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12个县城，寻找在短视频上写诗的人

他们以同等心力在与沉默的生活对抗，酷似一个个平原上的“刘小样”，抑或是小镇上的“王彩霞”。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远野计划 Now（ID：gh_467b0a82775f），作者：朱玲玉，图片：朱玲玉，编辑：陈远野，原文标题：《我去了12个县城，寻找在快手上写诗的人》，头图来自：朱玲玉

2022年12月，疫情放开，我从成都出发，走访了12个县乡，寻找12位在短视频平台写诗的人，为他们留下影像记录。

这份名单上的人身份各异，外卖员、牧羊人、盲人按摩师、油漆工、菜农、地摊小贩、钢铁厂女工、小镇无业青年、农妇，也有电台主持人、高中生、历史老师。

我对他们的最初印象是写诗的形式感。在页面上，他们把某些生活碎片拍成一段小视频，作为背景画面。它们通常是四季里的花朵、蝴蝶，建筑工地、乡镇集市，也有黄土上的村庄、田垄和各类家畜，甚至一只羊的分娩过程。画面上，再用彩色大号或加粗字体粘贴上诗歌，有的还会配上广场舞音乐或者自吟自唱的通俗民歌。

他们写诗的场景也和生活紧密相连。炼钢厂、菜地、杂货摊、羊群、灶台、工地、送外卖途中，他们碎片式地写。敲打字符的手上沾满泥土、灰尘、面粉、油污、墙漆等。他们的手机，也被赋予着这些生活的痕迹，连同指纹，为诗歌打上了个人专属的“记号”。

即使形式朴拙，原始，但他们一直在更新。这事儿本身就有反差感，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居然有一群普通人长年坚持写诗。以往，诗这种形式似乎自带纸香，是让额头上仰的高等语言，但在他们的视频画面里，诗歌变得分外可近，是能嗅着草腥气的脚下尘土。

农妇韩仕梅

外卖员 王计兵

油漆工 滴水穿祁石

小镇失业青年 任嘲我 

地摊老板 冷冬年

我不大喜欢羊，但我又必须热爱它

从洛阳到李楼村的国道公路上，一轮红色的月亮在马路伢子忽上忽下、忽明忽暗。我拍下来发给李松山，他说：“这月亮，昨天就红了。”随后他也发来一张照片，炭火炉子上一锅羊肉冒着腾腾热气：“等着给你接风。”

到他家已是晚上九点多。桌上的羊汤还在炭火上烹煮着，李松山和妻子孙丽为我倒了满满一杯烧酒。酒酣耳热时，我们分享着彼此的生活，一到共情处，他们立即续上新酒。我能感觉到他们内心愿意交付给陌生人的善意与真实，这也是他们能够结为伴侣的原因。

李松山是一位牧羊人，42岁。4岁那年，因患脑膜炎耽误治疗，父母以为治不好了，差点把他遗弃在草丛，幸好被一位邻居拦了下来。他活下来了，但从此留下后遗症，左腿左手不协调，说话也有障碍。四年级就辍学了。

李松山的父亲已经去世七八年。母亲今年76岁，虽生养了四个子女，但一直是李松山独力赡养。家里养了20只羊，还有四亩地，种冬小麦，春玉米和花生。

他在诗作《栽树》里写到他和母亲的生活：

我刨树坑。她扶树苗。

河床被现代化的荒草占领。

河水清澈，水花亲吻着鹅卵石

她挖的树坑又大又圆。

她是弃婴。贫农。没上过学。

信赖于镢头和铁锹的哲学。

现在她的背有点驼，扶树苗的手有些抖。

我也一样。我们一边封土，一边互相纠正。

5年前，他在网上结识了另一位民间诗人孙丽，为她写了五年情诗。孙丽离异后，带着五岁的小儿子离开前夫的家庭，从此在农村也被边缘化。因为诗歌的共同意趣，两个人的交流很投契。孙丽渐渐被他的执着、善良、质朴打动。这段恋爱，曾遭到诗友和亲朋的一致反对，但他们还是在2021年结婚了。

