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经历，对大学生亲子关系有何影响？

以农村留守经历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基于其疫情期居家体验与成长中亲子关系回溯性文本，从社会互动视角探析亲子共同在场如何改善童年期亲子分离造成的亲子疏离。研究发现，儿童期的亲子分离并不必然导致亲子疏离，发生的亲子疏离也不一定具有成年期固化的稳定特征。

亲子共同在场增加互动机会，产生的亲子交往矫正性情绪体验会引发亲子关系认知重塑，进而增进亲子亲和。同时，儿童期的亲子分离可能导致亲子共享意义世界缺失，造成长期的亲子疏离。共享意义世界缺失与过早且长期的亲子分离、亲子互动中情感支持不足、缺乏有效的亲子沟通模式紧密相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杜云素（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原文标题：《缺席的父母能否弥补缺席的爱：留守经历大学生亲子关系研究》，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村青年父母为了生存不得不隐忍亲子分离的苦痛进城务工。儿童期尤其是儿童早期的亲子分离会破坏亲子关系，进而影响儿童的人格发展与心理健康，且这种影响会持续一生^[1]。持续的亲子分离对亲子关系的破坏并不能完全有效修复^[2]。

虽然现代时空分离不断虚化，电话、视频等方式的缺场沟通增加了亲子联系，但缺场互动替代不了在场的身体接触或眼神交流所形塑的亲子亲密^[3]。不过，近期有研究基于中国家庭结构提出留守儿童“亲代在位”的概念，认为父母缺场下的良好亲子关系可通过心理层面的亲子联系来实现，但“亲代在位”受哪些条件的限制需进一步研究^[4]。可见，亲子时空分离是否以及如何导致亲子疏离，还需要学界持续探讨。

回顾学界关于亲子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一是从社会变迁视角分析教养方式与亲子关系的变化。研究大多认为伴随现代化的推进，亲子关系由传统的父母绝对权威与儿童服从转向亲子平等、儿童自主^[5]。如果父母过度强调权威、控制与纪律，容易导致亲子冲突^[6]。我国的亲子关系具有城乡差异，相较于权威或民主型教养方式为主、亲子亲密度高的城市家庭，农村家庭以放任型或专制型教养方式为主，亲子亲密度较低^[7]。

二是从社会互动视角分析亲子关系的影响机制。从互动对象看，亲子双方资源占有和价值观差异是亲子冲突的原因^[8]。从互动场域看，家庭系统边界不清、功能失调、沟通不畅、夫妻冲突与婚姻质量不高也影响亲子关系^[9][10]。从互动过程看，亲子双方的共同关注焦点、共同理解、彼此意图的意识以及共享情感状态十分重要^[11]。

三是从儿童发展视角分析亲子关系对儿童成长的影响。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父母对儿童不同阶段的需求是否敏感、回应是否一致和连贯影响亲子关系^[12]。

依恋指不受时空限制地将某人与另一人联系起来的一种持久的情感联结^[13]。看护者对幼儿的感受性，包括回应、友善、合作、协同互动等是构建安全型依恋的核心要素。可靠而持久的看护者成为儿童的“安全基地”，促使儿童大胆地探索外部世界，构建关乎自我、他人与环境认知的“内部工作模式”^[14]。这种依恋关系本身就是儿童独立能力的必要中介^[15]，它影响自我发展、情绪调节、亲社会行为、社会交往能力及人格发展等，长期亲子分离将引起压力和混乱^[16]。

综上，学界普遍承认父母在亲子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其教养方式、与子女的沟通方式、依恋关系的建立等直接决定了亲子关系的质量。本研究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在流动性的现代社会，如果儿童期亲子空间分离不可避免，那么缺席的父母能否弥补缺席的爱，进而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本研究力图通过对疫情期居家农村留守经历大学生的调查来回答上述问题。

二、研究设计与分析思路

基于儿童期尤其是儿童早期亲子依恋对儿童成长的重要影响，本研究将儿童期（12岁之前）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一方无监护能力、由祖辈或其他人照料达一年及以上的界定为留守经历。同时，根据学界惯例，依据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结程度，将亲子关系划分为亲子疏离与亲子亲和两种类型。

