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拍鄂温克族8年，我和时代往大兴安岭深处走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 （ID：story_fm），原标题《顾桃：往大兴安岭深处走去 I 垂直入戏》，讲述人：顾桃，制作人：林枫，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现在社会进步了

狩猎文化消失了

工业文明带来了一个悲惨的世界

如果有更文明世界的警察

向我开枪

那就

开枪吧

——鄂温克族曾经的猎人 维加

300 年前，一支部族赶着驯鹿，从西伯利亚迁徙到了大兴安岭的西北麓。

今年 8 月，鄂温克族酋长玛利亚·索去世，终年 101 岁。中国也失去了最后一位女酋长。

滥用的酒精、失落的认同、被驯化的文明……鄂温克族曾经的猎人们说，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今天的讲述者，独立纪录片导演顾桃，从 2004 年开始，跟踪拍摄鄂温克族 8 年，留下了珍贵的，同时也是最真实、震撼的影像。

在独立纪录片界，顾桃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不过，在聊他的作品前，我们想先聊聊顾桃这个人。

顾桃很有意思，他在北京的郊区宋庄租了两个农家大院，“私搭乱建”了两个蒙古包。他维持着一种原生态的生活，精神一点儿不内耗。他甚至连块儿镜子都没有，因为用不上。这也从某个层面说明，他已经不再依赖外界的参照和投射了。

但，作为 70 后，顾桃实际上成长于一个剧烈变化的年代。在 35 岁遇到纪录片之前，他也因为迷茫、焦虑度过了一段人生的至暗时刻。

在今天的节目里，顾桃跟我们聊了聊自己年轻时代的荒诞往事，以及他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如何又转身向山里走去。

一、西山再往里走是森林

我是顾桃，纪录片导演，也画点画，写点文字，做点日记，一直关注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社会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

我家在一个西山的脚下。西山是一个粉色的山。春天，山上就开满了映山红。

猎人与杜鹃花 顾德清摄

小时候，我们上山乱跑。那个时候山上有很多裸露的棺材。我们十来岁的小孩“桃园三结义”。怎么结义呢？蹦棺材，谁胆大谁当大哥，然后老二、老三、老四。到我蹦的时候，我就一脚给踩塌了，棺木都糟了，底下都是尸骨。我这整了半天爬上来，还要面不改色，要不就得当小弟了。

西山再往里走是森林。在那几百公里范围内，就是过去北方的三少民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猎场。他们的家园在密林深处。

我爸当时在镇上的文化馆工作，他是做美术的。

他小时候看过一个画报——森林里，一个大脸盘子、高颧骨的红脸大汉，戴兽角帽，手拿钢枪，骑在马上。这就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

后来，他得知这个就是森林里的狩猎民族，他就觉得应该来这工作。

我爸年轻的时候和我一样，长头发、留胡子，挺酷的。但后来他基本都留光头，因为他要钻林子。猎民每年都要出去狩猎，我父亲就跟他们一起在深山老林里生活几个月。

有时候，他能带回来那种带枪的人。后来我知道这个人就是鄂温克族使鹿部落的头人。他们两个人喝酒，眼睛都红红的，我就趴在门缝上看。

二、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

山吸引着还是孩子的顾桃，也吸引着顾桃的爸爸，顾德清。他们踏在同一条进山的路上，却没有同行过。这两条路要在 30 年后才会重合。在顾桃 18 岁离开家之前，他和父亲甚至是“敌人”。

在顾德清看来，时代变化太快了，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精神状态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顾德清一开始是画他们，当他意识到画画速度追不上变化速度后，就改用摄影。

那是 80 年代，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但顾德清就已经从北方猎民生活的变化中意识到，这会是个打磨人的时代。所以，在放任顾桃被时代打磨前，作为父亲，顾德清要先把儿子锤炼结实。

