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受制于工作的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史赫楠，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新卢德主义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是在2013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提出的。最初是指利用物联信息系统，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

我们被告知它将带来指数级的变革，远超之前历次工业革命，乐观的人认为机器人将给我们带来诸多便利，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讲，自动化前景则诱发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果自己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了，该怎么办？

这不是人类第一次担心自己的工作被机器所取代，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在英格兰北部就发生过由强大机器引发的“叛乱”。那些造反者被称为“卢德分子”。后来，卢德主义就演变成了劳工运动，极大地改变了西欧及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活。

如今，担心人类会被新技术奴役的部分人，发起了“新卢德主义”运动。

然而科技进步是不会停下脚步的，与其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AI取代，不如先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担心工作会被取代呢？虽然这个问题听上去有点儿蠢，可是《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的作者苏兹曼正是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带领我们思考人类与工作的关系的。

稀缺性假设

最初的疑问，来自于工作时长。

苏兹曼提到，凯恩斯在1930年就曾预测过，到21世纪初，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应该能将我们带到“经济乐土”，届时，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很容易被满足，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不会超过15个小时。

实际上，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已经实现了凯恩斯所谓的“经济乐土”必须达到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水平，但今天的大多数人，仍然在努力工作。

来自伦敦大学的多尔教授，在2003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很多发达国家过去一直在缓慢而切实地缩短着工时，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却发生了逆转，工作时间开始变长了。

要理解为何会出现在这种状况，我们就要意识到，人类与工作的关系比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所说的要复杂且有趣的多。

苏兹曼认为，导致现状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学家过于关注“稀缺性问题”。

这一观点的核心是，“我们有无限的需求，而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所以一切资源都是稀缺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分配稀缺资源来满足需求和欲望，而以此为出发点，稀缺是驱使我们工作的动力，因为只有通过制造、生产和交换稀缺资源，我们才能弥合无限欲望和有限资源之间的鸿沟。

然而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类祖先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关注资源稀缺性。工作的内涵不应该局限于努力解决经济问题。摒弃了稀缺性这一关注角度，苏兹曼通过重新审视从生命起源到忙碌的现代的人类发展，力争为我们理解人类与工作的关系的演变提供崭新的视角。

人与工作的关系的四次革命

在《工作的意义》中苏兹曼给出了关于工作最普遍性的定义，即：有目的地在一项任务上花费精力或付出努力，以实现某个目标或目的。

苏兹曼梳理了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中，人与工作的关系发生变化的四个重要的时间点。

第一次变化发生在大约100万年前，当人类掌握取火技巧的时候。

人们在南非北部的“汪德渥克洞穴”（Wonderwerk Cave）中发现了人类用火的最古老证据。火带来了伟大的变革，改变了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带来的不确定性，使人类成为唯一一个大脑比肌肉更有利于觅食采集的物种。

从帮助人类获取能量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一种物理工具能够跟火相媲美。直立人掌握如何使用火和烹饪之后，就能以更少的体力获得更多的能量回报，促使脑容量逐渐增加。这样一来，除了运用智力和能量寻找、消耗和消化食物之外，从事其他活动的时间也会增加。

第二次重要变化大约始于12000年前，对这一时期的探索可以揭示出，我们今天赖以开展工作的经济架构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农耕时代。

考古学家柴尔德在《人们创造自己》中提出了“我们祖先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生产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农业革命不仅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对世界的看法，并迅速增加了人们能够获取和利用的能量。

相关领域的研究证实，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短缺在推动一些族群走上粮食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气候变化在几个时间段里催生了丰富的植物物种，给人们提供了粮食来源，在人们转向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根本上看，尽管农业面临着各种挑战，但它比狩猎采集更有生产力，且人口数量往往在遭遇灾难后的几代人的时间内就能得到恢复。但是这种生产方式扩大了人类对资源稀缺性的焦虑，同时也鼓励人们向新空间扩张。

DNA分析的结果表明，欧洲农业是在农业族群向新土地扩张的过程中传播的，农业族群在这个扩张中并不是同化原有的狩猎采集者，而是驱赶并最终取代了他们。

狩猎采集活动是即时回报型的经济形态，狩猎采集者将人际关系视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延伸，大自然同他们分享食物，他们就与别人分享食物。但农业活动是延迟回报型的经济形态，农民将人际关系视为人与土地关系的一种延伸，土地需要他们付出劳动，他们也不会无偿同别人分享食物，而是要求别人支付一定成本。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人们养成了以神圣化视角看待粮食短缺的倾向，而这一倾向以及一系列起源于农业社会的经济制度和规范，仍然支撑着我们当今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