作为健全人的孙丽，嫁到李楼村后，却处于非议中。村里有人把她看成一个骗子，“因为在他们眼里，一个正常人不会嫁给残障”。在她之前，李松山的恋爱对象也是残障女性。

这段婚姻，在诗歌圈里被传为一段佳话。他们有时会在野外对诗。他说一句，她对一句，这些句子放在一起，就成了诗。

有一次，孙丽在地里扒花生，李松山在旁边拿着手机拍照，打趣：“妈和小丽在薅花生。”孙丽应一句：“阳光赤烈。”他调侃自己的惫懒：“而白云最宠溺的那个人是我。”孙丽笑了。他又说：“经过一个上午的努力，这一块地的玉米还剩三分之一。“孙丽附和：“还有一半有余。”他又接：“你站在地角”。“你站在地中”、“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是不同的问题”……一来一去，生活的一地鸡毛渡向了诗意。孙丽把这些句子都记在手机记事本里。

李松山和孙丽的孩子之间，有那种如亲生父子般的相处和感情。李松山去麦地里放羊，儿子一定要跟着去。李松山不允，他就默默跟在我们后面。羊出了圈，撒了欢地跑，李松山跛着脚一路追着。

冬日里的麦地，已是一爿新绿。孩子也脱僵似的疯跑，李松山呵斥他回去做作业。李松山说：“他应该离羊远一点。”他的意思，或许是让儿子离他的命运远一点。

他被困在了羊群中。几年前，村里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北京的工作，当超市保洁员。他连夜坐着绿皮火车到北京。第二天，主管通过了他的面试，说一个月保底两千，干的好有提成。他很兴奋，终于也可以靠双手养活自己。可是，干了个把小时，经理又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不能用他，怕担不起这个责任，还递来二十块钱。他没有接，走出了超市。

他在诗里写：“我不大喜欢羊/但又必须热爱它”。孙丽也在诗中写，“我们看见同一朵云/来自春天的深处/放下困境，作为一只羊，奔向一只羊”。

盲人摸诗

在按摩店，我为57岁的视障者史欣欣拍摄了肖像。以往采访视障人士时，我常发现他们面对明眼人普遍存在焦虑，不知道视线该落在哪里，担心眼睛是否对焦。但是镜头里的史欣欣，目光丛容、放松。后期，照片被放大在屏幕上，面对一双灰瞳的直线凝视，心里竟有一丝颤动。

她在洛阳经营一家夫妻按摩店，已有十几年。她和丈夫都是全盲。12岁那年，她的腿上长了一个骨瘤，手术中发生医疗事故，醒来以后就双目失明了，四处求医几年都无果。“当时我父母就有了一块心病，突然一个孩子看不见了，是一种灾难性的变故。”出门，姐姐领着她走，有小孩在旁边说，这孩子眼瞎了，她的心一沉。

