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记者的欧洲十年：黄油、盒饭与社会实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 （ID：EsquireStudio），作者：王磬，原文标题：《我的欧洲十年：黄油、盒饭、社会实验和一首诗 | 新秩序》，头图来源：原文作者供图

2022年2月24日，普京授权俄军在乌克兰进行“特别行动”，兵分三路进攻了乌克兰。随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已经持续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全球秩序也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正走向一个经济分裂的世界，也突显出一个政治上更分裂的世界。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将推出一个专题，“探寻欧洲价值”。这一组文章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从布鲁塞尔到伦敦德里，从北欧到南欧，从匈牙利到土耳其，以及，莫斯科。

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地方正在被各种力量摧残，希望在未来能看到更多远方的消息传来。但这一次，先让我们聚焦于欧洲。

今天是第一篇。我们邀请记者王磬讲述她在欧洲十年的经历。在我们的通信中，她坦言自己已有些写作倦怠，不止是写字这件事本身，也因为近来世界局势的瞬息变化，她身处其间，对如何自处的不确定，对表达意义的怀疑，那种说什么都感到不合时宜以至于失语的状态，也许我们此刻都能感同身受。

她说，讲述欧洲是一件多么诱人又多么不可能完成的工程。但她愿意试试，就从四个小故事讲起。

我与欧洲的四个故事

在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坐在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间咖啡馆里，眼前是欧洲珍贵的春天。我刚刚从匈牙利与乌克兰的边境回来不久，马上要启程去达沃斯做关于世界经济论坛的报道。

为了让我能维持一点点写作上的专注，我甚至刻意没有带手机出门，但仍然忍不住在电脑上每隔几分钟就刷一下微博。眼前的平静与远方的焦灼，是我作为一个人在欧洲的中国记者日常面临的割裂。

我到欧洲已经十年了。仍然常常想起，2012年2月，我降落在阿姆机场的那个夜晚。迎接我的是一场暴雪，把进城的铁轨和公路全部湮没，那是我看到欧洲大陆的第一眼。我拖着三个行李箱涉过雪地——那是我从北京带来的全部家当。那时我刚从北大毕业不久，收到了荷兰政府提供的一项全额奖学金，即将在一间古老的荷兰大学里度过两年时光，世界在脚下徐徐展开。

那时我没想到，我会是那项历史悠久的奖学金的最后一届，因为金融危机引发的次生影响让欧洲政府不得不紧缩开支。那时我也没想到，那种规模的大雪会逐渐在欧陆绝迹，因为气候变暖的影响在后来的这些年里日益肉眼可见。那时我更没想到，我跟欧洲这片土地的缘分并没有在两年后终止，而是一呆就呆了十年。

这十年间，我走出校园，成了一名记者，致力于给中国人解释欧洲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因着记者的身份，到达了很多有意义的现场，际遇了很多有趣的人；我也完成了一些职业和人生的转变，从青年走向中年。

2022年2月——在我抵达欧洲整整十年的时候——乌克兰爆发了冲突。那是十年之前的我不会想到的：岁月静好，阳春白雪，身处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之处”的欧洲，有一天会离硝烟如此之近。几天之后，我奔赴了波兰与乌克兰的边境做报道，在那里目睹了以百万计的难民流离失所，还有一整个欧洲前来援助邻人的热情。那也是我过去这十年间未曾想到的：以分裂、迟缓、官僚主义著称的“散装欧盟”，会被这场危机激发出如此巨大的团结与活力。

八十年前，绝望的茨威格与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他在遗书里写下那句名言：“我的母语世界已经沉沦，我的精神家园欧洲亦已自取灭亡。”茨威格亲历的欧洲，是他的精神所栖之处，却逐渐变成纳粹铁蹄下奔向末日癫狂的土地。

如今我们面临的欧洲自然不一样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和平主义在这片大陆上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一种执拗的意识形态——看看德国有多不情愿军事支持乌克兰就知道了。

