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戒中心里，看到了防沉迷的另一种希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边码故事（ID：tech-kk），作者：饶一晨（香港大学人类学博士/密歇根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原标题《在网戒中心，网瘾少年开发了一款游戏》，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年7月，香港大学人类学博士饶一晨在一席做了《网瘾少年与网瘾中年》的演讲。

演讲结束后，有一位现场听讲的母亲找到他，连珠炮似的抛出了一连串问题。

“照你这么说，网瘾主要还是家长的问题？” 

“可是这些游戏真的很可恶，设计得太好玩了，我每次看他一连玩几个小时，就让他别玩了。他就要跟我吵，闹别扭，你说怎么办？打又不能打，骂又不能骂，难道真的要去看医生吗？”

“我也试过让他去学围棋，学书法。但我感觉，和手机、ipad相比，那些对他来说都不是事儿。每天ipad就跟长在他手上一样，游戏怎么可以那么好玩？” 她叹了一口气。

这名母亲所遇到的问题，其实是这一代父母的典型困境。

2014年，饶一晨开始做关于网瘾的田野调查，这些年来，他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父母，他们有相似的忧愁：尝试了无数方法，希望孩子可以不那么沉迷游戏，比如给他们报“兴趣班”、请“教育专家”给孩子做思想工作，让孩子向“别人家的孩子”学习。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这些看似无解的沉迷背后，有哪些更深层的游戏哲学和社会思考——游戏对于青少年来说究竟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社会功能？为什么有些电子游戏让人欲罢不能？我们的社会需要怎样的游戏、教育、和“游戏教育”，来摆脱“网瘾”的恶性循环？

在网瘾治疗机构里面，通过观察网瘾少年自己开发的一套游戏, 他发现了这个可能的答案。以下是饶一晨的自述。

1. 钻空子 

一席演讲结束后不久，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这个措施不可谓不及时。一方面，培训机构被关停；另一方面，网游时间被限制。家长所面临的“鸡娃”压力在短时间内看似小了不少。但同时，我从家长和老师的口中，听到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反馈。

黄女士是华北某重点高中的学生家长。她告诉我，虽然现在孩子们无法随时玩王者荣耀和“吃鸡”，但他们依然找得到新的“打打杀杀”的国外游戏，比如说他们会去Steam平台上找一些相似的游戏，或者干脆就去看游戏视频。

黄女士的孩子还算不错，虽然经常打游戏，但不能说沉迷。他还经常会来提醒父母不要看“抖音”，说那都是不健康的娱乐。但每年开学，家长群里面都会传，说又有哪个孩子因为网瘾问题和家长闹翻，最后甚至跳楼。“你说这些网游害了多少家庭？如果这些青少年这么喜欢去‘打仗’，为啥这些网游公司不直接送他们去战场上体会一下？也许马上就断瘾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恨恨的。

学校的老师们也有着相似的反馈。

李老师在大湾区一所私立寄宿中学教书，这位八零后，小时候也是看武侠小说、听评书长大的，最痴迷时，他满脑子都是武侠角色，但这也不影响他认识到武侠世界是虚幻的。后来，他成了一名教师。有相似经历的他，能理解青少年为什么会被这些虚拟世界所吸引。

但不同的是，这一代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成长起来的孩子，所接触到的虚幻世界更精彩、更复杂。他们在逃避成人的管控上也更“聪明”——李老师说，学生们有各种方法绕过规定，一名高二男生告诉他，游戏限时对自己是无效的，他可以在手机上用加速器玩国外的游戏，他玩的是世界第一的游戏，CS：GO ，有20亿玩家。

李老师也从这个男生那里了解到，班上有十几个同学在玩这个游戏，但远远谈不上沉迷和上瘾，玩一会就累了。还有的学生，为了躲过父母的掌控，会隐藏手机里的游戏类APP。

2. 我有时候真觉得手机变成了我们的义肢

在李老师工作的学校，学生家庭相对富裕，家长能够付得起高昂的学费，但他们工作繁忙，手机几乎是孩子唯一的陪伴。在缺少情感连接的状态下，学生很容易产生厌学情绪。

按照规定，学生的手机从周一到周五要上交给老师，但他们总有办法再私藏一部手机。

这个9月，刚开学不久，就有家长来给女儿申请休学。这位女生晚上刷手机，白天睡觉。老师问家长怎么不管，家长说，只要一管，孩子就要死要活，说没有手机活着没意思。花钱让她去做心理咨询，1500元一个小时，但根本于事无补。

