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厦门：我的城，你的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新声（ID：XMU_Phoenix_News），作者：安越洋，图片：安越洋，责任编辑：詹远航，原文标题：《特稿 | 再见，厦门蔡塘：我的城，你的村》，头图由作者拍摄。

傍晚六时许，127路公交车从蠕行的金属车流中勉强靠向路边，歪着车屁股停在了蔡塘学校站，张柯从水泄不通的车中贴着门缝挤了出来。

初冬的厦门已入夜，昏暗的路灯排排矗立，张柯沿着马路边狭隘的步行道走，拐过一处弯，灯火通明并噪杂，氤氲着烟火气的地方便是他的目的地，蔡塘。这里是宏大城市背后的另外一片天地。

生活在城中村

张柯前年从石家庄毕业后找到了一份在厦门软件园的互联网企业的工作，在考虑了通勤时间和房租价格后，他选择租下在蔡塘悦舍的这间20平米的房子，房租1550元，水每吨5元，电每度1块2，公寓配了空调、电视机、洗衣机、冰箱以及一张桌椅和床等家具——张柯是程序员，他为自己添置的这套桌椅，是为了“看电脑时舒服一点”。这几样东西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房间外，与其他住户们一样，他也将鞋子放到过道上，过道上堆着一双双拖鞋、运动鞋、皮鞋、高跟鞋、布鞋、童鞋……

蔡塘悦舍是蔡塘村内规模最大的出租公寓，张柯住的是最便宜的小单间，此外还有30到60平米的大单间、小复式、超大开间，价格也在1700到2200元之间，单间住着的多是张柯这样的独身男女，复式开间里则住着情侣或一家数口。整个悦舍大楼共有6层，1层是小复式，2到6层是其他三种房型，整个大楼共有334间房。

住在这里的多是像张柯这样在软件园和观音山等商务区上班的白领，每到上下班时间，两部载重1600千克的大电梯总能塞得满满的。蔡塘村口外是公共交通扎堆的地方，蔡塘广场公交站有十四条线路的公交车途经，不远处还有BRT快8路和地铁2号线，住在这里的白领们去软件园和观音山的通勤时间最多不到一小时。

在蔡塘，像悦舍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公寓有好几十家，这些公寓多是由个体开发商（二房东）将村民的民房整栋或成片租下来后，经装修改造，转手租给租户的。与公寓竞争的还有村民的一手出租民房，公寓胜在配套设施完善，民房胜在价格低，公寓与民房在蔡塘比比皆是，红底黄字的租房广告随处可见，甚至有专门的出租信息栏，一处信息栏贴着20多个房源的出租广告。

贴着房源出租广告的信息栏

悦舍的装修、设备和服务在蔡塘的公寓中算是数一数二，因此它的租价也是极高的。一个月将近两千的房租对于月收入四五千的白领来说或许是一笔可以接受的支出，但对于大多数在城中村租房的人来说，悦舍的租价是他们承受不起或不愿承受的。

张柯下班的时候也是刘秀英一天中最忙的时候，她是蔡塘的一名垃圾分类督导员，每天的工作是在早上7到9点及傍晚5到7点，“盯着住户扔垃圾”。

刘秀英也在蔡塘租房住，她的女儿一家住在3公里外的另一个城中村前埔村，女儿前年刚生了孩子，她为了帮女儿带孩子才从老家来到厦门。为了省钱和来往方便，刘秀英选择了在蔡塘租房，“15平米，一个月房租加水电费600多块钱，空调热水器都有，挺划算的。”刘秀英说。

刘秀英租的是蔡塘村民的普通民房，因为楼距过小，从她的窗户伸出手便能摸到邻居家的窗户铁栏，并且，她的房间是终日不见阳光的，只要不开灯，房间永远都是漆黑一团。

蔡塘的民房

像刘秀英一样的人是蔡塘的大多数，他们可能是超市的售货员、出租车司机、外卖骑手、建筑工人、保安，为了省钱，他们选择住最便宜的房间。

作为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城中村虽然基础设施落后、居住环境较差，但居住生活成本低，有亲友老乡等社会资源，对于城市的外来者来说，这里为他们在城市谋生或真正迈进城市，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平台。

如今的蔡塘已是厦门最大的城中村之一。在这里，药店、诊所、百货、餐饮、学校、快递站、菜市场、美容美发、各类维修店，甚至小工厂作坊应有尽有。开得最多的还是食店，泉州牛肉、山东煎饼、江西炒粉、河南烩面，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让无法忘却的舌尖记忆在这里得到延续，大大小小的快餐店在饭点时总是挤满了人，数十元一盘的小炒便能果腹；下班归来的人们路过菜市场，寻到熟悉的同乡小摊，买上一点蔬菜水果，用方言与摊主闲聊两句；深巷里的小作坊中，女工埋着头在灯下裁剪着一块块布料，小女儿守候旁边，等着与即将下工的母亲一起回家；蔡塘学校的学生们每日两点一线，穿过长长的天桥，从马路的一边到另一边，也希望通过教育，将来能从命运的这一边到另一边。这里的人们都在拮据地生活，努力奋斗，怀着梦想，盼着明天。

