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麦郎与我，被困在“原生故乡”里的小镇青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Janet，编辑：Sharon，题图来自：电影《立春》

“我是个废物。”

这种自卑和焦虑情绪在每一个走出小镇的小镇青年身上蔓延着。从“98FIVE”、“小镇做题家”、“杀马特”、“打工人”这些流行的词语可见一斑，小镇青年们满含着面对阶级、工作、人生追求带来的种种困苦与疑惑。

其中一个小镇青年，叫庞麦郎。距离经纪人白晓，对外宣布庞麦郎住进精神病医院已经过去两个多月的时间。白晓的视频发出来的那一天，朋友转发给我，告诉我说：“庞麦郎居然住进精神病院了，Sad。我记得你们都是宁强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庞麦郎这个名字，没想到再次听说他竟然是因为这样的契机，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响彻大街小巷已经是7年前的事了。在这个互联网词语快速形成风潮又快速消弭的当下，在媒体上形成一阵旋风式的讨论之后，不论是小镇做题家，杀马特，还是庞麦郎，都鲜再被人提及。但这种自嘲是“废物”的情绪底下渗透的困苦与挣扎，却并未消亡。

是的，我是来自宁强的一位小镇青年。小学毕业之后，我以一种近乎是本能的执念选择到西安读书，并在之后的十年里一直与自己的“小镇青年”身份作着持久的斗争，试图与这种游离感进行和解。小镇青年为什么不得不出逃？为什么小镇青年无法回到小镇？小镇青年有“务虚”的可能吗？我带着这些问题，和关于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挣扎、思考进行了一场自我对话。

在写下这篇文章之后，我似乎依然没有对自己背负的双重身份达成和解，但是仍旧希望这一份关于自我身份认同和生命经历的思考与梳理，也可以对你有所启发。

©《送我上青云》

1. 想闯出去，像是一个近乎本能的决定

我和庞麦郎来自同一个地方宁强，那是位于陕西南部的一个小县城。2014年，庞麦郎的一首《我的滑板鞋》火遍大街小巷，他接连收到了经纪公司的邀约，“走红”成为了他“走出小镇”的契机。对于出生在宁强的我来说，“出走”和“逃离”虽不是毕生所求，可也是一个人生的重要决定。

在我的记忆里，宁强县城分为城内和城外。在城内，从头走到尾，只需要花十多分钟的时间。这里的道路很窄，窄到有的地方两辆车迎面碰上，要花五分钟的时间缓慢错开。小时候的我就生活在城里，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周内在城里生活和上学，周末会去步行五分钟的城外广场或是公园游荡，城外可以看到一条河，当地人称之为“玉带河”。有水，就自然有山，历史上，宁强属于宁羌州的一部分，据明万历《宁羌州志》记载：“宁羌属汉中，盖葭萌旧壤。叠嶂回岩，襟陇带蜀。”

河畔的三角洲公园里有一个钢筋水泥铸的大象滑梯，离大象不远处的平地上，有一圈十二生肖塑像。这个公园里的物件和设施，在我有记忆前就存在了。老照片上，这些塑像是没有色彩的金属塑像，我也不清楚它们是在哪一年被漆上了颜色。在温度、阳光都很合适的日子里，我们相约以各种怪异的姿势挂在、趴在这些塑像上聊天，或是将头埋在旁边的三叶草地里寻找四叶草，一待就是一下午。不知道十二生肖塑像在这里，托举了几代的小朋友，又目送了几代人离开。这就是我所能记得的，平和乏味的童年。

小镇就是这样普普通通，日子没什么波澜。除了2008年的那场地震——当时宁强县一度出现在新闻里的重灾区地图上。听说地震后，庞麦郎家的房子开始漏水。而地震的发生，让当时小学三年级的我，在帐篷和板房里学习生活了大半年，后来也搬出了不再安全的家属院。不幸中的万幸是，这场地震在我们的生命里，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创伤。我在小镇里的生活再没有发生其它变化。

庞麦郎则来自与县城有一些距离的的代家坝镇南沙河村。那是一个更偏远的地方。那首让他红极一时的歌曲《我的滑板鞋》，唱的是一个孩子不断寻找并最终获得一双滑板鞋的寓言。他唱到，他想象中的滑板鞋，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没有。但是小镇真的太小了，没有庞麦郎想要的滑板鞋。

