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深处，一堂微信群里的鄂伦春语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王媛，头图来自：GQ报道

鄂伦春语正在从唇齿间退守到录音机，这种依托于全国仅有八千多人口的鄂伦春族、描述游猎生活、没有文字的语言，在当今难以找到适合的生存方式。

老猎人口中的鄂伦春语是鲜灵的，莽莽雪原上动物的姿势形态、猎人飞鹰走马的生活方式，没有比鄂伦春语描述得更精准的了。但下山定居68年，脱离了游猎生活大半个世纪后，民族的年轻人们失去了使用它的生活环境，鄂伦春语逐渐成为了老人之间的密语。

戈晓华在67岁时，决定为母语做出新的努力，她在自己组建“民俗文化交流群”里开了一门鄂伦春语课。她与丈夫郭宝林是为数不多在定居多年后仍愿意回到山上生活的人。现在，通过那些口口相传几百年的词语，她试图唤起更多人关于这门语言、以及那种消逝了的生活方式的记忆。

每节课24个单词的语言课

“‘冬天打犴打得多’怎么说？——昆扭儿楞。鄂族故事里‘个儿大的妖怪’是什么？——蒙捏。老人看见孩子个头儿长得快就会说，长得跟‘蒙捏’似的了。”

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戈晓华在微信群里开讲，每天不多不少，二十四个单词，因她备课的本子正好是二十四行一页。本子摊开，戈晓华戴上老花镜在自家饭桌前坐定，把手机架在专门为教课买的支架上，最近头疼，她在太阳穴贴了两块膏药，还围了一块头巾。

一手指着笔记本，一手放在微信语音的发送键上，戈晓华用鄂语讲她的开场白：“鄂伦春的亲戚们，咱们又开始上课了，大家有时间都出来听吧，听听我讲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再改正。”老伴儿郭宝林耳音不太好，戈晓华习惯了大嗓门讲话，对着手机也生怕人听不清似的，一个词重复两三遍。有时清清嗓子，或对着本子上某个词沉默半刻，这些也都随着语音发了出去。

戈晓华教鄂伦春语，背后是她在自家布置的鄂伦春文化“家庭博物馆”。

鄂伦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支，没有文字，全靠口口相传。戈晓华在笔记本上用汉语的谐音标着发音，但鄂语发音根据高、低、长、短的不同，意义会随之变化，戈晓华有时词到嘴边，也拿不准，很多话是生活中不常用到的了。她提着眉毛想了片刻，向坐在一旁的郭宝林提问。鄂语是他们老两口的日常用语，但如果对三个女儿、孙辈们，就得改用汉语交流了。家族里，鄂语水平是随年纪锐减的，女儿们听得多说得少不太熟练，到了第三代，就只会念民族学校课本上标注了国际音标的课文，日常对话一句都不会讲了。

郭宝林抽着狍角骨做的烟嘴，看着电视——往往是央视新闻频道或纪录片频道——慢悠悠地回应她。电视屏幕上，一群加拿大的驼鹿正在涉水，吸引着这位老猎人的目光。得到了确定的回答后，戈晓华的课程继续下去，语音间夹杂着电视解说员讲述鹿群的浑厚男声。

戈晓华出生于1953年，正是这一年，鄂伦春族人在政策号召下结束了游猎的生活，下山定居。鄂伦春，意为“山岭上的人”或“使用驯鹿的人”，戈晓华所在的库玛千部落，之前世代划桦皮船，用树枝和兽皮搭撮罗子居住，以四五家为一个“乌力楞”（父系氏族公社），沿呼玛河一带游猎不定。戈晓华是部落里第一代出生于定居点的孩子，她呱呱坠地时，一百多户来自不同乌力楞的鄂伦春人带着全部家当下了山，来到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用木头和草泥建起了“木刻楞”房，组建生产队，学习耙地、压磙子，种小麦、土豆、白菜，劳动挣工分，开始新生活。