顾德清在拍摄

我童年过得很紧张、很恐怖。

我爸去上班或者去森林时，就给我布置作业，你要画几张画，写几幅字。正常小孩没事儿谁爱画画啊。

我们家院子里有个两人高的柴垛子。我姐就趴在上面给我望风。我爸回来了她就喊。听到声音，我就像狗似地噌噌噌窜到屋里拿起笔，脑袋上还有汗珠。

所以我愿意去别人家玩，十来岁就开始跟大家喝酒。他们大人也不管，喝多了往那一躺，很开心。直到被找着了，就挨一顿揍。

那时候我就觉得要逃离这个家就好了。

我还真离家出走过。应该是 85 年或者 86 年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同学就跟我说，咱俩离家出走吧。唉！我也正有此意，那就一起走。

我们躲在车座底下，逃票去的加格达奇。其实加格达奇离我们那儿也就 30 多公里，但当时小，就觉得很远。

结果吃喝一顿后，我们就没钱了。我们就去偷东西。同学找到一个风衣摊，那是最贵的摊。他让我跟老板搭讪，我用余光看到他手像叉车一样捧起一摞风衣拔腿就跑。我腿一下就软了，心想，哎呀，我算是真正步入小偷行列了。他走远后，我也跑了。

我们只卖了一件，挣了 35 块钱，剩下的被别人抢了。我们就又去偷面包，结果被抓了，给铐在火车站派出所里。当时所里还抓着一个人，手里拿着大片刀。

最终，警察给我们送回去了。这一次离家出走就结束了，跑出来三五天吧。

我想，完了，真是得挨顿揍了。

我就等着挨揍还没挨上，但是半夜我发现有人给我翻身，其实就是我爸我妈，看我身上有没有伤口，是不是在外面挨打了，把我翻过来调过去。

第二天，我床边多了一件红黑格子衬衫，是当时很好的那种衬衫。我爸没骂我也没打我。

现在看来，我挺感激我爸对我的教育方式。如果当年自然地成长，我最后就是小偷。不过在哪条道上都是人生，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我小时候的玩伴，有把人打死的，有被打死的，也有喝酒冻死的。

在那个时代存在、成长的人，最后也都是在那个时代被消化掉了。

三、长大你想干什么

我记得那是冬天很冷的时候。

我爸下班回来，我就跟在他后面，脚踩着那种已经比较瓷实的雪。晚上很黑，也没有路灯，我们走在胡同里面，他说长大你想干什么？

所以我说孩子的回答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为了迎合大人。

我说，我得画画。

我爸就说，嗯。

1988 年，我 18 岁的时候，我爸跟我说，画画这是你要走的路，我现在教不了你了，我得花钱让别人教你，所以我就选择了去哈尔滨学画。

等于是离开家了。

北方北 顾桃绘

1992 年，我去过一次北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北京有多大，北京人都在做什么。

我印象很深，当时只有王府井有一家麦当劳。好多人在排队，很拥挤。

我一看条幅上写的 4.27，卖 4 块 2 毛 7，也很贵，但兜里有 10 块钱，我说这得吃一下。

我背一个画夹子，支棱八翘地挤进去，我说要一个 4 块 2 毛 7 的。人家服务员不理我。我说，同志！我要一个 4 块 2 毛 7 的。

人就京腔很重地说，什么啊？什么啊？你看一下儿，是 4 月 27 号！

唉呦，我再一看，条幅写的是 4 月 27 日酬宾。但是我已经挤进来了，就硬着头皮问，最便宜的多少钱？

16 块 8。

那吃不起了，我就又悻悻地挤出去。

四、报仇

从 1986 年第一次离家出走偷东西，到 1992 年没吃上的这顿麦当劳。外面的世界教给顾桃的第一件事就是钱。

顾桃在仓促长大，时代也在经历巨大的变化。

这变化有多大呢？从 1988 年开始，顾桃考了 4 年大学，考到考试都现代化了，英语试卷都已经标准化答案了，光填 ABCD 就行。

终于，1992 年，顾桃考上了内蒙古艺术学院。

毕业后，顾桃赶上了中国装潢热潮。从酒店到个人家庭，新时代，人们对个性化的装潢需求大增。看身边同学很多搞装潢能挣钱，顾桃也就随大流地开始搞装潢。他挣上钱了，挣得还不少。如果当年顾桃坚持做下去，现在他在宋庄搭建的，估计就不只是蒙古包了。