但恐怕也很少会有人再将欧洲视作“精神家园”——当代欧洲虽然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经济力量，但也丛生着各种危机：从金融危机到难民危机，从脱欧到新冠，欧洲应付得捉襟见肘。这种舆论在中文世界里又尤为突出，也部分导致了我后来的职业转向。

硕士毕业后到2017年之前，我都在为一间荷兰媒体工作，从事与亚洲有关的报道。2016年国际上发生了两件大事：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世界为之震动，中文世界里对西方制度的批评更是一时甚嚣尘上。

但中文世界里描述的“西方”，很多时候仅指欧美，而我所看到的欧洲是更为复杂的。脱欧为什么会在英国发生？但各种版本的极右势力为什么不会在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当选？今天的“欧洲”是什么？欧洲又能给当今的世界提供什么？作为中国记者去记录，可以触发一些有意义的对话吗？最初是带着对这些问题的好奇，我开始为中文媒体撰写解释欧洲的报道，并于2017年从荷兰机构离职，为一家中文媒体担任驻欧洲记者至今。

今天下笔之前，我仍然是极其忐忑的。欧洲各国的社会语境迥异，政经议题、制度设计、运转方式各不相同，西欧、东欧、北欧、南欧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欧洲全境有超过20种官方语言。认为自己可以为一部分或者全部的欧洲代言，正是我这些年来通过媒体发表和公开发言想要极力去反对的做法。讲述欧洲是一件多么诱人又多么不可能完成的工程。我姑且一试。

描述大的世界很难，但我可以分享四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它们代表了我在不同阶段感受到的欧洲的不同侧面，是一个夹缝里的中国记者曾经记录过的一些历史瞬间和经历过的内心风暴。

一、布鲁塞尔的一张纸条

我在记忆里搜索那些与“欧洲”有关的片段时，会感到十年时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个人的、公共的，但哪一个故事才能承担起这”第一个故事“的重量呢？站在2022年春天这个节点，似乎没有比这个故事更合适的了。尽管我至今都不知道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的名字。

2018年春天，我从荷兰搬到布鲁塞尔，开始为一家中文媒体担任驻欧盟记者。布鲁塞尔不大，但是非常”白“——此地虽然也有莫伦贝克这种以少数族裔著称的”问题街区“，但在它的权力中心地带，也就是欧盟的决策机构里，极少看到有色人种的身影。

它拥有欧盟层面的多样性——建筑物前一定飘着20多个成员国的国旗，所有宣传材料都会印成20多种官方语言——但这种多样性又是“排外”的。它的开放自由、兼容并包，似乎只针对那些已经拥有了成员身份的人群和国家。这也不奇怪，能够向一国提供成员国的身份，是欧盟自其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外交工具和最宝贵的资产，因此有强烈的动力去保持其exclusivity——这种执着，我们也在后来的乌克兰危机中看到了。

像我这样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外国记者，要想在布鲁塞尔打开局面、建立信源，一开始是很困难的。通过记者协会或是媒体官发去的采访请求，常常石沉大海。我后来发现，想要约访政治家，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去活动现场找他们本人。

布鲁塞尔的European Quarter每天都有几十场大大小小的活动，不时会邀请到议员、部长做嘉宾。2018年那个春天最火热的话题是脱欧谈判。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快两年了，但没有人知道它具体应该怎么脱，因为这在欧盟的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

布鲁塞尔成立了一个脱欧小组，领头的是一位来自左翼党团的欧洲议会明星议员，名叫Guy Verhofstadt。他以前做过比利时首相，是欧洲一体化的激进支持者，甚至提倡要建立“联邦欧洲”。我心想如果能在现场跟他说上话，也许约访能有戏。

我去了一场Verhofstadt做嘉宾的活动。演讲结束后，他被热心观众团团围住。有人想跟他探讨某个关于脱欧谈判的细节，有人想当面反驳他，也有人可能只是想跟他交换一下名片。