即使父母从此更想让她学汉语、跟汉族人结婚，过森林之外的生活，戈晓华还是看上了住在隔壁木刻楞大她6岁的同族人郭宝林。那时候郭宝林枪法出色，常为生产队打猎，婚后两个人都享受山林中自由自在的日子，常常回到山上小住，这样的家庭生活让两个人保持使用着最地道、鲜活、充满山林色彩的鄂伦春语。

郭宝林常常坐在电视前，他是十八站乡鄂伦春在世的老人中"最后的猎人"。 

“民俗文化交流群”是戈晓华2020年初在二女儿郭红霞的帮助下建起来的，那时她听说微信群里可以教课，就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全拉进来，请大家听她讲语言。经过一年多亲友之间的口口相传，群里由最初的四五十人发展到现在的一百一十多人。大多是老年人，用自己穿着民族服饰的自拍当头像，用汉语或鄂语音译的本名作昵称，或是叫做“美丽人生”“心想事成”。

也有鄂族年轻人，顶着手绘漫画风格的头像进群，“以前我爸教我我不学，现在他说不了话了，我却想学了。” 一盘问，这不是谁家那二闺女吗，欢迎欢迎。在十八站乡定居的鄂伦春人仅有一百来户，老一辈之间沾亲带故，互相都认识。这是群里最热闹的时候，鄂语汉语混着聊，问问孩子的工作、城市，像一个大型的家族群。

“其提哈”是什么鸟呢？谁也说不上来了

二十四个词教完，戈晓华仍在原处坐着，等同学们提问。“我教得也不咋地，你们谁还有没明白的都可以出来提问啊。”她招呼着，然后一边看电视，一边继续等。学生们到底听没听、听了多少，戈晓华心里也没底，这门课不收学费，也不考试，教与学全凭自愿，很多日子里回应她的只有那固定的一两个人。

63岁的关小云是戈晓华多年的老友，也是她教鄂伦春语最大的支持者。每天上课时，关小云都守在群里一条一条地听，数着序号，怕戈晓华眼花，从第十二直接跳到第十四，或是把上下两个词的意思说颠倒，得替她检查呀。二十四条语音发完了，关小云总是第一个积极回应：你刚才讲的“喝酒”，劝别人喝的时候是这么说，自己喝是不是还有别的说法？她尽量多举例，提了好几种说法，戈晓华一一认可。有时两人一时兴起就几个用法聊上半个小时，比正课的时间都要长。

“首先得支持人家，听完了谁也不出声，一百多人没一个出声的，那没意思，对人家也不尊重。”关小云知道，语言所承载的民族集体记忆已经消失了太多。小的时候，大人们起个调子，就可以即兴演唱民歌，词是随唱随填的，老人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唱出一个个关于大兴安岭的传说故事。现在几乎没人有这个能力了。

关小云从民族统战部退休后，在塔河县文化驿站创办了鄂伦春文化展厅。

孟淑红也是群里的学生之一，她是戈晓华的表妹，住在临县的白银纳定居点。为啥还要进群学自己的母语呢？孟淑红伸出十根手指：“你看我现在用鄂语数数，就会数到十，再往上不会了。”孟淑红家父母都说鄂语，但她从上学起就一直说汉语，后来与达斡尔族的丈夫结婚，生活中使用汉语的机会远远多于鄂伦春语，词若老是不上嘴，语言能力渐渐就退化了。群里像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来到戈晓华的课堂上，重新校准记忆。

记忆最模糊难辨的地方，都是山林生活的细节。鄂伦春语是极其生活化的一种语言，社科院研究员刘晓春认为，“鄂伦春语包含着我国寒温带森林地带自然景观、自然现象、野生动植物等方面的名词术语……是兴安岭鲜活的语料库、思想库、生命库。”库玛千人沿呼玛河而居，以“木落信”——桦皮船为狩猎方式，猎人守在这种用桦树皮和樟子松木料做的小舟上等待来吃水草的猎物，一岁的犴叫“尼难”，两岁的犴叫“那鲁古欠”，这种学名驼鹿的动物年岁如何、是公是母、是否在发情期，鄂伦春语都区分得十分详细，这是只有猎人生活才能孕育出的语言。郭宝林6岁定居后总跟着大人上山，12岁打到人生中第一只猎物，一只“各耶达”，成年的母犴。

