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空白女侠（ID：kongbainvxia），作者：空白女侠（数据科学家，曾就职于顶级咨询公司，目前在国内一家私募基金担任投资VP），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前段时间我受邀参加了一个探讨如何提高现代年轻人就业率的会议，期间“灵活就业”这个词被提起了至少20多次。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到2亿人，线上工作受年轻人追捧，其中从事主播及相关从业人员160多万人，较2020年增加近3倍。

视频制作、网络主播、文案写手…...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蓬勃发展，孕育出丰富的就业方式，灵活就业也成为当下年轻人的就业新选择。 

而这2亿灵活就业，未曾提及年龄，职业和性别分布，弱化了人群的用户特征，让人不自觉的将2亿灵活就业人群，与产业结构转型下，优秀的“多面型”人才自然的关联起来，有一种春风吹满地的感觉。

我便想到了三个有趣的名称——“聚光灯下的人”、“近光灯下的人”和“远光灯下的人”。

一、聚光灯下的人

我之前的一名同事现在全职做B站的UP主，我很好奇地问他：“你全职做短视频，就不担心哪一天没有流量了，做不下去了吗？”

“担心也没办法呀，我现在一年可以挣下我以前七八年挣的收入，哪怕我哪一天不做UP主了，我把手头的资金拿来做点小生意都比打工好吧！”

“果然，你避开了打工人的内卷。”

“其实真不是，UP主超级卷，但是至少能多赚点，目前灵活就业人员不就是我们这帮人吗......”

灵活就业的这帮人，无论是直播电商的李佳琦，还是风头正盛的谷爱凌，亦或是我这位前同事，都是媒体舆论所称的，就业结构改革的“先行者”，而几乎所有这些“聚光灯下的人”，都吃了互联网的红利。

为什么说“聚光灯下的人”，吃了互联网的红利呢？

因为互联网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生产模式，导致社会更倾向于全面的个人技能，而非精细化的分工，从而进一步突显了个人价值，也进一步促使社会分配两级分化。

具体来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无论是在销售方式，用户触点，还是消费习惯上，原有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 原有的社会生产过程：先生产，后分配，再消费的过程。

  
  

• 互联网下的生产过程：边生产、边分配、边消费的模式。

例如，网红直播的改变了传统的线下消费渠道、分配结构，消费信用的普及，从原本后分配再消费的逻辑，转变为先消费、后分配。而在销售模式上，IP文化的兴起和抢购，变成了客户先消费，企业再生产的模式。

这种生产模式的改变，使得社会分工的概念开始变得模糊，原本的精细化分工，转变成对个人更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技能要求。网红直播带货，不仅仅要求主播懂销售，懂商品，更要求主播懂市场懂流量，懂选品懂采购，而这些并不是一个传统百货公司售货员所需的全部技能。

也正是这种多样性的技能要求，一方面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内卷，另一方面也使得在互联网趋势下，个人IP的崛起和网红经济的发展。

有趣的是，这种多样性的技能要求，更偏重于“独特性”，而非“专业性”，只要你长的好看，或者幽默搞怪，哪怕只是会飞扑克牌，也能成为“聚光灯下的人”。

对那些寒窗苦读数十载，走过千军万马独木桥的应试教育人才，这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和矛盾，甚至在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新阶级对立——谁也瞧不上谁。

我们总想当然的以为，父辈的成功可以复制，几十年如一日的走着父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老路。可未曾想到，时代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原本的崇尚科学，到如今的崇尚流量与资本。

“英雄不问出处”的草根逆袭天天都在上演，在巨大的财富造浪声中，这种焦躁与不满达到了顶峰。

而那些已经成为“聚光灯下的人”，又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呢？

一方面，网红经济本质上牺牲了绝大部分人的利益，换取少部分人的财富增值。由于社会分工的模糊化和技能需求的多重性，个人的IP就慢慢高于社会分工的需求，这便是互联网带来的聚光灯效应。