亲子疏离指亲子之间情感联结松散，不亲密、冷漠、回避、疏远有距离。亲子亲和指亲子之间情感联结紧密，以亲子系统中的亲密感或积极互动来表达^[17]。本研究选取具有留守经历且疫情期居家隔离与父母共同居住在一起的年满18岁的农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疫情居家隔离期间，留守经历大学生与父母亲子关系的情况，并依据大学生主体对成长中亲子关系的反思，探析早期留守经历是如何影响当下亲子关系发展的，进而剖析在儿童期缺席的父母应如何弥补缺席的爱，以促成亲子亲和。

研究发现，人们对个人生活的记忆具有选择性，往往记住那些产生重要影响的生活事件^[18]。重要生活事件可以快速锚定对个人最具影响力的互动场景，且所包含行动的意义仅仅产生于人们能够回忆起来且进行反思的时候，只有那些在反思中被触及的感受才是有意义的^[19]。

为此，本研究采用生活事件叙述方式，让被研究者回忆疫情居家隔离期间（下文简称“疫情期”，时间跨度为2020年1～4月）家庭生活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最憋屈的一件事、最开心的一件事和最大的收获，收集其亲子互动与亲子关系的相关资料，要求务必真实具体，4000字以上。

这种基于回忆与反思的文本本身包含了作者的行动意义，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研究解释偏差。被研究者为Y大学两个课堂内的学生，即一个理科生为主的全校公选课、一个文科类专业课，涉及大二、大三两个年级。回收的179份文本中有51份符合农村留守经历要求，且至少对一件事情的描述涉及具体的亲子互动与亲子关系，其中男生14人、女生37人，大二34人、大三17人，文科33人、理科18人。

根据研究伦理，对这51份文本匿名化处理，用1~51编号，F表示女生，M表示男生；T表示大二，S表示大三；W表示文科，L表示理科。如F-T-W-30表示编号为30的大二女文科生。本研究由两位研究人员独立研读文本并撰写笔记，然后交换意见，讨论决定类属及类属间的关联。

文本资料显示，51个案例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即“隔离前亲子亲和—隔离后亲子亲和”“隔离前亲子疏离—隔离后亲子亲和”“隔离前亲子疏离—隔离后亲子疏离”。本研究将对这三种类型的个案进行深描，在此基础上探析亲子分离如何才能避免亲子疏离。

三、农村留守经历大学生疫情期居家亲子关系形态

疫情期亲子共同在场客观上增加了亲子交谈、共同活动等焦点互动机会。看似平淡的亲子互动实际上承载着意义，维持、补充或修正原有的共享意义，是一个持续的符号性表意、解意、重构意义的过程。三种类型的个案中，27个案例的亲子关系是隔离前亲和，隔离后仍维持亲和；15个案例是隔离前亲子疏离，隔离后亲子亲和；9个案例是隔离前亲子疏离，隔离后仍延续亲子疏离。

1. 亲子亲和延续增长

首先，互动中体验积极情绪，亲子间更加亲密。疫情期的亲子互动塑造或维持了一个对“家”的共同情感体验、感觉与观念，即与父母在一起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留守经历大学生描写了诸多“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场景。正如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所言，家庭成员只要想当下发生点什么，就可以让生活更美好。互动是当前际遇链的一部分，如果上一次感觉不错，人们会再来一次^[20]。在这一波一波的亲子互动中，他们与父母“心照不宣”、相互适应、和谐而欢乐。

没有打蛋器，一家人交换着搅拌，也不知为什么，一家人就笑了。和父母在一起的感觉真的不一样。(M-T-L-2)

一家人都参与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既充实又快乐。我觉得和父母在一起简简单单的生活本身就是最幸福的事情。(F-T-L-14)

其次，互动中察觉父母身体变化，理解父母的艰辛。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互动很多是隐而未谈的，需要通过身体与姿态等非言语信息去理解。与父母共处日常生活世界促使他们将注意力指向父母的身体与姿态，最大化感知和审视，增加了移情与共情机会，促进了对父母的角色领会。

