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城乡融通新载体

“民宿目前已经从做空间、做服务的阶段，走到基于城市需求和乡村资源做内容的阶段。未来的方向，则是在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中，真正与乡村社区共生共赢。”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东方周刊 （ID：lwdflwdf），作者：刘佳璇，编辑：覃柳笛、顾佳贇，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晚上9点，民宿和村庄一起安静下来，纳凉闲聊的村民已回家，从北京市区来民宿参加暑期夏令营的孩子们结束了观星露营，大多回到了房间。

去山上采松塔、捕昆虫、收集石头……夏令营活动安排得很满，但孩子们总是精力旺盛，不愿早早休息。

“城市里来的孩子，到了乡村就恢复了天性。”北京市延庆区民宿联盟会长、延庆区政协委员曹一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17年，曹一勇把民宿落地在村中。作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他对城镇化进程与乡村民宿的关系有自己的观察：“在城乡融合过程里，民宿是城乡要素互动的重要载体。”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了坚持生态优先、坚持文化为根、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融合发展、坚持规范有序的原则，部署了多项重点任务。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于民宿经济在推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中的作用十分重视，该意见的发布说明相关部门形成了政策合力。”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张晓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一、从独奏到合奏

2015年，当曹一勇决定到延庆区开办民宿时，这里的乡村还和大部分北方地区一样，乡村旅游住宿业态以传统农家乐为主。

而在当时的浙江省德清县，围绕着莫干山景区已形成引人关注的民宿集群，约有80多家民宿在德清县的乡村生根结果。

2007年，以莫干山创办民宿裸心乡为标志，莫干山民宿经济拉开了快速发展的序幕。在此之后，一些外国人也来到附近开办民宿，当地人将其称之为“洋家乐”，此后本土资本快速跟进，本地农家乐也随之升级。

当莫干山吸引着城市投资者、消费者和大众媒体的目光时，在北京市怀柔区慕田峪长城脚下，一家被称为“瓦厂”的高端民宿也在农家乐的包围下悄然生长。

“瓦厂”由跨国夫妇萨洋和唐宁创办。2005年，二人在慕田峪村租下废弃校舍和附近北沟村的琉璃瓦厂房，改为他们的乡村居所，朋友们在体验后都表示愿意租下多余的客房，二人便将居所改为民宿经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进入郊区体验乡村生活的方式仅限于很小的范围内，只满足少数人的需求，但它的出现，证明了高品质旅游住宿产品需求的存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张佰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业界普遍将2015年视为我国民宿经济发展的里程碑——各地政府开始关注民宿业态对乡村旅游的带动作用，来自城市的投资者也在纷纷寻找合适的民宿落脚地。

这与莫干山民宿集群所产生的带动效应有关。深层的原因则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城市人群对乡村旅游消费的需求变得多元化，传统农家乐同质化的问题日渐突出，乡村旅游的住宿业态亟待更新。

2017年10月，我国首部《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开始实施，该标准将民宿定义为“利用当地闲置资源，民宿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

曹一勇认为，农家乐可以被视为“原汁原味的民宿”，但从设计到运营尤其是服务理念都较为粗放原始。

后来的民宿则把来自城市的人才、理念、技术和资金注入到乡村，着眼于城市消费者的新需求，让乡村的住宿业态实现升级。

如今，我国民宿经济早已不是某个地区的“一枝独秀”。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主要城市群周边，以及滇西北、新疆等旅游目的地，均已形成有相当规模的民宿集群。

自2015年开始，我国民宿行业的社团数量大幅增加，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独立民宿社团225家，省级协会逐步覆盖全国。

二、城乡融合大命题

打开各类民宿的官方公众号会发现，民宿往往会突出宣传其所能带来的田园诗式生活体验，将之与都市的喧嚣忙碌进行对比，抓住的正是城市人群消解乡愁、亲近自然的心理需求。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徐进认为，如今乡村的性质和意义已经发生变化，“归土”渐渐成为城乡关系变化的新变量。

当城市人群进入乡村的意愿足够强烈，以至于仅靠消费难以满足时，留在乡村生活创业就成为了他们的选择。

城市人口向远郊、小城镇和乡村的流动，被称为逆城镇化。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认为，逆城镇化并不是反城镇化，而是城镇化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在2022年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透露，目前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已超1100万。而返乡入乡人群的出现，正是我国城乡关系变化的一种反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认为，我国已从“乡土中国”转变为“城乡中国”，在经历急速的城市化以后，城乡关系正在重塑，单向的城市化正在转向城乡互动。

刘守英认为：“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人口、资本等要素将在城乡之间重新配置，城乡经济、社会结构会表现出与快速城市化阶段明显不同的特征，即城乡融合。”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1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学术界普遍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率达到60%，就会进入城乡融合阶段。

综观世界民宿产业，无论是英美的乡村家庭旅馆，还是日本的民宿，均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而这正是当地城镇化率达到60%～70%的阶段。

“城乡融合是我国民宿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未来城乡经济相互依存、城乡产业结构差异减小、城乡收入水平逐渐缩小是大势所趋，而民宿经济正是城乡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动的连接点，将在其中发挥桥梁和平台作用。”曹一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返乡入乡人员投资建设民宿，不仅引入了城市里的资金和人才，同时盘活了乡村中的土地要素——大量闲置宅基地和部分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经营性用地。

