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科医生陶勇这一年：希望比光明更重要

陶勇很清楚“红”意味着什么。他从未想过要“红”，但既然已经“红”了，就想好好使用这么多人给的“红利”，借助现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去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企业家杂志，作者：《中国企业家》记者 于静，编辑：米娜。头图来源：受访者。

今年，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一家在北方过了一个南方人的春节。陶勇爸爸厨艺精湛，退休后到北京与儿子一家共同生活。除夕夜，爸爸做了拿手的江西菜——笋丝炒肉和鸳鸯蛋，一家五口人，在一起忆苦思甜、开心过年。

过去的2020年，这个家庭悲欣交集。2020年年初，陶勇成为北京一起伤医案的受害者。陶勇在病房抢救生死未卜时，一家人以乐观、勇敢的心态陪着他，最终他也坚强地康复过来。这一年，他们共同拥有了太多值得纪念的东西。

这个除夕夜，对陶勇来说，充满了成长的幸福回忆——例如家乡的鸳鸯蛋，其实就是用半边鸡蛋、半边肉，放在一起炸成的。而之所以每年年夜饭都要吃这道菜，是因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它能满足大家既想吃肉又想吃蛋的朴素愿望。在他看来，一家人，能在一起过年就是幸福。未来怎么样，不需要想太多，最多的祝福就是希望彼此身体健康。

陶勇家的年夜饭

一顿普通的年夜饭，熨平了陶勇和家人心中的波澜。虽然被砍伤的手不能再做手术，陶勇却有了更大的理想。

那些命中注定的事

2020年1月20日，腊月二十六。早上出门时，妻子叮嘱陶勇早点回家，母亲准备了他爱吃的香菇米线，他还准备修理汽车电瓶准备春节使用。

这是他出诊的日子。中午陶勇凑合吃了一包泡面，稍事休息便开诊了。诊断到第四位病人时，他的后脑遭到重击，脑袋磕到办公桌上，接着又是一击，他甩开周边的人和物，直奔楼梯跑去，跑到楼梯口的死胡同，重击再次袭来。如果不是斜对面诊室的杨硕大夫、一位志愿者、一位病人家属和一位护士的拼死相救，后果不堪设想。

凶手的一把大菜刀，砍在了他的后脑、左臂小臂、后脖颈和右臂上，有几处伤口如果再挪动一两公分距离，陶勇就有生命危险。

那时候处在生死边缘，陶勇的记忆非常零散，只是觉得头非常疼，一种超过之前任何经历的剧烈痛感，不知道从哪个方向传来，脑袋仿佛裹上了一个铁盔，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

直到春节那天，在重症加强护理病房里，他的头痛有所缓解，憋炸的铁盔中透进一丝空气，不过这时候，他清晰感觉到了疼痛的位置，左臂像冻僵的铁棒。大夫告诉他，神经和肌肉全部砍断，缝合后还没有知觉。

陶勇告诉《中国企业家》，医学领域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即技术、费用、服务三者很难同时满足。他是一位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的医生，但不可避免地在治病救人、攻克难关时，难以同时满足其他两角的需求。

陶勇出生于江西，这里是沙眼患病率极高的地区。小时候他见证母亲的眼疾通过妙手仁心的医术得到治愈，这让他走上了医学道路。199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专业是眼科里比较小众的葡萄膜炎领域，这是一个即使投入精力多，也很难见到效果的领域。

葡萄膜炎一般是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易得的并发症，他面对的病人往往是严重的糖尿病患者、艾滋病人、做过骨髓移植的白血病人。他们在常年求医问药后，经济条件往往也捉襟见肘。

北大人民医院眼科医生侯婧对《人物》介绍，“葡萄膜炎”几乎是所有难以诊断的疾病“最后的箩筐”，“基本上所有眼科疾病最后诊断不明确的那部分，最后都能归到葡萄膜炎这个专业里......因为这个病的病因特别复杂，包括他为什么痴迷眼内液的诊断，也是这么多年他太想克服、征服这些困难。”

