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提示信息

扫码打开虎嗅APP

从思考到创造
打开APP
搜索历史
删除
完成
全部删除
热搜词
2021-02-22 20:34
对年轻人来说,什么才是好的工作?

采访:李颐、张安定,编辑:冯时、Sharon,本期嘉宾:项飙,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的作者和对谈者,另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全球“猎身”》等,原标题为《城市新穷人不是经济穷人,是意义贫困》


新年以来,“996”的焦虑还未解除,围绕工作的舆论氛围,又随着员工猝死等事件变得更焦灼而复杂。不管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还是已在职场默默工作的老手,似乎都意识到奋斗叙事的失效,开始发出更多质疑和困惑的声音。 


我们想从愤怒和沮丧情绪中,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更深入理解问题本身,如何在日常基于自身主动性采取行动。我们需要直面更难的问题:什么是工作,什么是工作的意义,什么是好工作。在这样的诉求下,我们找项飙老师谈了谈,希望寻找一些解释力和方法,来帮助回答关于“工作”的问题。 


一、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强的 “被工具化”的感受?


项飙:为什么大厂不用平均工资和平均工作量,多招一些人呢?


 拼多多事件之后,我稍微关注了一下某些互联网大厂里的工作情况,发现了一个我不太能理解的现象:为什么大厂的劳动强度会高到这个程度,但同时薪资也高到这个程度?难道公司就不能多雇几个人,每人少付一些钱,以更加常规的方式去工作吗? 


这样的模式会形成一种很强的招聘市场中的竞争,让年轻人都向往这份工作,但只有少数人能被接收。大厂又会给这些少数人多派超额的工作。所谓“3-4-5”,3个人干5个人的工作,付4个人的工资。一个人的工资高出平均水平一点,工作量却接近于平均水平的翻倍,为什么大厂要这么做?为什么不以更加常规的方式(平均工作量、平均工资)来完成工作量呢? 


我有一个假设和猜想:大厂这么做的原因,很重要的考虑是控制。这个体制的设计,包括把工作时间拉长、工作人数减少,单纯地靠工资高来吸引人,造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的竞争状态。大家到了工作岗位后,肯定是不加反思地、一根筋地去干活。同时,人少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少了,也变得更加容易控制。


看起来打工人是和其他打工人在竞争高薪的大厂的工作,但他们真的是在和别人在竞争吗?A和B竞争者根本不是关键,关键是谁设置了这么一个游戏规则,即这个激烈的竞争局面和让少数人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这种工作状态是为什么大家会有那么强烈的“工具人”感受的原因。当时间压迫性、强度压迫性太高,就会出现“异化”“被工具化”的强烈感受。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有缓冲,人的感知是不一样的,不用觉得工作是人生的意义基础。现在整个就把人压扁了,压扁成工具。 


在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下,人是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的。这是感到“被工具化”的重要原因。 


二、对于工作,我们可以做哪些自我反思?


项飙:“工具”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概念。


“工具人”这一概念确实引起了我的思考,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因为它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范畴中很重要。从韦伯开始,大家认为现代性、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的基本意思是,你在做事的时候,手段和目标是分开的,但不一定是对立的。你对如何达到目标、采取怎样的手段,有一个理性推理过程和设计过程。韦伯认为,最早的资本主义积累不是为了钱,而是把积累过程当做手段,比如“辛苦工作是靠近上帝的一种方式”。 


从韦伯的角度看,中华文化里是没有工具理性的。在儒家文化里,做事情本身一定要直接应对终极目标。这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经商是没有文化地位的。文人会选择做官,能够按照儒学的思想对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管理,或者说对人性进行反思、对百姓进行教化,这是直接达到意义的。


但是着眼欧洲整个工艺的发展,对工艺、技术、工具使用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在亚洲,尤其是日本,他们对工具理性的掌握,至少在操作意义上非常强。日本人日常生活里,出去随便爬山、走路,一定会全副武装,换上专门的帽子、手套、衣服,一套东西针对一套目标。 直观上讲,对工具的重视确实是整个现代社会、现代经济非常重要的特点。我们虽然也说“必先利其器”,但这是日常生活智慧,而非安身立命的原则。这是最早的工具主义的意思,即“工具”不一定是完全负面的概念,但需要思考能怎么样把它重新激活起来。


项飙: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城市新穷人”,他们不是“经济穷人”,而是“意义贫困”。