那他为什么没做下去呢？

挣了钱，大家就吃、喝、造。在九六九七年，我们给人酒店做一个牌匾，可能就是把字拿泡沫板一粘，刷上漆，装点小射灯，两三天就干完了，能挣 2000 多块钱。那时候工资可能一个月才几百块钱。

钱挣得容易，花得就比挣得还容易。几顿饭一请客就干掉了。

之后就是 1999 年开始北漂。因为一个朋友接了个活，是到北京给人搞装修。

我们三四个人就稀里糊涂地从呼市来北京，那时候带着 5 万块。5 万块那可就太多了，应该像现在的至少 50 万。

所以我们一下火车就开始消费，一人先买一个皮夹克，是挑着担子走街卖的那种皮夹克，七八百块一件。看着挺带劲，但身上一穿，那个羊膻味啊，一直下不去！

完了同伴问我，老顾，吃点啥？

我说，麦！当！劳！

我吃了 5 个巨无霸汉堡，吃到脑袋发晕，这个算是报仇了。

可能半个月吧，我们就把钱花光了。那就雇不起工人，最后工程就没验收，我们就赔了。他们就都回呼市了。我一想，北京挺有意思，和我们内蒙完全不一样。

内蒙就是喝酒的，不喝酒的，这两种人。

到了北京呢，接触的人都很丰富。

那时候我住在亚运村安慧北里地下室。我们地下室有写剧本的，有玩摇滚的，还有小姐、理发师。诶，这个就有趣儿。

我从地下三层开始住，慢慢住到地下一层，有了 20 公分的窗户，因为它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我能看到外面坐在长椅上谈恋爱的年轻人，脚在互相地踢，像看电影一样！

虽然大家住在地下室，但整个北京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跟文化和艺术有关的呼吸。

五、艺术的空气

北京之行没赚到钱，只给顾桃留下一身皮夹克和艺术的空气。但这足以把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留在北京。

皮夹克不能每天穿，但艺术的空气却满大街都是。顾桃干够了盲目赚钱的活，不再搞装潢，他想搞艺术，但是从何搞起呢？

不管在什么时代，不管对于谁，艺术和生活总是一件很难两全的事。那时候顾桃住在北京的地下室，很快就没钱了。

他决定开始搞摄影，但顾桃没有要表达的主题，不知道拍什么，拿起的摄像机最终对准了工业PVC管和时装——顾桃最终还是干起了商业摄影。追寻艺术的路，就这么又岔开了。

这也让顾桃经历了青年时代最大的痛苦。90年代，中国社会对于成功的想象已经统一成了，挣钱；可顾桃对于成功的想象是，挣有意义的钱。

他身上有一种矛盾，一方面，他试图找到意义。但另一方面，身处纸醉金迷的时代，面对阶级差异，他心里又有物质怨恨。

这时候，有趣儿的地下室也变得面目可憎了。

你看，刘欢住在我们楼的 11 楼。

每次看到他走穴回来，先把车停好，点一根雪茄，抽完再上去。

我们都跟一帮小老鼠似地往地下钻。

所以人本身就是矛盾的，不是说不想挣钱，也想挣钱，但是你要挣什么样的钱？那时候我开始思考。所以有的事挣钱我也不想做。2001 年，那一年搞商业摄影我就挣了 2 万块。但还是很空虚，它不是你的事儿，它跟艺术没关系。我也确实是更紧张了，在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又开始干上了自己不喜欢的事。

25 岁到 35 岁之间，我就是稀里糊涂的。有点理想，但又不知道理想是什么。

喝酒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最凶的。不过当时整个时代好像也都沉浸在酒的海洋里。

我记得我那些同学，他们开着宝马、奔驰，穿着拖鞋，喝完酒，跑在王府井大街上。风一吹，我觉得这个很浪漫、很牛逼。

这样活着，打着酒嗝等待下一场酒局，我发现我还得回到我的地下室。仰望天花板，我还是很孤独，还没有自己的能够成形的一个事儿，还不明确 30 多岁了应该做什么。 醉的次数是越来越多，酒醒之后的空虚也是一次比一次更强烈。

