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不起的盗版书，推动了法国大革命

发生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史中最重要的一页。在大部分研究著作中，人们更关注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更为宏大的角度。罗伯特·达恩顿教授的书《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选择了一个更微观，更有趣的角度去阐释这个波澜壮阔的年代。他通过一个盗版书商的旅程，把法国大革命前期的社会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

是什么样的人在读盗版书？什么样的图书最受欢迎？哪些图书对当时法国人的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本期做客硬核读书会的是“青年维也纳”的创办者高林，他将为我们梳理达恩顿的著作，带我们一起进入风起云涌的法国大革命年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高林，编辑：程迟，头图来自：电影《悲惨世界》

这些年来，罗伯特·达恩顿就像闯进四十大盗宝库的阿里巴巴一样，从纳夏泰尔出版社这个十八世纪的瑞士盗版书商的档案里挖出了一本又一本书。

人们对他的兴趣也从“他到底能从这些废纸里找到什么”渐渐变成“他怎么找到这么多”，最后则成了“到底还有什么是他没有讲给我们听的”。而达恩顿的回答就是法瓦尔热的出差记录，也就是这本《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达恩顿在这几本书里，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旧制度的最后岁月里，人们究竟都在读什么书”。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美] 罗伯特·达恩顿 著，高毅 / 高煜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1

大革命与图书市场

这看起来是一个充满闲情逸致的问题，背后隐含着一个更加重大的主题，那就是“启蒙派”这群伟大的思想家究竟如何用他们手里的笔掀起了法国大革命的滔天巨浪。

达恩顿认为答案就在纳夏泰尔出版社的这一大堆档案里。因为这是目前为止能找到的唯一一份详尽的关于波旁王朝晚期法国禁书和盗版书的出版和销售情况的资料。

凭借出版社的资料，他可以很准确地告诉我们，一个瑞士西部的禁书出版商在大革命即将到来的日子里到底都印了些什么书、卖了些什么书，这是那些禁书读者有书可读的前提。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美] 罗伯特·达恩顿 著，郑国强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

但这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其实还有另一个侧面，那就是这些被卖掉的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国社会，它们的读者都是些什么人，这些读者对禁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态度。

要判断禁书对具体的人的影响很容易，尤其在这些人自己也写作的情况下。但要判断它对社会的影响就很难，《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这本书原本就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但如果你看看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就会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达恩顿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力不从心。

从理论上说，法瓦尔热的记录应该是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材料。因为他是一个盗版书和禁书出版社的业务员。在这趟遍及半个法国的旅程里，他面对的是直接销售这些书的书店老板、读书会主持人，甚至还有走街串巷的书贩。这些人对禁书的评判，还有他们体现在订单里的选择，就是社会对禁书需求的最好证据。

法瓦尔热日志截图。/罗伯特·达恩顿个人网站（www.robertdarnton.org）

但事实上达恩顿的谨慎是正确的，他坦诚地宣布本书第十三章的畅销书排行榜和分析不足以支撑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结论。

首先这些资料太过于单一，它们仅仅来自纳夏泰尔出版社一家。而纳夏泰尔出版社虽然和全欧洲的书商都保持着联系，但客观上他们的业务集中在法国。就像达恩顿说的，不能因为他们在俄国卖出了十几部伏尔泰著作、在英国却一无所获，就认为俄国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比英国更深。

毕竟面向英吉利海峡的比利时是一个完全不亚于瑞士的法国禁书和盗版书生产基地，瑞士也不是只有纳夏泰尔出版社一家，人们没从纳夏泰尔出版社买并不能证明他们没从别处买。

即使在法国，禁书的来源也是五花八门的。北方的比利时、东部的瑞士、东南部的阿维尼翁都是法国禁书的生产基地，里昂、马赛的书商自己还会偷着盗印。

瑞士的出版社虽然彼此协作形成了达恩顿所说的“庞大的共享的产品库”，但在销售的时候他们也会互相竞争，互相拆台。法瓦尔热在跨过边界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总部提供情报，让他们去举报自己的同行。

