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远川研究所 （ID：caijingyanjiu），作者：戴老板，编辑：李墨天，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19年早已远去，但我在疯狂地怀念它。

这是很普通的一年，这一年的天干为己，地支为亥，“己亥”年在历史上远远比不上“甲申”和“庚子”这些顶流，翻遍有秦以来的37个乙亥年，也只能找出曹魏伐吴、遂城之战、虎门销烟等少数几个有名有姓的事件。

这一年风调雨顺，粮食产了13277亿斤，人口添了1465万，GDP增加了6.1个百分点，没有惊喜但也没有失望，精神紧张的人虽然抱着“逢九必乱”的警惕，但广袤的大陆除了南方的某个城市，其他地方似乎都是国泰民安，河清海晏。

这一年是共和国成立的第70年，改革开放的第41年，92南巡的第27年，加入WTO的第18年，这一年国足仍然输球，春晚仍然无聊，房价仍然很贵，炒股仍然很难挣钱。相比宏大叙事，群众们更关心柴米油盐，历史的波澜似乎离我们很远。

这是普通的一年，这是平淡的一年。

一、繁荣

是否会有人想起，2019年曾经是怎样的人潮汹涌。

比如刚一开年，就有1.04亿人走进电影院观看了大年初一上映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4月，又有8700万人去看了超级大片《复仇者联盟4》，到了7月，成本不到6000万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吸引了1.06亿人次观看，斩获50亿票房。

文旅部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这一年全国有17.27亿人次走进电影院，影院的老板们踌躇满志，大干快上新购置近1万块银幕，让全国银幕数达到了69787块，这些银幕放映了超过400部电影，其中有88部票房过亿，总票房则有643亿，这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的最高数据。

由于手握近100亿美金的票房，中国市场理所当然成为全球电影的兵家必争之地，比如《复联4》不仅提前北美两天上映，漫威还把美国队长、雷神、鹰眼和蚁人的扮演者请到了上海东方体育中心的首映式，10000多名粉丝挤在红毯两边尖叫。

各大景区也是人山人海。2019年国内旅人数60亿人次，平均每个中国人在这一年出门玩了4次，而全行业收入达到历史高峰——6.63万亿元，养活了2825万的直接就业人口，其中包括38943家旅行社和无数的酒店、民宿、餐馆和小商小贩。

那时候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跑去重庆吃小面和火锅，去广州吃双皮奶，去银川吃滩羊，去西安吃肉夹馍，去新疆吃大盘鸡和烤包子，去郑州吃烩面和胡辣汤，去沈阳吃烤鸡架，去成都吃兔头和蹄花，去吉林吃冷面和酸菜白肉炖血肠……

踏出国门的人数也在2019年达到了巅峰。这一年出境游人次高达1.55亿，他们在海外豪掷了1338亿美元，把济州岛的免税商场和东京大阪的药妆店一扫而空，曼谷的街头、巴厘岛的海滩、甚至仙本那的潜水店里都是摩肩擦踵的中国人。

中国人鼓起来的腰包的确藏不住了，在外面藏不住，在家里也藏不住。所有生意人，都沉浸在“消费升级”在憧憬之中。

2019年初一篇《月薪一万却吃不起车厘子》的网文刷屏，向大众普及了“车厘子自由”。而到了年底，人们愕然发现中国人在这一年至少吃掉了100万吨的国产车厘子和20万吨的进口车厘子，光后者就养活了智利一个国家50万的就业人口。

中产阶级们似乎真的在消费升级。除了车厘子，他们还在购物车里塞满了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挪威的三文鱼，秘鲁的青提和阿拉斯加的帝王蟹。他们在这一年更是买了2577万辆汽车和和3.89亿部手机，这两个数据均是历史峰值，至今未被超越。

其实，很多受疫情影响小的领域在2021年基本都收复了失地，不少行业数字甚至创出了新高。那些“至今未被超越”的数字，集中出现在旅游、餐饮、酒店、航空、电影等严重依赖线下和流通的行业，以及汽车、手机、家具这种耐用消费品。

当然，还有一种东西至今未能恢复的是：一种基于确定性预期的生活方式。

繁荣，不光是一种物质丰裕度的阐述，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根植于未来确定性的心理状态。人们小心翼翼地线性外推了过去几十年的生活曲线，把脆弱包裹在了各类“车厘子自由”的糖衣之下，并希望这层糖衣经得起大江大河的冲刷。

但当我们既有的生活方式遭到重大转折，然后去适应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这个过程必然漫长且难熬。我们有多无奈这个充满口罩、健康码和足不出户的今天，就有多怀念那个说走就走和人潮汹涌的昨天。很多记忆，截止时间停在了2019年。

