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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3 18:25
伤医事件691天后,陶勇医生怎么样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ID:sdrenwu),采访:谢方、丁丁、耿凌波,作者:耿凌波,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那场震惊舆论的伤医事件之后,陶勇仅休养了114天就又重新投入了门诊工作,这几乎令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恢复,更难得的是,他也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灾祸后的心灵重建。


新书《自造》目录的编排上,投射着陶勇治愈自己的思路。“想给读者一剂精神疫苗,有几章可以看作是‘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也有几章是疫苗注入体内,‘带瘤生存、带毒生存、带病生存’的愈后保养。” 新书就像医生看病一样,层层深入。


陶勇自己编写的新书目录


如果说,最开始做大夫就是练习手艺和操作,那这还只停留在技术的“技”这一阶段;而针对一些疑难眼病,进行攻坚发明,则属于进入了艺术的“艺”这一阶段。至于把自己原来经历过的所有事、接触过的所有人、看到过的所有书,融汇到一起发酵,输出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则是“理”的阶段。


陶勇当前,就正是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


德国社会家韦伯提出的“除魅”的概念,对他很有影响。只不过,与其说将超自然现象和神秘力量作为“魅”来祛除,陶勇更想做的可能是祛除一个人对“无知”的魅。在他看来,理性思考不足以成为个人的内心信仰,它更多的只是一种方法论,人们需要更确切的东西。


但陶勇也并不想给出一套万能的方法论,而只是想提供一个思路:将职业当成窥镜。通过职业本身,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形成属于自己的职业化信念。


以下是陶勇医生的自述:



很多人会惊讶,为什么我能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


其实每一个孩子天生都有求知欲和探索欲,我们刚刚生下来那会儿,就喜欢追着父母问:为什么天上有星星?为什么兔子会吃草?这是每一个人本性中的一部分,只不过很多时候,现实生活中“为了考满分而考满分”的教育方式,在不知不觉中磨灭了这种天真的欲望。


相比之下,我是幸运的,能够一直对学习保有热情。


父亲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人。他是个遗腹子,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年纪很小就要上山砍柴、跟着奶奶去卖红薯,吃了很多苦。因为从小也没有和他自己的父亲相处过,所以在面对我的时候,他也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一切都是在摸索。


也正是他“不会做父亲”这一点,让他没有一个很大的功利心,非得把我培养成这个家、那个家。所以我小的时候,是真正的自由生长。


一般小孩爱玩的,我都喜欢。大家一块儿扔沙包、拍画片、滚珠子……我们那边有一种很特别的树,当地人叫它鸡爪子树。它的果实像一个鸡爪子的形状,据说吃完之后写字会很潦草。我们也上树去摘过。味道很涩,并不好吃。


自由生长也不意味着就完全失去管教。父亲虽然没有刻意教育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但也有朴素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过得好一些,别像他受那么多苦。


所以小时候,他也会经常给我订各种各样的报刊,有儿童故事画报、童画报……每个礼拜,邮局邮递员都会送到家里来。在别人看来这些可能就是没用的小人书,但我觉得恰恰是这样天马行空的阅读,帮我未来的发展方向埋下了种子。


母亲对于我读书的态度也很开放,她是新华书店的店员,我跟着她读完了四大名著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七龙珠》《圣斗士星矢》这样的漫画书也看,武侠小说金庸、古龙、温瑞安、梁羽生更是如数家珍。直到现在,我在阅读这件事儿上都没什么谱系,各种奇奇怪怪的书都读。


像许知远送我的《青年变革者》,写梁启超的一本书,还有杨天真的《把自己当回事儿》她的随笔,鲁豫送我的她自己的书……也包括一些文学经典《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鲁迅全集》,还有流行文学《我们与恶的距离》等等,这些有的是出版社送的,有的是作家本人给的,也有自己买的。


生活中的陶勇医生


阅读已经成为我的一个生活方式。我家里有一个椭圆仪,人就趴在架子上,一边踩椭圆仪一边翻书。我没有固定特别大段的时间,都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读。阅读这个动作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其中收获的乐趣,而非一定要读出点什么名堂。


这让我联想到上世纪著名指挥家伯恩斯坦办过的一个活动,叫做《年轻人的音乐会》。把一些从来不认识五线谱、也不知道怎么去唱歌的孩子聚到一起,让他们随意发挥,不按照章法去演奏,享受音乐旋律本身带来的快乐。


在那之前,大家总觉得音乐要有一个固定形式,比如必须是钢琴几级、在什么大赛上得过奖,或者是编排了什么高难度的曲子。


但伯恩斯坦的活动,让人们重新意识到音乐的本质——给人以愉悦或者分享表达情感。大家从中发现,原来音乐 is nothing,音乐什么都不是。那些小孩子就和我一样,恰恰在还不认识世界、还不认识音乐的时候,最能感受这种纯粹的快乐。


