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漂二代：“打工、结婚、生子，我害怕复制父辈的人生”

“从内心来讲，谁不想关心自己的小孩。可我们这些打工的，很多人生存都疲于应付，只能把孩子丢在老家给老人看。没父母管束，小孩读完初中，高中考不上，这就完成了留守儿童的程序。

他来到深圳，出租屋里窝一两个月，随便找个工作，过几年谈个恋爱，然后结婚、打工、养孩子，一代一代，生活就这么不停地复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ID：szdays），作者：黄小邪，图片：young、黄小邪，题图由作者提供

下一代，能在深圳安身立命吗？

作为女儿，不夸张地说，邱蜀钧相当崇拜父亲邱兴堂——他有能力，且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要说俩人有什么分歧的话，那大概就在婚姻这一点上。

邱兴堂给邱蜀钧介绍过好几个深圳本地男孩。邱蜀钧抗拒这样的安排，每次加了对方微信后就不了了之。

饭桌上，父母站一方，她和弟弟站一方，没少为这个话题针锋相对，现在弟弟读了大学，剩下她一个人在饭桌上孤军奋战。

“我常跟女儿讲，人这一生就这么几次机会，女孩比男孩多了一次，那就是结婚嘛。我不求她大富大贵，就希望她安稳平顺。你看她每月那点工资，能在深圳安身立命吗？在这儿，你喘口气都要花钱啊。”

女儿继承了父亲身上的理想主义，却接受不了他吃尽苦头归结出的现实规则。

从他们租住的农民房走出去，步行5分钟就到了黄贝岭牌坊。这里，刚好临着深南大道的起点。

“守着深南大道，繁华近在咫尺，但这儿，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未加思索，邱蜀钧流畅地背出了这句话。这是央广新闻2013年关于黄贝岭村的新闻报道中，提到的一句话。 

“另外一番景象”，其实与深圳其他城中村无疑。

一条稍微宽敞的村道两侧，便是密集逼仄的农民房。“有的一间出租屋里好几张双层床，一个床帘后面就是一个家。”邱兴堂补充道。

26岁的邱蜀钧长相隽秀，父亲邱兴堂离开四川达州老家到深圳讨生计时，她还不到6岁。她留在老家，读完了小学、中学，又在成都读完了大学，2015年毕业后来到深圳。

有时候，邱蜀钧看着邱兴堂走在村巷之间，用四川话跟街坊邻居闲话家常，场景似乎与老家并无差别。

黄贝岭村里，像邱家父女这样，来自四川达州的深漂有接近9000人，老乡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大约3万人聚居于黄贝岭。

“我们最先住在黄贝岭村，后来这里改造，大家搬到了附近的罗芳村，罗芳村拆了，我们又搬回了黄贝岭。兜兜转转，房租涨了好几倍，就这么一直在城市里转。”

村里有许多像邱兴堂一样，在深圳呆了二三十年的达州老乡，多数人以体力谋生。其中不少的士司机，早些年也有些开蓝牌车或摩的的，剩下的多以打零工为生。

老乡们的孩子当中，像邱蜀钧这样读了本科的寥寥可数。大多数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在老家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考不上就只能出来打工，也有一些读了大专。

来到深圳，没有学历的孩子，有些跟着父辈以体力谋生，有的辗转于各种临时工作，看不到希望的又回到老家。一年前，邱兴堂帮一个老乡的儿子，找了份送快递的工作，小伙子干了没几个月，辞职回了老家。

“我们这里出个出类拔萃的人很难的”，邱兴堂圆脸微胖，双目炯炯，一口川普爽朗豪气，嘴里的话却压抑沉重——

“从内心来讲，谁不想关心自己的小孩。可我们这些打工的，很多人生存都疲于应付，只能把孩子丢在老家给老人看。没父母管束，很多小孩读完初中，高中就考不上了。这就完成了留守儿童的流程，他来到深圳，出租屋里窝一两个月，随便找个工作，过几年谈个恋爱，然后结婚、打工、养孩子，一代一代，生活就这么不停地复制。”

“我害怕重复父母的人生”