这时候，很多同行可能会放弃治疗，他却于心不忍，不忍心看到病人失去光明，不忍心看到生命消失。

王阿婆患有严重的白内障手术，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已不在人世，自己身体不好，驼背严重，陶勇本想拒绝医治，但被老太太的愿望打动——江西老人有为自己缝制寿衣的传统，王阿婆想看到光明，亲手为自己缝制一件寿衣。陶勇为她手术后，她的生命延长了七天，在这七天里，她为自己缝制了寿衣。去世之前，王阿婆托人感谢陶勇，谢谢他帮她找到回家的路。

天赐两岁时双眼长了恶性肿瘤，为了保住性命，孩子的左眼被摘除，出现病变的右眼在持续治疗五年之后，也没有保住。他和家人最难时住在北京地下通道或者火车站，爸爸靠卖报纸、当搬运工赚钱。

小岳岳6岁时患有白血病，接受干细胞移植后，家里一贫如洗，孩子想活下去，父母的态度是，只要陶医生有办法，砸锅卖铁也要治。几次手术之后，孩子的眼睛还是不可避免地滑向糟糕的结果。为了让他看见，陶勇求助工程学，与几位专家专门为岳岳研制了一款VR眼镜，让他戴上后又可以重新看到书本上的字。

但并不是每个病人的状况都能得到改善。

那位行凶的病人在找到陶勇之前，做过两次手术，伴有严重并发症，近乎失明，在陶勇的手术和治疗下，视力得以恢复，但他却想要更多，他是一个北京远郊农民，家庭贫苦，早已与父母、兄弟姐妹断绝往来，因为眼疾，他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求医之路。

陶勇在与朋友合著完成的自己第一部散文随笔集《目光》中，试图为他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可能他的心态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扭曲，直到我给他治疗完，他彻底绝望、试图轻生，而我就是他的陪葬者。”

事情发生后，陶勇的北大同学在一篇《成为陶勇有多难》的文章中，帮我们拼凑出陶勇对医学的执念：40岁左右，能在SCI上发表三五篇文章，能够成为副主任或主任医生，就是不错的成绩了。而陶勇头些年已经在SCI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已经是博士生导师；现在全国葡萄炎方面的专家很少，但大的治疗思维仍然是用激素对抗炎症，陶勇的研究思路不一样，他通过眼内液检测，实行更精准的诊治，这样不仅可以更高效地找到病因，也可以帮助患者减轻费用；别人不想做的研究他做，别人不接的病例他接，尽管转去其他医疗机构会很轻松，但为了接触更多临床案例，他仍坚守在公立医院，工作量大、责任重、收入还不多。 

另一个陶勇

妻子和护士首先意识到陶勇“红”了。伤医事件发生当天看到微博热搜后，妻子告诉年迈的父母，让他们到医院去小心点。随后，他们又在微博上看到，留言达上万条。起初，陶勇对这些来自外界的“信号”并不敏感，直到自己亲眼看到病房门口摆满了鲜花和祝福信息，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火”了。

伤医事件发生后，一些关心他的陌生人在微博凝聚成的“陶勇超话”，后来发展为陶勇的粉丝群，他们有个诗意名字——“桃花源”。粉丝群中，不乏研究生、博士生等高知人群，有人愿意追随他是因为，陶勇以老干部形象示人，经常会给粉丝布置任务，监督他们读了什么书。他们以陶勇为榜样，寻找向前向上的力量。

陶勇陆续接受了《鲁豫有约》《朗读者》等众多媒体的采访与拍摄，甚至登上《吐槽大会》的舞台，俨然成为一位“网红”医生。

临近2020年底，陶勇的日程越发紧张，有媒体邀请他拍摄的一个医学科普视频中，陶勇身穿一身红色中式服装，以快节奏语气向观众普及防疫知识：“牛年到，福气到，陶勇祝您新年好！二零二一除夕夜，配合防疫最重要。就地过年有新趣，健康中国来报到。”人们很难想象，这位年初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医生，在年尾会以这种喜庆欢快的视频与大家见面。

陶勇为过去一年总结的关键词是“惊喜”。2020年他刚满40岁，这年发生的事情如同情节起伏的小说。在陶勇年轻时的想象中，40岁是一个挺大的年纪，人生已经基本定型，可能是个不错的医生，偶尔迷茫时，会担忧从医这条路的方向在哪里。但现实中实际发生的事情，也让他清醒，帮他解开了四十岁的困惑：从医是值得的。

