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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22 17:50
当代人的快乐越来越短暂了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陆飞,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说到“苦和乐”这个概念,身为合格的现代人,你一定有过这样的迷思:


长辈们经常喜欢在忆苦思甜的场合里一遍遍地说,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得太舒服了,要什么有什么,不像他们当年那么艰苦,但却不像那时候的他们那样开心了——这是为什么?


“年轻人似乎不像过去那样吃苦了”,这些话听着别扭,却不知道从何反驳,因为看起来好像的确是这样的:如今的我们不仅物质丰收,有了外卖员、快递员、保洁师,被他人簇拥着服务的生活堪比从前的贵族。


然而当代生活虽然高效便捷,却并没有让人类更加快乐,我们的时间没有变多,轻松没有到来,年轻人的疲惫没有被任何东西治愈,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似乎只是让我们的快乐和痛苦都变得更“小”、更细碎——也就是所谓的“小确幸”和“小确烦”——但与此同时,也变得更加难以被形容和理解了。


知道当代生活不行,但谁也说不清哪里不行


去年有一篇红遍网络的文章,讲述被困在“系统”中的外卖骑手们。读者多半是坐办公室的年轻人,却都心有戚戚,因为大家似乎都找到了那个在某种程度上堪称能够解答所有的问题的、一言以蔽之的答案:当代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周密的、能给予你一切但也能随时再拿走的,系统。


系统到底是什么?它是支撑现代社会运转的一套生产最大化逻辑,一个工具理性为核心的技术与管理结构。说得直白点,它会用各种“合理”“进步”“科学”的方式,提高效率,改进技术,形成文化,最终促进社会的生产。它能让骑手送餐的时间越来越短,也能让人们的工作时间却越来越长;也是它调动整个社会的资源来提升GDP,并且让这件事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受关注的目标。


我们为什么会进入系统?因为它确实有优点:在现代以前的社会,人们的生活受到瞩目的限制,投资不自由,迁移不自由,工作不自由,甚至人身不自由。所以从所谓的“前现代”迈入现代的过程,或者说“系统”构建自己的过程,就是一个打破枷锁的“自由化”过程。在这个阶段,系统的理性和人的理性在方向上是一致的,都致力于解放人的能量。最终我们抵达了如今的“自由市场”,成为“自由劳力”,享受自由流通的物资,过上自由竞争的生活。


但事情总是没有那么简单。接下来,就像世界上大部分没有约束的东西一样,人类为了更高效而设置的种种规则,又逐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就像批判工业社会的经典之作《单向度的人》里起首的那句话:“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


这句60年前的论断,准确地描绘出了当下社会里隐秘的痛苦:舒舒服服平平稳稳,明明该快乐的,身处“自由”社会,合理而又民主,明明该放松的,却偏偏感觉处处压抑,怎么做都“不自由”。


因为此刻系统已经不再和“人”一个方向,它不提供“人的自由”,它只有一种自由,就是提高效率的自由。你的压抑是无处释放的,因为只有一个系统,没得挑。现代社会凭借自己强大的技术能力和生产制度,让你无法脱离它提供的自由,也就是生产自由,或者说追求效率的自由。


在系统无处不在的干预下,自由这个理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缺乏革命性与想象力。今天你问一个人,什么是财务自由,他会告诉你,就是不用再上班;什么是身体自由,就是摆脱各种外貌和身体规训;什么是生育自由,就是不需要再把生孩子当成人生标配——在一个人类历史上几乎是最自由的社会里,“自由”没有任何建设性,第一要义仅仅是简单的“摆脱”。


打工人、内卷、小确幸、丧文化,这些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图景,看似不同面向,其实归根究底,是同一件事:人在系统中,为系统打工,所有人都被裹着向前走,于是形成内卷;而“丧”的实质是对这种过度“积极”的消极应对;小确幸之“小”,并不在于规模,而是指在无法改变这种状态的前提下,获得一点容易得到的廉价欣慰。


那些在明亮的开放式办公室里,用着新款电脑办公的人,最终发现,自己和其他人一样,被困在了系统里,只不过是层级不同而已。它当然是高效便捷的,食物、保洁、推拿,只要坐在家里点点手指,一切都会被迅速处理妥,只是没有了“在生活”的感觉,因为生活的细节都被外包出去了。至于我们是不是快乐的,大家都会自嘲一句,成年人的生活除了疲惫还剩下什么。


没有变得更苦,但当代生活怎么还是很难


很显然,没有多少人能够摆脱这些规训与束缚,我们对自由的展望并无多少现实意义:且不说大部分人注定一辈子都赚不到可以真正财务自由的钱,而且,即使财务自由了的人,真的就能完全摆脱金钱之外的困扰吗?