我在观众席的前排坐下，等待人群散去。我身旁坐着一个年轻人，他看上去有些局促，手里攥着一张纸条，嘴里一边低声默念，写了又涂。

和世界上的许多政治中心类似，布鲁塞尔这个城市吸引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多数是政客和说客，他们穿着合体的西装，在法语和英语之间娴熟地转换，游刃有余地奔走于各个光鲜的场合，有着某种凭一张嘴便可以转动地球的自信。但眼前这个年轻人，穿着朴素的帽衫，带着一副看上去有些油腻的黑框眼镜，运动鞋也是灰扑扑的。来参加这样的活动连正装都没穿，有些不一样。

等到人终于走得差不多了，我上去跟Verhofstadt讲明来意，表达了约访的请求。他礼貌地回答，可以跟他的媒体团队取得联系，然后再告知我是否接受采访——以我的经验，通常来说，这意味着婉拒。

那个年轻人则耐心地等到最后，等我说完，他走过来，把手里的纸条递给了Verhofstadt，嘴里喃喃地解释着什么。Verhofstadt犹豫了一下，这时工作人员走过来，接过了纸条，催着他去赶下一场活动。他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离开了。年轻人没能再跟他说上话。

年轻人显得有些丧气。一同从会场里走出来的时候，我问他，纸条上写了什么。

“一首诗。”他说。

诗？我有些惊讶。我的潜意识里，或许从未把布鲁塞尔与诗联系在一起。这个城市里，我最熟悉的这部分是完全由官僚机构组成的。它充满由官方文件建构起来的权威，方方正正，却与美感绝缘。“诗”在这里的出现，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他告诉我，他来自乌克兰，是哈尔科夫一所大学的学生，申请到了一个布鲁塞尔NGO的实习，过来短居三个月。他写诗，因为诗是乌克兰人喜欢的语言，也是上帝的语言。那张纸条上，他写下了他家乡的一个民间传说，主角是一只鸟，讲它对自由的渴望。他听过Verhofstadt的演讲，认为后者是个真正的“欧洲人”。通过诗，他想让欧洲人知道，乌克兰人想要自由，想要远离俄罗斯。

“我跟他说，乌克兰人想要加入欧盟。”年轻人告诉我，与Verhofstadt面对面的那短短一分钟里，这是他脱口而出的话。

那是2018年的春天。那时乌东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在欧洲却鲜有关注。他提到的那些地名、人物，我都感到陌生。又过了四年——2022年，当战事新闻占据了媒体头条的时候，我才想起，他上学的那个地方，就是今天已经几乎被炸成废墟的乌克兰北部重镇哈尔科夫。而像他一样的乌克兰年轻人，许多已经在战场上付出了生命。

我后来在网上读到马里乌波尔的战士写下的诗，才更理解他当年对着欧盟官员表达的那个心愿，可能是一整代乌克兰人的心声：

“俄罗斯的强大炮火正在摧毁这座城市，然而这都是徒劳的！我们将加入欧盟，我们将重新建设这座城市，战后这里将变得像英国一样富裕；人民像波兰一样友善；爱情像法国一样浪漫；花儿像荷兰的郁金香一样盛开；乌克兰的工业品将变得像德国一样精良，然后从马里乌波尔港运往全世界！虽然那时，年轻的我们，已经为了这一切的美好，笑着长眠战场。”

2022年三四月期间，我数次到访乌克兰与邻国的边境，数百万难民从那里逃入欧洲。我采访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携家带口的年轻母亲，与猫咪相依为命的老妇人，留在基辅等待征兵的丈夫，冒着弹雨运物资的女司机，等等。对他们来说，乌克兰危机并不是2022年才开始的，但我们是从这时才开始给予关注的。

采访间隙我常常想起四年之前的那次偶遇。一个乌克兰的年轻人，不远万里来到布鲁塞尔，给一个欧盟政治家，递了一首诗。

我们在会场告别之后便再也没有联系。我不知道他在听完布鲁塞尔那一整场关于英国脱欧的讨论之后，会是什么感受。我不知道欧盟在后来那些年里的变迁是否动摇了他对于欧洲的想象。也不知道他是否回到了乌克兰，加入了军队，走上了战场。他是不是已经获得了像那只鸟一样的自由。