如果不是伤医事件，牛年春节，陶勇和他的家人值得庆幸的事情确实有很多。

早年，陶勇在北京买了一处很小的房子，孩子出生后，父母来照顾，因为没有地方住，他们开始了四处搬家的“流浪”生活，陶勇像所有北漂那样有自己的烦恼，2020年受疫情影响，北京房价微调，他终于有能力卖掉旧房，在南四环置换了一套新房。

牛年春节，陶勇一家人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庆祝新年了。

一直以来，临床医生和科技创新企业隔着一道无形之门。2019年11月，《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出台后，朝阳医院在门诊楼十楼设立了一个类似咖啡馆的，可以为医生、科学家和企业家洽谈提供便利条件的“科创中心”，率先打破彼此之间的交流障碍。

陶勇告诉我们，他是朝阳医院第一个将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的医生。

这一年他还出版了自己第一本学术著作《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这是他从医近20年来的科研成果和临床经验总结，也是我国在该数字化检测领域的第一部相关著作，如果该技术进一步普及，会惠及更多疑难眼病患者。这本书是他牺牲休息时间写了很久的，意外发生时，这本书离最终定稿只差后记了，在他恢复意识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它写完，陶勇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如果说我所热爱的眼科，所热爱的葡萄膜炎，已经达到了知识体系的珠穆朗玛峰，再也没有进步空间，那该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为了快速走出伤医事件的阴霾，他甚至与朋友合著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目光》，在生死、善恶、金钱、价值、信仰、儿时成长、北漂人生等方面，整理了他求学行医20年来的所思所想。

写专著、写随笔、买房、科技成果转化，被评为微博达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微博粉丝从最初的几十万人，到如今的160万人，接受诸多媒体邀约，甚至一反沉静形象，参加《吐槽大会》，在2020年，陶勇彻底火了。

有小学生给他写信，称他勇敢、坚强、乐观，要向他学习。

《中国企业家》在朝阳医院采访时，一位中年女医生向陶勇转达了一位中学生的请求，给他写信，并希望得到陶勇的回信。他欣然答应了，下楼梯时，他却对我们表达了自己的忐忑，希望能做个值得他们真正尊敬的人。

陶勇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以微博发布频率为例。2016年他发布了第一条微博，但这一整年就发了这一条。2017年也是只发了为数不多的几条，2018年全年没发，2019年的数量也不多，直到2020年数量增加。

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他说，刚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关注时非常忐忑，有些迷茫，无所适从，每一次媒体采访都会让他反思自己到底值不值得这么多双眼睛关注？但是又觉得，社会需要正向引导，也许可以通过自己的一点影响力，为社会创造价值。

他很清楚“红”意味着什么，陶勇在微博写道：我从未想过要“红”，如果可以，我情愿不上热搜，但既然已经“红”了，我就想好好使用这么多人给我的“红利”，不忘初心地去做实事、做好事，也为了这1700万视障人士。

陶勇曾在新街口四环市场附近住过三年，有一天，他在微博回忆，撒着黑芝麻的小水煎包香气扑鼻，夏日里，西瓜叫卖声不绝于耳，晚上围着后海和西海跑步，独与清风和明月做伴，什刹海过于灯火辉煌，是不愿去的。

在回忆里，他享受着自己不参与的热闹，和参与的寂寞。但有些日子注定一去不返了。

陶勇变了吗？

在无数访谈中，陶勇印象最深的是与乒坛皇后邓亚萍的对话。邓亚萍是他小时候的偶像，内心强大者之间的对话不避讳伤痛，“一个患者去砍你，你当时怎么想？”

陶勇答，肯定想不开，也很难原谅，但自己的人生不能被他废了。

医学专业是自己选的，在医学领域里做出原创性贡献是他的追求，通过开发不同新兴科技手段和脑机接口，让世上没有盲人是他的梦想。尽管伤医案发生后，周围人都降低了对他的期待，他也在纠结，是要过一种安逸的生活，还是继续为理想奔波？

邓亚萍告诉他，乒乓球比赛中有个战术叫防守转进攻，谁的速度快，谁就能掌控局势，“你应该快速把被动转为主动，重新掌控你的人生，否则就白挨这一刀了。”

