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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15 12:10

是时候,重新发现南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作者:谭山山,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谭华牧作品《海堤》。谭华牧,广东台山人,20世纪最早尝试中西画风融合的现代艺术家之一。2018年,“谭华牧的画日记”展在深圳展出,主题为“南国”。


五条人乐队因《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爆红,随之出圈的,是一系列南国文化符号和意象——塑料普通话,仁科标志性的郭富城头,“道山靓仔”的人字拖,发廊,打口碟和“走鬼”,等等。


“风吹过石牌桥,我的忧伤该跟谁讲……”


伴随着《梦幻丽莎发廊》的歌声,仁科和阿茂带许知远去逛夜幕下的广州石牌村,当年他们混迹的“什么都有”——有“最低的消费”以及“青春荷尔蒙”——的世界。路人跟他们打招呼:“仁科,你回来啦!”


作家叶三对石牌村曾有详细的描述:“目光所到之处全是楼。楼与楼之间距离不足一米,开窗便能贴面,当地人称石牌村的楼为‘接吻楼’。抬头,密密麻麻的楼群之上不见天光,楼与楼间,一百多条羊肠古巷网罗无数商铺、小饭馆、烧烤摊、理发廊、诊所、修鞋铺、碟片店、租书店、成人用品商店……这里的空气滋味暧昧,混杂着花香、饭菜香、泥土气、汗味儿,还有各种生肉和熟肉的腥味儿。” 


2008年3月,广州。太平洋电脑城位于天河区石牌西路,周边云集大量电子产品卖场。(图/阿灿)


2001年、2004年,阿茂和仁科相继来到广州。在石牌村的出租屋,他们一起看了杜可风的电影《三条人》——据说,“五条人”的乐队名就出自这部电影。而当时的他们,还在靠“走鬼”(摆地摊)谋生,一个卖打口碟,一个卖盗版书,没想过日后会组乐队,更没想过“成功”。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2020年夏天,五条人因《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爆红,随之出圈的,是一系列南国文化符号和意象——塑料普通话,仁科标志性的郭富城头,“道山靓仔”的人字拖,发廊(那家发廊不叫“梦幻丽莎”,而叫“蒙娜丽莎”,现在还在石牌村),打口碟和“走鬼”,还有五条人在歌里唱的“海风噢,海风噢”——要用海丰口音,唱成“海轰噢,海轰噢”才对。


“夏天南中国的风啊,轰噢,熏熏然”


南方以南,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张爱玲笔下的《倾城之恋》女主人公白流苏看来,相较于上海,位于南中国的香港是一个“新世界”,它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火辣辣”的——既是体感温度的火热,也是南国所带来的浓烈的视觉冲击:“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蹿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


2016年6月9日,广东广州,猎德村举办一年一度的龙舟“招景”活动,各村共100多条龙船齐聚猎德涌。(图/钟智)


还有只生长在热带的植物,如英国人嘴里的“野火花”、广东人嘴里的“影树”——这种学名凤凰木的落叶乔木,天气愈热,生长得愈茂盛,其花也愈艳红。正如张爱玲所写,“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


凤凰木原产于马达加斯加。相传,19世纪时有一位法国航海家来到马达加斯加,站在船上,看到远处满树通红,傻乎乎地大喊“森林失火了!森林失火了!”,凤凰木由此得名“野火花”(flame of the forest)


欧洲探险家喜欢这种植物,他们把它带到遥远的亚洲,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乃至中国的香港和台湾,欧洲人到过的地方,就有它。台湾台南甚至有“凤凰城”的别名。在欧洲人的想象中,理想的南中国情调,应该有艳红的花、深绿的草木、有着蜜黄皮肤的女郎。


2021年1月15日,广州,石牌村内的窄巷。


红色确实是最能代表南国植物的色彩。在张爱玲以香港为背景的作品中,凤凰木、杜鹃、木槿等开红花的植物比比皆是。


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张爱玲写道:“但是华南大学的空气不是宜于思想的。春天,满山的杜鹃花在缠绵雨里红着,簌落簌落,落不完地落,红不断地红。夏天,他爬过黄土垄子去上课,夹道开着红而热的木槿花,像许多烧残的小太阳。” 华南大学即张爱玲曾就读的香港大学,而文中所说的木槿花,并非北方常见的木槿或曰锦葵,而是俗称“大红花”的扶桑。