宝安福永的工业区里，陈彪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滑入了父辈的轨道。

他今年27岁，在一间外企的工厂里做了11年电工。打工、挣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没有特别开心，也没有难过”，就这么靠着惯性一天天地往前滑。

他打心眼里，惧怕这样的重复。惧怕像父母那样，重复一辈子。

父母离开山东老家到深圳打工时，陈彪13岁，弟弟才三四岁。爷爷奶奶拉扯弟弟，他读寄宿学校，每月回家一次。

对读书，陈彪没多少兴趣。父母也顾不上他的学业，觉得“在学校里混日子，不如早些打工挣钱”。16岁这一年，他从中专退学，来到宝安父母打工的厂子里，成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半年后，他又转做水电工，一直做到了现在。

相比流水线，电工轻松许多，不需要检修水电问题时，他没多少事情可做。外企的厂子制度和福利都很正规，陈彪和父母呆在这里，再也没离开过。

电工做了三四年，他感觉不行。工厂里的日子一眼望得到头——每周上六休一，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除了午饭和晚饭的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流水线上忙碌。很多人就这么从二十多岁，做到了四五十岁。

电工没那么累，可照样看不到希望。他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自考了大专，拿到学历后又自考了本科，专业选的是工商管理，因为录取分数线较低。

他渴望跳出工厂，心里又没多少底气。自考的学历不难拿，能学到的东西却没多少。 这些年一直呆在工厂里，出去以后自己究竟能干什么，陈彪不清楚。

陈彪和父母在饭桌上，也没少谈起未来规划，这样或那样的营生聊过之后，还是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身边的同事，基本上也在这间工厂做了很多年，大家常聊起以后的打算，可也是嘴上说说，而后不了了之。像陈彪这样主动考个学历的人，都没有几个。

在宝安机场做地勤工作的姚霏，对当前的处境甚是绝望。

她从3岁起便跟着父母来到深圳，在龙岗的民办学校里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后，回到湖南老家读完高中。大专毕业后应聘到深圳的一家航空公司做地勤。

姚霏的日常工作，是接待、服务头等舱乘客，不需要什么经验，也没有门槛，公司喜欢招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很多女孩做几个月，或者考上空乘，或者去某个公司做个前台，留下来的大多也在混日子。

她不喜欢这种工作风气，也看不到什么前途，最关键的是收入实在太低，上个月她只拿到1700多元的工资，她在机场附近租的公寓，房租、水电加起来，差不多就是这个数目。多数时候，她每月能领到2000多元，家里再另外贴补2000多元，以维持她的生活。

有段时间，想到自己还得靠家里养活，她压力就特别大，她尝试过靠兼职实现经济独立，那段时间，下班以后的空档，均被严丝合缝的兼职占满——模特、礼仪小姐……

一个月下来，加上工资，她的收入有8000多块。这样连轴转了一个多月，她病倒了，想回到龙岗父母那边，可实在没那个力气。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靠着外卖员送来的白粥和药，才撑了过来。

恢复过来，她放弃了挣扎，“瞎蹦跶啥啊”。她心里清楚，这样消耗体力和时间赚钱，根本就不是个办法。

姚霏跟父母提过几次离职，得到的回答都是“你缺多少钱，我们给你补出来”。她父母一直在龙岗做小生意，实体经济不景气，赚钱并不容易。

在父亲眼里，她学历低，出来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母亲则觉得航空公司好歹是国企，听到女儿“被旅客指着鼻子骂”的抱怨，宽慰她“服务业都这样”。在母亲看来，姚霏当下要紧的是找男朋友，25岁之前结婚，28岁前能把孩子生下来就最好了。 

母亲身体不好，姚霏不想违拗她，也不确定离开航空公司，未来是否能变得更好。这份地勤工作可以上一休一，真的找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她担心一时难以适应。

当上空乘，是她当下能抓到的最好选择，但她也不觉得这份工作有多大意思，“还不是要遇到很多低素质的旅客”。

“跟深二代，我们不是一个阶层的”