二、北爱边境的两盒黄油

第一个故事关于对欧洲的想象，第二个故事则关于欧洲想象的崩塌。它起源于北爱尔兰边境上的两盒黄油。

过去几十年间，“欧洲”在很多重意义上，其实被具象化为了“欧盟”——尽管今天我们知道，它们并不是同一回事。欧盟作为一个共同体，目前遇到的最大的一场认同危机，我认为是英国脱欧。是在当有成员想要退出这个共同体的时候，你会去反思，这个共同体本身究竟是什么。

2019年春天，我来到了爱尔兰岛。那正是脱欧谈判最剑拔弩张的时刻，英欧双方聚焦在爱尔兰岛的一条边境线上。

边境的一端，是地处欧盟、天主教为主的爱尔兰；另一端是地处英国、新教为主的北爱尔兰。历史上这里曾经属于同一个国家，但当爱尔兰在上世纪初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时候，岛上仍有北方六郡留在了英国，成为了北爱尔兰。边境两端也开启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冲突与和解之旅：从上世纪60~90年代的冲突时期“The Troubles”时期，到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之后的和平，而一旦英国脱欧，暴力可能伴随着“硬边界”一起重新回来。

这些关于北爱边境的知识，是我在新闻和书本里读到的东西，但却仍然十分抽象。对住在那里的人来说，“硬边界”到底意味着什么？“欧盟”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没有概念。哪怕那时我其实已经在布鲁塞尔参加了许多轮关于脱欧的新闻发布会，采访了不少决策者和学者，也见过时任英国首相的特丽莎·梅。

我后来猜想，那些看上去滔滔不绝的脱欧谈判代表们可能也没有概念。于是在脱欧大限降临的前夕，我决定去爱尔兰岛亲自看一看。

我遇到了北爱作家Brian McGilloway。他是纽约时报的上榜畅销书作者，以犯罪小说闻名爱尔兰文学圈，但日常生活里其实是位中学老师。我们见面的地点，在一座著名的北爱尔兰边境城市，也是Brian出生的地方，叫做伦敦德里。

二十多年前，当时只有二十岁出头的Brian在这里写下第一部小说时，曾给自己定过规矩：写小说，要去政治化。但他很快发现，在伦敦德里写小说，怎么都不可能“不政治”。

这座城市至今仍倔强地保留着两个名字：亲英国的新教徒习惯称它为“伦敦德里”（Londonderry），亲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则坚信，“德里”（Derry）才是它最正统的名字。“Derry”在古爱尔兰语里原是“橡树林”的意思。将英国首都的名字冠在一个城市的爱尔兰名字之前，“Londonderry”的野心不言而喻：英国要宣告它对这片原属于爱尔兰领土的主权。

这也映射了那个经典的北爱问题：你到底是爱尔兰人，还是英国人？

对这个问题的纠缠，导致上世纪的北爱边境出现了长达三十年的冲突，超过三千人丧失了生命。Brian还记得，少年时期，早边检士兵的层层重甲之中，父亲载着他穿过边境，战战兢兢，兜里揣着两盒他钟爱的爱尔兰黄油，从边境南端偷偷捎到北端——在北爱“硬边界”竖起的那三十年里，这被称为“走私”。

但1998年的《贝尔法斯特协议》以后，双方艰难和解，边境线自此就几乎从北爱人的生活里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欧盟给予成员国的“四大自由”：人员、贸易、货物、服务的自由流动。

成家后的Brian搬到了一个叫做斯特拉班（Strabane）的边境小镇，有一座小桥与爱尔兰相接。他告诉我，二十年来，作为边境居民的他习惯了一种没有边境的生活。工作日，他在小镇中学里教授文学课，班里一半的学生每天从对岸的爱尔兰跨桥而来。每到周末，他会载上全家去到桥那边一所颇受天主教徒欢迎的爱尔兰教堂，四个孩子都在那里做礼拜。