对于手机的使用，黄女士也有类似的观察。

她说，打游戏只是孩子网瘾的一方面。手机越来越普遍，要禁止他们用手机是不现实的。她的孩子就读的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比较开放，所以，即便他们不能玩王者荣耀和吃鸡，还是会用手机去做各种社交、娱乐，或者玩一些不被禁的游戏。他们会讨论怎么用“加速器”去玩国外的游戏，看国外的视频。“他们接触到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这些家长所不能了解的，特别是一些国外的信息不受控制，他们在这个年龄段很难判断其中的是非。” 

听完我之前在一席的演讲，黄女士所在的家长群里也在讨论，之前看到的那些因为手机和游戏引发的家庭悲剧，孩子与外界的情感连接“短路”了，没有得到来自家长和学校的正向反馈，走向了极端。

同时，家长也意识到，自己也是手机的重度使用者，甚至他们推崇的奥数名师，也是游戏的高端玩家。当小孩看到这些成人的“反面教材”后，他们更加无法听进家长的说教。

黄女士反思道，“我有时候真觉得，手机变成了我们的义肢。” 家长们一方面离不开手机，一方面还依赖手机或ipad来管理孩子。这在我所研究的机构里，被称为是“家长们用更容易被满足的物质需求，去试图填补孩子的精神不满”，解决的是家长因为很少真正陪伴孩子所引发的焦虑。

孩子没人照顾或者大吵大闹时，手机往往就变成了哄娃利器。逐渐地，手机也变成了孩子所依赖的情绪调节器。当家长和学校给他传递压力时，他就用手机来暂时屏蔽掉那些压力信息，让自己沉浸在只属于自己的“快乐星球”里。

3. 游戏如何成为“快乐星球”？

站在时间的长河里回顾，自从21世纪初，互联网走进中国家庭，关于网瘾的讨论从未中断。每隔几年，社会上就会因为网瘾少年、网瘾治疗、反沉迷等议题掀起一番激烈的讨论。

2013年，我开始做人类学研究，选择了网瘾这个议题——因为刚脱离青春期不久的我，同样也曾是游戏的重度玩家。当听到有同龄人因为玩游戏被送去“电击”的时候，我感到的不仅仅是愤怒和不解，还有从人类学角度生发的好奇：同样是打游戏，为何我会被看成是“好学生”，而一些人则会被标签成“网瘾少年”被家长送去治疗？

于是，我想办法进入了某一线城市的网瘾治疗机构进行了田野调查。我发现，在这个机构里，每个“学员”和他的家庭陷入“网瘾”困局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背后又有着一些规律。

在机构里，“网瘾”往往更多在“诊断”层面发挥作用，被送来的学员里既有网瘾问题为主的，也有很多是以“厌学”、“叛逆”、“早恋”、“品行障碍”等原因被送进来的。而这些青少年在治疗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他们的问题核心其实是同一个——因为逃学、打架、早恋、打游戏等行为，引发了剧烈的家庭冲突。

对于机构的咨询师来说，“网瘾”和其他的“不良行为”是表象，问题根源在于孩子的成长环境。当然，机构能够处理的仅仅是一个人的家庭微环境——通过给孩子和家长同时做心理咨询和心理教育，使这种微环境能发生一些积极的改变。而更大的环境是机构无力改变的：例如学校环境，以及学校之外丰富多彩的世界，包括虚拟世界。

晓康，一名16岁的学员，跟我讲述过他是如何一步步“染上网瘾”的：

“一开始，我跟朋友在玩‘LOL’（英雄联盟），真的是为了排解学习的压力，而且那时候全班男生都在玩。我不玩这个游戏，真的会没朋友了。当时我是真心想要在操作上进步，和朋友们一起赢得游戏，升级段位。所以我玩LOL的时候就必须要非常投入。