如M-T-L-2父母的白发和M-T-L-9父亲的瘦弱、半夜喝药的声音直接刺激他们的感官，促发情感唤起，感知到父母的艰辛，并从父母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历程，将自我成长与父母的身体变化关联起来，悟出正是家庭重担染白了父母的头发、压垮了他们的身体，从而理解了亲子分离与父母沉重的爱。

我都比爸爸高了，不经意间发现他黑发中涌现出许多银丝。妈妈染过头发，想必也应该增添了不少世间沧桑吧。(M-T-L-2)

父亲为了我和姐姐的学费总是在外面做着最苦最累的活，身体早就有了各种病根，回家时瘦了一圈，我在半夜会时时听到父亲起床喝药的声音。(M-T-L-9)

最后，互动中塑造家庭共同体意识，强化责任担当。责任担当是在社会自我认知的基础上衔接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纽带。疫情带来的生存危机将留守经历大学生与父母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共同体，一家人相互理解与扶持，一起体验痛苦与希望。情与恩的交融激发他们不断自我反思，从社会自我角度形成自己与家庭“欠与报”的关系认知，强化了家庭责任意识，并用实际行动向父母展示了自己的担当。

如M-T-L-6领悟了父母用实际行动诠释的“父慈子孝”并将它作为自己的参照系；F-T-W-29和F-T-W-26有强烈的报答父母动机，并有一系列承担家庭责任的实际行为。

我让父母戴好口罩，他们背上行李又再次出发。我知道他们并不是不想待在家里，谁不想在家安安稳稳地生活，可是在家没有生活的出路，上有老下有小，在外顶着再大的压力也要保证老人有钱看病，孩子有钱上学，总是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后，顶天立地......希望我以后也做这样的人。(M-T-L-6)

家庭开支出现困难，我看父母格外心急，还好政府为他们提供了一些零散工。我就每天做好热乎乎的饭菜等着父母回家，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F-T-W-29)

疫情让家里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我也开始外出打工......希望自己可以凭借努力养活父母。(F-T-W-26)

2. 亲子疏离转向亲和

首先，互动中形塑“常规姿态”，亲子由生疏变得融洽。亲子之间的姿态、暗示、言辞等是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形塑的，是一种习惯性的索引性表达。长期亲子分离使亲子之间缺乏一些共享的索引性知识，互动中可能理解不了对方的符号性意义，从而感到生疏、尴尬与不适。但赋予亲子团聚积极意义的留守经历大学生具有主动性，他们有意识地从自己的社交圈跳出来，积极寻求亲子活动交集。

通过亲子交谈和各类活动，他们理解了父母的身体、姿态、暗示及索引性话语背后的意义，原有的共享意义得以补充并以此为基础不断调适自己的姿态，从而形塑了亲子双方都能理解的、相互适应的“常规姿态”。亲子关系也由相聚初期的尴尬、生疏逐渐变得融洽。

我本来和我爸关系比较疏远......我主动和父母沟通感情而不是一味地在自己的网络或社交圈里，明显感觉到家庭状态从开始的生疏到融洽的变化。(F-T-W-33)

我跟着我爸学钓鱼......我每隔十分钟就受不了那份煎熬，左顾右盼了两三次，我爸一直纹丝不动，我也就慢慢地沉下心来......这段时间的相处让我们父子之间融洽了不少，不再像以前那样尴尬。(M-T-L-1)

其次，互动中理解父母的无奈，消除亲子隔阂。亲子分离往往是在儿童不知情甚至懵懂无知的情境下发生的。他们缺乏对父母决策的理解，往往从本我或自我角度去看待，难免对父母有误解和埋怨。如F-T-W-22一直怨恨父母将自己寄养在姑姑家，并将自己人格方面诸多缺点都归因于此。

疫情期与姑姑见面，父母的回溯性故事和当年父母的焦虑、矛盾、无奈等心理活动分享让她了解到家庭的发展历程和重要事件，意识到如同疫情期让人活下去就是大爱一样，父母当年将她寄养也是为了让一家人更好地活下去。