开车途中需要给车加油，他会熟练地换算一下欧元和英镑当天的汇率，来决定选择桥东的英国加油站还是桥西的爱尔兰加油站。他钟爱的爱尔兰黄油，也可以自由地流过边境，以低廉的价格出现在北爱尔兰和整个大不列颠的超市里。

而昔日经历过的暴力，则被Brian写到了他的小说里，他发表了近十部犯罪小说，声名鹊起。他还观察到一个现象：《贝尔法斯特协议》签订后的那几年中，犯罪小说作为一个类型，在北爱文学圈里突然崛起。

“只有当暴力结束的时候，你才敢、才能真正地开始书写暴力。”Brian对我说。

我回复他，我想我大概能理解。在中国，伤痕文学也是出现在七十年代末期。只有造成伤害的机制彻底瓦解了，才敢、才能真正去缅怀和疗愈伤痕。

在我离开爱尔兰岛十个月之后，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经过不懈谈判，英欧双方终于达成了某种避免“硬边界”的协议，最坏的结果情况没有发生。而那时世界的注意力已经被刚刚崭露头角的新冠病毒所占据。我也因为忙于疫情报道，没能去到英国现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只是观看了直播。电视里记者发回报道的地方，正是边境小镇斯特拉班。

我给Brian发去问候。他答，一切都好，但这仍然是欧洲人悲伤的一天。

他曾告诉过我，欧盟给北爱人带来的并不止于那“四大自由”。欧盟的出现，曾经为那个经典的北爱难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法：除了“爱尔兰人”、“英国人”，你还可以是“欧洲人”。

伦敦德里，边界上的标志：“北爱尔兰欢迎您”

北爱作家Brian McGilloway

三、芬兰的社会实验

第三个故事，关于欧洲人对人类未来的想象。

我在欧洲的这十年其实也是欧洲危机丛生的十年。“衰落”可能是媒体头条上最常与“欧洲”搭配的关键词。但这些危机似乎并没有捆住欧洲人，以及一些近乎愚笨的理想主义和某种为人类未来探路的野心。与美国人热衷太空探索一类的项目不同，欧洲人的“探路野心”可能更多体现在社会治理上：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

从积极的气候行动到全球领先的数字监管，许多具有先锋性的社会实验在欧洲大陆上发生。这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一场实验，可能要属“无条件基本收入”（UBI）。

随着发达国家转型进入自动化时代，将有大批工人被机器取代，该怎么办呢？UBI的倡导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可以由国家无条件地给公民发钱。

这个构想的成立取决于很多因素。传统的福利社会通常是“有条件的”：国家提供的支持通常与你的收入、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条件相关；一旦变成“无条件”，由国家无差别地免费发钱，是否会让穷人变懒？

2017~2019年期间，芬兰上马了一项实验，测试UBI是否有大规模落地的可能性。

“如果芬兰都不行，那大概就没有地方可以了。”芬兰总理的一名高级顾问告诉我，芬兰的福利传统相对稳健，它还拥有可能是全欧洲最浓厚的实验文化。

艺术家Juha Järvinen是被选中参与实验的两千名被试者之一。2018年冬天，我在芬兰西部的一个小镇上见到了他。他与家人住在一个被森林环绕的木屋里，我在那里与他们共同度过了三天。我想知道，这场实验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

这里邻近北极圈，在天亮得很晚的冬日清晨，Juha也会很早起身，为刚值完夜班回家的护士妻子烧一顿早饭，然后叫醒熟睡的六个孩子，再把其中五个送上学校巴士。待妻子睡下，Juha便捎上未满学龄的小儿子，钻到院子另一头的工作室里呆上一整天。那个小天地里活跃着他的艺术细胞和手工天分。在与我见面的前一周，他刚以近千美元的价格售出了一只自制的萨满木鼓。他还从Airbnb的模式中获得灵感，正考虑把工作室扩展成一个专供艺术家们旅居创作的地方，取名为“Artbnb”。