©《我和我的家乡》

小学毕业的时候，父亲提出可以送我去“西安”读书，并让我自己选择，是留下还是出去。我几乎没有犹豫地选择：“我要去西安。”在此之前，西安是小时候绿皮火车要坐一晚，后来西汉高速通路要坐五个小时的大巴，穿越据说“亚洲第一长”的秦岭隧道才可以到达的地方。西安意味着海洋馆、动物园，出行必须要坐车，走路是无法到达目的地的城市，也意味着父亲和周围所有人都会念叨的“更好的教育”。

对于“小镇做题家”来说，他们懂得“小镇”的四角天空就那么大，视野与资源闭塞的小镇生活一眼就望得到头，用教育实现阶层跃升已经成为了一种惯性思维。如果依凭简单地做题就可以解出答案来，那为什么不呢？

我很难回忆起自己当时选择出走的具体动机是什么，也许是一种朦胧的“我想要去外面看一看”的心态，也许出于一种幼稚的攀比心理——比起那些在汉中市读书的童年伙伴，我可以去更大更远的城市。

那时的我，还没怎么挖掘和梳理过自己的欲望。选择出走，也许是因为不想呆在一个十多分钟就能从头走到尾的地方，一个因为流言蜚语食盐就售罄的地方，一个出门十分钟就会碰见认识的人、缺乏“个人空间”与“隐私”的地方。我不知道这种抗拒是否是一种对生命异质的渴望。那时的我，还无法分析出来，选择出走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父亲对我的期待。

“我只是想走出去”，这句话放在当时，更像是一个出于本能的决定。

我总说我要去北京，朋友形容我像顾长卫导演电影《立春》里的王彩玲 ©电影《立春》

做出决定之后，父母表示尊重我的选择，我非常喜爱的小学语文老师听说之后为我感到开心，当然也有人表示不理解：“花那么多钱，只是为了去读个书，太没必要了吧，不知道她爸在想啥，我就觉得我们宁强挺好的。”

这样的不理解，刺痛着小小的我那颗脆弱的自尊心，这种痛感催生出逆反心理——既然你觉得不值得，那我就要证明我会过得更好，也埋下一颗“我非要闯出点什么”的种子。后来我为那时的自尊心独自吞咽消化了一些苦头，认识和接受自己的局限性是一个漫长、分裂和痛苦的过程，但这是另一件事。

2. 走出小镇，好像意味着“背叛”，我就此背负双重身份，身处夹缝中

事实上，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人提起故乡的名字了，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跟人提起我其实来自宁强，并在那里渡过了我的童年时光。面对：“你是哪儿的人？”这类的问题，我会回答道：“我现在在西安。我在西安生活了十年了。”我会假装自然地回避我来自哪里的问题，贴心地认为这是在避免对方不知道“汉中宁强”在哪里的尴尬，并且让对话从我的现状“我在西安”这里展开。

这样的回避其实就是隐瞒和羞于承认。我觉得这样的我，和谎称自己是台湾基隆人的庞麦郎很像，隐瞒真实家乡背景是因为担心别人看不起自己。在媒体的采访过程中，他提到“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是一个农民，我怕影响到我的形象”。当经纪人白晓让庞麦郎真实一点，他反问道：“如果我说我是农民，还会有人找我做演出吗？”从某种方面来看，这种否认与杀马特做出夸张发型的防御性姿态如出一辙。身处光怪陆离的城市之中，被不安感和自卑感包裹，这种时候，伪装常常是自我保护的手段。

如果我说我来自小镇，还会有人和“有点不一样”的我交朋友吗？我还可以被平等的对待吗？记得初到西安，走进中学的第一天，我叽叽喳喳，开心地想要结交新的朋友。坐在我后面的女生说：“你听起来不像是本地人诶。”我假装不经意道：“是吗？”却把当时的尴尬和耻感记到如今。我会为这种尴尬而再次感到耻辱和自责。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我不爱我的故乡吗？

也许可以用社会规则的影响来解释这种羞于承认的耻感。即使生活在城市和小镇里的人都是人，但他们显然有着不同的社会生活规范。城市的生活规范正是通过这种羞耻感深刻的印在每个人的意识里——不符合这套规范的人（例如不属于城市的人）自然会感到羞愧。否定或隐瞒出处，为真实的来处羞愧就是社会规范的结果。

一年后的暑假，我回乡探亲，想要和幼年好友亲近。重拾乡音时，我再次被说道：“你还是讲普通话吧，你说宁强话好奇怪。”当熟悉的乡音和朋友，真实地离我远去时，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和恐惧，我感到自己正在失去一种生活和一部分自我——即使那可能是我并不那么喜欢的生活和自我。