往日的游猎生活不复存在，现在这些语言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传统鄂伦春语中忌讳直称熊、虎，而是称熊“阿玛哈”（大爷）、称虎“额德乌”（大王）。这不仅仅是出于萨满信仰中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更是因为在林中那是猎人生命最直接的威胁。打猎生活结束后，这些讲究就像封在玻璃柜里的萨满服一样，只是展示性的民族元素，没有人还会在意直呼其名将为命运带来的凶险。

戈晓华亲手缝了三年的萨满服，现在挂在家中展示。

微信群里，关小云的问题讨论完了，戈晓华看着电视里的速滑比赛入了神，群里也再没了动静，这份安静会一直持续到转天上课。能和戈晓华互动确实是有门槛的，她的这种教学方式只适合基础比较强的学生。那些词她生活中随时想起来几个，用手机录下，再整理到本子上，不去区分什么名词动词，记满一页就是一课，每节课也没有一定的主题。鄂伦春语属于黏着语，词汇本身包含着语法意义，这些戈晓华是不懂得分辨的。她也不教句子和语法，词还不会说怎么造句呢？她想学生应该先把词都记下来。

于是只管整日地想词，想起来什么教什么，讲到本子上的第137页时，她的词已积攒到第151页了，手指捻开小扇子似的，这些词只靠粗略的谐音标注着，声音存在她的脑子里，要是她不教，以后也许就再也没人会说了。

就像戈晓华自己的鄂语名字，“其提哈”，大兴安岭里的一种小鸟。到底是什么鸟呢？她说不上来。没人能说上来了，总之听父母说是胃口小小的，和她小的时候一个样，一种再也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鸟。

“耶哈、昂阿卡、阿木那”

戈晓华定居的塔河县十八站乡，是清朝时为去往漠河淘金所修的“黄金之路”上第十八座驿站旧址，如今分为两部分：“山上”是围绕着林业局发展出来的小镇，“山下”是鄂伦春民族乡。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这里的路边积着半人高的雪。G331国道横穿其间，外面环绕的是密匝匝的桦树和樟子松林。

1983年，下山定居三十周年时，一百多户鄂伦春人统一从木刻楞搬进了这里能烧火墙火炕的砖瓦房，后来这里建起了初、小合并的民族中心校，戈晓华进入中心校负责后勤工作，一直做到副校长退休。1988年起，她担任了三届黑龙江省人大代表。这期间，她几次提出提案，呼吁鄂伦春语进入学校。提案最终起到了作用，民族学校开始进行鄂语教学，组织培训鄂伦春族老师学习国际音标，借助国际音标教授学生鄂语日常用语。

那段时间也是十八站乡最繁盛的时期，只有两条主干道的小镇常年聚集着五六万从事林业与木材加工业的“老客”，运木材的货车挤满了公路，路旁大树从两只胳膊都环抱不过来，一年年逐渐缩至碗口般粗细。

2014年，为保护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十八站乡人口迅速萎缩至四五千的规模。一部分鄂伦春人也随之离开了——由于本族人口少，定居后的第二、三代鄂伦春人大多数与汉族通婚。鄂伦春民族中心校当年繁盛时曾有几百名学生，今天小学、初中九个年级加在一起只剩下约30名，比教职工人数还要少。能在学校里学课文、接受鄂伦春语启蒙教育的孩子寥寥无几。

三月末的十八站乡

戈晓华的孙女目前在黑河上职业高中，自认为除了夏天有机会跟着爷爷奶奶上山划船漂流外，自己从各方面都和汉族同学没什么区别。她想了半天，用手指指自己的脸，“耶哈、昂阿卡、阿木那”（眼睛、鼻子、嘴），这是她会讲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鄂语单词。戈晓华看着她笑，当年下山定居后鄂伦春孩子刚上学时，老师也是这样指着脸教他们汉语，从一句不会教到熟练，教到最后，许多人反而忘记了鄂语的讲法，“耶哈、昂阿卡、阿木那”。