可是，我妈就很烦，每次我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来喊我，叫我去写作业、去吃饭。我打一盘就要40分钟，好不容易玩一次，怎么可能玩一盘就算了呢？我玩的时候根本没法分心去回应她，有时候甚至会吼她，让她放弃打扰。她听到我吼，更生气了，一气之下拔掉了我的网线。

你猜我当时是什么感受？我当时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们团队本来是可以赢的，就因为她一拔网线，所有人都会因此“掉星”，我还会因此收到系统的警告惩罚。我跟她大吵了一架，直接就摔门出去网吧玩了。之后，我越来越习惯去网吧玩，虽然要花钱，甚至有时候我会骗父母的钱出来玩，但是那里自由，没有人会在我玩得正爽的时候来打断我，去拔我的网线！”

而站在晓康妈妈的角度，故事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她带着哭腔讲述了这一切：

“你不知道，晓康每次玩游戏的时候，感觉就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像个怪兽。以前他不是这样，小学时他很听话，总考班上的前几名，别人都说我们家晓康不用操心，以后一定清华北大。结果，他初二就跟着同学玩英雄联盟，每次一玩就停不下来，还一边玩一边大叫。

当时我们说他成绩还可以也就算了，孩子是要放松。但现在初三到了，马上就要中考了，他的数学成绩，可能靠着脑子灵活，还算可以，但其他科目都不行。中考要是没考好，进不了重点高中，他这一辈子怎么办？我也是为他着急，谁知道，越着急他越叛逆，经常逃学不回家，只有去网吧才找得到他……”

在这里，我们看到“网瘾”问题的形成并不只是“晓康遇上英雄联盟然后沉迷”这么简单。这里面我们看到要构成网瘾，首先需要现实与游戏世界之间的激烈冲突。

在当时的调研中有几条不容易留意的线索，值得我们去深思：为什么所有人，尤其是男生，都在玩英雄联盟？当时我研究的机构里面因为网瘾送进来的，几乎100%都是英雄联盟的重度玩家，他们日常讨论的也都是英雄联盟里面的英雄、操作、装备还有皮肤。为什么和网瘾相关的冲突，多出现在初三或者高三？为什么去网吧玩英雄联盟，会给晓康带来一种压力的排解感和自由感？

英雄联盟的成功，当然是得益于它精妙的竞争机制，以及酷炫的英雄形象、画面和游戏效果。玩过的人都懂这一点。每30-40分钟生成的虚拟战场，充满未知的刺激，每一秒的行动都会有反馈，每一次成功和失误都会带来局面的变化，影响最终结果。其战斗的激烈程度，让人全情投入，可以说，它确实像竞技类运动。

但同样是竞技类运动，为啥从来都没人说起“篮球”成瘾或者“乒乓球”成瘾呢？同样是竞争，为什么没有学霸被看成是“学习”和“考试”成瘾？

首先是因为，英雄联盟这类电竞运动，浓缩和增强了普通运动中的“心流”状态，并且无限放大感官刺激。如果说看武侠小说给来的刺激程度是50%，那么游戏带给人的刺激程度可能是500%。

同时，玩这个游戏不需要剧烈运动，没有明显的体力消耗和重复感。游戏操作用到的往往是一些“小肌肉群”，所以玩家更容易跟游戏机器之间产生高频、“短路”且快速的奖励连接。这种机制的“短频快”做到极致就是赌博机——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大型赌场集团早早引进了电竞项目。

当然，比起赌博机，英雄联盟需要的技巧更高超，奖励机制也更加复杂，还讲究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它令无数人沉迷其中，忘掉现实的苦痛，所以媒体会称之为“精神鸦片”。

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如果这类网游是“精神鸦片”，那么社会上的精神鸦片实在是太多——网络小说，偶像文化、视频娱乐、综艺网剧、甚至是购物软件，试问哪个不在提供这类的沉迷感，所以问题的关键应该是，为何这些和我们日常生活脱钩的幻象世界，会在当下更加蓬勃发展，成为一种让我们超脱现实的工具？