背负上双重身份，是一种从此都身处在夹缝中的状态，这种游离感让人十分别扭和尴尬。身在夹缝中，很难有归属感，甚至容易对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难以自处。《绿皮书》里，男主那句：“我不够黑，也不够白。我不够男人，也不够女人。我到底是谁？”一下子击中了荧幕前的我。我不够乡土、不够接地气，也算不上城里人，更算不上精英。那我到底是谁？我属于哪里？我还有家吗？

©电影《绿皮书》

《回归故里》的作者迪迪埃·埃里蓬在回顾自己的过去时提到：20岁的他选择离开生长的地方并定居巴黎，代表着一次社会身份的逐渐蜕变。年仅12岁的我，当时深刻地感知到了这种蜕变：故乡的朋友离我远去，而那些生长在西安的朋友却永远无法理解我内心的某一个部分，至少无法理解我的尴尬和羞耻。

12岁的我哪里能知道“社会身份”这样的概念，我只是感到一种隐秘的惆怅，也像是漂浮在水面上，耳边响着夏日的蝉鸣，静谧也让人焦躁。我缓缓地向前漂着，却想不起来自己从哪里来，因为我知道不可能回去了，但也不知道自己要漂到哪里去。

相比较通过“读书、做题、考学”一步一步出走的我，对于庞麦郎而言，这种社会身份的转变是更加剧烈的。25岁前不曾走出过大山的这个青年，经历了一夜爆红，那时就有人说：“他像是现代社会的闯入者，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的规则。”如今，他已经不是成名前的那个庞明涛，在汉中的KTV里切果盘，拿着微薄的收入。可他也不再是那个，走在上海的街道会被粉丝索要签名，歌迷的欢呼声盖过自己声音的庞麦郎了。

“是谁逼疯了庞麦郎”，“是什么逼疯了庞麦郎”，大家好像都把庞麦郎当作具有独特价值的研究对象，一个噱头。可是剥离掉这些猎奇的审视眼光，他和我一样是从同一个地方，想要走出小镇，逃离小镇的青年人。“我前进的方向路途遥远，我感到困惑我感到乏味，我旋转的双翼我炽热的心脏，我想自由自在但我负重累累”，我听见了庞麦郎发出的呼喊和悲鸣，因为我们身上背负着一些同质的枷锁。

©电影《燃烧》

3. 逃离小镇之后：小镇青年有务虚的可能吗？

在“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的信息爆出来之前，让这个年轻人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是去年他售卖滑板鞋的新闻。

在当时的报道里，我读到：6年后，庞麦郎出门依然要带上口罩，这符合他的艺人身份。6年后，“国际化”也依然是他的人生追求。迈克尔·杰克逊是庞麦郎的偶像，他依然想要成为迈克尔·杰克逊那样的人。然而，出售滑板鞋的直播间里，有人苦口婆心地劝他：算了吧，去工厂找份工作吧。也有人讥讽道：“别出来丢人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许一直以来都这样，与小镇身份更匹配的道路，是“踏实赚钱”这一项。在越来越多的人看来，农村出身的庞明涛，就应该踏踏实实打工赚钱，而不是做什么音乐梦。成绩优异的小镇女孩，考上了北大，应该读一个赚钱的专业，而不是学什么考古，她应该更“懂事”一点。“务虚”的可能性，在一个普通的城市青年身上，已经略显不入流，顶多得人称赞一句：有理想挺好。而一个“没有万贯家财支持”，还想要务虚的小镇青年就更加格格不入了。

我希望这个年轻人能有一个浪漫主义一点的结局，这是个有点自私的愿望，以此来满足我对自身可能性的想象。按照理性的逻辑，满足这个愿望需要一个概率极小的契机。

庞麦郎是一个有诗意的人，他写的歌词的确引起了千千万万人的共鸣。可作为小镇出身的他，携带着“土气”、“不入流”，以及和主流审美不一样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 —— 这种来自小镇阶层的教养和规训，被世人归结为“出身原因”，呈现出了一种无法接受、不可调和的差异。我想，一直追求国际化的他，也曾尝试弥合这种差距。可是结果是诗意没有联结更多的共感，差异占了上风。《惊慌庞麦郎》的报道像是致命一击，击碎了他的梦。这个黑格尔式的悲剧狠狠地刺痛了我，痛到我一直以来试图规避和忽视这个话题。