我记得有一次，在外面喝多了，回家后我特别热，我就把冰箱里的大酱、豆腐、剩菜都拿出来，把脑袋伸进去了，特别凉快。后来我媳妇把我从头从冰箱里拿出来，头发上全是白气。她啪啪给我两个嘴巴子，把我打醒了。

那时候喝酒很多这种事。

我还砸过自己的头，那次喝完酒，大家谈论艺术，最后我觉得艺术也谈不出来，就拿着一个啤酒瓶砸脑袋上了。那次差点没死了。拖把拖完，能挤出半脸盆的血。

也不是痛苦，就是年轻的时候觉得无所事事，要是真正的痛苦，那得真正地自杀。

六、回家

人生迷茫但却还得继续向前走。

顾桃还是干着摄影，他拍了很多草原的照片，编辑的评价是：有点儿装饰性。

但也是这样一个年代，中国的独立摄影和纪录片蓬勃发展。

顾桃看到了刘铮、吴文光、贾樟柯的作品，他们有人关注权力，有人拍监狱，有人专注公共表达。

顾桃决定沉下心来，回到自己的本能和直觉，这时候他想起来，他的家在山里，不是草原，他为什么要一直拍草原呢？

2002 年，我就回了趟大兴安岭。那时候我已经有 4 年没回去了。这 4 年变化就大了，我爸背也驼了，腿也弯了，头发也都白了。 想到我还是这个样子，心里挺悲哀的。

这时候我就看到了我爸 2000 年出版的书，《猎民生活日记》。虽然我初中的时候，还帮他整理过日记，但那时候没看进去。后来 18 岁离开家，32 岁再回来，我发现自己能看进去了。

等看完了，这家也待不住了，我就特别想去我爸拍过的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他 20 年前的生活，见见他的老朋友。

大年初二，我就带着一个相机和我爸的介绍信，去了敖鲁古雅。

介绍信上面列了好多俄式的名字，有马克西姆，有玛利亚·索……但等我到了才知道，信上这些人，很多都已经去世了。只有女酋长玛利亚·索还活着。

我拜访了她山下儿子的家。

我去的时间非常巧。

鄂温克原本都是住在森林里的，他们按节令狩猎，饲养驯鹿，和自然和谐地相处着。可到了 90 年代，外来的盗猎偷伐开始增多；再到了 2003 年，生态移民开始，所有鄂温克族人必须下山，并且上交他们世代握在手里的猎枪。

正是在这个前夕，我到了这里。

因为本身外面去的人就少，我父亲在的那几年和他们还都能成为朋友，所以来见我的人越来越多，变成了一个聚会。

我记得是一个茶缸，转圈轮着喝酒。这边刚喝完酒，就有人开始痛哭，因为第二年他们就要带着驯鹿下山，猎枪也得上交，等于他们自己的生态打破了。即将来临的是真正的变化。

有一种悲情感，我只能跟他们这么喝酒。但这时候，我看到客厅有两个即将退役的猎犬正在交配。喝酒、碰撞、哭泣、交配、发情……生命感、悲伤、激情都混杂在一起。我说这是用一张图片拍不了的，应该用纪录片记载他们现在的生活。

那次算是我开始要转变了。

七、维加

当然，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为了搞到拍摄设备，顾桃跑去杂志社工作，结果又蹉跎了两年。回想自己 18 岁后的人生，顾桃觉得，要等到有钱、有设备、万事俱备了，才做想做的事，那恐怕他得等到死。