“两年以前，我还无法想象这一切。”Juha说，一边把柴火塞到烧得正旺的壁炉里，“是无条件基本收入让我重新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人。”

38岁的Juha是一位独立艺术创作者，也是一位长达六年的失业金领取者。和很多长期失业者一样，他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身陷“高福利的贫穷陷阱”：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规定了政府补贴要与个人收入挂钩，劳动收入增加时补贴会相应下降，而劳动所得又需课税，于是导致了有些低收入者“工作后还不如靠补贴生活”的怪象。大量劳动人口因此不愿进入就业市场，而是长期单纯靠政府救济生活。

Juha在“渴望重新开始工作”和“担忧工作后福利减少”之间徘徊了多年，感觉自己像是一只“困兽”。

转机出现在2016年11月，一封从赫尔辛基寄来的信打破了这种进退两难。芬兰政府决定开展这项为期两年的UBI实验，从17.5万长期失业者中随机抽取2000人，每月无条件发放560欧元（约4400元人民币），检测是否会提高他们的劳动参与率。Juha从此拥有了一个更为人所知的身份：芬兰UBI实验的被试者。

由于芬兰是第一个开始此项实验的欧洲国家，自实验开始以来，抱着对UBI的兴趣而登门的国际媒体络绎不绝，我也是其中一个。大家隐隐感到，Juha作为“小白鼠”参与的这个社会实验，很有可能将重塑整个人类的未来。

而我是见面以后才知道，Juha之所以那么快地回复了我的采访请求，部分是出于他对中国的好奇。在他的认知里，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UBI这样的实验正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他很希望，类似的实践可以也在中国发生。

实验结束之后一年半，芬兰政府于2020年5月发布了一份评估报告，指实验对于就业提升效果不明显，但对被试者的心理状态是有明显好处的。不过由于经费等问题，这场实验将不会再有第二期。

报告发布的当天，我给Juha发去了这个消息。他几乎是秒回，仿佛算准我会在那天联系他。

他坦诚，实验没能继续，他感到有些沮丧，“但至少我们曾经在这里尝试过，给所有人真正的自由（A Real Freedom for All）。”

艺术家Juha Järvinen

四、南欧港口的盒饭

第四个故事，关于中国。

作为一个中国记者，我在报道欧洲的时候，一定或多或少带着中国给我的滤镜。这些年来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动荡中徘徊辗转，中欧之间就经历了许多起伏，有过蜜月，也不少交锋。作为夹在中间的in-betweener，我们时常最先感受到水温的变化，滤镜的颜色也因此时浅时深。它既包括我们对外界的滤镜，也包括外界对于中国的滤镜。它时而是误解，时而是和解。

2018年夏天我跑了好几趟南欧。那时在做一个金融危机十周年的专题，南欧几国是当年被危机冲击得最严重的地方。尽管欧盟后来出台了“三驾马车”的纾困方案，但极其苛刻的紧缩条件，让不少南欧民众陷入了生活的困苦。南欧国家与布鲁塞尔的分歧进一步加大，并开始寻找可以依赖的备选方案。十年过去，它们找到了，这个方案就是中国。

但欧洲对于中国的态度是矛盾的。有一个著名的南欧港口，在该国遭遇了金融危机暴击之后，不得不进行部分私有化。中国的一家国有企业依势介入，逐年加码，逐步买下了该港口超过一半的股权。

这个案例也成为某知名全球基建倡议的旗舰项目。该国政府是欢迎的，因为中国的钱比“三驾马车”的钱好拿很多，也没有那些七七八八的附加改革条件，还能为当地创造就业，尽管偶尔出现一些劳工问题。但布鲁塞尔是警惕的，认为这是中国在渗透欧洲。