后来我在专业上选择了医学,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这种快乐的感召。



在我读过的武侠小说里,别管是什么大侠、哪派宗师,比武受了伤总得去求见一类人,那就是隐世神医,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觉得神医很了不起。


有一次母亲得了沙眼,我陪她去南昌大医院看病,眼见着医生拿针从眼睛里挑出石头,更是印证了我这个想法。“呀,人的眼睛里怎么还能长石头!”既好奇又吃惊。


现在再和学生们聊起自己最初对医学产生热情的萌芽,总是很感慨。我出生的年代,房子还不贵、生活压力也不大,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大学毕业之后包分配,都有工作,所以也没人想着选专业就是选就业,选就业就是选生存……


现在不一样了,总有很多学生家长会来问,学医到底好不好?轻松不轻松?风险大不大?挣钱多不多?一份职业背后,多了很多附加的含义。


今年年初,我陆陆续续去了一些高校,包括清华、北医、首医、农业大学……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普遍有一些焦虑和迷茫,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也对未来有一些担忧,他们很惊讶于我遭受到了一些打击,还是能够保持乐观;我也惊讶于他们人生已经很顺利,但还是很焦虑。


陶勇新书《自造》


所以我就写了一本书,叫《自造》。想在这样一个信仰普遍缺失的年代,给年轻人提供一些坚定内心的参考。


希望他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有自己的性格、爱好,有自己的家庭背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必和别人保持一致。你可以活在自己现下的生活中、工作中,自由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


相反,刻意去找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本身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现在我女儿也长大了,过了特别依赖大人陪伴的年纪,开始有自己的朋友圈、交际圈,逐渐在建立自己的世界,我很少干涉她。


我知道她喜欢写作,也经常看到她会自己编童话故事,甚至是连续剧,但从没想一定要把她培养成一个作家。我不想由我来告诉她,你该干什么,而是希望她有自己的想法。


加缪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在40岁的时候死于我们20岁的时候射向自己心脏的那颗子弹”,当一个人习惯了尊崇别人,再面对自己的想法时,总会第一时间告诉自己“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自己把自己抹杀掉了。而自由地去生长、去接触,让我们的想象力打开了,反而更不容易受到束缚。



我去年因为伤医事件回家休养,父亲看到我,既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怨天尤人,只是平静地坐在我身边,给我讲他自己的事儿,说他小时候上山砍柴,不小心砍在了右边小腿上,骨头头快断了、鲜血直流,他就用身上的衣服紧紧捆住自己的腿,一瘸一拐地走回家。


之前我常常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比如教育我11岁的女儿,就产生了挫败感。因为我们不是一代人,没有什么共同的经历,在语言上难有交集。我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动画片,她不知道是什么,也完全不感兴趣;她现在关注的东西,比如卡通人物拥有的能量值,放在我眼里也特别幼稚。


不只是和孩子相处,面对学生和下属也常常如此。情绪一上来,就会“直来直去”,总觉得“怎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只是在抱怨问题和提出问题。


工作中的陶勇


我31岁时,就被评上了副主任医师,出专家门诊,经常是一号难求,总有病人求着要加号。很快我就做了主任医师,经验已经很丰富。当时在很多人眼里,我算是“熬出头”了,到了周末,就可以拎着包出去“飞刀走穴”了。


彼时,一个取舍的问题摆在我眼前:究竟是继续呆在这个舒适区里,对疑难杂症选择回避?还是投入时间、精力继续往下挑战?


我曾和一个好朋友进行过一次讨论,主题是“选择重要还是努力更重要”。他坚持认为选择更重要,如果选错了方向,进入了夕阳产业,再怎么努力都高度有限。而我觉得努力更重要,因为在我看来,努力更像是一个“无限游戏”。


所谓“无限游戏”,就是说你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扩充自己的半径,而非觉得做对了一个选择,就一劳永逸,走到头了。想到这里,我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决定在传统医疗做手术的半径之外,加一层科研的半径。于是用了10年时间坐在冷板凳上,进行眼内液检测体系的开发。


如今,这项技术已经通过朝阳医院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帮助了300多家医院的6万多名患者。


但在当时我很清楚,做出这个决定,就意味着舍掉了每周赚不少钱的“飞刀走穴”和舒适区里的稳定。不过我也坦然,在“做选择”这件事上,我通常只做“一元一次方程”,而不会去做“多元多次方程”,因为我知道没有人能够什么都要,考虑得太多只能让人痛苦。