对亲子分离与寄养选择的意义共享消除了亲子隔阂，亲子关系慢慢得到改善。一直怨恨父母把我放在姑姑家......曾经的我是不懂的，难免会觉得寄人篱下......经过这段时间，我更能理解父母的难处和辛酸，和父母的关系在慢慢变好......成长中所有痛苦经历都在提醒我活着的艰难，也赋予我再爱一次的机会。(F-T-W-22)

最后，互动中稳固“安全基地”，亲子依恋得以强化。亲子分离可能使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安全型依恋关系并未完全建立。疫情期数月的亲子互动为增进亲子依恋提供了机会。如已经20岁的F-T-L-8依然像个小孩一样在父母面前撒娇、卖萌。

疫情让我多了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我在他们面前撒娇、卖萌......那晚的月亮很亮，足以照明前方。在皎洁的月光下、绽放的樱花树边，我和姐姐骑着自行车在前面，老爸走在后面看着我俩嬉闹。我俩只要看不见老爸就冲着后面的马路喊一声“老爸”，后面总有一句响亮的声音在那回答，“你俩先走，我在后面慢慢来”，顿时心里特别踏实。这一刻是疫情期最开心的时刻。(F-T-L-8)

她用月光与樱花的环境描写隐喻自己与父亲在一起的美好体验，将其定义为最开心的时刻并不是因为环境美，而是黑暗中永远有父亲那响亮的声音随时回应自己。尽管父亲已经脱离其视线范围，但在自己需要的时刻，父亲总是在那里，让她感到特别踏实。如同“那晚的月亮很亮，足以照明前方”所隐喻的，父亲成为自己强大的“安全基地”，确保自己在黑暗中勇于前行。

3. 亲子疏离难以调和

亲子双方只有彼此自觉地意识到对方存在并赋予疫情期亲子共同在场以相同意义时互动才会发生。由于从小亲子分离且持续时间较长，这部分农村留守经历大学生赋予回家的意义与其父母不同。在生命历程中，与他们风雨兼程、共享欢乐的是扮演照顾者角色的爷爷奶奶或其他对象，在日常生活世界所积累的集规则、意义、信息等为一体的“手头库存知识”构建了一种习惯了没有父母的“最高现实”。

这直接限制了他们对疫情期父母长期在家这一新现实的理解与应对，亲子关系如F-T-L-18所言，“因为疫情在家待了好久，我和父母的感情更加单薄了”。

首先，非父母依恋对象固化且不可替代。这部分留守经历大学生与从小照顾自己的爷爷奶奶甚至是陪伴自己长大的、被“人格化”了的动物之间建立了依恋关系。疫情期的父母在场也无法改变这种固化了的依恋对象。

最大的收获就是跟爷爷奶奶有了更多相处时间。爷爷奶奶在我心里有着最重要的地位，是的，最重要，比我自己还重要。如果不是挂念他们，我在初中不会放弃自我了结的念头。(F-S-W-40)

在我这里，“得儿”（狗）已是我家中的一员了。从小学开始，我就是别人口中的留守儿童，和奶奶相依为命。狗成了我最好的玩伴，记忆中2/3的时间都有狗的陪伴。这次疫情，好不容易有了更多的时间陪它......我对狗的感情，很多人是无法感受到的，也是无法理解的。很多东西它本来没有意义，只是人赋予了它意义。(F-S-W-45)

对于F-S-W-40而言，爷爷奶奶是自己活下去的唯一理由，陪伴他们成为其回家的唯一目标。F-S-W-45的经历值得深思。相较于缺场的父母，作为非人类动物的狗成为陪伴她的“家庭成员”，分享她的欢乐，倾听她的烦恼，承载她的寄托。在她的生命历程中，狗不仅仅是工具性的，更被“人格化”了。在她的意义世界，自己与“人格化”的狗实现了心与心的沟通，建立了独特的依恋关系。

那么，失去非父母的依恋对象之后，父母能否替代进而成为其新的依恋对象？F-S-W-44和M-T-L-4的成长历程说明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基于“这个世界只有爷爷奶奶爱我”的有限认知，失去爷爷奶奶意味着永远失去了随时可以退回并获得保护的“安全基地”。当他们发出“将心藏起来”“哀莫大于心死”的感慨时，潜意识和意识层面均没有父母的概念，父母无法进入其内心世界。因为亲子分离过程中长期被父母忽视、拒绝、缺乏关注，往往建构心理防卫机制^[21]。