我在那个夏天到访了这个港口。去之前我先联系了那家国企在这个港口的负责人，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老船长，上过很多媒体。我表明采访来意，但不知为何遭到了公关的婉拒。我想还是去港口碰碰运气，结果那天正好赶上了一次罢工。十几位码头工人把进港的路口堵住了。

在那里我遇到了Giorgos。他是个本地人，是罢工的组织者，也是港口工人的工会主席。他告诉我，是因为最近国企要工人们签订一个新的劳动条款，延长劳动时间，降低工作福利。工人们不愿意，几次想要找老船长讨说法，但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Giorgos给我回忆了他第一次见到老船长的情景。他邀请Giorgos去他的办公室，第一句话便是，“我是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了，我理解这些的重要性。”一下子让Giorgos觉得很亲切。

但Giorgos很快意识到，这可能也就是个话术。他告诉我，那之后他再去找他，但凡是想帮工人们争取一点权利的，基本都吃了闭门羹。

我问他，怎么看待中国企业来这里投资。Giorgos说，其实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中国人，他们都无所谓，劳工福利给到就行。而且即便是欧洲人开公司，也会遇到罢工。

他想了想又补充说，感觉跟中国人偶尔还是会有些文化差异。比如企业有次刚从中国调了个高管过来，一上任就要给全体员工做调查，甚至需要告知经理“大选中给谁投票”，以了解政治倾向。

但Giorgos心想，给谁投票在欧盟哪个国家都是属于个人隐私。借着工会主席的身份，他直接向管理层表达了抗议。最终这一项从调查问卷里删除了。

我拿着罢工现场的照片又去找了国企的公关，说还是希望采访老船长。这一次倒是很快，老船长终于答应了。

我在他挂满了五星红旗和获奖证书的办公室里跟他见了面。采访还算顺利，我问了从罢工细节到中资出海的各种问题。他也很坦诚，讲资方也有资方的不易，中国企业要在海外立足，需要面临很多竞争还有误解。

采访结束后，一位中方经理邀请我跟他们一起用餐，在员工厨房里吃盒饭，两荤两素——他们对此很自豪，把午餐热食的文化也带到了这里，据说颇受本地员工的好评。我问，老船长其实还挺开放的，但为什么我的第一次约访会被拒绝？对方告知，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原因，就是国企的文化。老船长这些年被媒体在海外报道得太多，国内有些人可能不高兴了。

我其实有些意外。我曾听一些对这个港口也感兴趣的外媒记者抱怨，要拿到中国利益相关方的采访太难了。多次被拒之后，他们难免猜测，不接受采访的背后，可能真有什么“了不得的原因”——地缘政治，战略渗透，全球争霸等等，这些宏大的词汇，虚虚实实，伴随着与这个神秘港口有关的故事，一同登上外媒的头条。在一个自由发声的世界里，你越是沉默，越是神秘化，舆论就越会感到，你是不是想隐藏什么。

我从老船长那里要到了关于罢工的一些回答。例如，劳动协议的修改并非独此一家，而是整个行业都需要涵盖。但这显然没能让Giorgos信服。他仍然一有机会便给老船长写信，要求会面，请求他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样，倾听本地工人的声音。不过，Giorgos也承认，盒饭确实是挺好吃的。

后来的年头里，我在不同的欧洲国家又遇到一些过像老船长和Giorgos一样的人。他们成长于世界的不同角落，有着不同的肤色和文化底色，因着一些跨国资本要素的流动，命运在某个节点交汇，发生了具有时代特质的碰撞。他们就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缩影。

与我而言，“中国”是我的身份，也是我的观察对象。但其实，无论是“中国”、“欧洲”、还是“全球化”，又都仍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是通过这些身处其中的、具体的人，他们的悲喜和起落，个体命运与社会浪潮的互博，才能看到时代的肌理、矛盾与真相。作为一个同样身处此间夹缝的记者，记录个体、记录片段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除署名外，其余图片由作者提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 （ID：EsquireStudio），作者：王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