©纪录片《流行歌手庞麦郎》

一夜爆红的庞麦郎，与通过漫长的学习、工作生涯一步步出走的我之间的差异，是令我感到羞愧的。听起来有点虚伪，但的确是这样。相比起庞麦郎，也许我更能理解的是双重身份带来的抽离感。可是能够“务虚”，对于我这样在所谓主流叙事之下“按部就班”出走的小镇青年来说，还是需要太多的偶然性和契机——我深知其中的困境。

于是对于我来说，我最为稳妥的选择，应该是毕业后，在西安找一份工作定下来，而不是继续读历史，去做一个“务虚”的梦。可是这种泡沫般的晋升叙事，让走进城市，变成走进另一种一眼看到底的残酷生活，无非是从一个闭环跳到另一个闭环。这个枷锁的约束是令人窒息的。

“我想要的都切实存在，只要我敢去寻找……”珍妮特·温特森这么评价自己写下的这句话：“这是一句常见的青春期那种带点诗意的糟粕，是年轻人的煽情夸张，但这种态度起了保护作用。”这句诗意的糟粕，让我得以喘口气，继续幼稚地相信，小镇青年也可以拥有不入流的理想，和务虚的可能性。无论最终是否选择妥协，小镇青年的期待都是可以不被磨灭的。

在“理性战胜荷尔蒙”的年代，我依然期待坚持学习历史来实践“务虚”的我，可以凭自己所爱达成行动与工作高度合一，过上一种体面正直，而非焦虑恐惧的生活。

©电影《燃烧》

4. 最后

当“逃离”成为小镇青年生命中重要的叙事，“回归”也就构成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

选择出走的小镇青年似乎是难以真的回到那片土地的。这首先是出于一种自尊心上的不服输。其次，在经历过社会身份的蜕变，另一种价值规则的洗礼之后，小镇生活成为了过去式。最终，你和过去总有一些无法弥合或是跨越的距离。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学习认同自由、包容、平等价值观和女性主义思想的你，也许很难在逢年过节的场合对女人不能与男人同桌吃饭的“约定”一笑置之，也很难在充斥着厌女与歧视的环境里心平气和。

精神上的回归，则是每个人在生命中需要迟早处理的问题。无论我们如何忽视、反抗那一片社会空间，无论我们多么极力地想要逃离小镇，我们的故乡永远地构成了我们精神内核的一部分——不管你想不想承认。在《回归故里》一书中，迪迪埃提到了詹姆斯·鲍德温的一句话：拒绝回归，便是拒绝自己、拒绝“生命”本身。

贾樟柯在走出小镇后，实现了自己的“文艺梦”。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地回望自己的故乡，一次一次重新理解自己和故乡的关系，以此达到这种身份的和解。他说：“不管我写什么故事，都是在写开往吕梁的那一辆长途汽车。” 

©电影《站台》

小镇做题家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本以为挤进高校人生从此平步青云，却不料自己泯然众人。与来自大都市的精英同学相比，仍然有着悬殊的差距，竞争之下更是精疲力竭。但他们不曾想回去，以一种“不甘”坐上那座自动扶梯，相信生活能就此往前。

庞麦郎与他们不同，偶然走出小镇的他好像从没能达成和解。去年年中，白晓替庞麦郎编辑了一条推荐滑板鞋的微博，写道：“自卑伴随着我成长，所以我才想要做的更好（即使经常出错）……；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但是鞋子我用心做的。”他因为各种困境卡在了那个“国际化”的梦里，需要请求粉丝的包涵来维持自己的体面。我们能看见的是，他的生活也因此分崩离析。

而我在一次又一次返乡和离开的途中，不断地反思故乡在我的个人身份和生命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可惜的是，我从没觉得真正接受了自己的来处，或是理解了自己的故乡。我一度觉得，那种强烈的游离感和抽离感会伴随自己漂泊一辈子，但觉得并没什么不好。这种感受不至于太割裂，亦不至于太紧密或太透彻，反而给我的乡愁增添了一份朦胧的浪漫。

但也许，只是和解的契机未到罢了。

参考资料：

[1]《我的老板庞麦郎》，真实故事计划，2019年

[2]《庞麦郎 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南方人物周刊，2021年

[3]《谁毁了庞麦郎？》，南方周末，2021年

[4]《在理性完胜荷尔蒙的时代，相信青年生命的可能》，不合时宜，2020年

[5]《年轻人真的很无力吗？》，青年志，2020年

[6]《小镇做题家：他们为什么自称“废物”？》，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

[7] 《回归故里》，上海文化出版社，(法)迪迪埃·埃里蓬，2020年

[8]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英)珍妮特·温特森，2018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Janet，编辑：Sh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