一直以来我的性格就是：除了我的奶奶，我似乎学不会跟其他人相处，话少、拘谨是我的常态，甚至有时候就幻想着我的世界里只有我和奶奶就好了，那现在既然实现不了，我也不愿意换一个人代替，因为没有人可以和我建立跟奶奶一样的感情，我知道这样很自私，但我忍不住要想。(F-S-W-44)

2012年我爷爷逝世......以为这8年过去，我应该能收拾好情绪。可惜，我还是像8年前一样，不知所措......2020年，命运又夺走了我的奶奶......奶奶的遗物都在我的强烈坚持下被我搬到我的房间......哀莫大于心死，我没有了庇护伞。及冠之年，是命运在逼着我长大，从此要独自一人面对。(M-T-L-4)

失去非父母的依恋对象之后，家庭的意义和功能发生了重要变化。如果家中没了依恋对象，即使物理意义上的家还存在，但心中的家早已消亡，回家也失去了意义。

失去奶奶之后，这个家也只是浮于表面，也就越觉得“孤独”。(F-S-W-44)

总有人问我为啥放假了不及时回家，自己总是以离家近等理由去搪塞。其实心中已经没有家了，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没有我值得去的人。(M-S-W-46)

其次，物理空间回避父母。父母不在家成为常态的过程中，家成了自己和爷爷奶奶等的居住空间。这幅关于家的图画里，父母只是春节期间的访客。一旦父母在这个空间停留太久，就会打破看似平衡的家庭生态。他们感到极度不适应，物理空间时刻回避父母。

我和父母就好像隔着整个银河系。我觉得和他们待在一起十分尴尬，所以，一旦父母出现的地方，我就会默默地走开。(F-S-W-37)

因为不常和父母在一起，我没有适应这个氛围，就想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不出去。(F-S-W-39)

我像一个人格分裂的人，在学校是开心的，在家就是一个不愿说话、不愿出门、不愿和父母相处的孤独患者......这次在家待得都快崩溃了......我疯狂地想离开这里。(F-T-L-18)

因为疫情，父亲滞留在家......我真想快点逃脱这个家。(F-S-W-44)

正如F-S-W-44将父亲的存在理解为“因疫情滞留在家”一样，父母不在家才是正常的。他们对父母没有回家团聚的意义想象，没有“渴望—满足”后的心理效应。当不常见的父母进入家这个后台，他们感到十分尴尬，很难适应，于是只要父母出现的地方就会走开，甚至整天待在自己的房间避免与父母碰面。

作为成年人的留守经历大学生，对亲子关系应有一定理性思考，但情感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意识层面的理性思考战胜不了潜意识里对父母的陌生、回避与排斥。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甚至本能反应。如F-S-W-37写道：“在自己成为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内在三观逐渐稳定的时候，发现无法真正在内心接受他们，即使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伤害过我，但我已经习惯本能地抗拒。”

最后，父母主动弥补未引起共鸣。疫情期个别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父母努力进入其日常生活世界尝试与他们互动，但这种单向的弥补并没有给子女带来积极的亲子交往体验，甚至引起负性情绪，加剧子女的亲子关系认知失调，对亲子疏离由情感体验转为认知定型。

我母亲总一声不吭地把我衣服拿去洗，认为洗衣机洗不干净，必须手洗。我不愿意吃早餐，她就每天换着花样给我做早餐。想跟我说话，就找我感兴趣的话题......其实我都能感受到，她想弥补这么多年不在身边的愧疚。但我并不需要她的弥补和讨好，我需要的是一个家庭的氛围和父母的爱。(F-S-W-39)

F-S-W-39之所以不需要母亲的弥补和讨好，从表面看，是她习惯了缺席的父母这种客观现实，一时难以适应；从深层次看，是因为她认为母亲这种突然间的关爱是暂时性的，而她所渴求的是持续稳定的“家庭的氛围和父母的爱”。因此当其认为不可能获得持续稳定的父母之爱时，就转而选择排斥一切暂时性的关爱。