1992年，一个纪录片摄制组来定居点拍摄鄂伦春族文化，他们找了郭宝林的大表哥——“最后的萨满”孟金福，请他穿着萨满服在黄昏时分来到河滩，对着镜头表演性地跳神，模仿萨满被神“附体”时的状态。

孟金福跳神的时候，他91岁的母亲气得躺在自家床上痛哭。几十年前定居时，族里几位萨满聚在一起举行仪式，把神送走了。为什么现在又要跳？假装神又来了，这对神多不尊敬啊！她虔诚地相信万物有灵。但孟金福还是去了，他想的是，文化要传承下去，我不在镜头前跳，这些东西将来只能跟着我进棺材啊。

这种用桦皮和樟子松手工做成的桦皮船，船体轻巧破水无声，是库玛千鄂伦春人重要的狩猎工具。

去年九月，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委统战部找到了戈晓华和郭宝林，给了他们一本鄂-汉词典，邀请两人作为呼玛河流域库玛千部落口音的代表去审核。这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启动的一项三少民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语言文化大数据采集与平台建设项目，通过对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的走访调查，以国际音标、录音等多种方式记录语言，搭建常用语发音词典与语音采集小程序。

词典共五百多页，标注了一万五千三百余个鄂伦春语单词，两个老人看不懂国际音标，就由统战部工作人员娜楚拉一个个地念，两人判断是否正确，或提供呼玛河流域方言念法——鄂伦春语大致分为阿里河、呼玛河、黑河三个方言区，发音细节各有不同，且因打猎方式的差异，词汇也不尽相同，如“木落信”桦皮船，就是呼玛河流域的特有词汇。项目还计划在今年请三个流域的近二十位老人为词典录音，制作成声、词一体的点读书。

戈晓华把词典里的不少词汇都加进了自己的备课本里，但还不尽足够。“一个人喝了酒骑在马上颠颠晃晃的样子”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夸拉巴楞”，这是什么词典都不会收录的，但戈晓华最喜欢挑这样的词讲，“我们的这个词汇，哎呦太丰富了，有的词那汉语都说不出来。”

“你好”怎么说？“夏玛”

现在，那本鄂-汉词典放在戈晓华家的展柜里，平时不怎么看，逢人来参观时才拿出来。2019年，老两口把自家客厅打造成了一个“家庭民俗博物馆”，在玻璃展柜里放着关于鄂伦春族语言与文化的出版物，架子上是自家做的狍皮帽子、桦皮盒、鹿角摆件、桦皮船和撮罗子模型。炕头的墙上满当当地挂着镶好的照片，年轻时的郭宝林在打猎、晒肉干、做船、拜山神。

郭宝林三十多岁在林间守夜等犴时遇到过熊“大爷”，他打空了枪匣，都没打中要害，黑熊眼见着就要扑过来。听见它踩过的地方嘎巴嘎巴地响，郭宝林知道自己的子弹袋在它身子底下呢。不敢大喘气，他探着身子往回摸，在黑熊长长的绒毛间摸到了子弹袋。一把抽出来，装上子弹，熊刚一回头，上了膛的枪就顶在它脑瓜子上，“梆”，熊直愣愣倒下，足有两三百斤。在褥子上和着熊血睡了一夜，等到天亮，郭宝林拿猎刀扒了熊皮、割了熊胆，回撮罗子去了。

讲起这一段，郭宝林衰老的眼里闪过“莫日根”的神采，这是鄂伦春人对英雄猎手的尊称。

郭宝林与家中的猎狗。两人现在养了三条猎狗、两匹猎马，可惜它们并无用武之地。

直至今天，老两口仍然对山上的生活保有热情。定居后的这些年，他们会反复地回到山林，把打猎作为一种爱好和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2009年收枪。夏天把撮罗子搭在河岸上，冬天住在木刻楞里，打下来的犴、狍子、飞龙、兔子清理干净，用铁锅煮了，吃不完的就晒成肉干，回头带下山来给亲戚们都分一分。

