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被高度压缩的年轻人，还能拥抱爱情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原文标题：《情感被高度压缩的年轻人，还能拥抱爱情吗？丨情人节专访》，作者：白瑜彦。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说起来相亲的过程，向学用一句话来形容：“就跟买菜一样，也挑挑拣拣，但是决定得快得很。”

——《出梁庄记》

在最近的热播剧《山海情》中，水花和得福的感情一直是让人惋惜的存在。

的确，在致力于脱贫攻坚的90年代，乡村年轻人的青涩情愫大多被隐去，而婚姻大事的出口，多半是相亲。更糟糕的，就是像水花家那种以女儿置换一个水窖、一头驴、两只羊和两笼鸡的“交易”。

剧中的李水花被父亲以物质置换的方式，“嫁”到了隔壁村。图/《山海情》

如今，这些年轻人大多出城讨生活，但在婚恋问题上，他们走向婚姻的路径还是相对单一，停留在从前的模式：回乡相亲。

曾出版《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学者梁鸿，一直在关注这个群体的生存和婚恋状态。她告诉记者，乡村年轻人在外面相亲或恋爱的特别少，一般都是春节回老家找对象。

因此，即便他们知道返乡会面临隔离和做核酸，但仍毅然踏上回程的班车，因为相亲，是他们在春节里重要的待办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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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被高度压缩的年轻人

今年，都市情侣在过春节的夹缝间，顺道过上了情人节。他们喜欢节日的玫瑰，期待爱情的浪漫，却讨厌被催婚，更觉得春晚上的催婚小品逻辑荒谬。

但在乡村，爱情似乎是一个不必提及的话题。他们更看重的，是相亲的效率。

梁鸿在写《出梁庄记》一书时，曾对乡村的婚恋做过一个详细的调查，一位叫向学的家乡少年让她印象深刻。这个男孩平日远赴内蒙古谋生，在26岁那一年，因成为“非常少见的大龄剩男”，而让妈妈接近轻度抑郁。

和机器对抗的向学。图/《出梁庄记》

后来，他在春节回家时通过走马灯似的相亲，火速地从介绍、见面、送彩礼走到结婚，前后才花了十四天。

在这个过程中，向学偷偷改过出生年月和属相，租过车撑场子，借过钱凑彩礼，为了胜利，不惜一切。

“农村就是最大的相亲市场，它省略了谈恋爱的过程，大多为了结婚而结婚。所以在乡村的婚恋，实际上处于一个极度压缩的状态。”梁鸿说。

她回忆到，每年的春节，农村婚姻介绍最红火。媒人是半职业化的，组织单身男女一拔一拔地轮流见，有人一天能见十来个，像上街赶集买菜一样，挑挑拣拣，要赶着在短短十几天内挑好，订下来。

梁鸿的哥哥毅志也曾在24岁时写过一篇日记，标题就叫《婚姻问题》，里面记录了他从初八到十二，“相亲，相亲，直相到我花容失色，信心俱失”，但也“有幸地”在正月二十四订终身，最后留下一句：“人生本无定数。缘分。”

以向学和毅志为代表的年轻人，如今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指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户籍地在乡村的产业工人）。他们身上有谋生的难题，也有嫁娶的重担，因为很多女方找夫婿有硬性指标：比如县城里要有房，家里的婆婆需要身体健康。

这跟婆媳关系的好坏没关系，只是因为小夫妻要出城打工，需要有人照顾孩子。

如果没人带孩子，到工厂谋生的年轻人更步履维艰。图/《出梁庄记》

而且，他们都倾向于找老家的对象。一旦找了外地的，很容易就因为闹矛盾跑回家，再也不回来了——这些都是在乡村中最广泛流传的事例，“它会被无限地夸张化。”

梁鸿认为，这些孩子的情感实际上几乎没有得到满足，只是在完成一个实在的婚姻和一个实在的生活。“这并不是说他们婚后就没有情感，只是在他们走向婚姻的途中，情感被高度挤压，不是一个首要被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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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女孩，芝麻粒儿大的命

很多梁庄的孩子，在梁鸿的书中已经走过十年。

比如《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分别记录下那些在荒芜土地上顽强生存的人，以及背井离乡、散布全国的梁庄打工人。他们共同勾勒出中国乡村生活丰富的褶皱。

