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岸还是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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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还是下海？这个问题曾困扰着每一个毕业生。博士群体也不例外。

我们常常把博士进高校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旦出现博士扎堆街道办和中小学的新闻报道，评论区中便会出现不少“杂音”。更别说博士毕业后去企业打工，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下海进企业绝对是排在末位的选择。

上岸or下海？博士大多选择了上岸吗？前不久清华大学正式发布了2020年就业质量报告，我们不妨来看看清华博士们的选择吧。

逃离学术圈

小塔整理了清华大学2014年至2020年就业质量报告，我们能清楚看到清华博士近七年签三方就业的单位占比的变化趋势。

我们能从图表中看到，2014年清华博士毕业进高校及科研院所任职的占比超过一半，是当时的主流选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向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博士一路走低，最低为19届清华博士，流向高校及科研院所人数占比仅为34.2％。

我们不禁疑问，曾经披荆斩棘挤进top名校学术殿堂的博士们，为什么毕业后纷纷逃离科研？

首先可能要归结于科研岗位有限。曾经有个著名的段子：国会询问物理教授，你们只有一个教师职位，可为什么要招一百个物理学博士，物理教授回答，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学生适合当物理学教授。

是的，大部分博士都成了科研炮灰，清华博士也不能幸免。

当然，也不能全归罪于内卷。去年有一篇题为《清华博导：我有个好学生想放弃科研，去中学当老师》引发了不少争议。文章中的“好学生”正面回应，告诉了大家他“逃离”科研的真正原因：一是累，其次是能力不够。

过多的科研任务让这位清华博士还没有正式启程的学术生涯因为倦怠而提前画上了句号，虽然发过几篇顶刊但他觉得这些文章无论理论上还是应用上都不算真的有用，甚至技术难度上也没啥挑战性，只是相比当今大批的水文，矮个子挑高个子罢了。

清华博导眼中的“好学生”尚且如此，其它高校的博士生呢？

纷纷下海

相比之下，清华博士流向企业的人数占比可谓一路走高。

我们能看到，清华博士毕业后选择进企业（包括国企、民企、外企）的人数占比在2014年还不到30％，往后几年一路攀升，在2019年达到顶峰，人数过半，进企业成为近几年清华博士毕业后的主要流向。

仅从清华大学2020年就业质量报告来看，流向企业的占比为48.2％，其中国有企业占比21.1％，民营企业22.9％，外资企业4.2％。

从流向的具体企业来看，华为或成最大赢家，签约的博士生数量比腾讯和阿里两大巨头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博士进企业的原因不言而喻，有人曾经调侃，普通教师跳槽到企业意味着“脱贫”，而企业人士跳槽到高校意味着“返贫”。

虽然清华博士毕业流向企业目前来看是大势所趋，但是再将目光转向更高层次的人才，则会发现有不少“逆行者”的出现。

曾经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张亚勤便是其中一位。前不久，由他担任院长的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正式成立。和张亚勤一同加盟清华的，还有他在微软的老同事——前字节跳动副总裁马维英，以及海尔集团前CTO赵峰。

清华博士毕业纷纷下海，下海多年的业界大佬，又因何选择上岸？

从政真香

在当前高校普遍取消事业编制的大背景下，现在进高校都不能算“上岸”了，非升即走的利剑高悬在每一位青年教师的头顶。公务员序列的行政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铁饭碗”，旱涝保收、不用担心失业。

从实际统计数据看，清华博士似乎对从政并没有太多想法，从政人数占比仅在5％至10％之间起伏。

虽然清华博士从政的趋势尚未形成，但在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已经产生苗头。哪怕是在发达地区的街道办工作，那待遇也比同地区的高校教师香。

简而言之，同样是在东部某新一线城市，硕博公务员比硕博高校教师拿到手的年薪高出5万~10万，这主要是因为前者的年终奖与地方财政收入挂钩，而后者并不会因为区位优势拿到更多钱。

如果将时间再往后推5年，名校博士毕业去经济发达地区从政是不是也会成为趋势呢？

清华作为国内顶尖名校之一，其毕业生就业流向具有“风向标”的意义。清华博士逃离学术圈，流向企业，并不是唱衰进高校，博士求职方向的多元化才是正常的发展轨迹。

福州大学紫金矿业学院副院长彭向东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到，企业所长在于实践，高校所长在于研究。在企业中搞科研，到了一定阶段难免遇到瓶颈，破局之道唯有与高校深度合作或者加入高校。

上岸或是下海，我们首先要尊重任意一种选择，更重要的是不能让选项失衡。仅从短期的待遇上来看，进高校的竞争力明显较弱。

在未来，随着破五唯等改革的深入推进，高校和企业人才的流通壁垒被打破，高校教师的待遇也能够进一步提升，我们还会有上岸或下海之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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