在武汉举行的第七届军运会开幕式，2019年，电视截图

纳兰性德在400年前写过：当时只道是寻常。

二、扩张

2019年，一场猛烈的猪瘟袭击了大半个中国。

疫情在之前一年就露出苗头，随后成燎原之势，最后在2019年的1月——己亥猪年的春节之前——扩散到了全部的31个省份。2019年全年，全国猪肉产量减少1148万吨，下降21.3%，而生猪出栏5.44亿头，比之前一年整整少了1.5亿头。

养猪户们在猪瘟的寒冬中纷纷离去，但规模化巨头们心里想的却是同一件事：逆势扩张。出栏不到400万头的新希望宣称要扩张到2500万头，出栏1000万头的牧原则要扩张到4000万头，而出栏1800万头的温氏更是号称要冲击7000万头。

企业家并不是傻子，拿出真金白银来投资无非是深信一个假设：猪瘟是黑天鹅，但老百姓永远要吃猪肉，而且会越吃越多。

过去四十年那些熬过一轮轮宏观调控和产能出清的企业家早已总结出了心法：时代会厚待那些敢于在逆势下注的人。

养猪只是中国产业的一隅，除此之外的大部分行业，也都在按照以往的经验继续扩张。

海底捞是扩张的典型。2018年9月它登陆港交所，募资75亿，随后便开始了疯狂开店。其门店数量在2018年只有466家 ，2019年就增长到了768家，疫情发生后更是加速开店，2020年的门店数量飙升到1298家。当然，这是个悲惨的故事。

互联网大厂也延续了扩张的惯性。美团和拼多多都刚刚上市，手握大把热乎的美元，对阿里形成前后夹击之势；阿里则忙着筹划蚂蚁的上市，融资目标高达350亿美元；老对手腾讯则在猛追短视频，跟字节和快手两家新贵肉搏在了一起。

这些扩张的大公司即使步子太大扯到了蛋，未来也可以“组织优化”，也可以“集体毕业”，但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们的故事则截然不同。

2019年，国内创纪录地卖出了385万辆货车，其中包括117万辆重卡——这意味着有117万大货司机提到了新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个体车主购置的，里面又有大部分都是背了银行贷款。他们在遭遇寒冬时，画风远远没有大厂那么优雅和体面。

这一年，“酒店拼多多”OYO在中国把店开到了10354家，绝大部分都是个体旅馆和夫妻店的加盟。那些满怀憧憬的小老板们纷纷投入资金来翻新和装修，不到一年之后，他们中的90%就不得不转卖门店、枕头、床垫和被子来挽回损失。

老板们在扩张，打工人的生活也在扩张。

房贷毫无悬念的继续增长，但消费贷的增速则更令人咋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个人整体信贷消费的余额从2015年的19万亿，飙升至2019年的44万亿，年复合增速达23.4%，这个增速远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

加杠杆，为什么不呢？地产首富周末要陪行长们打高尔夫，餐馆老板资金周转要找民间借贷，中年夫妻换学区房得靠按揭，小镇青年买哈弗刷信用卡，在校学生买iphone用花呗，至少在过去的四十年，那些卯足杠杆的人似乎都赢了。

所有的扩张都离不开两个字：预期。人们敢于对未来加杠杆，无非是在内心中默认了未来的确定性，认为系统性风险只可能是小概率事件。人们大部分的决策都是一场概率测算，直到头顶上出现了一粒在统计学上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时代之灰。

而且更糟糕的是，当我们学会朗诵“时代的一粒灰，落到……”的时候， 时代往往会前来打断，说看我给你演个沙尘暴。

三、肥尾

在《黑天鹅》的开头，塔勒布交待了驱使他写这本书的故乡记忆。

塔勒布生于黎巴嫩名门，外曾祖父Nicolas Ghosn和外祖父Fouad Nicolas Ghosn均担任过黎巴嫩副总理，爷爷Nassim Taleb曾任黎巴嫩最高法院院长。当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时，家里的大人告诉15岁的塔勒布：战争几天就会结束。

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当时的黎巴嫩富人们纷纷预定了塞浦路斯、希腊、法国的度假酒店，从容地乘飞机前去暂时避难，等待战争结束。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战争持续了16年，15万人死亡，25万人伤残，90万人流离失所，100万人永久逃离这个国家，占人口总数的25%。

在黎巴嫩内战爆发前，这个国家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天堂：有对世界极度开放的政策，有西化的生活方式，有强大的时尚产业，有繁荣的经济和像加利福尼亚一样的天气。在塔勒布的回忆里，他的国家像一部适合拍摄007电影的旅游胜地。