这也就来到了另外两个问题——为何网瘾更多在初三和高三生的家庭里出现？为何去网吧玩英雄联盟对晓康来说是“快乐星球”？

因为，只有当我们对生活的世界感觉到贫乏、失望、焦虑和不满的时候，那些代表着自由、全能、轻松、富足的幻象才会占据我们的身体和意志。

对于初三和高三生而言，一旦他们的学习生活被单一的升学压力填满，同时又缺少良性反馈时，这些幻象便是拯救他们的“快乐星球”。在里面他们通过游戏去合作竞争，不会感觉到来自于成人审视的目光。在游戏里，他们有进步的空间和赢的可能，因为系统的匹配机制，让他们可以找到和自己相当或者比自己更弱的对手。

一种更舒适的正向“短路连接”，替代了之前那种充满压力的负面短路连接。

4. 一种自由的幻象

当然，这些负向的压力，其实并不完全来自于家庭和学校，而是来自于逐渐“内卷”的社会。这种恶性循环将人一步步推向“不成功便淘汰”的二元对立深渊。

在那家戒网瘾机构里，我认识了一名从大学退学的学员，他叫昌文。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你觉得网瘾真的是家长的问题吗？”我当时愣住了。因为我在机构看到的更多是，孩子的网瘾很大程度上与家长相关。

那之后，他告诉了我他的故事：“我算是主动来机构治疗的。我爸妈也没有逼我过来。我以前是我们那个县城高中的优等生，爸妈也很以我为骄傲。可以说，我高中没有接触过任何游戏。但我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后，我发现我选的专业并不是我最喜欢且擅长的，而且一下子跟那么多精英竞争，根本就没有赢的可能。逐渐地，我丧失了以前那种出人头地的幻觉，失去了学习的动力，不去上课，不去考试，每晚去网吧通宵玩游戏，白天就回寝室睡觉。

我第一次在网吧打游戏的时候就觉得，哇，感觉自己来到了宫殿，我就跟国王一样。在游戏的世界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无比自由，有那么多游戏可以供我选择！而反观我的现实生活，看似有自由——我努力学习，自己选择了学校和专业，但是实际上，我被我脑海里那个完美的我给束缚住了。一旦我做不到那么完美，就会陷入恐惧。后来直到我挂科退学，学校给我父母打电话，他们才知道我一直都没去上课，而是在打游戏。”

在这里我们看到，昌文的父母并没有去逼昌文学习，所以，他的网瘾的确不是父母的直接责任。但父母和社会的隐形期待，以及这些期待背后的竞争意识，其实不停在营造一种自我的幻象，约束着昌文的人生，令他找不到内心真实的学习动力。一旦这种幻象支撑不住，他不得不将自己推进另一个幻象中，去维持自己的生存。

我们不能奢求社会会在突然之间变得不那么“卷”，不那么有压力。但也许，我们可以期望现实和游戏之间的落差没有那么大。一方面，游戏的世界可以不那么完美，另一方面，现实也不那么幻灭。

起码，在青少年教育的层面，我们能否尽可能地减少一些功利化的成功幻觉，更少地用外力去激发青少年的成功欲望？我们可否真的让青少年对学习这件事情产生兴趣，而不是去学习之外寻找乐趣？我们可否让教育回归人们真实的需求和期待？

另一方面，我们的“素质教育”不应该停留在培养其他能力的“兴趣班”，而是真的让人学会如何去玩，如何去获得快乐。我们也许需要另一种游戏哲学，让游戏不再是那些对现实绝望的孩子排遣压力的工具，而是一种通过“玩”这件事，去实现有机的社会化与人际交流？

5. 社会化的游戏和有机的游戏教育

通过玩，去实现孩子们有机的社会化，这可能吗？

在网瘾治疗机构时看到的一件事告诉我，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当青少年们进入了网瘾治疗机构，当然是被禁止玩电子游戏的，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一些纸牌游戏，甚至用三国杀来作为日常娱乐。后来教官们发现，在他们在玩三国杀之后，明显军训时的集合速度降低了，三国杀也被没收了。

此时，学员们并没有绝望，他们开始自己研发游戏，甚至是根据机构的情况模仿“三国杀”，开发出了一套属于他们的桌游，叫做“机构杀”——把扑克牌的表面全部撕掉，重新在上面创作各种人物卡、行动卡和装备卡。

图 | 网瘾机构学员开发的桌游“机构杀”

游戏里的人物卡，画上了学员中的每一个人，再加上机构里的教官，医生甚至主任。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技能，没有谁优谁劣。甚至是他们私下讨厌的教官或者医生，他们也并没有故意将他们设计得很烂。