蔡塘的菜市场

蔡塘的小工厂作坊

不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里还是厦门市郊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落，1980年10月，厦门获批成为经济特区。此后，城市化洪流漫岛铺开，吞没了一座座村庄，将蔡塘们包围在林立高楼之中。

拆迁

随着厦门的城市化发展，城中村越来越无法与文明的进程所相容。

《厦门市村庄空间布局规划（2017-2035）》中说：落实“岛内大提升，岛外大发展”战略，城中村未来发展的重点是与城市相融合，成为城市服务人口的高品质居住空间与城市产业拓展、配套建设的重要后备空间。2019年至2021年，要对已发拆迁公告的村庄、各大新城重点片区内的村庄、或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拆迁的村庄进行拆迁。

推土机如张开嘴的巨兽吞噬着一片片低矮的房子，何厝、洪水头、古地石，一座座城中村应声倒下。

周边城中村大规模拆迁使蔡塘成为被扫地出门的租客们的救命稻草。蔡塘的房东们透露，七八月是毕业季，找房子住的人本来就多，今年再加上大规模拆迁的影响，蔡塘乃至整个厦门岛内的房源都十分紧张，到了十月份，悦舍的334间房仅有十几间是空着的，458号公寓房东也表示空房剩余不多，而嘉源公寓等不少公寓均已租满。张柯对此深有体会，他的邻居前脚刚搬出去，后脚就有人来看房。

然而同样被列入旧村改造项目的蔡塘能为租客们提供的也只是一个短暂的庇护。据蔡塘片区旧村整村改造指挥部告示，蔡塘社旧村改造签约选房从2020年10月15日开始，到2021年6月30日为止，与蔡塘社相邻的同属蔡塘片区的忠仑社和古地石社已被夷为平地。

蔡塘征迁工作组办公室

岛内房源日趋紧张与拆迁将至的形势使蔡塘的房东们开始频频涨价。蔡红住的美居公寓在6月和9月接连涨了两次房租，房东的理由是“为尽快收回装修配套成本”，尽管有合同在手，但蔡红表示，合同就是一张纸，房东铁了心要涨是拦不住的。蔡红的房东对她说：“爱住不住，现在找房子的人多的是。”刘秀英同样也遇到了房租涨价的问题，但刘秀英表示她是老住户，与房东熟，房东也知道她的难处，商量了几次后，房东放弃了涨租。

对于租户来说，比房租涨价更有压力的是要搬家。陈烨最近就在为搬家烦恼，尽管他的房东告诉他短期内不会拆迁，但是他明白房东的话是不可信的，“他们能多挣一分是一分，谁管拆了以后你有没有房子住。”按照发布的公告和附近城中村的拆迁速度，陈烨认为一年内肯定会拆，但是他不知道该搬到哪里去，“搬到其他城中村又怕要拆，小区的房太贵了，动不动就几千，搬到岛外又通勤时间太久。”陈烨说。蔡红还是想着能拖一天是一天，她觉得搬家太麻烦也太浪费钱了，况且目前的交通和房租是最合适的，一时真不知要搬到哪去。张柯听到拆迁的消息后准备尽快搬出悦舍，他一边找着新住所，一边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挂出了自己的房子，“工作原因，着急出租，首月自费免五百租金。”张柯在平台上写道。

当租户们在为自己的下一个住所发愁时，原住村民们在仔细盘算着如何让自己的利益在拆迁中得到最大化。根据征迁政策，住宅房屋的被征收人可以选择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两种方式，产权调换的赔偿是以住户家庭成员数量计算的，刘秀英注意到，蔡塘最近有很多村民结婚，“一家多一个人头数就能多分50平，能结婚的人都抢着结婚，能抓紧生的就抓紧生！”

不管是产权调换还是货币补偿都意味着一笔巨大的财富，“不久这里就会多出许多百万千万富翁的。”刘秀英羡慕地说道。王治中是蔡塘一套民房的所有者，他的房子占地60平米，共有两层，每层隔成了三间房来出租，6间房子的房租每个月给他带来近4000元的收入，如果拆迁的话，按照一平米5.5万元的补偿款，他能拿到66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

蔡塘街景

拆迁、搬家正成为蔡塘的人们茶余饭后，路旁偶遇时最常聊起的话题，一群人的命运正因此而改变。

去向何处

行人摩肩擦踵的中山路、高楼鳞次栉比的软件园、骑楼庇荫的厦禾老街、幽深逼仄的暗迷巷和八卦埕。在《我的厦门》中，这些景致让舒婷难忘。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厦门的人来说，城中村都不可能是厦门城市形象的代表，甚至对于一些人来说，城中村的存在无疑是这个海上花园的伤疤。