即使不考虑销售商从不同渠道进货，单看他们开出的订单就能判断社会对禁书的需求大小吗？其实也不能。从这本书里你可以透过法瓦尔热的记录和出版社的资料看到形形色色的书店老板和书商，但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其实都采取了相同的做法，那就是“每种都订，但每种都不多订”。

部分图书订货单。/罗伯特·达恩顿个人网站（www.robertdarnton.org）

他们这么做其实是有原因的。十八世纪的图书销售行业还没有今天的“退货制度”。销售商向出版社订货，如果他们自身信用不佳或者实力不够雄厚，他们往往就需要向出版社预付货款。

即使是那些资本雄厚、信用良好，被出版社定为“佳”的销售商，他们也必须在收到货之后的几天里向出版社开具一张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兑付的“期票”。也就是说当期票到期的时候，无论这些书卖得好坏，哪怕这些书在他们看来“只配被做成纸浆”，他们也必须结清全部书款，或者等待着他们的就是利息、控告、职业催款人，可以查封他们的存货、私人物品甚至送他们去坐牢的法警。

除了要承担卖书的所有风险，十八世纪的书商其实还得付另外一项重要的费用，那就是运费。纳夏泰尔在临近法国的瑞士西部，但即便法国边境已经近在咫尺，要把沉重的书运到法国中部或者西部仍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本书甚至提到一批书花了十个月才被送到。这也是一笔很大的费用，有时候运费和这种“保险费”能达到书价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二。

18世纪的瑞士纳夏泰尔。

因为销售禁书有这么多风险，所以即使我们可以从账目中知道哪些地方的书商买了哪种书、买了多少本，也无法真正判断他们进这些书到底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还是要用它们孤注一掷。

本书里就有好几个例证，当书店或者书商的生意运转良好的时候，他们往往是谨慎小心的，很少大量订货。但当他们的生意开始出问题，比如碰到了新的书籍检查制度，或者贸易因为美国独立战争而萧条了，或者作为重要读者群体的驻军军官们因为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缘故跟军队一起被调走了。这时候他们往往就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利润更高的禁书上，他们会大量订货，然后开始逐渐拖欠书款，最终往往以他们的破产告终。

图书，通向十八世纪的一扇大门

那假如连作者自己都在提醒我们不能对这些订单所体现的销售情况做太宽泛的理解，为什么我们还要读这本书、跟着法瓦尔热一起踏上这趟十八世纪的法国之旅呢？

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解释其实还是这本书的名字。当达恩顿发现纳夏泰尔出版社留下的档案的时候，他意识到了这些宝藏是通向十八世纪很多重大问题的一扇大门。当他写到启蒙运动与社会的关系的时候，他发现这些资料不足以再成为一扇大门了。

它们或许只是一面镜子，但这面镜子里终究还是映照着那个看起来沉闷其实暗流涌动的世界——波旁王朝的最后时光。

旧制度的最后岁月里的法国在这本书里可以被我们轻易地分为两部分——舞台和舞台上的人。

攻占巴士底狱。/维基百科

从时间上看，当法瓦尔热1778年踏上他的旅程的时候，法国和欧洲大陆总体上还保持着它们前现代或者前近代的面貌。此时距离蒸汽机车被发明还有将近半个世纪，构成现代世界的基础的工业革命还在英国慢慢发展。水运是这个时代最便捷的交通方式，河流对社会的意义格外重要。

虽然布罗代尔认为不宜过分强调“法兰西地峡”的意义，但从地理的角度来看这趟旅程依然是很有意思的。法瓦尔热离开纳夏泰尔翻过汝拉山之后到达的第一个大城市是里昂，然后他从里昂沿着罗讷河河谷向南，一路途经阿维尼翁，最终到达马赛；再从马赛折而向西，一路奔向大西洋；从图卢兹、波尔多到达拉罗谢尔，然后转而向东，奔向卢瓦尔河流域和法国中部；最终从贝桑松回到纳夏泰尔。这么看他的整个旅程，其实就是在法兰西王国的版图上画了一个顺时针的大圈。