而原先三国杀的那些行动卡、装备卡和锦囊卡，也全部都替换成了他们在机构里面的日常生活，比如“闪”变成了“逃跑”，“杀”变成了“打架”，“桃”则变成了面包，原先的“赤兔马”变成了“耐克鞋”，“方天画戟”变成了“扫把”。

图 | 网瘾机构学员开发的桌游“机构杀”

游戏的玩法和三国杀类似，都是充分利用不同的角色特点取得优势，互相配合取得角色的胜利。但机构杀更大的乐趣是——学员可以通过抽卡，扮演机构里的其他人，甚至是机构的教官和医生。

通过设计和参与这个游戏，孩子们对彼此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在所有成人都预料不到、甚至不知情的情况下，展开了一场自发的疗愈。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反观目前游戏的消费品化，教育的异化，以及有机的“游戏教育”的缺失，能得到怎样的启发？

首先是人们对“游戏”二字的误解。在童年时期，儿童们有自发的游戏生活，但现在，游戏已经等同于电子娱乐，等同于“游戏产品”、“电子游戏”、“桌游”，意味着它是需要消费和购买的、充满刺激和竞争的、用来抵抗乏味且高压的日常的兴奋剂。它提供虚幻的快乐，对抗真实的生活。难道在电子游戏出现以前，这个世界上没有游戏吗？

当互联网被消费主义占据，并左右着人们的世界观和游戏观念的时候，其实在无形之中不断割裂着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把对快乐的冲动交给娱乐工业的同时，也让渡了主动创造和寻找乐趣的能力。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游戏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更是我们每个当代人的普遍困境。

这些问题都促使我们去反思和诘问，我们的社会如何才能给“机构杀”这种游戏创作提供更多的机会？

有网友评价网游禁令时说，“打掉游戏，中国会再错过一次技术革命！本来就落后20年了。”

但我认为，这种想法其实是被西方的资本浪潮带偏了。游戏作为“技术”根本就不需要“革命”。需要“革命”的是我们的游戏理念。如果追逐西方主流的游戏技术和追求沉浸效果的3A大作，中国的游戏只会再次落入消费主义的陷阱，成为浓度更强的“精神鸦片”。

这里我使用鸦片这个比喻，并不是想激发民族情绪，而是想提醒大家——即便鸦片也可以是药品，我们需要的游戏也并非“止痛剂”，而是帮助人能更平衡、柔韧地探索社会的媒介，从根源上去减小痛苦发生的程度和几率。

但同时，我也不认为网游要因此变得“绿色”——因为“网瘾”的形成和游戏内容本身关系不大，而是整个游戏设计背后的深层意识。

社会本身是复杂的，一个能让青少年了解和探索社会的好游戏，应该植根并调动他们的能动性。像“机构杀”一样帮助实现有机的社会化。

所以，我们是否在棒打网络游戏的同时，也需要反思以成绩为单一导向的教育方法？异化的学习体验，让学生感觉学习是“设计得很烂的游戏”，也令家长感觉到，游戏是学习这一至高无上任务的敌人。

以及，除了打破以赚钱和流量为第一要务的游戏开发生态，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探讨什么是更有机的游戏？

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游戏设计者，聪明的青少年，耐心的教育工作者和经验丰富的青少年服务机构，大家可否坐下来探讨，有没有不一样的游戏哲学，怎么让有机的“玩”和探索，不再停留在高端的学前教育机构，而是嵌入每个人的社会生活？

同时，我们能否让青少年在减负之余，可以得到更多自主探索的空间，让取得一个优秀的高考成绩，不再成为唯一的好选择？网瘾少年们并不是逃避竞争本身，而是厌倦或畏惧着那个看似没有终点的、缺少人性的单一赛道。

总会有“更爽更刺激”的游戏和娱乐出现在青少年的视野里，可如果他们在现实中能够获得更多支撑与温暖，他们就不容易被幻觉麻痹。网瘾也不会成为一个如此巨大的社会问题。

孩子如何游戏，是一面镜子，反映的是大人们如何生活。而一个真正的“快乐星球”，不会凭空而来，需要人人都参与建造。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受访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边码故事（ID：tech-kk），作者：饶一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