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 （ID：sjcff2016），作者：姜建强，原文标题：《“寄存柜婴儿”与“弃婴摇篮”》，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日本著名的社会心理学者、荣格学派心理疗法家河合隼雄，在探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心的存有”方式时，提出了“母性原理”说。相对于分断的“父性原理”，河合隼雄认为母性原理更具有“包含”的特性。这种包含特性一方面是“母子一体”。这个一体，即表现为不分能力与个性，唯我孩儿最可爱。另一方面是“母性缺失”。这个缺失，即表现为生殖极权：是我给予你们生命，因此我也可以把它剥夺。

在日本文化中，有一种小芥子木偶的儿童玩具，圆球形的头，圆柱形的体，为了能让孩子玩于掌中，身体部较为细瘦。“小芥子”的日语发音为“こけし”。这个发音的汉字表示又可以是“木削子”和“子消し”。

1971年，作家松永伍一出版《子消し幻想行》随笔集。首次将“子消し”作为一个文化用词，诠释日本自古以来的母亲是如何“消子”（或虐待或杀害或遗弃）的。

为了抵偿“消子”之罪，幻想出被消杀的婴儿形象，用木料加工成小芥子状，放置家中，或装饰或慰安。这时的小芥子具有了三种供养含义：代替遗弃的婴儿/代替堕胎的婴儿/代替减少的婴儿数。

小芥子木偶

从“小芥子”到“子消し”，逻辑地看发生了什么？婴儿出生了，但出于种种原因，母亲不想要了。那婴儿可以视“物”随意丢弃吗？

日本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投币式寄存柜（コインロッカー）。确实方便了行人和游人，也是城市文明的体现。不过，如果寄存者寄存的根本就不是普通物件或行李，你会如何想象？“都市传说”由此开始。

2013年，日本兵库县神户市内某投币寄存柜被发现藏有婴儿尸体，警方通过一系列搜索和调查，最终逮捕了一位名叫斋藤明子（29岁）的无业女子。据该女子供述，自己在一家漫画喫茶店内的厕所中分娩，随即把新生儿遗弃在寄存柜。

日本车站常见的投币式寄存柜

2018年，有人发现东京新宿歌舞伎町附近的一个投币寄存柜时有恶臭传出。警方在接到报警后来到现场。他们开锁后发现了一个拉杆箱。箱中藏有一具女婴死尸，其颈部有疑似被毛巾勒过的痕迹，死亡时间应该是在3个月之前。

于是根据监控录像，警方锁定了一名叫户川万绪（25岁）的女子。被捕后，她供述自己在漫画喫茶店的私人小房内产下女婴，怕被发现招麻烦，就动了杀机。几天后放入拉杆箱，抛尸于寄存柜中。

同样是在这一年，有一位叫须崎江美梨（49岁）的女子，来到东京都荒川区所属的尾久警署自首，称自己4年前在一家旅馆产婴后发现没有呼吸，便将婴儿装在塑料袋中，随后放置在JR莺谷站的寄存柜里。女子供述说，她每隔几天就会往寄存柜里投钱，持续数年不间断，使用至今未被发现。

2021年6月，在神奈川县JR大船车站商业设施内的投币寄存柜里，发现一名男死婴。尸体用毛巾包裹着，无明显外伤。司法解剖判明已死数月。之后警察逮捕了住所不定无职的伊藤祥子（37岁）。

该女子从2020年7月30日至2021年6月4日间，持续投币使用寄存柜。之后几天未有投币，引起前去管理者查看，发现案件。最终日本横滨地方法院判处该女子有期徒刑2年4个月。

就在今年6月7日，北海道千岁市千代田町JR千岁车站的投币寄存柜里，管理人发现了一具婴儿尸体。警察通过调查，以尸体遗弃嫌疑逮捕了22岁的小关彩乃（22岁）。就在逮捕的前几天，这位女子给多家婚介所网上留言，说自己在旅馆产子后放置寄存柜。