但时代碾过一个国家时，所有人都会感受到车轮的力量。塔勒布家以前在黎巴嫩北部拥有大片土地，战争爆发后，家族的土地被强占，财产被瓜分，庄园毁于战火，曾经担任副总理的外祖父，晚年是在雅典的一处寒酸公寓里度过的。

在一次采访中他讲道：“我的一个邻居，1975年前往塞浦路斯（一个离黎巴嫩108公里的地中海岛屿国家）等待战争结束，20年后他还住在那里。战争结束后，黎巴嫩变成废墟，爆炸和袭击从来没有真正停过，很多人至死都未能重返家园。”

那些以为战争会在几天内结束的人，20年后还在等待。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场景。

多年之后，塔勒布成立了Empirica Capital，专门押注小概率事件赚钱。他在1987年股灾中获得财务自由后，又在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08年（次贷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中大发其财。

如果想学习塔勒布的财富密码，可以去温习经济学家Eugene Fama的肥尾效应（Fat Tail）理论，也可以研读塔勒布的弟子Mark Spitznagel关于“波动税”的分析，但这篇文章只想探讨一个事实：你觉得理所当然的繁荣，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牢固。

如果我们翻开中国的编年史，或者把我们过去四十年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就会发现一个事实：繁荣稳定的时代占比很小，而如果让我们在2000年的时间段里随机选择一个出生的年代，那么我们大概率会诞生在一个战乱、瘟疫和贫穷的时代。

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曾援引了牛津大学经济学家马克斯·罗瑟（Max Roser）的一段话：“如果你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出生年代，选择在过去数千世代中的任何时间都风险甚巨。过去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贫困中，人们无法躲避饥饿，饥荒经常发生。”

理解这个，我们才能一方面珍视繁荣的不易，一方面警惕繁荣的脆弱。

笔者作为80后，在过去的三十年多年里只攒下了一种经验：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我们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曾像父母那样体验过饥饿，在市场经济大潮的90年代里读书求学，在加入WTO后开始工作，在物质丰裕的时代里构建自己的生活。

但在过去的这两年，尤其是今年，很多人过往的经验失效了，确信的东西被动摇了，坚持的信念感到疲惫了。我们对增长和扩张有多依赖，就会对减速和停滞有多敏感。也有可能是世界已经改变，只不过我们还停留在旧日的时光里。

还是马克吐温讲的那句话最经典：让你遇到麻烦的不是未知，而是你确信的事，并非如你所想。就好比你确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会是一场摧枯拉朽的闪电战，结果发现闪电倒是真的闪电，只不过是马保国松果痰斗闪电五连鞭里的那个闪电。

这是我们审视2019年的真实意义：我们的经验被2019年（或者2020年）横刀截断，在此之前，过往的经验足够指导我们的生活、工作、创业和投资；但在此之后，一切基于过往经验的决策，都应该被重新计算，甚至推倒重来。

如果只是怀念昨日的世界，仍然遵循旧时的经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也站在了塞浦路斯的海边，等待一场永远无法结束的战争结束。

四、敬畏

很多人都怀念2019年，但没有人能回到2019年。

我们并不只是单纯怀念2019年的那些人间烟火，也不是仅仅怀念2019年的人潮澎湃，我们真正怀念的，还是疫情前的那种令人留恋的生活方式。但毕竟生活还要继续，宏观中观微观早已换了人间，我们需要重新计算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投资。

如果你是一个买房者，你要考虑自己的首付是不是过分地掏空了积蓄，你要考虑你的薪水能否支撑你的月供，你要考虑买房的投入是否会挤占其他的家庭支出，更重要的是，你要考虑如果极端情况下你失去收入了，这个时候你能撑几个月？

如果你是一个打工人，你要重新计算你的薪水增长曲线，也要重新归来那些消费是自己能负担的，那些是不能负担的。你不光要盯着自己老板，看他还能不能撑下去，更要观察同行，因为它们随时可能会“释放”出一堆跟你竞争的人才。

如果你是一个小老板，你要重视自己的现金流和负债表，重视自己每一笔支出和预算，你要重视回款，你的客户未必下个月还在，但你的银行肯定不会忘记催着你还款。当你雄心勃勃的想扩张时，多把极端情况在草纸上演算几遍。

我们现在提起2019年，自然会想到王兴那条极具预测性的饭否：“听到一个段子：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但这条饭否其实是王兴在2018年11月的时候转发的，他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2019年会发生什么。

我们站在2019年无法预测2020年，我们站在2022年，又凭什么能预测未来的五年？我们能做的，只有敬畏这个充满黑天鹅的世界：在一个过去经验失效的世界里，那些你无法理解的事情，只可能会越来越多。

刘慈欣在《三体》里写过：生存，从来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的确，没有什么东西是理所当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远川研究所 （ID：caijingyanjiu），作者：戴老板，编辑：李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