除了视觉体验,南国还需要通过触觉、听觉、嗅觉去感受。比如,像广州、厦门、台北这些遍植大榕树的南方城市,夏天,深红色的榕果成熟后,跌落地面时会发出轻微的“噗噗”声,脚踩上去和车子碾过,声音又各有不同;随之而来的,是榕果被碾碎后发出的一股淡淡的甜腥气——对于在这些城市长大的人来说,那就是夏天的味道。


2017年5月1日,湛江硇洲岛码头,摊贩在路边鱼市称鱼。当日中午12时起,全国各海域首次实行统一的休渔季,力度堪称史上“最严”。


五条人嘴里的“海轰噢”自然也是有气味的——因为结识了五条人,叶三曾两次去海丰,一次是夏天,一次是春节期间。“夏天南中国的风啊,轰噢,熏熏然”;而南国的冬天,空气湿漉漉的。


“直到现在,如果不看歌词,我能听懂的海丰话也只有‘海轰噢’这么一句。我想着我是怎样来到海丰,试图寻找他们吸引我的那种充满野性的自由和灵气,我找得浅尝辄止,写得笨拙不堪。这块土地对我而言太陌生太奇异,我没法从血脉中亲近,我只能尝试去触摸歌里的温存与隐痛。就像我自己的故乡,我拒绝它,我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想离开它,但是走到哪里,我都随身带着它。”叶三写道。


“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确信”


2000年前后,乐评人自在和阿茂差不多同期来到广州。他们都卖过打口碟,只是阿茂在华南师大一带活动,自在则在天河南一带活动。


在自在看来,打口碟、电影和文学是五条人塑料美学的重要合成元素;其实,对于同样喜欢世界音乐的自在来说,他也是通过那段岁月完成了自我教育——当时的很多文艺青年正是这么做的,而这也是“南方”给予他们的养分。


导演高鸣也有类似经历。高鸣是江西人,南下深圳后,进入心仪的设计公司,并在工作之余爱上淘碟。在淘碟的过程中,高鸣认识了一个叫“排骨”的小伙子。


据说,深圳的资深影迷,几乎没有不在“排骨”这里买过碟的。“排骨”自称文化水平低,却对艺术电影如数家珍,熟悉各个导演及其知名作品的他,会根据顾客的喜好给他们推荐电影。为此,高鸣拍了纪录片《排骨》,为我们留下了关于那段岁月的见证。


高鸣的纪录片《排骨》于2005年上映,记录下了一个南方卖碟小伙子的生活。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博士候选人樊响在关于民间观影文化的论文中写道:“如果根据布迪厄的理论,不同形态的资本可以相互转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排骨’正是通过努力获取艺术电影相关的知识,与其顾客建立更好的社会关系,从而将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最终转化为经济资本。而另一方面,DVD爱好者们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来得以进入隐蔽的盗版碟店,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更多渴望的文化产品(即具体文化资本),更是由此得以塑造个人电影口味 (即内涵文化资本)。”


高鸣的最新电影作品《回南天》是一部带有浓厚“南方”气质的电影。“回南天”是南方特有的天气现象,由来自南海的暖湿气流和来自内陆的干冷空气在对峙过程中处于一种胶着状态而造成,有人调侃它是无孔不入的“魔法攻击”。


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暧昧状态,也正是高鸣在《回南天》中所要营造的氛围。


在侯孝贤的电影中,常常出现关于南方的意象和风情。/《南国再见,南国》


影评人余雅琴认为,在《回南天》的角色身上,很容易看见王家卫或侯孝贤、蔡明亮的影子。


余雅琴也发现了一个趋势:近年来,“南方”不仅仅作为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作为一个概念,被植入电影的创作之中——“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南方都有一个比较相似的象征。北半球的人提起南方的时候,都会想到炎热、海、度假,也可能会想到边陲,想到一些与日常和传统不同的概念。”


“南方/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就这样一天天浪漫/就这样一天天感叹……”这是达达乐队的《南方》所提供的南方意象。如果说红和蓝、潮湿和松软带来具象和感受,那么“总是很多琐碎事”就是南方的日常,也是许知远所说的“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确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作者:谭山山,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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