他们感觉到的意义贫困并不是他没有意义,反而可能相反,他需要自己做的事情直接达到某种意义。但这可能是误区,一个人做的事情不可能直接有“终极意义”。这确实是我们今天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年轻人本身的错,而是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结构里面的问题 —— 年轻人看不到自己做的工作有什么意义。


 “终极意义”是很难去建立的,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工具理性”的重点是要建立起“链条”,我们做的事情是一个“手段”,但是这个手段不仅仅是手段本身,它会和一定的“意义”结合在一起,并且结合的方式是具体的,手段也是一步接着一步的。比方说,技术的发展也是一步接一步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链条敞开来。


依据这一点,年轻人在今天感受到自己被“异化”了一点也不奇怪。 


以前,在工厂流水线打工妹的工作就是经典的异化方式 —— 你在那个工位上,能感受到的只是人在那一刻调动肌肉、调动神经、调动肢体和脑力活动,重复地做一件事。而你做的这道工序和最后产品有什么关系、让谁受益,都不知道。现在大厂里工作的人,他们同样无法和同事建立起联系。他们在公司里不用真名,辞职之后同事之间都不知道名字,有点像地下工作的情况。 


回到对于“链条”的讨论,这个链条在于你的工作和我的工作能够对接,横向地和同事进行互动,最后达成一个短期的目标,这是让人感觉有意义的部分。比如,几个人在一起头脑风暴,有很多有创意的想法产出,在这种互动里面,他们有短期的目标,能模糊地感觉到在做的事是最后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其实这样就够了。 


而在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里,事实当中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横向链条特别少,也看不到工作的链条通向哪里。因为这样的链条并不是通过实际逻辑推演而成立的。很多时候我的工作、你的工作,都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它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意义链条。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对“重复性”这么敏感和抗拒呢?


我们刚才谈到,年轻人在寻求工作和意义的关联,会发现他们对于工作的意义感有很强的诉求,希望能直接在自己做的事情当中看到即刻的反馈。对于他们做的事有什么意义,需要别人能给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即“意义的即刻性”。但这在实践当中是不现实的。


今天年轻人感到是“工具人”的原因,部分来自于工作的重复性,每天都在做一样的、重复的事情,对工作的重复性有所抗拒。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人类工作和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重复的,比如一日三餐,一直都是周而复始的。在中国几千年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要“重复”,如果不重复上一代的生活方式,就是不肖子孙。“肖”的意思就是“像”。当时大家觉得重复是正常的,不重复就会出现问题,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对“重复性”这么敏感和抗拒呢? 


我们可以回到前面提到的“链条”去理解。如果要直接从工作中看到即刻意义的话,兴奋感要么需要直接来自于这种意义,要么就去每天做不一样的事,依靠这个事本身的新鲜性,给大脑上的、情感上的、心理上的满足。 但我们知道,要干大事情、好事情就是要重复的。重复的意义正是来自于每天做的事情,你看到它不断地深入,和其他人做的事不断链接,然后汇聚成一件大的事。所以,我们需要分析为什么大家会对“重复性”那么敏感。

 

很多年轻人在大的系统下工作和生活,个体也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系统”, 一天到晚生活在心理空间、脑子里的世界,一点点情感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危机。


总的来讲,大家有意义渴望,这种心理需求,是和个体化紧密连在一起的。 “工具化”和“个体化”似乎是对立的,但现实中就是一体化的。正因为大家都靠大量的工具,人和人之间没有发生关系,人在和工具玩,所以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生活在自己的大脑里和心理空间里,自然需要渴求意义来支撑自己。这个时候,人自己就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系统”。


什么是系统?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从生物学的角度引入了“系统”来定义生命,即在不需要外界的介入、干预的情况下,能够持续地形成自我循环,就是一个生命,也是封闭的系统。 


很多年轻人在大的系统下工作和生活,个体也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系统”, 一天到晚生活在心理空间、脑子里的世界,一点点情感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因为他的意识在不断地自我强化,不断地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转,把自己搞成一个情绪的核反应堆。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农村的、或者附近街角的大妈,她们都比较开朗,愿意成天聊天、说话。她们就没有生活在自己的大脑里,而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了大脑里面。 