当人们开始聚集在城镇时，第三次变化出现了。这是大约8000年前的事。农业社会开始产生富余粮食去养活大量的城市人口，这翻开了人类工作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新篇章。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不仅仅意味着在田间劳动以获取能量，还意味着想方设法消耗掉富余的能量。

第一批城市的诞生孕育了全新的技能、职业、工作和贸易，大型村落和城镇的出现也在重塑经济和资源稀缺的动态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大多数城市居民的物质需求取决于在农村生产粮食的农民，因此，城市居民能够集中精力去追求地位、财富、快乐、休闲和权力。不平等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城市居民开始越来越多地把社会地位与从事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并与同一行业的人建立社群。

在柴尔德看来，“城市革命”是农业革命中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要出现城市革命，农业生产力必须先越过一个关键门槛，能够持续生产足够多的粮食盈余去养活官僚、艺术家、政治家和其他人。二八定律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这里发生作用，在工业革命之前，80%的人仍然生活在农村，剩下20%的人则成为了最早一批无需为了食物而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人。

城市的存亡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共同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其居民是否有能力借助共同的经历、信仰和价值观团结在一起，然后逐渐将这些联系拓展到养育他们的农村。

在城市里，物质安全不是基于粮食、能源或其他原材料的生产，而是基于控制这些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商人很快意识到，贸易是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潜在途径。在农业社会中，人们仅仅专注于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而在城镇和城市中，人们却存在不同的需求和欲望，从而塑造了不同的抱负，也相应地塑造了不同的工作方式以及工作理由。

第四次变化发生于18世纪早期，工厂巨大的烟囱里冒出的浓烟，标志着人类社会学会了如何从化石燃料中释放古老的能量储备，并将其转化为物质繁荣。

从这时开始，城市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人口数量以及被我们祖先驯化的动植物数量剧增。世界变得更加拥挤起来。人类开始关注稀缺性和工作的重要性，变得更加忙碌。但矛盾的是，这时的物资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凯恩斯认为，经济问题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组成方式，第一个他称之为“绝对需求”，他定义为对食物、水、温暖、舒适、友谊、安全；而另一个则被称为“相对需求”。他相信我们热衷于满足这些“相对需求”。相对需求反映了人们的雄心壮志：与邻居攀比，在工作中获得晋升，买更气派的房子，开更好的车，吃更美味的食物，获得更大的权力。他相信“相对需求”会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

工业化创造的巨大新财富起初主要流向了处于经济顶层和中层的人，进一步加剧了受限于不同阶级的社会不平等。但到了19世纪50年代，其中一部分财富开始以提高工资和改善住房的形式惠及工厂里的工人。从这一时期开始，大多数工人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物质生活质量得到提升。这也标志着，许多人开始将工作视为一种购买更多商品的手段。

这样一来，生产和消费循环就实现了闭环。经济的很大一部分靠这种循环支撑着。

事实上，接下来的200年里，劳动运动以及之后的工会几乎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为其成员争取更高工资和更多空闲时间上，而不是努力让其工作变得有趣或充实。

狩猎采集模式及人类的未来

研究人类最古老的经济模式，有可能帮助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吗？在苏兹曼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现在知道，卡拉哈里沙漠的狩猎采集部落都是同一个种群的后代，这个种群自从现代智人首次出现以来，就一直生活在非洲南部，时间跨度可能长达30万年。

对这些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去理解一个不再受制于经济问题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人类与工作的关系比经济学家所想的更具有根本性，能量、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共同纽带。

通过对历史的梳理，苏兹曼最终的目标是要缓解“稀缺经济学”对人类工作与生活的钳制，削弱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关注，让我们认识到许多支撑当前经济制度的核心假设其实都是农业革命的产物，而这些制度在人们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被放大了。而要实现更好的生活，关键在于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

历史提醒我们，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尽管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使我们有可能迈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但是人类在被迫改变时，往往会表现地令人惊叹，能在很短时间内迅速适应新的、迥异的做事方式和思维方式。

人类遵循着熵定律，不停地给自己闲着的手和不安分的头脑找点儿活干，并从中获得满足感，而当我们拓展了工作的定义，不仅仅将其局限于“如何谋生”，而是把各种有目的的活动，都纳入到工作这一范畴。那我们必定能够获得态度和价值观上的重大转变，从而帮我们成功驾驭由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人类的未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史赫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