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你不能弯腰下跪，就别谈创业挣钱

很多人都知道，冯叔（冯仑）是1991年在海南“下海”创业的。在创业之前，他在体制内工作。对他来讲，创业就像是踏上一片新大陆，一切都是未知的，而这趟旅程的第一课，叫做拉下脸面，然后借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ID：fengluntalk），分享嘉宾：冯仑，原文标题：《冯仑：借钱 | Ｂ面故事》，题图来自：冯仑供图

风马牛年终秀“B面故事”之“冯仑：借钱”

以下，是冯叔讲述内容的文字版：

1991年的海南，街上的人很多，但楼只有三层高。没有红绿灯，牛车跟奔驰一起在街上走。所谓“十万青年下海南”，满街都是人，去找工作的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海南人才交流中心的门口，有两个人摆摊，一个叫“不回头饺子馆”，另一个叫“绝不走小吃铺”，在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里边弄了两家店，“绝不走”、“不回头”，挺会做生意。

我一直在想，那么多人为什么要去？就一个词：自由。

到了海南，首先没有人认识你，这就叫自由。没有人认识你，脸皮就可以厚了。人脸皮薄是因为都认识。同学、街坊、发小，你干点啥事，脸皮薄，没法干了。跑到海南，没人认识，就没脸皮这个事了，于是自由了。

我刚到海南时候，感到很快乐。自由带来了快乐，快乐就在这。所有在内地时的那些面子、金钱、体制，这会儿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一直觉得自由太重要了，它让你有选择的机会，让你有犯错误的机会，让你有对自己说努力一下，牛逼一下的机会，也让你有不怕别人嘲笑的机会。

所以在海南，大家把这事聊开了：“你别跟我说以前多牛逼，今天多惨，咱就都从头来，全都是一样的。”自由带来了平等，多牛逼的人到这都没钱，大家就平等了。

冯叔（左一）和他的创业伙伴易小迪（左二）、王功权（右二）、潘石屹（右一）

我们刚开始有做公司的想法时，就面临这个问题：真的没有钱。

大家都说，“你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凑一下。”那个时候不觉得是借，反正就是大家凑钱干一个事，最后都在一个锅里吃饭。

我去海南之前，跟刘军在北京新大都饭店聊了一下，我说，“咱得回去找，看有钱没钱。”

然后我们俩就在新大都给王功权打了个电话，跟功权说，“我们想自己干，得你来当总经理。”功权想了想说，“可以。”

然后我就回海南了。我找到小易。在一个有海南火锅，晚上宵夜的地方，跟他说这个事，“我们得自己干。”然后我说，“你这还有多少钱？”

“我觉得有个七八千块钱”，当时他开了个印刷厂，离婚证、工作证，什么都印。

最后他敛了一下，有七千多块钱，这个钱就全部拿来我们这办公司了。

还有王启富，向他哥哥借了五千块钱。然后，王功权跟他岳父借了几千块钱。我在一个公司领了差旅费，有小一万块钱。总之，我们凑了凑，有三万块钱。

当时都不知道我们是要办公司，因为当时没有借钱创业、办公司这个概念，都以为是生活有困难，所以才借钱。结果我们没有拿钱去生活，我们就干这事了。

那时候借钱唯一的理由就是为了生活，没有人说借钱是为了创业。但我们就这样，用三万块钱，1991年，我们就开始注册公司，开始发展，折腾起来了。

我们有了这三万块钱，当然就要去办执照。那个时候，办公司办执照有几个特别困难的事情。

第一个，得验资。得在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有一个账号，比如，我们注册1000万，就得拿1000万放进账户里去，哪怕你马上就转走了，但是会就有一个进账单和出账单。

我们当时通过一个朋友帮忙，找赛格信托借了1000万，用一天。上午进去，下午出去，就有进账单出账单了。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在海南，这种生意挺多，有钱的经常给大家借注册资金，用一天，利息很高。

第二个事，需要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我们就求会计师事务所这个人，因为当时找他的人很多，我们好不容易求到他，让他尽快出一个验资报告。找他，那会儿他爱玩，我记得是在海口，泰华宾馆还是在哪个边上有个歌厅，我们就陪着他去玩。

很简陋的歌厅，不像现在的装修这么豪华，还有这么多复杂的服务，当时就是唱歌，歌厅半黑不黑的，我们就陪他玩，快一点了他才走。可是要买单时我们没钱了，没钱，人家就把我和功权扣下，然后其他两个人出去借钱。一直借到三点多，才把钱借回来，我们俩才被赎出去。

因为我们原来也不懂这事，第一次去，不知道唱歌要花这么多钱。那一晚上，一共大概花了三四千块钱。

第三个事，工商局要求不能注册皮包公司、三无公司。三无是指无场地、无资金、无人员。工商局怀疑我们是三无公司，今天来看，我们当时确实是三无公司，但我们要拿执照，前面的关都过了，就剩最后一项了。最后人家说要来看一看，“看看你是不是三无公司”。

我们就找了一个像模像样的能坐的地儿，找了些农民工，每人发一件白衬衫，坐在那儿，还告诉他们不许说话。工商局来了个人，看了一眼，“你们那挺好”，有个办公室，还有几个人，“行了，ok了”，回去就给我们办了执照。