3岁时，姚霏就跟着父母从湖南老家到了深圳。生活多年，她对这个城市却没多少感情可言。

姚霏父母在龙岗开了快20年的鞋店，店面一直没搬过地方。现在每次回到龙岗，她最怕在店里碰到认出她的老同学，“第一我想不起对方是谁，第二我不想跟那段过去，再有一丁点的关系。”

在她看来，学历不高、前途不明，以及始终摆脱不掉的自卑、敏感、不合群，都与曾经晦暗残酷的少年时代有关。

在姚霏就读的龙岗民办学校里，老师素质参差不齐，不少孩子来自附近工业区，父母对他们的学业不抱多少期待，不少人初中毕业后就进了工厂，校园里学习的氛围远不及公立学校。

有位老师告诫全班学生，不要同姚霏讲话，起因是她没交作业。轮到她做值日，这位老师百般挑剔，她一个人把教室地板拖了7遍，回家路上，她发现手心磨出了水泡……

被老师孤立的学生，轻易就成了同学们排斥的对象，常会遭受群嘲、欺负。

她在学校里话少孤僻，但也交过几个玩的不错的朋友，或者是邻居，或者是同学，相交一两年后，这些孩子就跟着父母回了老家，从此再无音讯，友情咔的一下就这么断了。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一段孤立无援的时光，她常在家里哭，父母忙着生意，回应总是“不缺你吃穿，你哭什么”，或者“老师怎么会错，肯定是你不对”…… 

小时候她喜欢跳舞，父母不同意，问她“学这个能当饭吃吗”。有段时间，她对黑板报很有兴趣，某天放学后便跟老师提出想参与。老师指着正在画黑板报的几个同学，奚落了她一句， “别人的爸妈一会儿开车来接他们，你怎么回去？” 从这以后，她很少画画，连上黑板做题都抗拒。 

在学校里，自信与热情一点点被掐灭，姚霏磕磕绊绊地完成了学业。工作以后，父亲有时会提及的那句“学历那么低”，她格外敏感，偶尔看到招聘信息上的那句“本科及以上”，心里就特别不舒服。

“但凡我读书的时候，能像我那两个朋友一样，怎么都不会落到今天这一步。” 

说这句话时，22岁的漂亮女孩眼睛稍微眯起来，失焦地看着远处，瞳孔里满是破碎感。

姚霏口中的那两个朋友，是她成年后认识的，一个读了北京的名校，另一个出国留学，在银行有份不错的工作，最近准备考取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这两个女孩跟她一样，幼年跟随父母来到深圳。不同的是，俩人的父母在市中心工作，早早落了深户，二人住在学区房里，小学、中学，读的都是家门口不远处的公立学校。

除了难以企及的人生境遇，姚霏还特别羡慕对方有发小，“她们有从幼儿园一直玩到现在的那种朋友，我没有，从小到大我都是孤零零的”。

成年以后，听到姚霏再次讲述那些事情，母亲才意识到当年的疏忽。姚霏没有告诉母亲。那几年里，她先后写过好几份遗书，牵挂着家里的狗，才把自杀的念头摁了下去，现在来看，当时可能已患上了抑郁症。

成长的阴影一直伴随至今。大学里跟男孩谈恋爱，她缺乏安全感，极其敏感，这段感情没能走到最后。与人交朋友，她也会不自觉地忖度，“不能陷得太深，不然这人唰一下子离开了，就太难受了”。

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天，姚霏跟准备考研的女孩玩到了深夜，玩着玩着她又觉得歉疚，“我不能老找你，会影响你考北大的”。

这个朋友是她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俩人成长背景、工作环境完全不同，面对面反倒能卸下面具，无所顾忌地聊天，“骂人、说脏话，什么都敢讲。”  

坦诚相见，并不能消解姚霏的自卑，“按正常来说，我不应该遇到这样的人，也不该跟这样的人做朋友，我们不是一个阶层的。”

留守儿童，一代又一代

相比之下，邱蜀钧的选择自由了很多。 她在深圳先后换了三份工作，嘴上虽说“工作5年一事无成”，实际上每份工作她都能做得专注且不乏兴趣。      

她有学历，父亲邱兴堂颇有能力，也支持她在职业上的尝试探索。比起黄贝岭村里每日为下一顿饭奔波的老乡们，老邱经济实力相当不错，这能让女儿在选择工作时，不必考虑生存压力。