但在最近出版的《梁庄十年》中，梁鸿把目光投向了乡村中的女性。因为她发现，落后的婚恋观和仓促的婚姻，最容易伤害的是那些曾经花般美好的女孩儿。

春静和燕子，是她少年时代心中最美的梁庄女孩，她在书中写道，“环绕她们的是一圈圈明亮灿烂的光环……燕子是灵动、灿烂，春静身上则有一种雍容华贵、凛然不可侵犯的美”。

但就是这样两个如春天般的女孩，却因为成堆的倾慕者而经历了一个恐怖的青春时代，她们被跟踪、被骚扰、被恐吓。

因为不堪其扰，她们不得不转学、退学，每天活在惊惶中。在这个过程中，父母也没有做出正向教导，导致她们的婚恋观在扭曲中形成。

她们说，那些追她的男人把她的一生都毁了。后来，她们都匆匆嫁了人，被家暴，被诋毁，但都只会忍气吞声。

梁鸿觉得很难过，特别在上周“女记者马金瑜被家暴”的新闻爆出后，她深刻意识到这绝不是个例。

而且，在走访这些乡村女性的过程中，梁鸿也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她们在婚后，成为了某某的母亲，某某的妻子，唯独失去了自己的姓名，直接变成“XX家的”。

那些被称呼了几十年的“五奶奶”“霞子妈”“万青家媳妇”，到底都叫什么名字？她们会不会在梦醒时分，突然回想起：自己到底是谁？

梁鸿对此感到震惊。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跟女性存在的位置、古老的男女关系相关。“在乡村，女性嫁到某家后，主体性并没有被充分呈现，只是依附在男性的系统里边的一个因子。”

梁鸿才想起，她在前面两本书的撰写中，也从来没想到要写出乡村女性的名字。这种语言潜流的内部，包含着思维无意识和文化的真正状态。“这一个话语体系实际上显示了：在中国，女性还是在一个从属位置、次要位置。”

在春节跳皮筋的女孩子们。图/《出梁庄记》

她把这个群体，统称为“丢失的女儿”。而她们的命运，就像书中燕子所说的：女孩子们就是芝麻粒儿那么大一个命，撒哪儿是哪儿，地肥沃了，还行；地不行了，那你就完了。

那么在城市的女孩，是否就能脱离这种语境？

梁鸿并不认为。在城市，女性在工作单位的确可以拥有自主的身份感，但当回到私人领域、回到家庭内部，别人还是会“尊称”她为“某太太”，也会说是“女孩嫁到男孩家”。

“它是一个几千年来的心理惯性，并不代表就真的歧视你。但我们要对这个话语有所警惕，而不是把它看作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梁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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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裂缝，才能滋养新的东西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关心城市的年轻人，他们离婚率飙升，结婚率和生育率走低。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似乎一直处于隐形状态。

但乡村那种速成的、半包办的婚恋模式，正在加速显露出它的弊端。比如今年，全国多地提倡就地过年，这除了让很多人不能回家相亲，更直接的影响是：留守老人看不见孩子，留守儿童看不见父母。

这对很多乡村家庭而言是巨大的震动，绝大部分的家人，都盼了一年之久。《中国在梁庄》一书中提到，“留守”一词在乡村已经很流行、很普遍，甚至成为一个普通老人能脱口而出的词语。

大多数留守儿童，都只能通过手机看到父母。图/图虫

据梁鸿观察，这些年来，农村的早婚早育比原来更严重了，这与城市是恰恰相反的。一些孩子刚高中毕业，还没出过远门，父母就火急火燎地要给孩子找一个归宿。成婚之后，年轻人也不愿意留在村庄，势必就会留下老人和留守儿童。

有人会想，当下的资讯如此发达，互联网相亲已经很便利，乡村孩子的婚恋观不会受到冲击吗？

梁鸿肯定了现代社会带来的影响，但尽管浪潮涌动，潮汐的方向并没有改变。“他们不是观念不发达，也不是闭塞落后，对讯息的了解也不比城市孩子的少。只是他们所面临的生活境况，没有办法让他们从容地谈恋爱。”

在城市谋生的乡籍打工人，甚少能定居下来。图/图虫

他们跟城市里被催婚的孩子也不一样，城里的年轻人再怕，自我调节的方式也会强一些，因为他们收入尚可，单身也快乐，不用和别人凑合。

所幸的是，如今年轻人对婚恋话题的探讨逐渐深入，像今年春晚上的催婚小品，一播出就掀起了与此相关的性别议题讨论。

梁鸿觉得这种讨论总体上是非常好的事情。“最起码它开始出现裂缝了，开始趋于不平衡的状态，而不是像原来一样，大家都是默认的。”

她觉得这种文化的晃动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存在，因为只有在晃动的状态下，才会有很多新的东西慢慢滋养出来，然后才有可能去撼动日常生活的顽固性。

包括像乡村的孩子，虽然整体还处于相对沉默的状态，但梁鸿对此保持乐观，相信他们慢慢也会有自我觉醒。“只要整个社会仍在发酵，仍在不断产生新的话语，它终究就会像神经冲动的传递一样，传到最远的神经末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