搁山上多舒服啊，安安静静，只有狍子和猫头鹰的叫声、呼玛河水流声；松树香，稠李子花更香，“到山里就好像回到家了。”

收枪后，两人不再打猎，但仍然每年带上桦皮船、橡皮船、帐篷、锅碗瓢盆，和孩子们坐几小时车到额木耳河上游，再一路漂流下来。郭宝林划桦皮船在前面开路，他知道怎么看水急水缓，能躲开漩涡，找到最适合的路线。到了景色好的地方，一家人上岸扎营，架锅做饭，这样走走停停，一漂就是半个月。现在林子里已经见不到犴，也听不见狍子叫声了，但呼玛河水还是一直轻快地流。

并不是所有定居后的鄂伦春人都还有上山的热情。戈晓华的表姐孟淑芳今年81岁了，在13岁时全家定居后几乎再没上过山。只有一次，她跟五六个同伴带着狍皮被子上山采木耳，呆了三天。冷，整夜地睡不着，从此之后她再也不上去了，遭罪。

孟淑芳（右，81岁）与她的妹妹（左，58岁）生活在白银纳。她们的母亲共生了11个孩子，因早年山林中条件恶劣，只存活了4人。

2013年，在政府规划下，十八站鄂伦春族人整体向“新村”搬迁，那里有集体供暖、上下水系统。老村渐渐空了，郭宝林和戈晓华也考虑过要不要搬到条件好点的地方，可家里还有三只猎狗、两匹猎马，搬走了它们养在哪儿呢？做桦皮船所用的足够粗的桦树皮越来越难找了，早年间还留下五六片，为保鲜保湿埋在院子地下，搬走了埋在哪儿呢？戈晓华做衣服要熟皮子，那兽皮得铺在院子里晒干，再泡草灰水反复地鞣，搬了家还有地方折腾皮子吗？

戈晓华打算今年缝一件新的萨满服。

既然不搬走，他们索性把自己家搞成了博物馆，一块“鄂伦春“最后的猎人”郭宝林之家”的招牌挂在院门口，旅游旺季时，一天能有四五波游客登门拜访。有时旅行团呼啦啦进来，二十来平米的小房间挤得转不开身。

游客对狩猎故事、鹿角狍皮都很好奇，问起语言来时，大家最感兴趣的是“‘你好’怎么说？”戈晓华答“夏玛。”大家也就满意了。见到了真的鄂伦春人，有这么多展品，还学了一句他们的话，“真是来值了！”

参观跟教语言一样是免费的，只是有些游客会凭自愿给钱。最后免不了地，大家要请老两口穿上民族风情浓郁的狍皮服饰合张影，于是这两套衣服每天穿了脱，脱了穿，从清晨一直折腾到深夜。

这些戈晓华都不介意。家里有这些东西，不想办法展示出来，反倒成了两个人的心病。退休后，她开始学熟皮子、缝狍皮衣、萨满服。曾经父母不想让她学的东西，现在靠看图样、问老人，摸索着自己拾起来。花了三年时间，她才把一件萨满服缝完，然后打了一个封死的玻璃展示柜，把它挂在里面，不借也不卖，只展示给人看。

她至今记得自己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妈妈把她抱进呼玛河畔的一间撮罗子，炭火生在中间，外面是大兴安岭的夜空。撮罗子里聚集了四五位萨满，鼓声传来，萨满开始跳神，身边的大人们跟着神曲低吟。火光跳动，萨满头上彩带的阴影遮住了他们的脸，戈晓华感到害怕，偷偷从撮罗子跑了出去。

当时的她还不知道，这将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看到真正的萨满跳神。据大人后来讲，那是萨满在送神离开，请他们日后不再附体。游猎时代结束了，定居时代到来了，萨满的神不会再来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