1999年，做乡镇医生的老邱，为了还盖房欠下的债务南下深圳。他在工地上出过苦力，私下帮老乡们看过小痛小病。之后从本地村民手里承租下几栋楼，做了好些年的二房东，手里才积下来一些钱。

十多年里，邱蜀钧一直被撇在四川老家。相比大多数留守儿童，她算是幸运的——跟着做老师的姨妈长大，学业与成长都得到了细心关注。早些年长途电话费贵，老邱和妻子会专门给女儿写信，解释留她在家的苦衷。

苦衷，填补不了成长的缺憾。

弟弟比邱蜀钧小8岁，是在深圳的铁皮房里出生的。那时候在老家，婶婶阿姨们常逗她，“你爸妈在深圳生了个弟弟，不要你了”，老家重男轻女，这种玩笑话每说一次，都能让她哭一场。

她羡慕弟弟，弟弟读的是双语幼儿园，教拉丁舞、小提琴……那是老家小孩没碰过的东西 。可按当时的高考政策，她没法在广东参加高考，只能呆在老家读书。

其实，在深圳的弟弟也有失落的时候，小学学位需要积分排队，他排在本地户籍之后，7岁的孩子问邱兴堂，“我是在深圳出生的，为什么不是深圳人。”

2008年汶川地震时，邱蜀钧14岁。当夜为了躲避余震，大家睡在操场里，她躺在姨妈身边，心里怕得要命，“担心地下突然裂出一道口子，我就掉下去没了”。

她心里埋怨父母，这时候还不回来看她。又担心真的丧生，连跟爸妈道别的机会都没有。

她用随身的MP3，偷偷给父母录了一段话，真的遭遇不测，也算有个告别。生离死别的遗憾与苦痛，在嘴里、心里一遍遍地咂摸预演。对弟弟或多或少的羡慕或嫉妒，对父母远离的忿忿与不解，也在咂摸中渐渐消解。

26岁的邱蜀钧抱着纸巾盒，一遍遍地擦拭着眼角和鼻子，讲完了14岁的这段经历。

在陈彪眼里，自己还算不上留守儿童，他弟弟才算。

父母南下深圳的14年里，弟弟跟着爷爷奶奶，从懵懂幼童长成了高中生。无论在老家还是来深圳，弟弟跟谁的话都少。暑期到了深圳，大部分时间也是呆在房间里，看电脑或者看手机。兄弟俩一天说不上10句话，讲的最多的一句是“吃饭了”。

陈彪女友是四川人，想让他一起回四川发展。他表哥在山东做工程，也想叫他回去帮忙。离开深圳，他下不了决心，“毕竟呆久了，习惯了，社保交了这么多年，户口也转过来了。” 

落户深圳，他心里有盘算，“以后有了小孩，可以带在身边读书嘛”。

在距离陈彪工厂13公里的蚌岗村里，邻居们常羡慕陈莲花能在深圳带大4个小孩。

四个孩子当中，二女儿考上了广州的一所本科学校，另外三个孩子都读了大专，“不用再像我们一样出劳力了”。

村里那些在老家长大的小孩，多数只能读完高中，”来了深圳，跟爸妈都不亲的，性格也跟小时候不一样”。

蚌岗村位于深莞交界处，附近多为工业区，村里居住的多是像陈莲花一样的流水线工人。今年春天受疫情影响，不少工厂停工裁员，很多父母无法承担民办学校上万的借读费，不得不将小孩再送回老家。

“现在一个孩子的借读费，顶得上以前四个孩子，钱也不经用。要是现在让我们供四个，无论如何也供不动。”

三代人的不归路

在黄贝岭村的达州老乡当中，邱兴堂颇有威信。他讲义气，有能力，大家都知道”有难事，找老邱“。

小时候邱蜀钧放假来深圳，最常见的场景就是父母在闷热夏夜里的争执，“好不容易挣点钱，还没捂热，大半夜的饭都不吃，就跑出去接济人家了。” 