后来，她只能去上盲校。一次，在校外迷了路，同校的一位聋哑人把她送到了宿舍。她写了一首《谢谢你，兄弟》，这是她平生第一首诗。

成年后，没有更多的路可以走。去按摩学校，当盲人按摩师，踏上大多数盲人的道路，但至少“不再是一个家庭的累赘了，不再是一个让父母亲家人发愁的孩子了”。

她在诗作《爸爸的梦》中写：

一天 爸爸说：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咱们荣的两只眼睛

又重建了光明

全家人都默默地流泪了

一旁的姐姐说：同仁医院能够移植眼球

那我愿意捐出一只眼睛给荣

还有我 

还有我 

哦 那是哥哥和妹妹的心声

荣在一旁傻傻的笑着数

一颗、两颗、三科（颗）

好像是在数天上那几颗最亮最亮的星星

爸爸叹了口气 你们都还太年轻

自己的路还有好长好长

假如有可能 我和你妈给荣一人捐出一只

我们年纪大了

自己剩下一只眼睛 

生活中能够看路就行

30岁那年，她生下了儿子，家里就一直聘着住家保姆。她知道从小成长在一个视障家庭多少会有些阴影，就竭尽全力培养儿子的自信心。

小时候，儿子常带同学来家里玩，随着长大，次数越来越少。每逢家长会，儿子会说：“你去不去都行”，但她从不缺席。五年级时，一篇作文题是《梦想》，儿子写：“愿天下残疾人都拥有健康”。儿子想学钢琴，但她和丈夫的收入支持不了，还是她父亲给买的新钢琴。

她平日里在手机里写诗，儿子会帮她改错别字，编成word文档。丈夫要晋聘职称，申请文件也是儿子弄的。出门买机票、火车票，都是儿子包办。

小区里的人经常夸儿子长得好看。店里的客人看到他就问：“这个帅小伙子是谁家的孩子？”她连忙应声：“是我的，我孩子。”她想象儿子的样子，“应该是眼睛大大的，睫毛很长，像爸爸的睫毛，瘦长脸，白白净净，细高挑，文文气气的”。

儿子要去伦敦开普敦大学读研究生，读服装设计专业。丈夫担心供不动学，她却毫不犹豫贷了二十多万。出国前，儿子说，国外文明程度高，残疾人受尊重，福利也比较好。他还在国外的app上，注册为助残志愿者。

生活上，她和丈夫都依仗住家保姆冯姐，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十几年，相处也像亲人般。冯姐每天负责他们的出行、做饭、买菜等所有家务。她经常跟着冯姐一起去超市买菜或者去公园里散步。

我读到她在写作培训班交给老师的一首习作《盲人跳绳比赛》：

裁判员的哨音响起

运动健儿迅速调整站立方向

他们竖起耳朵

手握绳柄

等待起跳号令……

他们抡起手中的绳子

如同抡起心爱的花环

他们驾着热浪

展开双臂

像一群超低空飞行的雄鹰

汗水 一串串洒在球场

在阳光下 摔出无数道金光……

培训班老师对“竖起耳朵、调整方向”的描写很不解，建议修改。她依然坚持，因为觉得这很重要，明眼人一般都是睁大眼睛去看，但盲人看不见都要竖起耳朵，全部精力都在听上，“听到哨声响我们才能知道往哪边，然后起跳，奏乐。”可老师是明眼人，不理解她的用意，“有的明眼人看事物，看到的是他们的认知能力，看到的就这一点点。”

不知是不是失明前的图像记忆，她的诗作具有生动的画面感。我很想知道一个后天失明的视障者，是如何运用感官体会世界，并转化成文字。她用鲜活的细节解答。

写“捧一朵五月的花”，比如芍药，她清晰地形容：“比牡丹的层数少、薄，牡丹花一层一层可厚可厚的，但花期太短，还有冬青树围着。”在公园里，冯姐看到花开，就把她的手拉到花前。她用两只手把玩，手指的触摸仿佛画笔，把花朵和叶子的轮廓一点一点在脑海里勾勒出来。

她与我说，“看不看得见不影响写诗，全凭想象力。”姐姐爱给她买衣服，她不高兴，因为不喜欢。别人都觉得稀罕，楼下邻居都老问：“你穿这衣服，怎么知道上身白的，下身是黑的？”她指着自己的脑袋，答：“我有中央处理器，管用，软件还特别多。” 她喜欢自己买衣服，用苹果手机读屏，白色，红色，绿色，都能知道，还会模仿明星穿搭。

拍摄时，我跟着她和冯姐去超市买菜。出电梯时，冯姐走在前头，步子很快，似乎把她忘在了身后。她却很镇定，伸出一只手指轻轻碰了碰冯姐背上的衣褶，就确认了方向，跟着走出电梯。

