了，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买菜，而是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GQ报道：随着大资本进入社区团购这一领域，也在市场监管总局释放将推动反垄断法加快修订的这个大背景下，从社区生态来说，社区团购领域的垄断可能带来什么影响？

王德福：结合疫情中的经验或教训来看，那些围绕社区形成的小零售点，第一给居民提供多元化选择，第二解决了部分就业、容纳了一部分人群，比如农民和城郊居民到小区周边摆摊卖菜卖小商品。虽然从城市管理角度来看，社区周边的小零售点是有点问题，但毕竟长期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城市灵活性与弹性的一部分。不能大资本一来，就寸草不生了。

王德福及调研团队在武汉调研时，与流动摊贩的摊主访谈。图片来源：王德福

如果大资本通过物流规模优势先通过低价菜来抢占市场，导致这些实体零售搞不下去，最后只能依附于大资本物流，那会失去城市社会本身的灵活性和弹性。当整个城市社会老百姓的吃饭住用都维持在一两个大资本的身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去年疫情发生之后，尤其武汉面临的情况比较典型，在武汉的离汉通道关闭之后，许多大大小小的超市、包括京东这样的大网络零售商，还有大物流公司都遇到了很大冲击，那个时候能够坚持下来保障供应的，除了国有商超之外，就是那些小零售，通过私人渠道进入社区之后起到很大的补充作用，保障了那一段过渡时期居民的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启示就是我们要保留这些比较零散的多种渠道。尤其是整个社会进入风险社会后，如果渠道过于单一，那风险就大了，这部分应该有一个不规范的、甚至某种意义上“相对混乱”的市场秩序，这才是城市社会的生态系统本身的灵活，某种意义上也有安全的考量。

二、疫情中的社区“亲密” 并非常态化

GQ报道：去年一年，全国各地都进入了疫情常态防控，社区内部的联系也即时加强了，但这对社区关系有什么持续影响吗？

王德福：我在2020年走访了武汉武昌区、蔡甸区、东湖风景区，还去了湖北宜昌和江苏宿迁，重点关注了下社区常态化防控工作。疫情期间，社区的干群关系确实密切了很多，武汉至整个湖北的社区工作者体会尤其深。很多社区工作者干了很多年，但之前都跟居民不熟悉，居民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许多人说，社区工作很多年，都没有封城两个月带来的职业成就感高。在最艰难的两个月，社区工作者和居民双方增加了很多认同和理解。

遗憾的是，疫情最艰难的时期过去，恢复常态以后，社区和居民的关系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一方面看，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市民生活本来就是比较自足、自由、不希望被打扰的状态。

GQ报道：但遇到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社区的很多问题就会冒出来。从基层自治的层面来看，为什么城市社区很难像农村那样快速连接、反应？

王德福：城市社区中，地缘关系难以给城市居民提供社会支持，人的个体化需求主要是靠私人（如亲友同事）来满足的。人们的个体化功能需要不足，大家参与的动力就弱。这也是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区一级很难内生出自治力量的社会原因。

而农村是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地缘社会整合，也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地缘只是血缘的投影”。农民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应付生产生活中的所有事务，对村庄社会支持网络的功能依赖比较强，一部分是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另一部分则是村庄地缘关系。

中国式小区动辄成百上千户，甚至还有数万人的巨型小区，这就造成小区公共事务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社区里的日常化合作要通过关键群体，这种关键群体在农村的熟人社会里可以获得社会性激励从而继续，但在城市陌生人社会很难继续。疫情发生后，很多社区里志愿者主动站出来，但那是应急情况，属于特殊、短期、单次的参与。

上海一处社区。图片来源：欧阳诗蕾

GQ报道：在陌生人社会，如果只是依靠个体自觉来建立紧密的地缘联系是很难的。在各地社区走访中，你看到有哪些社区建设活动，起效果了吗？

王德福：社区建设都希望让居民内部产生联系，也对社区产生认同，追求把社区里原子化的陌生人凝聚起来、整合为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各个地方的社区建设花样百出，主要还是两大类。一是节日活动，像端午节包粽子、元宵节包元宵、重阳节包饺子。二是常态活动，通过引入社会组织来小区里面教居民做手工艺品、办书法绘画培训班等。

但是，社区花了很多钱，效果却非常一般。活动很难达到广泛动员的效果，工薪族很少参加，退休老人是社区活动中最活跃的群体，却难以扩大。对参与的人来说，享受权利并不一定能催生出他们关心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活动福利与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这两件事是割裂的。这也是为什么服务越来越多，但社区治理能力没有同步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GQ报道：你在新书《治城》里说“还是放下共同体的执念比较好”。

王德福：因为在社区这块，政府现在把太多资源都投入到去做这些活动上去了，如果把这些资源投在居民最需要的事情上的话，其实可以起到更好效果，比如现阶段就是小区物业管理。只有共同利益才能激发大家共同体的意识，社区建设应该是去抓关键事件。

即使社区出现了共同体的意识，城市小区也不可能像村庄一样那么紧密。我以为，紧密和亲密本身是违反城市生活客观规律的。城市生活的主要魅力之一，就是自由，过于亲密的关系里很难有自由，大家应该都有这个体会。只有在陌生关系里，才会比较自由，才会有你的隐私，各种个人趣味和偏好等才可能存在，城市本来就要提供这方面的空间。在这个前提下，大家在有需要时能够及时合作，就可以了。