于是，2004 年，顾桃一狠心，借了一台掌中宝，就开始了他的纪录片生涯。

顾桃在北京挣钱，今天挣了 3000 块钱，就直接钻进大兴安岭拍摄，等把钱花完了再回北京挣。就这么反反复复，顾桃拍了鄂温克族整整 8 年。

你可能会好奇，顾桃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他怎么能认定这就是自己要做的事儿？

顾桃说，这是一种本能。当身处森林，他觉得找回了自己的呼吸。当面对这里的人，他感受到的是最淳朴的真实。

顾桃跟我们简单讲了 3 个鄂温克人的故事，第一位就是节目开头你听到的维加。

维加原本是一位鄂温克猎人。禁猎后，他失落悲伤，经常在酒后靠即兴作诗来怀念狩猎时代。

维加 顾桃摄

第一次见维加时，我觉得他长得很生动，鼻子是塌塌的，眼睛很小，但说话很有趣儿。他上山的经历也是有意思的。 

他原本是在敖鲁古雅的看守所工作。他一看里头有鄂温克族的人，他就打开铁窗，带他们出去吃饭，因为他觉得里头伙食不好。

所长就不干了，说你不能干这个工作，你就看电话吧。但电话就常响，一响维加就烦，最后他索性把电话线拔了，自己在那喝酒。人一看，这电话也不接，那你去烧锅炉吧。

维加觉得干这没尊重，就干脆上山了。

我一听，这个维加不是一般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本身就是北方民族的天性。他们的规则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比如说狩猎，雌性动物不打，谈恋爱搞对象的动物不打，因为要繁殖后代。这是他们的规则。但你说给他放在一个单位里，按照那些规章去做事，他做不了。

维加上山还是做猎人。他就不想被收枪，抱着枪跑森林里，跑到最后闭着眼睛跳进一个沟里，但是没摔死，挂在树上了。

最后枪还是收了，维加就开始喝酒，也经常酒精中毒，我看他有时候在篝火边坐着一动不动，能待两三个小时。你碰他，他说别动，我在看火里的猎人，我在火里能看到死去的猎人：

大兴安岭是鄂温克人的祖先留存的地方

我记得幼时

跟随母亲随敖鲁古雅河而上

骑着驯鹿来到了金字塔式的乌立楞

我记得那时候的人们与大自然交谈

仿佛她也有灵魂

我还记得

他们向着东方火红的太阳

唱起了感恩之歌

歌声包含了鄂温克语言的全部魅力

现在社会进步了

狩猎文化消失了

工业文明带来了一个悲惨的世界

如果有更文明世界的警察

向我开枪

那就

开枪吧

——维加

维加总说没有猎枪，我就自杀。但 2017 年，他真的自杀了。

当时他和一帮人在山上喝酒，喝多了他又出现幻觉，就拿了一把猎刀，走出很远。他像日本人剖腹，从下往上拉一刀，又横着来了一刀。

他说，我划了两刀之后，天上的云彩就变成了一个云彩人，伸出手，要拽我上去。但是太阳落山了，他还没死。月亮爬上山了，他还没死。

但是维加失血过多后，觉得很冷，他就往回走，回去时他捂着肚子，有人以为他藏了一瓶酒。他一打开，肠子都露出来了。大家赶快给他送医院去，据医生说，如果不是在森林里长大的人，命就保不住了。

八、酒

森林让维加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却也让他止不住地酗酒。

这不是特例。整个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非自然死亡率几乎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最高的。而这些非自然死亡有超过八成和酗酒有关。