买水果的时候，冯姐也都让她来挑。她说：“明眼人依赖眼睛看，以为葡萄看着绿，就是新鲜的。我摸着就不新鲜，软的很，不支棱，拎起来好多都掉了。”但有的时候，她也没摸到水果上的疤，冯姐就会数落：“这么大疤都拿来了。”她坦然接纳，“这就是眼睛的作用。”

我问她为什么去网上写诗？她回答：“希望残疾人也能参与社会，让社会知道我们，了解我们这个群体的面貌。我要不写，你们咋知道盲人还会跳绳，还弄跳绳比赛。”

我又问，诗歌对你意味着什么。她说：“诗歌其实也是一种看见，象征着精神、爱与炽热。要是不读诗歌，不爱文学，可能想不到这么多。”

句子从钢的缝隙里溜出来

1970年生的曹会双，原来是山东莱芜国营钢铁厂里的泵房工。她的父亲在这个厂退休。高中毕业后，她也接了父亲的班，最近刚退休。丈夫也是这里的技术工。

这家她工作了25年的钢铁厂，有着错综交叠的庞大建筑物结构，透出钢铁质感特有的凝重。一声声捶打声似乎要撞破耳膜，机械的运转也颤动着地面。她身高大概一米五，站在车床下面更是衬出矮小。

她捧起一手铁精粉给我看。那是反射不出一丝光芒的黝黑颗粒。铁精粉是造钢铁的最初原材料。这家工厂的生产线就是将有水的铁精粉输送到下一个厂子蒸干，然后输送到莱钢。

她在诗里这样描写：

父亲用一生的茬茬经历

囤积了一座丰富的经验矿山

父亲常以健谈开采出坚韧的矿石

我用聆听的生产流程一级级破碎后

用思索磨选出领悟的精铁粉

用思考浮选出了悟的铜或钴的精粉

用真诚重选出参悟的金精粉

若想有各类金属的品质与市场价值

我须得躬身，分门别类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冶炼

工作时，她经常偷偷溜到工厂的无人角落里，捧起一本诗集，或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诗句。身边没有人能懂，丈夫读不懂，同事们也常常当作闲话，写得不好笑话她，写好了还是笑话她。

她从90年代开始坚持写作，每天都写两三首，她说：“文艺这条路，一岁年龄一岁心，得慢慢来”。

2005年，因为生活里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她想上文学论坛，找了个培训学校上电脑操作课程，学费花了860元，那时一个月工资也就五六百，还花了五六千买了台电脑。当时孩子上小学，刚买了房，手头也正拮据，丈夫也不太支持，说：“你买了还不知道写出个啥样来，能行吗？”

她说：“我一定得写好。”

她最喜欢的诗人是茨维塔耶娃，她在异国女性的诗句里读出了“心灵相通”，自己写道：

这些句子，说到我心里了

直想拍桌子欢呼几声

我那些难挨的时光，难挨的煎熬

作者已替我说得周周全全

还把挨过之后的重生也说得枝繁叶茂

这种妥贴的共振

是一等一的幸运

至今，她的诗作累计到了280万字。她从床底下、桌子下、柜子里搬出来的笔记本，共354本，排列在一起高达3米8。那些笔记本上，都是密密匝匝的“草书”，看得出是灵感涌出时的慌忙记录。她羞涩一笑，说“这字都只有我自己看得懂”。

这些诗作都是在生活的缝隙里溜出来的，“天微微亮，我湿淋淋地倾诉/和一支笔的伤心，页数相等”。即使是书写生活中最平凡的事物，比如一块豆腐，一根芹菜，也充满天马行空地自由感。曹会双说，“我的幻想力很好。我想周游世界，但我暂时我还做不到，毕竟作为一个母亲不能太任性了。”

我问她，“你这么‘飞’的人，怎么受得了这么多年钢铁厂工作？”她摆摆手，说：“太痛苦了！”