四、缺席的父母如何弥补缺席的爱

1. 爱是如何缺席的：亲子疏离的发生机制

从第三部分的分析可以发现，亲子分离并不必然导致亲子疏离，发生的亲子疏离也不一定具有成年期固化的稳定特征。亲子共同在场增加互动机会，产生的亲子交往矫正性情绪体验会引发亲子关系认知重塑，进而增进亲子亲和。但不可否认的是，亲子分离也确实导致少部分亲子关系走向了长期疏离。因此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何种因素导致了亲子疏离。

综合个案文本资料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亲子之间是否构建了共享意义世界。意义世界是生命个体在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世界图景、价值意识和精神境界的整体感受和理解^[22]。亲子之间建立共享意义世界，是指双方能够在意识层面进入彼此的精神世界，理解对方的意念、价值、行为等，并以此形成亲子角色、亲子关系的共识性认识。

这种共享意义世界的核心是形成“父慈子孝”的共识，其一旦建立便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量，不仅形塑亲子双方的情感、态度与行为，也能跨时空存在，缓冲亲子分离的消极影响。那些亲子疏离难以调和的个案，其根源就在于亲子双方未能建立“父慈子孝”的共享意义，陷入了“共享意义缺失怪圈”，即“亲子互动缺乏—共享意义缺失—亲子疏离”的恶性循环。至于为什么没能建立共享意义世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首先，过早且长期的亲子分离。胡塞尔认为，人类关于外部世界之“他在”的所有观念都是通过感觉为媒介的，并只能通过心智意识来了解它^[23]。尤其对于幼年阶段的儿童而言，其与周遭世界建立意义连接的方式是感知觉的^[24]。

他们与父母的情感建立、与父母爱他们的客观现实之间都需要经由个人的感觉体验来加以确立，也即要建立在具体的生活经验之上而非抽象的说教之上。他们对于“什么是爱，什么是父母之爱，怎样确认父母是爱自己的”等问题的认识，只能在经验中去体会，凭借真实的感觉来获得。

在本研究亲子疏离难以调和的9个个案中，有7个都是在婴幼儿时期就与父母分离，且时间跨度长，一直到上大学都很少与父母在一起生活。儿童年龄越小，意味着心智越不成熟，这个时候经历与父母长时间的分离，其对父母的感知就越模糊，难以塑造“具象父母”的形象。“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F-T-L-18），正是过早且长时间的亲子分离，使得他们难以与父母形成那种亲密无间的情感。

即使寒暑假父母回家，三个人待在一起的时间也一般不超过一星期。就是因为这样的家庭成长环境，我从小就和他们不亲近。(F-S-W-37)

算起来，疫情期间应该是我记事以来跟父母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时候。(F-S-W-39)

小时候的记忆，完全没有父母，甚至于说初中以前对父母的印象都是模糊的。(F-S-W-40)

其次，亲子互动中情感支持不足。在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中，儿童通过与周遭人的互动获得情感与精神基础，并进而为意义获得奠定基石^[25]。这其中儿童与父母的情感互动尤为重要。但从亲子疏离的个案文本看，他们普遍缺乏与父母的情感交流。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大多迫于生计常年在外务工，在他们的意识中生存是最重要的，他们关心最多的是孩子身体和学习情况，对孩子心理和情感的关注往往很少。

从小父母就没在身边，跟他们从未谈过心......在我的思维中，他们对我的教育自然只停留在经济供养方面。所以，从小到大，亲子关系就不好，我对他们有种执着的叛逆，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F-S-W-44)

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就是潜移默化的，而农村人似乎从来没有这个意识，似乎也没有想着去改变。(F-S-W-40)

我对爷爷奶奶的感情比对爸妈的感情深，因为他们（父母）没有陪伴，陪伴我们的只有钱和爷爷奶奶。所以当他们总是纠结于我们怎么不跟他们亲热的时候，他们没有想过，他们对于我们来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亲人，但是不太熟悉。血浓于水，但是情不深。(F-T-L-50)

上述三个案例典型地反映出在亲子分离的过程中，父母精神层面的关爱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他们主观地认为，让子女衣食无忧就是最大的爱，而子女也未能从“父慈子孝”的角度理性地解读父母这种重物质轻情感的关爱模式，他们与父母的情感也就越发疏远。