当然,选择了理想,也不意味着就要天天喝西北风。我们需要在人生中“想要的”和“舍弃的”之间找到平衡。


比如把围绕着医学出发的半径,扩大、再扩大一点。医疗半径前移,我可以做科普,推行“治未病”的概念,减少患者因为不了解医学常识,而染上的眼疾;医疗半径后移,我可以做公益,对于那些暂时失去视力的人,也不让他们失去光明,通过心理重建、生活关爱、职业培训和再就业指导,让他们继续心怀希望。


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将半只脚踏进一个大众认知的圈子里——参加综艺。


陶勇正在录制综艺


《令人心动的offer》是我今年参加录制的一档长综艺,这一季聚焦医学生成长,是很打动我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既重温了自己的医学生涯,也透过这个节目更了解了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想法。节目中,严主任、张主任,面对年轻学生时的沟通、处事方式,也让我很有启发。


当然,可能也有年纪渐长的原因,我会觉得自己比原来更愿意去理解别人。


我们科有一个护士,离异单身,经常长吁短叹,她自己压力大,上高二的儿子也抑郁了,家里父母的身体也开始不好,父亲是脑血栓、母亲高血压,家里住的房子还不是电梯房,老人上下楼非常不方便。我就经常找到她,安抚她的情绪。


我想让她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她自己一个人在扛。平时换班、请假,同事之间也都比较灵活,大家都把她当成一个朋友,甚至是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真正帮她解决实际困难,从根本上消灭她的情绪问题,而非只是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术。


面对患者也是一样,伴随治疗的过程,他的故事也会显现在面前。选择去看他们的故事,自己也能从中获得一些领悟,有时候我会感到惊讶,为什么家境这么贫寒的人,他还是满怀希望;也有一些眼肿瘤患者,生命不一定会维持很久,但是他父母没有放弃。


他们的人生故事,也会无形之中成为我的能量来源。


再去面对孩子的时候,就不会因为她吵着要买艾莎的画片,而觉得不耐烦。从她的角度上去思考,可能只有有了这个画片,她才能和小伙伴之间有共同语言。恰恰是在这个扩大的半径里面,我越来越理解每个人的选择。



很多人会问我,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日本有个马拉松选手,虽然作为亚洲人在体质上不占优势,但是多次在马拉松比赛中跑赢黑人和白人。很多记者问他诀窍,他说自己把马拉松的整个赛程研究一遍,漫长的赛程会让人觉得是个恐怖的目标,但是把全程分解成很多个阶段性的小目标,跑起来就容易得多。


这种制定计划、分解目标的方式,确实适合完成一个规范化、制式化的动作。但面向一个开拓性的事情,却并不合适。因为我要做的很多事,并没有一个成功的流程可以复制。


就像我想通过“光盲计划”实现“天下无盲”这个目标,这背后需要科技和公益链条的同步发展。


比如智能眼镜、电子助盲器、脑机接口,这些科技创新是属于过去没有,未来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有;而让全国48000名眼科医生与视觉的康复、心理关爱、生活重建、职业培训、再就业指导等事业形成无缝连接,又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这两方面的发展能不能给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呢?我觉得很难。


不过每个人内心的支撑点不一样。有些人,就必须有一些阶段性的获得感,来作为他继续前行的动力,比如今天赚了100万,那下个目标就是200万,再下个目标300万;但也有一部分人,是被“对未来不可知”的一种好奇作为继续前进的动力。


我就属于这后一类人,对于可以想象得到、可预知的结果,往往没有太大兴趣。


但我会随着自己进步感的不断积累,来获得支撑幸福感的持续动力。就像是正在做一个拼图,随着遇到的事情越来越多得在头脑里发酵,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人性的认识、社会的认识,都在不断丰富,这张拼图拼出的图案也就越来越完整。



我在《自造》这本书里这么描述这种状态:人一旦通过沉思,通过关注一草一木、一事一物,让自己内心自洽的逻辑建立起来,就会有一种充盈感。尽管我们仍会像漂在河面上的一片树叶,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往东西南北哪个方向,但因为能感知到浮力和重力,就能对自己有一个定位。


当自己真的去思考了、琢磨了、领悟了,一套自洽的逻辑开始建立起来,你不会再觉得自己是完全无法把握的,而是能感觉得到,尽管自己依然渺小,但是有存在感。所以我在《令人心动的offer》中分享过一句话,“在比较中失去的从存在中要回来”。


包括之前我在《读者》上读到的一个故事,也非常令人动容。一个刚刚离异的年轻妈妈,带着女儿离开中国在美国定居,生活捉襟见肘。有一天,她看到女儿在跟一个白人小男孩聊天,男孩在炫耀自己的名牌夹克,可女儿并没有因此而自卑,她抬头挺胸,把自己的书包摆到白人男孩面前,告诉他说:“这个书包是我妈妈亲手给我做的,全世界只有一个,多少钱都买不到。”


而这就是比较和存在的意义,也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ID:sdrenwu),作者:耿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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