在日本，利用寄存柜弃婴在上世纪70年代已成风气，为此作家村上龙在1980年就写下小说《寄存柜婴儿》（讲谈社）。两位被放入寄存柜还能奇迹生还的阿菊和阿桥，小说描写了他们各自被压抑被扭曲的人生。

读来令人惊叹人之为人的偶然。这里生出的疑问是，年轻的母亲为什么总是选用投币寄存柜弃婴呢？当然，方便以及隐秘性强是个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与日本法律有关。

根据相关法律，如果新生儿在活着的状态下被故意遗弃，嫌疑人将以杀人和抛尸问罪。如果一开始产下就是死婴，嫌疑人仅仅以遗弃问罪。由于放置在寄存柜里的婴儿尸体，通常需要数月时间才会被发现，导致法医难以判断一开始就是死婴还是活着放置后非正常死去的。

原来这些年轻的单身妈妈们是想打法律的擦边球而纷纷选择了寄存柜。

冰冷的铁柜与冰冷的尸体，翻转了这样一个传统认知：原本女性受孕/怀孕/养育的常套三段链，被弃婴斩断了。弃婴斩断了养育链，使养育不再是母亲的一个天职。

当儿童不再是个经济效用（如贩童与童工的违法性），而仅仅是消费效用（如日常性与义务教育等）的时候，养育儿童的成本与责任，作为母亲不想再承担。如果说性与生殖的分离，是遵循着快乐原则，那么生殖与养育的分离，则是遵循着权利原则：我的身体我做主。

著名女性主义研究者上野千鹤子机敏地看出了：女性虽然逃离了个体男性的支配，但取而代之的是她会受到作为一个阶层的男性的彻底支配。不过她没有看出女性最终还是没能摆脱来自养育的彻底支配，所以她虽然将女性的本质定义为“自我嫌弃”，但在这个嫌弃里面，并没有包含养育的嫌弃。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有关资料，2019年日本儿童虐待死案例，0岁婴儿的比例为47.5%，其中 “0日婴儿（出生当日的婴儿）”的比例是18.6%。加害者的比例，生母为65.6%。虐待死的背景是意外怀孕、计划外怀孕、孕妇健康检查未实施等的比例是25%。生母的年龄，19岁以下的比例是27%，为最多。

其实，在后现代的日本社会，单身妈妈边缘性的生存状态，NHK录制组出版的《女性贫困》作了很好的记述。

该书记录了大量单身妈妈的艰难生活，她们从又暴力又无能的丈夫手中逃脱后，来自父亲的抚育费一拖再拖直至分文不给，国家的育儿补贴只是杯水车薪，而孩子也被公立幼儿园拒之门外。确实是养育压垮了这些单身妈妈。

1988年在东京西巢鸭的一个房间里，警方在屋子里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小男孩尸体和三个极度虚弱且发育不良的孩子，又从附近挖出了一具两岁小女孩的尸体。这就是震惊日本社会的“西巢鸭弃婴事件”。

时隔15年，日本著名导演是枝裕和将这一事件编写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这就是票房与口碑双赢的《无人知晓》。确实，日本单身妈妈的艰辛，无人知晓。

那么，这些单身妈妈为什么不选择人流而是选择产后遗弃呢？这里又涉及到在日本人流的艰难。这个艰难主要表现在人流仅本人的意思还不行。

目前，日本《母体保护法》允许女性怀孕22周内人流，且人流同意书须有配偶者签字。即使是未婚者，男友也有责任在其交往对象的人流同意书上签字。

这里的难点在于，即便是丈夫或男友性暴力后的怀孕，其人流也必须得到丈夫或男友的同意。此外，一些性服务等的不能预期的意外怀孕，一是男人根本无法联系上，二是根本无法确定是哪个男人，但现行的人流法律就是缺乏这方面的想定空间。