相反，在那些亲子亲和的案例中，父母大多对子女有着持续的情感支持，子女亦能体会到父母浓浓的爱意，这使得亲子之间心理上一直紧密相连。同时，在“父慈子孝”的共享意义下，子女还能合理地解读父母缺乏情感支持的行为。

虽然我的家庭情况并不是很好，但我一直都被保护得很好，我的父母会尽他们最大的努力给我最好的。(M-T-W-23)

我的父母一直都格外地信任我，无论我做什么他们都会理解我，他们很爱我。(F-T-W-16)

我期待父母的关爱，他们却觉得给我们好的物质生活就是对我们好了。每回打电话关心的也只是学习成绩有没有下降等等。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不高，所以我也能理解，觉得好好学习也就是报答他们了。(F-S-L-12)

最后，缺乏有效的亲子沟通模式。Olson等将亲子沟通模式划分为“开放式沟通”和“问题式沟通”两种模式。开放式沟通是指亲子之间的沟通是开放式的，相互之间能够自由地交流信息，表达情感，对亲子沟通比较满意；而问题式沟通是指亲子之间在沟通时很受拘束，表达自己的看法时很谨慎，会避免谈论某些话题等^[26]。

从文本资料看，亲子疏离的个案几乎未能与父母建立开放式的沟通模式。他们与父母保持距离感，不敢也不愿表达个人的内心诉求。而长期的亲子分离，使父母也忽略了亲子沟通方式方法的重要性，他们单方面地从自身视角去理解子女的意义世界，很少从子女的角度去关心其需求，以父母的权威压制其话语表达，个别的还存在对子女的家庭暴力行为。

长此以往，作为子女的一方就会回避与父母的深层次互动，学会“把自己隐藏”（F-S-W-44），甚至与父母保持一种冷战敌对的状态。

他（父亲）本身就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情感的人，也似乎是在乎自己感受胜于别人的人，读书少不爱学习也就不太会理性思考。(F-S-W-37)

我跟我母亲的性格都非常急躁，总是会因为不同的意见发生矛盾，而我又很倔强，一般不能轻易改变我的想法，所以总会有摩擦。(F-S-W-39)

我希望，他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告诉我们，他们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保护着我们，而不是整天地抱怨为什么我们和他们不说话，可以书信，也可以微信。(F-T-L-50)

过了几天，我主动去和好，叫父亲吃饭，他不应，当然，这也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F-S-W-44）他们（父母）可以心情不好就找我当出气筒，就可以随意骂我，甚至动手，可以随意污蔑我，乱加罪名在我身上，可以随意偷偷翻我东西，称你有什么隐私权。沟通的时候永远不会去想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在我这里只有一个道理那即是我没有道理也是有道理，错的也是对的。(F-T-L-18)

2. 爱应如何弥补：走向亲子亲和的路径

在流动性的现代社会，家庭的空间流动与分离已然成为生活常态。在此背景下，如何尽量给儿童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减少亲子疏离的不良后果，理应成为社会治理必须回应的话题。从治理的目标看，就是要促成亲子之间建立“父慈子孝”的共享意义世界。

从治理的方法看，有必要从生态系统的理论视角，倡导政府、社区、家庭等多主体的协同治理。当前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其中明确指出要“加强乡村儿童关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因此，各地政府有必要大力引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介入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而在乡村社工站未能建立的情况下，则有必要发挥现有体系中村社儿童主任的作用。具体而言，应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首先，尽可能减少儿童早期的亲子分离。虽然在互联网时代，缺场的互动成为可能，但过早且长期的亲子分离仍然具有不良影响。尤其在儿童早期，亲子在场的语言交流、肢体接触等对亲子亲密关系形成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只有在场的互动，双方才可能将自己全面地展现给对方，感受彼此的态度、情感与行为，也才能建立更深刻更紧密的情感联系。

因此，政府、社会以及家庭应该尽可能地创造亲子团聚的条件。如政府应从儿童入学、住房保障等方面为进城随迁子女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社工或儿童主任则应引导父母意识到过早亲子分离的危害，如果有需要还可以帮助其链接资源，实现本地就业。