酋长玛利亚·索的儿子何协和维加说过这样一段话：从老敖乡到现在，喝死了多少人？人都死的太快了，不是那个喝法，你那么喝不对。

何协的弟弟也是喝酒喝死的。

可是我们也应该承认，看着自己的世界和文明一点点消失却又无能为力的时候，酒精还是有作用的。

这人要活着，还得有自己活下去的理由，那就是酗酒。

鄂温克人生活很重要的这一部分失去了，只能用酒来替代。酒能让他们回到过去的狩猎时代。

你看我也是喝酒的人，但是我在想象，如果我不喝酒，我去了森林能待多久？

森林实在是太寂寞了，只能听到鹿铃铛和风刮过树叶的声音。原来有枪的时候，他们可以狩猎，现在一安静下来，人就寂寞，空落。

酒就变成一种日常，喝到什么程度？喝死拉倒。

所以我们要藏酒。之前有一个哈尔滨的驯鹿研究员来，带了几瓶酒。但是他发现山上喝酒太猛了，就爬上树，把酒挂到树上去了。

三天过后，别说酒了，连挂酒瓶的树都找不着了。最后一看，树被柳霞用弯把子锯给放倒了，因为她爬不了树，这直接把树给锯了。

九、柳霞

柳霞，就是第二个故事的主角。

柳霞是维加的姐姐，她还有个孩子叫雨果。柳霞生完孩子两年后，她的丈夫就不慎掉到山沟里，摔死了。

之后柳霞一直酗酒，雨果的姥姥担心柳霞总喝酒，没有能力抚养雨果。就在雨果六七岁的时候，把他送到了无锡的一所希望学校。

所以，柳霞在失去了丈夫后，也不得不和孩子分离。

柳霞与驯鹿 顾桃摄

我 2004 年见柳霞的时候，她已经是圆圆胖胖的，眼睛给挤得像一条缝似的，颧骨很高，但很可爱。腿是弯的，偷别人的酒被人给打了，还装着两块钢板。

我觉得她是森林里诗意的母亲。因为她所有的爱其实都在儿子身上，但儿子又不在身边，她就把爱转接到日月星辰上。

她总说一句话：太阳是我的母亲，月亮是我的父亲，星星是我的儿子。她说这是她儿子小时候说的，她一直记得，永远也不会忘。

她给儿子起的鄂温克名叫喜温，就是太阳的意思。她一喝酒就会说起儿子，她说，小雨果你就是我的太阳，你什么时候能张开翅膀回森林，让我拥抱你，爱你。她就喃喃自语。在森林里，人们经常这么喃喃自语。在城里自言自语，别人觉得你是神经病。但在寂寞的森林，酒后的森林，他们都是自己在对话。

还有一件事，柳霞经常是喝完酒，就在帐篷里躺着。夏天的烈日照在她脸上，晒得都要冒油了，她也不离开太阳，就觉得是她的儿子在看着她。她经常用手去抓太阳的光。

她稍稍背过身，就不会被晒到，但是她会一直在阳光下，再热烈再刺眼也会。

那一次我拍得泪流满面。 

十、雨果

作为森林里的母亲，柳霞难受，顾桃拍得也难受。顾桃决定找个机会把雨果接回来一阵子，至少让他有一个假期的时间，能和母亲，和森林呆在一起。

这就是顾桃讲的第三个故事，雨果的假期。

我发现，带着雨果，越往北方走，越接近大兴安岭，越接近他母亲的时候，他真的就开始有变化了。他开始不睡卧铺了，睡在地板上。吃火锅，他就问我，这生的能吃吗？我说能吃，想吃就能吃。他就直接把生肉放嘴里了。

那种骨血里的猎人气质慢慢苏醒了。

特别巧，我接雨果回来的时候，他妈妈也在山下的定居点，也是喝了酒，正要去一个邻居家，正弯腰过栅栏的时候，她发现雨果回来了。柳霞当时就惊呆了，就不知道是怎么去抱他还是亲他。

雨果也不知所措。但是柳霞抱住他的时候就摔倒了，摔在地上了。雨果说，妈，你又喝多了。柳霞就赶快说，没有，我这个是高兴过度了。

我说这要是拍电影，任什么导演也导不出这样的镜头来。

柳霞与雨果 顾桃摄

2009 年的整个寒假，包括过年，都是在山上过的。我觉得那是柳霞过得最温暖的一个年。

但雨果还得走，他的学校也要开学了。离别的时候，柳霞非常不舍。始终是雨果让她回去她也不回去，完全是告别不了的告别。

最后儿子走了，她非常失落，就抬头看着天上的太阳。

那就是《雨果的假期》这个片子的最后一个镜头。

回到节目开头所说的——滥用的酒精、失落的认同、被驯化的文明……其实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你不仅能从顾桃的影片里看到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社会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也能在对比中，反思作为主流的我们自己的生活，看到现代化的粗暴和阵痛。

但顾桃只是平等地、关怀地记录着，不拔高，也不引申。

你要问这些人和事如何化解了顾桃的迷茫，他们有什么意义，和你有什么关系，尤其是你还想听顾桃亲口说出这些高屋建瓴的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建议你还是自己去看看他的纪录片。

看顾桃的纪录片不要钱，你可以直接去宋庄的蒙古包找他一起看。他会很欢迎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 （ID：story_fm），讲述人：顾桃，制作人：林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