虽然是孕妇本人自己的身体，但就是没有自主权和决定权，最终导致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如2020年6月，爱知县一位20岁的未婚女性在公园厕所里产下婴儿后遗弃，致其死亡。她本想人流，找男方（中学同学）在同意书上签字。但男方的态度是同意人流但不愿意签字，结果人流手术不得不取消。最后该女性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此外，日本法律还规定，怀孕12周以后的人流，医师要开具“死产证书”，提交役所后，才能得到胎儿火葬或埋葬的许可。日本有专门叫作“胞衣（えな）屋”的业者操办这些后事，甚至还有“水子”墓地等服务，但费用都不低。这种“打胎经济”也是单身妈妈难以承受的。

日语中有“人工妊娠中绝”（人流）和“堕胎”的两种汉字表述。区别在于：中绝（人流）的场合，表明满足条件不构成罪名。堕胎的场合，表明未满足条件，并擅自用人流以外的方法将胎儿从体外排出，故构成罪名。

这样看，堕胎在日本刑法（第212条～216条）中仍然是违法行为（虽然事实上已被非犯罪化）。故有日本妇产科医生说，日本是“人流后进国”。其表现之一就是人流数的逐年减少。

1995年，日本女性人流数与出生数相当。之后开始减少。2005年人流有28万9000件，到了2019年是15万6430件。2020年更少，只有14万1824件。人流与堕胎少了，出生后遭杀害遭遗弃的新生儿就增多。

日本文部省在2017年对全国3571所公立高中的女生怀孕作了首次调查。调查表明在2015～2016年度内，高中女生的怀孕数是2098件。

如果要这些高中女生都去人流或堕胎，由于各种原因显然做不到。如果产后遗弃，则又构成犯罪。那怎么办？日本是否有合法弃婴的场所？换句话说，日本是否有尽管生育不管养育的场所？

为了应对弃婴犯罪以及拯救弱小生命，在熊本县熊本市一家天主教文化背景的慈惠医院，其院长去德国考察了“弃婴舱”回来后，在日本正式设置了首个“弃婴摇篮”（こうのとりのゆりかご/鹳鸟摇篮）。

这一天是2007年5月10日。“弃婴摇篮”以匿名的方式接纳父母因各种原因无法养育的婴儿。该院妇产科窗口旁挂有一标牌，上面写着“想要把自己的婴儿交给他人的你，希望能有拨打电话的勇气。”

这块牌子的主旨是为了让到此弃婴的父母，再次思考一下是否要放弃弃婴。如果本人还是坚持弃婴，那就开启旁边那扇窗，把婴儿放入一个恒温36度、接近母体子宫环境的保温箱。箱内装有警报装置和摄像头，即刻通知医务人员。

为了保护弃婴者的隐私，摄像头只对准婴儿。考虑到日后反悔等因素，还摆放着给母亲的一封信，信中写着医院的各类信息，便于日后寻找孩子。婴儿被放入后，弃婴箱会自动上锁，防止有人从外面把婴儿偷走。

今年，日本首个“弃婴摇篮”迎来了15周年。15年间共收纳了161名婴儿。2008年最多，有25名，此后趋减。2020年为4名最少。弃婴摇篮每三年就要对外公开发布检证报告。去年6月发布了《弃婴摇篮第5期检证报告》。从这本记述详实的报告书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弃婴及收纳的一个较为整体情况。

报告书指出：从2017年4月1日到2020年3月31日的3年时间内，摇篮共收纳25人。

• 从性别及年龄看：男性14人，女性11人。新生儿21人（产后不满7天18人，出生当日9人），乳儿4人。

• 从健康状态看：体重在2500克以上的有17人，1500克以上2500克未满的有4人，未发现1500克以下的超轻婴儿。健康检查无异常的有20人，需要再查的有5人。