从乒坛冠军，到政界官员，到创业者，邓亚萍是个“一切皆有可能”的人，她的建议给陶勇极大触动。

一方面是不能做手术的手，另一方面是越来越高的关注度，上帝为他关上一扇门时，也为他打开了一扇窗，那些零散的不成体系的想法汇聚成一个宏大的愿景，他想借助现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去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

伤医事件发生后，陶勇一度陷入迷茫中，为什么我救助的人最后来伤我，从医到底值不值得。陶勇告诉《中国企业家》，在那之前可以说是闷头干活，每分钟都会非常忙碌，很少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为什么而存在，怎么样去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情。

意外受伤的经历让他有了大概三个月的休养期，这段时间他思考了很多问题，做医生到底值不值得，医生的本质是什么，后来，他逐渐想通了这些事情。

在陶勇主攻的葡萄膜炎领域，眼睛问题不只与眼睛有关，它还连着其他脏器，甚至与营养条件、卫生条件和生活压力有关。陶勇还是年轻医生时，对自己职业的认识在于“解决问题”：这个患者是白内障，我就治好他的白内障；那个患者是青光眼，我就治疗他的青光眼。繁忙的工作让他无暇深入思考疾病背后与人生和家庭的联系。

这次住院，他有时间回顾和反思，渐渐明白：有时候，希望比光明更重要，光明只是帮助我们“看见”，而希望才能支撑我们“活下去”。

李润是陶勇大学时的朋友，案件发生后第一时间与陶勇取得联系。与身体受伤不同，李润当时饱受抑郁症之苦，在与陶勇的交流中，被对方身上的“满足感”打动，于是向陶勇建议，与他合著《目光》，在挖掘对方的人物故事中，寻找治愈心灵问题的良药。

也是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陶勇关于“天下无盲”的设想初步成型。“天下无盲”的核心是：背靠医学，左手医疗，右手人文。它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采用各种高科技和医学手段去帮助患者；二是通过“光·盲计划”等人文关怀与公益行动，传递爱与希望。

后来在参加一场媒体活动时，陶勇第一次向外界阐述他的“天下无盲”理念，随后得到阿里、腾讯等知名企业基金会的支持，也有一些医疗科技背景的非公募基金，为残障人士发起的资助公益组织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主动找过来提供资源和帮助。

陶勇介绍，天下无盲是一张整合规划的远景蓝图，在这张蓝图上，不光有医疗行业的板块，还有科技合作伙伴、公益合作伙伴、商业合作伙伴的板块，这是科技、医疗、公益、商业的融合。未来，他想要帮助低视力人群或者是无视力人群重新融入社会，让他们从自洽到自信再到自强。

陶勇认为有三类企业可以一起合作：第一类是喜马拉雅等音频网站，盲人虽然看不见，但他们对声音敏感，有表达意愿，此类企业可以帮助他们成为主播；第二类是与智能眼镜、VR头盔有关的电子科技类公司，他们只要稍微改进一下算法，就可以利用先进技术，打造出适合低视力人的视觉辅助器；还有一类是专门为盲人生产盲人打字机、盲人印刷机等助盲产品的助残类企业，帮助盲人通过劳动谋生时，也可以让企业赚钱，从而开发更多适用于盲人的产品。

多服务患者，多做手术，多帮助别人，之前做普通医生的目标，跃升为帮助整个盲人群体，未来，陶勇会为“天下无盲”，投入自己全部的精力。

未来，他的目标能够实现吗？

我们不妨回看一下小岳岳的故事，尽管手术没有治愈，但陶勇不再是那个束手无策的青年，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医疗条件的进步，陶勇联合科技界、医学界、企业界的优秀人士，一起为小岳岳打造了一款提升视力的VR眼镜，尽管疾病没有根除，但依然可以看到光明。

伤医事件发生后，女儿好几天都无法理解爸爸为何被砍伤，担心爸爸是不是做错了什么。面对外界的误解时，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出来解释，也许时间会证明一切，也许那时，他的信仰，他的坚持，都能变得更有意义。

得到那么多关注之后，陶勇最想得到的关注是，希望大家看到他自己最认可的优点：那就是，能够持开放心态，不停学习和进步。为了将公益项目做好，目前，陶勇正在国际公益学院学习。

他告诉《中国企业家》，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很多昙花一现的事情，不足为奇。读过那么多书，走过那么多路，渐渐见惯生死，人情冷暖，大情大性，他会努力做到荣辱不惊，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