一些国外的调查曾经提到,在近些年里,美国的富人们出现了一个变化:他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其中一条原因就是他们也受到了“工作是实现自我价值”这条现代法则的影响。翻开任何一本硅谷大佬的传记,好像都有那么几个固定元素:工作狂,厌恶休息,每天只睡4小时。这些“先进经验”伴随着硅谷文化和互联网行业发展,在大洋彼岸蓬勃生长。这些“成功人士”虽然已经不再受到外在条件的约束,但也并没有过得潇洒又轻松。


在那本著名的《倦怠社会》里,韩炳哲是用“功绩主体”来解释这种现象的:在我们刚开始发挥生产力的阶段,比如说刚工作、刚攒钱的时候,束缚我们的是外部规训——你必须做这个,你不该做那个,如果不接受规训就可能会饿死。但当基本的生存被满足之后,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训必须转换为功绩,或者说,“能够”必须取代“应该”。


这两者区别在哪?也许就像是在考试时没人会跟你说,你“应该”考100分,因为这个要求太严苛,规训的力量做不到。取而代之得失,当你考了60分之后,会有个声音一直在耳边说,你“能够”考100分的,你能够实现自我的,你能够做得更好的,不要放弃,继续加油。


如果说现在很流行的“打工人”这个词是现代社会1.0版,因为尚有下班和休假的时间,那么2.0版的“功绩人”则更难放松:你可以不为他人工作,但你放不下自我实现的那个念头;你可以关掉微信,关不掉对自我的随时审视。功绩人要么在积极地实现,要么在消极地焦虑,没有停歇。


没有什么不快乐,但为什么好像也没有很快乐


当然了,只工作不玩耍,再好的“功绩人”也会倦怠。这时我们就又来到了系统的另一个绝妙特性:把劳作包装成快乐。


我们在前面提到,当代人的快乐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短暂,而且这不是规模层面上的问题。快乐变短浅的原因,是因为它几乎都属于消费而没有创造:难过了,购个物吧;累了,去拔个草大吃一顿吧;无聊了,看个综艺或者打会儿游戏吧。


技术的发展让我们一方面可以越来越便捷地得到这些短浅的、多数是感官的快乐,基本上只需要打开手机;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越来越难拒绝它,无数聪明人在各自的岗位上计算着如何利用我们人性中的欲望和弱点,来更大程度占领我们的时间和钱。我们就这样无法控制地消费着快乐。快乐因而本身成为了一种劳作,成为生产—消费中的一环,白天生产晚上消费,消费越多,是为了越多的生产。


另外,在韩炳哲的分析里,快乐的日益短浅,其实还有另一个不太能被看到的因素,就是我们日益增长的多线程任务处理模式。


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这种工作风格听上去已经非常古典。如今流行的多线程任务处理的注意力模式,逐渐取代了深度注意力模式。而它的副作用正是“不能容忍一丝无聊”。我们恨不得同时使用一切“伴随式”的内容,一边听音乐一边刷微博,一边看综艺一边拼乐高,一边吃饭一边回微信,却完全忘记了另一个事实:无聊,一种深度的无聊,对于创造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归根究底,多线程任务处理模式也是过度积极的一种表现,习惯于追求效率,久而久之丧失了无聊的能力,在这种意志薄弱的状态下,人类将毫无防御地回应一切冲动和刺激。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写道:“你们所有热爱苦工的人,你们热爱快速,新颖和陌生之物,你们无法承受自身,你们的辛苦是一种逃避,是意图忘却自我……你们的内在缺少足够充实的内容去等待——甚至不能偷懒。”


无法偷懒的人,注定是疲惫的。让人难过的是,尽管共享这共同的命运,我们却并没有形成多么深切的共情与理解,因为我们都以为,这是属于我们个体的、自我实现的困境。于是我们不可避免地分离,陷入高度个人的倦怠感之中——这不是“我们的”倦怠感,而是“我的”和“你的”倦怠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陆飞,编辑:Sv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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