拿到执照以后，我们哥几个坐在路边上，就有点惆怅，执照拿到，口袋里钱也没有了，剩下三五百块钱，接下来干还是不干，怎么干呢？

后来我们说，“那得干啊，前面花这么大劲，已经欠钱了，只有干了，才有可能还钱。”那怎么办？没钱，再借，于是又开始借钱。

第一轮借钱是注册公司，第二轮借钱就是要开始做业务。

说起来也是偶然。我偶然在一个路边的大排档，听到一帮人在说“按揭”。我学文科的，对词特别敏感。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按揭”这个词啥意思，就跑过去问。就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你把房子抵押，然后银行再借给你钱，这是按揭。”

我一下就开了窍，知道了这么个事，于是我回去就跟哥几个商量，我说这个事可以办。我们知道海南国贸那边有个人在卖房子，有8栋别墅。我说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先付一部分，剩下的再贷款。那会都不懂，说“行，那试一试？”

先付多少呢？整个这8个别墅，他大概要1800万。后来我们跟他谈判，我们要先付500万，1/3不到。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在中国做房地产，用机构做按揭的，我们大概是第一个。

可是要按揭，还得借钱。我们的目标是要借到这500万。于是又开始去跟人借钱，先借了5万，凑合活了一段；然后又去借，借了12万；然后又要借，说借个20万，让我在北京找一朋友担保。

那会儿穷，请朋友来家吃饭。我当时住在魏公村青年公寓1555张维迎家。我们俩是大学同班同学，他出国了，我就住在他那儿。那是个筒子楼，一共是十几平米，厨房非常小。

然后我就把这个朋友请到家吃饭。那会穷，没办法，就让太太在家里做点吃的，他来我们家吃饭。然后喝了点酒，结果他喝得有点晕。就那一间房，没地儿呆，就把他扶到我们床上，然后我跟太太坐在沙发上，等着他醒。又不敢捅他，怕得罪他，因为要请他担保。太太就特别委屈，几乎都哭了。十二点、一点了，我们俩就坐那，看着，欲哭无泪。

好不容易快到两点的时候，他醒了。我赶紧说送他，那会儿也没公共汽车了，送他去酒店。边上有个大钟寺酒店，我陪着他从15楼下来，外面下着雨，打个伞，走了一站地，到大钟寺酒店以后，我没钱，我就跟他说，“先拿你钱开个房，明天我来结账”。当时他也喝得迷迷糊糊的，就说，“行”。安顿好以后，都三点多了，我自己一人走回青年公寓，又爬15楼上去。

所以我说，借钱是对自尊的一个挑战。之前我在体制内也算是一帆风顺，我差不多30岁，算正处级干部了，结果为了借钱这个事，凌晨三点多，把他安顿好，又走回去，爬15楼回家。还好后来这个人同意了，给我们做了个担保，盖了个章，借了20万。

在小时候，我还真没有说去找人借钱。那时候借东西特别简单，比如我们家住7楼，到3楼邻居家借个东西，用完就还了，没有觉得有心理障碍，因为这都是经常的事，而且就是个物件，借了，用完就还了，也不可能不还。

但做生意以后，的确，我从最初开始借钱的时候，就觉得在挑战内心的自尊。挑战的是自尊，不是口袋里的钱包。

当然我钱包里是零，我去借钱，钱包已经是很“苍白无力”了，但挑战的就是你的自尊。你能不能拉下脸，能不能跟人家说，“我没钱，但需要钱”，而且还告诉人家，“我需要这个钱，但我真的是没法给你保证，因为我也不知道未来能不能还”。

再一个，从我的内心来说，又不敢得罪，但同时又要张口。

在我们公司创办的初期，特别是前半年的时候，其实主要都是借钱。

我最感动的是，我们当时确实没钱，有一个手续要办，要回北京盖个章。我们六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走之前就说，“如果我盖不下来，我就不回来了，你们也别找我了。”

结果他走了以后又回来了，为啥？当时机票很难买，他没弄到机票，就回来了。我们心里特别难受。他就说，“我还得走，没钱了，但我也得走。”

买高价票呗，结果他又走了，而是还是这句话，“我要盖不下这个章，我就不回来。”

后来才知道，他把他寄住的朋友家里的录音机、录像机给卖了，偷着把别人家东西放典当铺给卖了，卖了1000多块钱，然后买高价票走了。就这样，我们一起折腾。

2011纪念创业20年（左起：冯仑、王启富、刘军、王功权、易小迪、潘石屹）

所以，作为一个创业者，其实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创业者应该都这样，对自己要追求的事情执着，另外牺牲，放下自尊，放下面子，为了活着，义无反顾，怎么都能忍。

所以我们在创业20年一块聊的时候，不约而同都想到的就是借钱。而借钱对应的一个词，是扛着，或者叫死扛着。

今天如果我们去创业，也会碰到这事，弹尽粮绝，没钱了，怎么办？扛着，死扛着，去借，弯下腰拉下脸借，就我开玩笑说的“弯腰下跪”，你不能弯腰下跪，你就别谈创业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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