十来岁的女孩也心疼父亲，“不到40岁头发都白了”。可那些老乡的遭遇也着实心酸，受了工伤老板不赔钱，干了大半年收不到工资，还有老乡走投无路跳楼自杀。

“为什么要跳楼呢，不是挺好的吗？”年纪尚幼的邱蜀钧想不明白。

母亲告诉她，跳楼的老乡家里人生了病，一家老小要吃饭，干了活没拿到钱。“在老家我跟着姨妈生活，很少接触社会，世间百态，都是在深圳才感受到的”。

其实那时候，老邱也没啥办法，往往是一群老乡堵住对方的门，“解决不了问题，也容易发生冲突。” 

2007年，同乡村流动党支部在黄贝岭村试点成立，老邱当过兵，是党员，威信又高，被老乡们推选为党支部书记。党建引领之后，老乡再拿不到工资，老邱就带着律师，拿着准备好的一摞材料，有理有据地跟对方谈判。

早些年经费不足的时候，邱兴堂背着妻子，从收到房租里偷偷抽出点钞票，给老乡们办了不少实事。技能培训、劳务维权、法律普及、免费春运、组织义工服务……去年还在黄贝岭村祠堂门前，为达州老乡办了场春晚。

在黄贝岭村达州流动党支部的办公室里，邱蜀钧指着头顶的家政培训课程条幅说，“今年因为疫情，这个才搞到第四期”。

在她背后的墙壁上，贴着往年电工、焊工等技能培训的信息，“给老乡找出路上，我爸脑子里有好多想法，他是一刻不停地琢磨办法。”

读大学的时候，邱蜀钧暑假就会帮着老邱做这些事情。今年她工作换到罗湖，搬回黄贝岭村与父母同住后，业余时间差不多都给了这个流动党支部。在我们聊天的间歇里，她接待了一个寻求劳务维权的小伙，好几个咨询家政培训的阿姨。

邱蜀钧觉得这事有意思，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她在深圳价值感与归属感的来源。“特别是做义工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是深圳人。”她说。

邱蜀钧（右）   受访者供图

今年开始，邱兴堂给黄贝岭村里80多岁的老乡们，组织了好几次生日会。

这些“老深漂”与老邱父亲的年纪相仿，在老家做了多年空巢老人。如今“挑不动水、捡不动柴”，只能跑到深圳投奔儿女。还有些老人在家中寂然离世，多日后才被邻居发现。

来到深圳的这些老人，儿女们早上7、8点出门，晚上7、8点回来，他们大部分时间，只能独自蜷居在狭小的出租屋里。

“其实他们的今天，不也是我们的明天。” 

5年前，邱兴堂开始在达州乡下包了几百亩地，尝试车厘子种植。

他从深圳本地人手中租到的几栋楼房，前几年被拆迁后，二房东的营生没法干了。他想回老家蹚出一条路来，老兄弟们在深圳干不动了，也能回去跟着他搞种植。

20多年前在老家建的房子，老邱前些年卖掉了。他借住在亲戚家里，在车厘子果园干活的，都是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六七十岁都算年轻人了。”  村子里，大部分田地都已撂荒，能看到只有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

平日里，邱兴堂和老乡们聊起来，把南下打工称称作为不归路。

“我们现在就走到十字路口，不敢想未来。这个年龄还能出几年力气，想在深圳呆下来，物价房价高的够不着天，想回去，房子塌了，良田好地长满了人那么高的荒草，回去了也养不活自己。没什么办法，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折腾了5年，邱兴堂的车厘子果园，明年就能大规模产果了，一切顺利的话，会有数百万进账。他想得长远，不止要带着老乡搞种植，“将来做的好，我们也搞个南街村那样的公社”。

邱蜀钧有了个心仪的男朋友，不是父亲属意的本地人，她打算各方面更稳定一些，再带去跟家人见面。一无所有的年轻人，靠自己赤手空拳扎根深圳，是她更愿意信服的人生规则。

“父辈那一代的那种压抑感和窒息感，在我这里可能稍微弱些，可能是我的选择，也要比他们更多一点。”

对于自己在深圳的未来，女儿比父亲乐观多了。

备注：应受访者要求，姚菲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ID：szdays），作者：黄小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