三、在目前城市，建立强有力的地缘连接已不可能？ 

GQ报道：疫情以来，大家对周边社区的关注和讨论很多。而这几年以来，人们对周邻关系的讨论也比较多，但从现在的城市来讲，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地缘关系连接是否不太可能？

王德福：我觉得没有必要刻意去建立地缘关系，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年轻人来讲地缘关系的重要性不那么强，因为城市年轻人的社交主要是围绕着工作和兴趣，就是业缘和趣缘关系展开，这些都可以跟居住地剥离开。但人与周边社区环境的关系也伴随着人的生命周期演变而变化，比如说生育或退休之后，地缘关系的重要性会增加。随着年龄增加，人对地缘生活的依赖会进一步提高。

在城市，地缘交往往往发生在老年人这个特殊群体。老年人的行动能力有限，行动半径比较小，不像年轻人可以到处跑，还可以通过网络交往。人年老时就必然会走出家门在楼道下面晒个太阳、聊个天。如果是一堆年轻人在小区里面凑在一起聊天说话，你看了也会觉得奇怪。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要有一点耐心。

GQ报道：如果要理解现在的城市社区内部关系，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不可绕开的是住房改革，但住房改革是怎么影响城市生活关系的？

王德福：1998年，我国实行了近40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宣告终结。2003年，国家提出让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大多数家庭的住房推向了市场。住房改革才塑造了现在中国城市的空间格局和社会格局，关键在于住房改革之后我们居住的建筑形态采取了跟全世界都不一样的高层、超高层的集合式建筑所形成的这种封闭式小区，这在全世界里只有中国的城市是最多的，它成了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居住形式。

上海一个老旧小区，居民自行改造的公共活动场所。居民跟来调研的王德福反映，街道把这里定为违建，要拆除。居民很喜欢这里，让调研团队帮忙向上反映。图片来源：王德福

在福利分房时代，相同的住宅来源途径促成了大量单位小区的形成，而获取住房的依附性又将人们的迁移能力降到最低，小区很容易形成熟人社会。在住房市场化后，家庭购买力几乎成为决定小区居住群体的唯一因素，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居住小区彻底成为陌生人社会，职业地域年龄等身份属性则高度异质化了。不过现在即使在老旧小区，随着住房交易和社会流动，居民的熟悉程度也大大下降。

GQ报道：但目前的这种住房形式是否有改变的可能呢？2016年2月国务院出台文件提到“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 ”。

王德福：在住房制度改革后采取封闭式小区的选择，主要考虑是土地的集约化利用，容积率相对较高。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事情、所谓治理要以小区的边界为单位来展开。这也是为什么2016年中央推广街区制的文件引起很大争议、后面不了了之了的原因，追求西方老城市那种开放式的街区，从打通城市的毛细血管这种交通意义上来讲是好的。但是从中国人的习惯、城市管理方便的程度来讲，是行不通的。封闭的围合式小区有它的问题，但还是有它的合理性，也已经成为基本现实。

我们现在就是要在这样一个空间的基础上来讨论、探索中国城市的基层治理到底要往哪里去走。它带来的影响就是封闭式小区里面居住的群体特别多，陌生人们要合作解决小区里的事情。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启动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从2003年前后进入高速发展，一大批封闭式的商品房小区兴起到现在，建筑自然折旧和使用损耗，现在正好进入居住质量下降、小区维修高峰的时期。同时，物业服务市场也进入深度重组期。两大宏观因素叠加，加剧了小区治理的复杂性，对基层治理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小区层面的业主自治发展还很不成熟，更会放大这种挑战。

GQ报道：住建部在2019年末提出要打造完“完整社区”，你觉得城市社区建设的未来方向是什么样的？

王德福：在疫情后，住建部更坚定了打造“完整社区”的态度，就是社区最好提供比较完整的功能，像一些小零售终端、小卫生室，最好还有幼儿园，尽可能提供一个功能比较完整的社区，让大家能够比较便利地满足这些生活需要。这些年上海提出打造15分钟生活圈，一些小城市提出10分钟生活圈，生活圈的概念在城市规划上面现在也是潮流，也在变成住建部门工作的一个导向。

美国城市规划专家简·雅各布斯曾勾画街区上人们的交互活动，称之为“街道芭蕾”。图片来源：欧阳诗蕾

总体来看，都是想在小区之外形成一个功能支撑体系比较完整的地域空间。在单位制时期，单位大院相当于一个功能比较完整的小社区，住房、学校、医院什么的都有，像我所在的武大，它的内部就是一个完整社区，住房、医院、学校等，武大的子弟从幼儿园直到大学学业都可以不离开武大校园地完成。

但我们没必要刻意追求小区本身的完整性。小区里要的是一种安静的生活，别搞得业态太丰富了。这与居住功能是有矛盾的。应该把它跟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地域空间系统来整体考虑。一个生活半径范围内的地域生活系统当然越完整越好，社区的丰富程度越高，大家在小地域空间里的生活安排会越多，居民之间就可以经常打照面，社会生活也会更有烟火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欧阳诗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