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发之乡、小提琴之乡，中国产业集群的活力从哪里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 （ID：zhczyj），作者：张晓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编辑：李亚飞，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中国用了短短40年时间实现了工业化，走过了欧美200多年工业化的历程，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工业化需要两大必要条件，完善的产权制度和金融制度，可是改革初期，这些条件中国都很欠缺，由此很难解释中国的奇迹。

那么我国工业化是怎么产生的呢，最重要奥秘是什么？

一、很多草根企业家就是这么干起来的

中国工业化最重要的奥秘是产业集群——

一个镇，甚至一个村子，集聚了许多类似的企业，主要生产一种产品，在市场上占据很大的规模。

中国有众多产业集群。比如棺材之乡，山东菏泽；小提琴之乡，江苏泰兴黄桥镇；泳衣之乡，辽宁葫芦岛兴城市；羽毛球之乡，浙江衢州江山市；假发之乡，河南许昌；箱包之乡，河北白沟；石材之乡，福建水头；打火机之乡，湖南邵东，等等。

体量巨大的产业集群催生了民营企业的堂堂之阵。数据显示，2012年—2021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1085.7万户增长到4457.5万户，10年间翻了两番，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1%。 

民营企业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官方口径将之概括为“56789”，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产业集群的活力集中在四方面：

一是链接市场。集群里面一般都有市场，客商会慕名而来，供应商也会在集群设立销售点。这样集群里的厂家就可以节省销售和购买成本。

二是吸引工人。工人到集群里愿意学技术，因为一旦学到了技术，即使一个工作黄了，很容易在另外的厂家找到工作。

三是便于模仿和学习。在集群里，耳濡目染，很容易模仿其他企业家的成功经验和技术，降低了创业学习的门槛。

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特别强调了以上三点。

四是降低进入的资本门槛。集群里分工非常详尽，不同的生产步骤散落在各家各户，从而大大降低创业的投资门槛。这也使得社会里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有可能去创业。

我们的研究发现第四点尤其重要。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初期遇到的一个很大瓶颈是资金，他们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来创办企业。面临这个限制，企业家想出来一条解决办法，即将生产工序分解外包到附近的一家一户。每个家庭作坊或工厂只做一道工序，但团结起来就可以生产完整的产品。当一个企业家只投资一道工序时，所需的初始创业资本大大下降。这样企业家可以靠自己的存款或找亲戚朋友借款来创业。

包商制是集群里普遍采用的生产方式。我们可以用浙江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

商铺老板负责组织协调整个生产活动，但工序完全分离到各个作坊，每家做一道工序。

首先，电脑辅助设计室（CAD）的设计师帮助设计，做出样品，然后挂在店铺里面。客商到商铺来看货，如果看中了，给三分之一定金，定下交活时间。老板拿了定金就开始到毛线市场定毛线，再找企业（或作坊）去印色、织、印花、平整、缝扣等，等完成成衣之后收回来检验质量，缝上商标，包装，然后打电话请物流公司来取货、发货。等到全款以后，再支付各生产厂商的加工费。

分工之后，每道工序的投资成本其实都很低。比如织布作坊，平均投资7万块钱就能干。在2007年人均工资大约是4万块钱，这意味着一个人干两年就能攒够钱去开个织布作坊。

缝扣的工序成本就更低。一对来自四川农村的小两口子，开始在别人的作坊缝扣子，干了一段后，发现其实这个生意并不难，就决定自己干。他们在附近农村租了间屋，花几千元买了四台旧缝纫机，从家乡的村子里又招来两位老乡来做工人。他们工作、吃、住都在租的房子里。睡觉的时候，屋子中间拉条帘，夫妻在一边，两个工人在另一边。给工人的工资是计件工资，缝一个扣子，几毛钱。就这样在集群里，原来的农民工很快变成了企业家。