而头部的聚光灯越聚焦，收入分配就越不合理，这也是为什么直播电商天价税收罚款让吃瓜群众大为震惊的原因。

在天价回报的另一面，则是“去中心化”下的头部焦虑。

以前的央视广告就是现在的互联网定向广告，以前的口碑营销就是并夕夕的社交电商，以前的电视购物就是现在的直播电商，“新瓶装旧酒”的新玩法，本质上就是一种“去中心化。

反映在灵活就业上，便是小红书从明星KOL逐步转变成为素人KOL，开始形成红海市场。这批“聚光灯下的人”，仅仅是吃了互联网时代的红利，这种竞争力不一定能长期持续。

对于个人IP而言，哪怕强如papi酱，鬼知道这种红利哪天就消失了，如何维持这种IP的曝光和持续性的流量吸引，则成了核心的焦虑点，毕竟现在网红的生命周期短到不行。

你能够无数次梦到这样的场景：金字塔下有无数双手拖拽着你，迫切的想把你踩下去以此前行，而你却只能紧张的环顾四周，死死拽着金字塔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二、近光灯下的人

那些金字塔下的无数双手，我愿称之为“近光灯下的人”。那他们是哪个社会群体呢？

可以说 “近光灯下的人”为“聚光灯下的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在后工业时代，产生了一种社会新兴阶层，更年轻，也更有活力，他们便是“近光灯下的人”，其推动了灵活就业的迅速壮大。

赵皓阳的《资本囚笼》非常形象地阐述了这个社会新兴阶层——白领。

白领由专家、技术人员、教师、科学家、工程师、高等教育者、新闻记者、管理人员、知识分子组成。区别于传统的工人阶级，这些群体受过高等教育，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经济实力普遍高于体力劳动者。

白领被定义为“新型小资产阶级”——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说白了就是还是穷打工仔），但是生活、消费水平甚至价值观上，处处向真正的资产阶级看齐。

这个新兴阶层弱化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让无产阶级看到了阶级跃迁的希望，至少消费能力和社会地位上，“新型小资产阶级”接近于资产阶级，为人们编织了一个奋斗就有收获的美丽泡沫，而忽视了阶级差异的本质。

不同时代背景下，这种“新型小资产阶级”的产生方式并不相同。过去20年，在互联网和金融浪潮下，大量的从业者，只要加入这个赛道，就能收获极大的回报，NewMoney逐步代替了Old Money。

经过20年的发展，互联网也好，金融也罢，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期，无论是求职还是创业，杀出一片天变得异常困难。恰在此时，“聚光灯下的人”的成功，让广大年轻人看到了灵活就业的风口，似乎找到了通往“新型小资产阶级”的光明之路。

不幸的是，互联网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大部分人都产生了“他成功，我也可以成功”的错觉，而忽视了成功之路上的累累尸骸，以及“聚光灯下的人”背后的资源和运气。

大量的年轻人自以为是万里挑一的幸运儿，却迟迟无法获得想要的成功和收益，便不自觉的产生了一种“为什么我不行”的焦虑。

毫无疑问，“近光灯下的人”变得越来越年轻化，从白领到高校毕业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灵活就业。

一方面，2022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将再创新高。据央视新闻报道，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这是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超过千万。另一方面，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数据统计，2020年和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16%。

一方面，城镇新增岗位是否能够充分吸纳毕业生群体存在很大挑战，失业风险很大，另一方面，一旦灵活就业成功，便能带来极其可观的收益，风险回报很高。

而年轻人，便是这种高风险高回报产品的最大买方。

哪怕是超高粘性的B站UP主，这项看似风光的职业，事实上只有少量最顶级的UP主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盈利模式，更多的UP主则面临着变现困境，最后彻底放弃了这条道路。