她在一首《偏旁》里写：

我的拙作是副刊上的小小偏旁

……

小小的偏旁里

有命运的咳嗽，有生命的指望，有笃定的信念

……

挣扎了这么多年

仍在原来的草坡上

天黑了，心在滴滴答答

天亮时，仍挣不到阳光和土壤

那就放下梦想的羽衣

走进庸常的生活深丛

和锅碗瓢勺签份契约

和五谷杂粮修份因缘

为爱人炒菜，为孩子盛饭

做个贤妻良母

是梦想现实版的注释

25年，她必须把自己作为钢铁的一部分才能赖以生存，而那354本日记本摆成的一座小山，恰恰就印证了漫长的自说自话和对“钢铁”的抵抗。

“读，让她跳出了内斗的怪圈/写，让她跳出了负面情绪的圈层/书帮她甄选着人心/写帮她摒弃了浮躁/漫长的蛰伏期一过/她会有花萼哗然炸开”，她写道。

跳舞的菜农

山东德州车庄村，60岁的菜农村上诗曼种了几亩菜田。她对药物过敏，所以从来不往地里打农药，菜虫都被她养的鸡鸭鹅吃光了。她只种应季的蔬菜。

从雪地里挖出来的胡萝卜，她配文字：“冬日里膨胀的绿，张扬的红”。她每天的生活遵循着同一个轨迹，用三轮车驮着丈夫和满车的蔬菜，赶早到市里卖菜，车程一来回就是80公里。路上看到挂在高空的白日，她拍了下来，写“追赶太阳”。每天忙到晚上十点再回来，拍下屋檐上高悬的月亮，她又写：“是否会像我一样期待一支火把的出现”。

遇到乡野的美丽黄昏，也顾不得停下来。她用诗句写下生存的疲劳：

十月 黄昏

河对岸的夕阳 和一辆装满车的三轮车相撞

连同人

只是停住，奢侈地看了几秒

最后几片凋零的落叶

旋转 旋转，和风一起

只是发出一声轻轻的叹声

我问起她和丈夫的婚姻，她说“他在外面打工二十多年，我在家种菜，带大三个孩子”。后来丈夫又患了脑血栓，血块压迫神经，经常流哈喇子。精神也越发消沉，脾气变得暴躁，整日酗酒，每天离不开她的照顾，重活也得她来扛。她家从里到外的狼藉，就可见生活的慌忙。

她在诗里写：

不管我身边有没有人

这也是我一个人的黄昏

我现在就是一个舞蹈皇后

抱着风跳，踩着水跳

在金色的光里跳

像极了那只站在田埂上的鹊

她的视频画面，经常出现她的菜田，连续几年遇到旱涝灾害，她用短诗诉说菜农的苦，“三棵树上两个窝，七个叫来八不说。小人抬头望鸟儿，心事盛满一箩筐”。

她领我去看菜窖。不料，一两百斤白菜都给冻坏了。她连忙俯身蹲地，剥掉每棵白菜上蔫坏发黄的叶子。原本在镜头里局促不安的她，被拉回到她自己的生活语境，再也不顾忌被拍摄了。摘完的烂叶子又装进小独轮车，拉到菜田里当肥料。

当天下着大雪，车庄村里没几个人影，她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戴着一顶红色毛线帽，帽沿下只露出两只眼睛。我在距离她几米远的地方从镜头里看她，忽然感受到从那个场景透出的一种疏离感，她形容自己“在村里，一直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村里面小媳妇聊天，东家长李家短，她只喜欢独处，人情世故也不在乎。

写诗通常只在劳动间隙。脑海里经常蹦出一些句子，等到活忙完，再记在手机记事本里，不修改就发了。

写诗就和打麻将一样

我不是短视频的深度用户，或者说，从感官上并不亲近这种“乡土味”的视听审美。但是当我把他们的生活和诗歌对照后，才意识到自己带着城市眼光的凝视，傲慢且无知。尽管我的青少年时期也是在农村和县城度过。