但如果我们从“法兰西地峡”的角度来看他的这趟旅程就会发现他这么做其实是另有缘由的。首先，什么是“法兰西地峡”呢？它就是把法国看作北海、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半岛，或者一个阻碍这三个海洋彼此沟通的障碍。这个半岛上存在的一些河流就成了沟通这些被阻隔的海的天然通道，这些通道就是地峡。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由北向南流入地中海的罗讷河，以及由东向西流入大西洋的加龙河。

罗讷河把里昂和地中海连接起来，而更靠北的索恩河，以及与索恩河比邻的卢瓦尔河、塞纳河和马斯河，又把里昂和卢瓦尔河平原、巴黎盆地甚至低地地区连接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以河流为基干，只要在一些过渡性的阶段通过路上中转，沟通北海和地中海、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便捷通道——这就是以里昂为核心的法兰西地峡。

加龙河在东西联通大西洋和地中海方面其实也起了这样的作用。加龙河从比利牛斯山发源，在图卢兹折向西北流入大西洋。虽然它没能真正联通大西洋和地中海，但事实上只要经过一段陆上交通到达图卢兹，就可以顺加龙河而下通过波尔多进入大西洋。它是另一条虽然更依赖陆上运输，但距离也更短的地峡。

法瓦尔热环法路线。/豆瓣

从这个角度再去观察法瓦尔热的旅程，我们就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在沿着这些地峡走。他到达里昂的时候，其实还肩负一项使命，那就是寻找一个可靠的货运代理人为出版社打开通向北方的销售渠道。

北方的目标当然就是巴黎，这个法国第一大城市和最大的图书市场。如果法瓦尔热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渠道突破巴黎周边遍布的税卡，他很可能会从里昂向北沿着索恩河和塞纳河到达巴黎。遗憾的是他没能突破十三年后路易十六一家轻松突破的巴黎税卡。原因可能是纳夏泰尔出版社的那些未经装订的书帖货包，在税警眼中比国王更显眼。

总之，法瓦尔热没能抵达以里昂为中心的地峡的北半部，所以他只能折而向南奔向地中海。但此后的整个旅程，他虽然看起来只是在一个又一个跟出版社有业务往来的城市之间奔波，虽然他靠骑马赶路，但你会发现他其实一直走的都是水运通道。当整个法国的商品都沿着这些便捷的水运通道展开，即使是禁书也很难另辟蹊径。即使纳夏泰尔出版社因为做的是禁书生意，发货量不大，并不完全依赖水运，但水运依然让他们有利可图。

里昂。/罗伯特·达恩顿个人网站（www.robertdarnton.org）

印证这一点的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法瓦尔热在阿维尼翁进行的图书交换业务。阿维尼翁是法国东南部盗版业的重镇，因为这座城市虽然被法国的领土包围、事实上被法国国王控制，但在法律上却属于罗马教廷。所以阿维尼翁的书商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向法国官员证明自己是法国人，他们印刷的图书应该享受法国国内商品的待遇，免于征税和检查；另一方面又强调阿维尼翁终究是一座属于罗马教廷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印刷图书不需要尊重法国国内的图书专卖权。

被读书人改变的法国大革命

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感受到波旁王朝最后时光里的舞台，这本书真正想要向我们展示的，其实是这个舞台上的人们。

这些人可以简单地分为三类，第一类我们最熟悉，那就是书籍的作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光芒万丈的思想家，是启蒙运动的当事人。

第二类是图书出版和销售的从业者，他们是这本书的主角，我们或多或少也可以看清他们的面目。

而最后一类我们了解得最少，那就是图书的读者，那些花钱买书的人——如果这本书如预想的那样可以告诉我们他们都是什么人、他们究竟喜欢买什么样的书、他们怎么看待他们买到的这些“禁书”的。

纳夏泰尔图书馆藏18世纪图书。

只有少数资料向我们揭示了这些读者的形象。因为纳夏泰尔出版社的档案里保存的都是商业信函，它们的主要内容是订货、收获、催账和付款。只有在少数和出版社建立了特殊关系的书商，或者试图跟出版社建立特殊关系的书商的往来书信里，才会提到他们准备把书卖给什么样的人。