其次，增加对亲子分离家庭的专业服务。农村家庭的父母文化程度相对不高，欠缺亲子教育知识。为此社区儿童主任、社会工作者等应主动介入，提升父母的子女教育能力。一是引导父母加强对子女的情感支持。让父母认识到对子女的关爱，不能停留在物质层面和学习层面，更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和情感需求。

同时，还要让父母意识到关爱的持续性，尤其是亲子分离时应保持与子女固定的联系，察觉子女的情绪变化，积极回应子女的心理与精神需求，及时解决子女的困惑。二是协助建立开放式的亲子沟通方式。引导父母反思和识别亲子沟通中自身存在的问题，学习开放式亲子沟通方法与技巧；同时对子女进行干预，帮助其合理化亲子分离，更好地理解父母。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居民心理健康促进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7BSH094）、华中农业大学自主科技创新基金项目“城乡融合进程中农民工家庭化迁移行动研究”（项目编号：2662020WFPY005）的成果]

参考文献：

[1]Bowlby J. A Secure Base：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Healthy Human Development[M]. London：Routledge，1988.

[2]SmithA，Richard N L，Johnson S. Serial Migr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s of the Children of Caribbean Immigrants[J].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2004，10（2）：107-122.

[3]Skrbis Z. Transnational Families：Theorising Migration，Emotions and Belonging[J].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08，29（3）：231-246.

[4]吴重涵，戚务念 . 留守儿童家庭结构中的亲代在位[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6）：86-101.

[5]Lassonde S. Age and Authority：Adult-Child Relations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2008，1（1）：95-105.

[6]Cai Z，Wang M，Wang F. Actor-Partner Analyses of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Harsh Discipline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China[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2019（8）：1-18.

[7]朱安新，曹蕊 . 当前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城乡和阶层差异模式[J]. 贵州社会科学，2019（7）：75-86.

[8][20]Collins R. Conflict Sociology：Toward an Explanatory Science[M]. New York：Academic，1975.

[9]Robin A L，Foster S L. Negotiating Parent-adolescent Conf lict：A Behavioral-family Systems Approach[M]. New York：Guilford Press，1989.

[10]Cox M J，Paley B，Harter K.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M]. In J H Grych& F D Fincham（Eds.），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Child Development：Theory，Research，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249-272.

[11]Trevarthan C，Hubley P. Secondary Intersubjectivity：Confidence，Confiding，and Acts of Meaning in the First Year[M]. In A Lock（Ed. ），Action，Gesture and Symbol：The Emergence of Language. London：Academic Press，1978.

[12]Erickson E H. Identity：Youth and Crisis[M]. New York：W W Norton and Company，1986.

[13]Ainsworth M D S. The Development of Infant-mother Attachment[M]. In B M Caldwell & H N Ricciuti（Eds. ）， Re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Vol. 3.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14]Bowlby J. Attachment and Loss，Vol. 3：Loss，Sadness and Depression[M]. New York：Basic Books，1980.

[15]Sroufe L A，Waters E. Attachment as AnOrganizational Construct[J]. Child Development，1977，48（4）：1184-1199.

[16]Derrida J. Of Grammatology（G. C. Spivak，Trans. ）[M].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4：29-30.

[17]Zhang W，Fuligni A J. Authority，Autonomy，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among Adolescen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Research onAdolescence，2006，16（4）：527-537. [18]Tafarodi R W. Paradoxical Self-esteem and Selectivity in the Processing of Social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8，74（5）：1181-1196.

[19][德]阿尔弗雷德·舒茨 . 社会实在问题[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91.

[21]Symonds P M. Some Basic Concepts in Parent-Child Rel ation s hip 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1937，50（1）：195-206.

[22]刘向辉 . 儿童的意义世界及其特征与价值[J]. 学前教育研究，2017（12）：58-60.

[23][美]乔纳森·特纳 .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M]. 邱泽奇，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4][25]刘向辉 . 儿童意义世界的生成及其对现代儿童教育的启示[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0（4）：42-48.

[26]Barnes H L，Olson D H.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and the Circumplex Model[J]. Child Development， 1985，56（2）：438-44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杜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