王楠刚换了工作，搬进了前埔一个小区的15平米的房间，房租是1600元。她曾在城中村和小区之间纠结，在她看来，城中村胜在便宜，能比住小区便宜一千，而住小区带来的是更好的生活体验，她曾实地考察蔡塘，那里留给她最深刻的印象是“太吵了，有一条小吃街，声音特别大，会打扰到休息和读书”。在王楠看来，城中村是要拆的，“像厦门这样的一个城市竟然有这么多城中村，尤其是在岛内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王楠说，“这是浪费土地资源。”至于那些被迫离开的人，王楠认为，有些人的收入条件确实不适合在这里生活和发展。

但在吴佩琪看来，城中村是时代留下的独有印记，有着人情味儿和古朴生活气息，提供给生活拮据或者较为恋旧的人们一个独有小天地。吴佩琪是厦门人，她曾经为了去一家朋友推荐的食店而到过蔡塘，杂乱无章的小路让她迷了路。作为厦门本地人，她认为外来者为厦门建设作出了贡献，她并不希望外来者被赶出去，“在人情上，我会更倾向于在厦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他们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吴佩琪说。

刺鼻呛人的味道、喧嚣乱耳的叫卖声、随地乱扔的垃圾、凌空盘绕的电线、阴暗逼仄的房间，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应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但是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外来者，他们只有住在城中村和离开城市这两项选择，城中村，给了他们带来机会和希望，让他们能留在城市中。而如今，租便宜房子的需求没有变，但是满足这个需求的地方却越来越少了，离开城市可能将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陈烨在一个本地社交平台上发布帖子，他想知道离开蔡塘能搬到哪里，网友给出了答案：附近的城中村后埔、泥窟，稍远的城中村殿前、寨上，岛外的集美同安，甚至劝他干脆离开厦门去压力更小的城市。城市的膨胀挤掉一个个城中村，租客们只能逃到另一个城中村，逃到城市的边缘，逃离城市。

学者赵晔琴认为：“原业主、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利益分配是城市旧改的关注点，而生活其中的外来人口却是利益谈判的局外人，他们往往是改造中的最弱势群体，缺乏利益表达和诉求的渠道，表现出对自身居住权利的无意识。”不少相关问题研究者认为城中村治理要从“治城”转向“治人”，更多关注和保障外来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权。

2016年7月，厦门市公布《厦门市市级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将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对象由本地住房困难群体扩展到城市外来人口。

2018年8月《厦门市市级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正式开始实施，规定与单位签订1年以上（含1年）的劳动合同，并符合具体批次的所属行业、工作岗位、社保缴交等其他要求的无住房职工可作为第三类对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并且提出优先保障“从事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特殊艰苦岗位和本市重点发展产业的在厦无住房职工”。

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厦门市住房发展规划（2021-2025年）》则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加大“三高企业”骨干员工、各类人才和新市民住房保障力度，解决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行业职工住房困难。

尽管厦门已经开始关注到外来群体的住房需求，对其开放保障性住房政策，但保障性住房新增供应总量约10万套，面积600万平方米，按照人均20m²的住房面积，保障性住房也仅能容纳约30万人，无法满足以百万计的庞大的外来人口的需求，在有限房源的约束下，保障性住房首先要满足“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特殊艰苦岗位和本市重点发展产业的在厦无住房职工”，外来人口多从事社会较底层的普通工作，他们因此而被排斥在现有的保障性住房体系之外。

王楠坦言自己未来不会留在厦门。她是莆田人，从哈尔滨毕业后，本打算去北京，但觉得压力太大，于是选择来到离家不远的厦门；但厦门的住房压力同样让她看不到太多未来。张柯的房子至今还没有租出去，他也还在找着下一个落脚的住所，准备换一个好一点的环境，蔡塘只是这个初出社会的年轻人的摆渡站。刘秀英本想让自己的外孙在下一个招生季能上蔡塘的幼儿园；但她打听到一些幼儿园已经开始停止招生了，而且她住的房子也肯定会被拆迁，便打算在开学之前就带着外孙离开厦门，回去上老家的幼儿园。

马修·德斯蒙德在著作《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力》一书里说，“很多人还不知道住房问题之严重，也不知道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唯一知道问题严重性与后果的，是亲历痛苦的那群人。”

在陈烨的帖子下，一位网友回复他：今年撑完，明年我也回老家，不来了。

（除吴佩琪外，文中受访对象均为化名）

参考文献

[1] 姚之浩,田莉,范晨璟,周麟.基于公租房供应视角的存量空间更新模式研究——厦门城中村改造的规划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2018(04):88-95.

[2] 赵晔琴.“居住权”与市民待遇:城市改造中的“第四方群体”[J].社会学研究,2008(02):118-132+244-245.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新声（ID：XMU_Phoenix_News），作者：安越洋，图片：安越洋，责任编辑：詹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