如果还有什么材料可以对他们的观点加以补充，那大概就是书商破产的时候提交的资产负债表。在应收账款下往往标注了欠这些书商或者小书贩钱的人的姓名和职业。这就让我们可以隐约辨认出旧制度最后时光里读者群体的不甚清晰的形象。

在不同地方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共性，比如大学生，比如说法国各地的高等法院、商务法庭、地方法院里的法律工作者，不单单是法官和律师，还有法院的工作人员，还有学习法律的学生，甚至还有教堂的教士，这些人也会买书看，甚至会买禁书看。

还有驻军的军官，他们也是书商眼中重要的读者，贝桑松的夏尔梅太太就在信里说，在确定本地驻军是否会被调走以前她不会订购腓特烈二世的著作，还曾说数学书在炮兵军官中间有市场。在这两句话背后，一个好学的、认真读书的穷炮兵中尉的形象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

从因破产提交的资产负债表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职员、偶尔出现的贵族和高级官员。所有这些形象构成了一个和英国看起来差不多的读者群体，但事实上两者的比例却显得并不一致。

英国和法国的读者的主体都可以看作今天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但英国的读者尤其是伦敦的读者主要来自市民阶层，他们是英国海外贸易催生的自食其力的一群人。而法国的读者当中为政府服务的群体占了更大的比例。官员、教士、军官还有律师，以及渴望进入这个群体的学生构成了法国读者的主体。

《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美] 罗伯特·达恩顿 著，刘军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

这个差别可能解释了大革命前夕法国读者对禁书的兴趣，但也可能是因为资料来自禁书销售商，所以夸大了这些政治性读者在全体读者中的比例。这个问题依然有待更多资料的发现或者被研究。

但也存在着一个可以印证这种观点的现象，那就是作者和盗版书商之间的紧密关系。作者和盗版商之间原本应该是水火不容的，但事实上很多证据证明法国的作者和盗版书商之间关系可能很融洽。比如本书中就说伏尔泰曾经让纳夏泰尔出版社盗印自己的著作《关于百科全书的几个问题》。

本书给作者和盗版书商串通来盗印自己的著作这个奇怪的现象提供的解释是，在法国，作者其实并不能指望出版书赚钱。出版对作者来说主要是一种宣传的作用，所以伏尔泰并不在乎别人是否盗印自己的书，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曝光率。

这个解释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法国存在着严厉的出版审查制度，很多书本来根本没机会出版，甚至连在境外出版都要匿名，因为写书很多时候真的是一件“距离巴士底狱一百码”的危险事。

因为法国周围的比利时、瑞士、阿维尼翁遍布盗版书基地，所以法国作家其实也很难凭自己的作品赚到几个钱。书对法国作家来说更多的是名片或者敲门砖的作用。他们凭借写书获取名望，再想办法凭借自己的名望为自己谋求政治上飞黄腾达、经济上参与投机生意的机会，然后靠其他方式赚钱。

所以伏尔泰跟盗版商保持良好的关系，鼓励他们盗印自己的书，甚至亲自操刀把早已出版过的著作换个名字套个马甲继续出版，其实都是他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曝光率和名声的一种商业手段。

《启蒙运动的生意》，[美] 罗伯特·达恩顿 著，顾杭 / 叶桐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12

这个时期法国读者的生活与权力的关系更紧密，所以他们对政治更感兴趣，对政治人物甚至国王本人的私生活的细节更好奇，而作者则既要依靠满足读者的需求来获得名望，同时又要依靠与权力的合作来获取好处。他们各自基于不同的理由，都必须和盗版书商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形成一种在出版审查制度之下的共生关系。而这种畸形的共生关系背后所展现的，其实就是波旁王朝末期，日益无远弗届的君主权力对社会生活的渗透。

波旁王朝通过对权力的垄断，最终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整个法国的市民阶级都因为种种不同的理由开始关心凡尔赛宫的小道消息的时候，大革命的阴云就已经聚集在地平线上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高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