• 从遗留品看：除婴儿衣着之外，放置了父母写的信件有7封，其他留有尿不湿、浴巾等日常用物。

• 从父母居住地看：25人中能够判明的有19人，其中熊本县有2人，其余都是外县人。

• 从母亲状况看：能够判明的年龄段，10多岁的有1人，20多岁的有12人，30多岁的有6人，40多岁的有1人。其中未婚有9人，已婚有8人，离婚有3人。

• 从父亲状况看：婚姻中的父亲有5人，父亲为恋人等有9人，父亲不明有4人。从出生场所看：25人中在医疗机关出生的有4人，自宅等出生（包含独自出生）有19人。

• 从护送者来看：母亲一人来有19人，父母同来有2人，友人等有3人，祖父母有1人。

• 从遗弃的理由看：生活困穷有9人，拒绝养育有4人，未婚、不伦、育儿不安等各3人，世间舆论、工作问题、祖父母反对各1件。

• 从事后接触看：25人父母中一个月之内与医院有接触的是11人。报告书中就连送来婴儿时如何利用交通工具的也有记述：自家用车12件最多，新干线等轨道交通6件，飞机1件。

在弃婴摇篮迎来15周年之际，现任慈惠医院院长莲田健，日前在记者会上再次强调：如果不采取或不尊重匿名性，母亲和孩子的生命都会受损。比起身世的公开权，生命更优先。摇篮只是入口，重要的是以后。正因为对身世缺乏知晓，才更应该在养育过程中尽心。

去年12月该院就接受了首例秘密分娩（内密出产）者，并产下一婴。虽然会面临一大堆问题，诸如出生后的户籍登记、剖腹产的场合同意书签字、生育前后的费用等，但这位院长还是表明这是在拯救生命，没有比拯救生命更重要的了。他还建议日本的每个地方至少要有一家设施，能够应对不向医院以外透露产妇身份的秘密分娩。

这样看，熊本市的慈惠医院，用天主教“爱”与“救赎”的伦理，在救助弱势群体的被弃婴儿方面走在了日本全国的前列。不过，舆论对此也褒贬不一。有不少人担心这样做倒反会助长社会家庭价值的败坏，导致年轻的母亲更轻率地弃婴。

不过也有把弃婴摇篮视为心中的圣地。如2014年10月3日，弃婴摇篮被放置了一具新生儿尸体。医院当即联系了警察和儿童相谈所。后来根据目击者的线索，找到了放置死婴的母亲。母亲供述，9月30日早上在家浴室分娩，产下既死。

司法解剖认定：肺部未有膨胀，表明胎儿无呼吸地死去。头盖内有出血，表明分娩时头部被压迫是其死因。这位母亲在7年前就知道有弃婴摇篮的存在，她觉得生下即死的婴儿太可怜了，就送至这里以期供养化缘。显然，这位母亲就是把摇篮看作了绽开着鲜花的圣地。

如是而言，任何一种社会行为都是实现了某些可能性，同时又封闭或助长了其他可能性。不过，正如生物学上讲性（sex），文化学上讲性别（gender）一样，设立弃婴摇篮，挽救生命显然与文化和文明有关。

既然与文化和文明有关，那么弃婴的母亲，其社会定位就不仅仅是加害者，而且还是被害者和牺牲者。而被弃的婴儿，则在生命的接续中，完成人格塑造。如同善恶同在，他们是感恩社会与报复社会同在。或者说在感恩的同时，不忘寻找罪魁祸首，周遭的一切，都是他的视野和射程。就像村上龙小说《寄存柜婴儿》中的弃婴阿菊，整天胡言“毁灭！杀光！”

如果换位思考，弃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代孕。何谓代孕？本质地看，就是生殖与养育的分离。生殖者不管养育，养育者不问生殖。

这里，弃婴者也好，代孕者也好，其女性的子宫，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市场化的一部分。若有区别的话，只是归属的区别。弃婴者的婴儿，交由社会机构；代孕者的婴儿，交由委托人。但从结果看，都是过早地母子分离，没能从安详的母体过渡到外部喧嚣的世界。

从人类文明的前景看，如果生育过程完全能在实验室里进行，那血缘就不再是家庭的纽带，婚姻也不再是唯一，生父生母的存在也将失去意义，诞生的新生代，也将是彻底的社会人而不是某人或家庭的私物。这样看，弃婴摇篮只是不打招呼地先行了一步，它只是这种新文明的“前文明”。或者，弃婴摇篮在本质上更接近马克思的一个说法：“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思考日本弃婴摇篮15周年的意义所在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 （ID：sjcff2016），作者：姜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