“近光灯下的人”大概只有体会过幕后到台前的辛酸，才可能放下执念，相信自己的平凡。

三、远光灯下的人

如果说“聚光灯下的人”和“近光灯下的人”，是内卷时代焦虑的集中体现，那“远光灯下的人”，则面临的是生存的考验。

这类更为广泛的群体，毫无疑问，是被时代牺牲的一批人，被迫从事灵活就业，无论是外卖员、滴滴司机、保洁阿姨、以及农民工兄弟，他们正被迫扮演这样的角色。

正如远光灯下的投影一般，轮廓依稀可见，却看不清面貌，勤勤恳恳，却无处发声。

前段时间，我发现家里的保洁阿姨来家里打扫的时间越来越晚了，有时候要晚上11点才来。我忍不住问了阿姨，为什么最近越来越晚了。

“姑娘，我现在要打三份工，早上要做服务员，中午到下午要跑外卖，晚上抽点时间做保洁。”

我大吃一惊：“你之前不是就打两份工吗，服务员和保洁，怎么又做起外卖了？”

阿姨边擦桌子边侧头跟我说道：“因为家里有两个老人，公公生病了，需要长期卧床吃药，婆婆在照顾他，再加上我们有两个小孩，都是在上学的年纪，也要花销，再加上我自己的爸妈，也要每月寄点生活费回去。我和我老公的工资需要养四个老人+2个孩子。”

听完之后我瞬间感到窒息：“那你和你老公没有兄弟姐妹分摊赡养父母的费用吗？”

“有的，但是家里四位老人，有两位有病缠身，每个月医药费+生活费，哪怕是有兄弟姐妹分担，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生两个，不像以前有六七个兄弟姐妹。”

我点了点头：“还有小孩的教育费用和日常用品对吧。”

“嗯嗯，现在小孩开销都挺大的”，阿姨擦完桌子，又麻利地去擦电视柜。

“那阿姨，你为什么不找一份全职工作呀，一个人打三份工，跑来跑去多累啊！”，我感到一丝不解，继续问道。

阿姨说：“我之前就是在五星级酒店里做客房服务员的，那时候做得挺开心的。每天工作八小时，回到家了还能炒几个菜陪孩子做作业。”

“那为什么现在不做了？”

“因为工资太低了，一个月三千五，包吃。完全没办法支撑起我们二拖六的家庭，家里老人自从生病后，我们就开始欠债了。”

“所以你就出来了？”

“嗯，我现在打三份工，每月拿到手有大概8千左右，勉强可以让家里的经济条件缓和一点。”

“那你老公呢？你老公不是也能赚钱吗？”

“他开滴滴的，目前一个月挣七八千吧，能到达一万是很少的。”

“那还不错吧，加起来的话。”

“我们在老家的房贷一个月是四千块，扣除老人的医疗费用，小孩的教育费用，再加上我和老公日常的开销，其实没存下多少。”，阿姨突然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不再追问，开始陷入沉思。面前这位保洁阿姨来我们家做了一年，她仅大我5岁，刚来的时候发现我衣帽间乱七八糟，顺手帮我做好收纳，从那时起，我便认定这位保洁阿姨了。没想到作为同龄人的她，身上背负起如此生活重担。

四、远光灯下的零工经济

这群数量庞大的“远光灯下的人”，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被动选择灵活就业的，用一个曾热极一时的词——“零工经济”，则更能反映当下他们的处境。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一本书，叫做《北京折叠》。该小说讲述北京在未来按照社会阶层被分成三个空间，生活在第三空间的垃圾工老刀，为了让自己的养女可以接受教育，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三个空间之中为人送信。

在此过程中，他看到了上层嫁入豪门的年轻女性对中层依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年轻大学生的玩弄，也被从第三空间奋斗到第一空间的好心人出手相救，在历经艰险之后终于回到第三空间。

这本小说在城市的空间和时间上双重折叠，映射出当代社会中人们对于阶层割裂趋势的深切焦虑。无论是底层和中层，担心的无非是如上述所说，人到中老年，被时代抛弃，被资本牺牲。