我还看到了中国宠物文化的兴起,这种文化现象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蛮新奇的。人和动物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和西方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但青年一代,尤其在疫情期间,大家对动物、宠物的关注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们为什么需要动物来投射自己的情感?因为动物是能够进入我们系统内部极少数的生命之一,在心理疗愈上可能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说老实话,我是觉得有点心痛,年轻人到这一步,需要通过养宠物来给自己打开一点点小窗户。


在你们发给我的材料中,我们也能看到,今天异化的方式和之前很不一样。以前的异化是对机器的仇恨、对现金、货币的崇拜。而今天的异化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倒过来的。今天的异化,塑造出的好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个体,这个巨大是说,在生活中只看到自己,觉得自我的主体性、个体性,从生活和感受的范围来讲是宇宙中心,但在工作里又是非常渺小的。今天具体感知到的表现形式和以前“被异化”的感受是不一样。 


我们觉得异化是“人的消失”,所以必须重新塑造人的中心性或主体性,但实际可能并非如此。这个个体要从自己的心理空间退出来,和别人建立联系。关心别人、看到别人,对别人感兴趣。 


但说老实话,现在大厂里的工作状态好像很难去做到这一点,某些大厂的竞争游戏不怎么给人们打开自己,联结他人的机会。所以,我们需要开始有这样的批判性的讨论和反思,要对这些游戏规则形成社会压力,这是很重要的。


三、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好的工作? 


项飙:不怕重复去做的工作,合作性的工作,对别人有用的工作,都是好的工作。


总的来说,我觉得好的工作可以这样测试:什么事情是你重复做也不讨厌的?不怕重复做的工作是好的工作,因为你能看到它在意义链条中的角色。 


另外,合作性的工作,是好的工作。就艺术家的工作举个简单的例子。人们往往觉得艺术家的工作是非常个体的创造性的工作,其实艺术家的工作从来都是很合作性的。 


比如说在日本做菜,会从进货开始的每一道工序开始考虑,有两三个人专门负责提供专门新鲜捕捞的海鲜,有人提供面包粉、炸天妇罗的粉,有人负责烹饪。画画的人也这样,会有负责采矿石、植物萃取调颜料的,也需要和别人合作供纸。如果你认为艺术家的工作是比较合适的工作,它里面很多乐趣其实是在于合作,和别人形成共同体。 


同时,每个人到最后可能都是“工具”,因为我们来到社会上,大家一起是互相依存的。那么,对别人有用的,是好工作。 


大家也开始引用“螺丝钉”这样的词。在社会主义早些时期,这是雷锋精神下面的一个重要注脚,即“去做社会主义大机器里默默无闻的一颗螺丝钉”。那时,当人们说这句话,肯定不是“异化”的感觉,相反是一种自豪感。这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当时工人的情况可以再做实证研究,但根据我自己做的一些访谈,这不是完全虚假的,很多工人就是这么感受到的。但这和他们日常的工作与生活都有关系。


同样,我们做学术的,“有用”的意识也很重要——如果只想突出自己的聪明,不考虑自己的工作对下一个学者有什么贡献和意义的话,其实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学者。我不能只想象自己的文章和别人有什么区别和创新,因为对于研究来讲,学术创新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对别人、对世界有用。 


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做的志愿者活动,哪怕是运动会很多人搞后勤的岗位,其实完全是工具性的工作,但很多人会参与。另外,学术工作好像是很自我的工作,它主要也是学者作为工具进行的——比如我今天在这里,其实也是希望我们的讨论能提供给大家一些工具。 


工具不一定是坏事。我们的意义不在于成为改变世界的人,不在于实现你自己作为主体的价值——要实现自己作为主体的价值,是要对别人有用。 


当然,我们仍然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有所警觉。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是工具人,是因为时间上形成压迫感的问题——要求24小时 on call。比如,经理会让你把一份数据马上找过来,或者外卖骑手的工作,都形成了很强的时间压迫感。这是造成工具人感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我们在操作层面上的自主性不能被剥夺,不是完全被老板控制着让干嘛干嘛。我们应该有空间去反思、观察和讨论,一件事情是不是要这么做。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立场。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请联系 hezuo@huxiu.com
如对本稿件有异议或投诉,请联系tougao@huxiu.com
打开虎嗅APP,查看全文
频道:

支持一下

赞赏

0人已赞赏

大 家 都 在 看

大 家 都 在 搜

好的内容,值得赞赏

您的赞赏金额会直接进入作者的虎嗅账号

    自定义
    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