这长达一个半月的奔走，仿佛在地图上圈出了另一个远离城市话语中心的真空地带。

从这个地带长出的诗歌，有的看似稚嫩，但在用一面叫生活的透镜重新打量后，变得不一样了。

走进他们的家时，总是直观地感受到那种农村日常生活的潦草感。见我来，放羊诗人的妻子连忙清扫院子里满地的羊粪。那位钢铁厂女工特意领我去厨房洗手，因为卫生间的洗手池已是常年的发黄污渍。菜农大姐为了给我煮碗面，特意把有缺口或霉斑的碗筷藏到盆里，再从柜子里拿出一直没有舍得用的新碗筷。一个摆摊的中年男人十分羞涩地拿出地摊上卖的小百货，递给我，说：“大老远来，也没什么别的可以送你”……

这也是在我向他们征求拍摄意愿时，很多人会犹豫再三的原因，一则怕生活环境的艰苦为难了远道而来的记录者，另则又担心自己的“普通”配不上外部的肯定。

我出发时，正好处在疫情从封控到放开的节点。我先是跟着封控政策跑，后来又跟着他们的感染情况跑。即使刚退烧，他们也积极配合拍摄，对我付出极大的善意。‍‍‍‍‍‍‍‍‍‍‍‍‍‍‍‍‍‍‍‍‍‍‍‍‍‍‍‍‍‍‍‍‍‍‍‍‍‍‍‍‍‍‍‍‍‍‍‍‍‍

他们都来自中国最普通的县乡，虽然跨度六个省份，但这些地方和我记忆里县城老家的面貌并无二致，有着类似的模糊面貌。

我也曾是县城中学教室里千人一面的“小镇做题家”，青少年时期常常困顿于县城精神文化生活的贫瘠。我们想象最可及的目标就是通过高考逃离县城，去大城市求学就业。这些记忆里打捞的细节，蕴含着一种无聊、空洞又封闭的况味，构成了我眼里的县城叙事，似乎从来不能刺激想象。

如果没有了解到这些人的书写，他们的面孔或许就会被简单归类，就是记忆里周遭的大多数，如同堂兄、表叔或姑婶。

他们身上最吸引我的，就是最普遍但又强大的生活气场。他们在网上，说着与自身生存有关的事情，无所谓远方，也无所谓流量和围观，更像是把它当作了一个日常记事本。他们没有心思或者多余心力去精心打造一个句子、一个词语，既没有文学包袱，也没有被人认同的心理诉求，就像他们在采访时告诉我的，写诗就和周围人爱打麻将一样，都只是个爱好。

对他们来说，这些诗句，就是他们在劳作和奔波中，一声默默喘出的气息。他们让我想起瑞典作家梅特林克所描述的，“作为一根根无名的、无意识却并非不重要的木柴，投进人类大火”的——他们或许就是非凡的普通人。他们以同等心力在与沉默的生活对抗，酷似一个个平原上的“刘小样”，抑或是小镇上的“王彩霞”。

这一趟走访和拍摄，让我跳出城市圈层的目光，重新以回望者的视角，重新审视下沉世界自我言说的意义。把伏在生活上的灰，擦一擦，也许会露出诗。

“那诗歌对你来说是一种疗愈吗？”我问一位摆摊的写诗者。他48岁，独自在县城生活。更早之前，他的公司倒闭了，婚也离了，他断绝了和很多人的联系，独来独往。

“心里有些东西压抑着，很沉重，写一写，人能够填满。诗歌算是生活的一种填充剂。想用它来治愈人生的困惑和痛苦，但是又治愈不了，没什么意义，”他说，“秋风一起，树叶要落下来，草都要低下去。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尽力事，珍惜物，感激人。这就够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远野计划 Now（ID：gh_467b0a82775f），作者：朱玲玉，图片：朱玲玉，编辑：陈远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