零工经济的压力，大约来自于两方面。

一方面来自于产业结构的转型，特别是由于数字化和智能化的逐步落地，大量的基层岗位被技术和算法所取代，黑灯工厂的出现，则凸显了这种趋势。

不可避免的，第一第二产业的从业者逐步转向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相较于前两者，无论是空间结构上还是社会分工上，更趋于零散化，类似餐饮、零售等行业本身就属于零散经济的典型代表，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灵活就业的比例。

而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曾经的美好愿景——开放、包容和普惠，在资本的加持下，演变成新型的“圈地运动”。餐饮、零售等传统零散经济经济，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实现了传统经济的规模效应，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规模效应的变动成本极低，利润无限接近于收入，在资本市场带上了“高增长”的皇冠。

在以GMV为核心目标，以费率为商业模式的平台型经济，被冠以“新经济”的典范，在资本的欢呼声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造富神话，以至于到后期，资本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收入增长，先撒钱圈人，后创收上市，通过一个个美丽的资本故事，实现上市的快速复制。

而在这场互联网造富神话中，涓滴经济学（又称里根经济学，指鼓励较富有的个人投资于经济，从而为下层阶级提供利益）并未奏效。在资本欢呼新时代的背影下，一边是勤勤恳恳打着“零工经济”的傀儡，一边是大数据杀熟的无限量韭菜。

在资本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背景下，其控制的资源和流量必将进一步导给头部。企业不得不将原本给央视的广告费，给业务员的差旅费和工资，给了互联网平台，给了短视频作者，给了MCN公司。

那些曾经在企业里，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拼命灌酒哄客户开心的中年人，突然发现，自己并非被后浪拍死，而是这片水域中，海水已不复存在。

这种新经济对企业而言真的也有利吗？未必，直播电商无非是一种新媒介下的新销售模式，企业不参加不行，参加也不行，变成了两难的境界。企业还未踏入互联网新零售，却已经不得不屈服在互联网新贵们的铁蹄之下。

无论是服务员、保洁还是外卖，阿姨的零工模式，都来自于互联网的“施舍”，在互联网高效匹配供需的背后，平台以手续费或佣金的形式，进一步榨干了阿姨的剩余价值，“效率”的另一面便是“不公平”。

一边是造富神话下的资本快速膨胀，一边是平台垄断下的“零工经济”陷阱。在层层分包模式下，既享受不到劳动者应有的权益，却不得不打着多份“零工”，被迫延长工作时长，以应对“通货膨胀”下的基本生活开销。

与其说他们是被时代抛弃的人，倒不如说他们是被资本榨干的人。

2020年的美国大选，Andrew Yang提出了UBI——提倡国家应该为普通大众提供“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所有人均可享有同等数额的基本收入，以保证人们的基本生存的核心竞选纲领，收获了一大票粉丝。

相比于美国竞选者的张嘴就来，而我们国家则是脚踏实地在为人民谋未来。在“共同富裕”大背景下，我们不再追求单纯的增长，而是在公平前提下的高效。无论是互联网反垄断，还是餐饮纾困方案，这便是一种“新希望”。

五、一点感想

在国内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灵活就业确实有其适用性，我们应看到灵活就业对于时代的推动作用，也应看到灵活就业背后，那些被资本压榨的普通人，那些被时代抛弃的中年人。

其实，站在不同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大家都很委屈。

国家委屈没人懂国家的不容易，既要保就业，又要控制通胀，还要经济结构转型，供给侧改革，实现双循环，更要担负起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任。在经济学理论上，真的很难做到既要也要，很多宏观政策带来的趋势影响，本身就带有矛盾性，比如菲利普斯曲线，体现的是低失业率和高通胀率的关系。

个人也委屈，年轻人觉得看不到希望，要不躺平混日子，一眼望到退休生活，要不在灵活就业的赛道上赌一把。中年人也觉得委屈，担忧35岁中年危机，现在年轻人卷的厉害，后浪推前浪，随时都被替代的风险，兢兢业业却换不来一个安稳幸福的人生。

关于未来，我们虽然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但我们可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相信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而我们也终将成为这段关键历史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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