《瞭望东方周刊》调研发现，全国各地都有不少村庄通过成立合作社，将闲置宅基地流转，与民宿企业合作开办民宿，使闲置农宅从沉睡的物业资产变为一种新型生产空间。

保定市涞水县南峪村民宿一角（王晓/摄）

三、田园诗与小康梦

对城市人来说，民宿寄托着乡愁；对村民来说，发展民宿则提供了实现和巩固小康的新路径。

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南峪村紧邻野三坡景区，生态环境和区位优势明显，但此前一直都是贫困村。2016年，精品民宿品牌“隐居乡里”与南峪村农宅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利用流转至合作社的闲置农宅开办了民宿“麻麻花的山坡”。

2018年底，南峪村实现脱贫摘帽，全体村民参股合作社，实现整体增收。2019年，合作社获得“麻麻花的山坡”分红金额达55万余元，部分村民经职业化培训后成为民宿管家。

“在脱贫攻坚战中，民宿经济已成为带动乡村地区经济的重要力量，民宿企业也成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活跃参与者。”张晓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刘守英认为，在城乡中国阶段，会有部分乡村得到活化——这是由城市需求所激发出来的。

民宿经济近年来的表现，印证了刘守英的观点。

2021年9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在“城乡融合发展”一节中指出：“农家乐、生态游、乡村民宿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到乡村休闲度假，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动能。”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火烧营村的民宿品牌“荷府”便是一例。

“荷府”主人袁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与村集体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尤其强调与乡村社区的共生关系。”

作为建筑设计师，袁野带领团队为火烧营村免费设计了乡情村史陈列室、荷塘景观提升、村域立面提升和绿化改造方案，并与村委会合作开办了老年食堂。“荷府”经营的共享生态农庄，还带动了村民就业。

近年来，民宿经济对于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作用逐步体现，其发展也日益提速。根据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提供的数据，截至2021年上半年，我国乡村民宿房源总量已超过63万套。这与政策效应的释放也有较大关系。

2018年1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国家发改委2022年6月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中均提及了民宿，文旅部、住建部、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门亦颁布过诸多与民宿相关的政策文件。

有多位采访对象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区别于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乡村民宿形态，在城乡融合阶段，乡村民宿不能简单被视为城市消费的对象、城市投资的主体和城市文化的拓展，而应更多体现出对乡村的关照。例如，促进乡村产业升级、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乡村文化自豪感、改善乡村生态、推动乡村形象重塑等。

“民宿目前已经从做空间、做服务的阶段，走到基于城市需求和乡村资源做内容的阶段。未来的方向，则是在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中，真正与乡村社区共生共赢。”曹一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四、高质量发展需破堵点

多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从业者表示，市民目前在乡村创业开民宿仍然面临一些障碍，比如证照办理时间长、牵涉部门多，以及开办与经营尚缺乏权威立法保障、土地与房屋性质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等。

张晓军认为，从宏观层面看，伴随城乡格局的变化，我国现行城乡各生产要素要实现更高效配置，还需要体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反映在民宿产业上，就是上述从业者面临的堵点和瓶颈亟待突破。

近期文旅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促进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引起了民宿从业者的广泛关注。

“乡村民宿牵涉部门非常广。此前，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文旅部等部门都发布过相关指导意见或相应规范，但尚存在九龙治水的问题。此次十部门共同发文，改变了分散管理局面，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张晓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受新冠疫情冲击，近年来民宿行业已经历了一轮洗牌。这也让从业者意识到风险防控的重要性，而风险防控的根本在于规范管理。

张晓军说：“民宿企业体量一般较小，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对于管理政策较为模糊的地区会更加慎重，避免经营风险。”从业者则期待，各地方政府能依据《指导意见》拿出具体的实施细则，使政策效应在基层得以释放。

此前，广东省发布的《广东省民宿管理暂行办法》对民宿的规范化经营提出了更细化的要求；北京市发布的《关于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指导意见》则提出建立多部门组成的联合领导小组，均对地方民宿经济的规范发展提供了助力。

目前，海南省实施乡村民宿市场准入制度改革，采取“承诺即入制”，在开办流程上，将工程质量竣工验收、消防验收和备案、特种行业经营许可、公共卫生许可、食品经营许可、消防准入等进行整合，乡村民宿经营者只要作出一次有关承诺，提供相关材料，即给予登记备案，做到“一张表单、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多方复用”。

在推动乡村民宿发展的过程中，消弭城乡间的文化差异也至关重要。

《指导意见》指出：实现乡村民宿的高质发展，要充分尊重历史文化风貌，合理利用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历史文化、文物建筑等资源突出乡村民宿特色，将农耕文化、传统工艺、民俗礼仪、风土人情等融入乡村民宿产品建设，注重与周边社区的文化互动，鼓励乡村民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刘守英认为，中国的村庄未来将经历新的巨变，这一阶段中，“不是要企业家去那里拆村子，简单地搭建民宿，把村庄变成城市”，更为根本的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共融共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东方周刊 （ID：lwdflwdf），作者：刘佳璇，编辑：覃柳笛、顾佳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