中国很多的草根企业家就是这么干起来的。

另外做生意需要流动资金。在产业集群里上下游可以互相借贷，比如拿到订单到原材料市场，把原材料赊一星期等到卖出订单再付款。在我们调研的众多集群里，普遍存在商业信用。集群里人与人之间的信用被用来有效地缓解了流动资金压力。 

但分工细了之后，产业链拉长，系统性风险可能会加大。如果有人违约没有按时交货，整个链条会受影响。怎么应对这种情况？

在濮院的产业集群，几乎没有书面合同，主要依赖口头契约，但违约的非常少。实际上在这种高度分工的产业集群里，很少有人违约。

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面临社会信用的约束。在乡下，人们祖祖辈辈都住在一起，互相之间都很熟悉。如果有一个人不讲信用，消息很快就会扩散，这样大家就不再和他做生意了。知道这个危险的话，一个人最好还是讲信用。集群的优势在于利用了中国根深蒂固的民间社会信用来克服资金不足等劣势。 

濮院羊毛衫集群的例子说明集群可以大大降低创业的投资门槛，给农村里的众多具有企业家才能但资金有限的人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的机会。

产业集群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缺少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中国在四十余年里能涌现上亿的民营企业和个体户。考虑到平均每个经济实体带动六个就业机会，这些新产生的中小微经营者所带来的就业直接帮助几亿人脱贫纾困。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带动的就业人数也在快速增长。

二、中部贫困县的命运逆袭

近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中小微企业受到了冲击。我们发现，在集群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地区，企业复工复产率比集群程度低的企业明显要高。集群内的企业具有稳定的供应商、客户，这样断供的概率相对小。

上下游在同一个区域的粘性，能够支撑产业集群作为一个整体正常运转，体现了产业集群在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宏观冲击下的韧性。因此，产业集群对企业抵御风险也十分重要。集群内的企业更具有韧性，有助于减少裁员压力，对保就业发挥重要作用。

产业集群对促进地方经济、带动就业、提高韧性和实现共同富裕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自然生长的小微企业往往采取产业集群的形式来发展。从单个来看，产业集群的小微经营者税收贡献很低，但从产业集群总体来看，他们对带动就业，拉动三产需求，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更喜欢“招大引强”，但是这种方式成本高，成功率低。首先优质企业有很强的议价能力，面对全国众多的类似地区，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其次，如果一个地方没有产业基础，新企业进来之后会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出现水土不服，很容易失败。此外，如果要招大引强的话，势必要提高土地、税收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加重地方财政的负担。

我们以河南平舆县的产业发展为例。

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地处周口、驻马店与安徽阜阳三市交界，平舆人多地少、资源贫乏，人口百万，是典型的平原农业县。2015年之前，平舆县采取了招大引强的招商引资政策。2011年—2015年间，引进过电子装配行业、医疗器械行业。为了吸引优质的大企业，县里提供了工业土地和税收的优惠，但是这些企业最终以失败告终。

自2015年起，室外休闲家具行业在平舆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已经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今年1至8月，平舆县户外休闲产品进出口总值完成6.91亿元人民币。目前，平舆县集聚了知名户外休闲生产及配套企业76家，带动了上万人的就业，而这个产业最早的两家企业并不是政府招收引来的。

第一家企业是由老家在临县（新蔡县）的一位在浙江创业的老板创办的，他在平舆开办企业的主要原因是看中了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他事先没有跟政府部门接洽，直接租用平舆当地厂房，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政府和其他人的注意。

真正注意到这家企业的人是平舆人陈总。与众多平舆农民一样，陈总90年代外出到浙江户外休闲用品企业务工，他于2009年创业成立宁波HB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企业名字以字母代替）。随着综合成本的逐年上涨，从2011年开始，陈总就萌生了将生产环节部分转移的想法。

因为是同行，陈总与这位企业家熟识。这位企业家给他算了来平舆建厂的各种成本，如果企业内迁平舆，在劳动力成本、税负、厂房租金、养老保险等方面都可以节约成本，但是需要支付更高的成品运输成本，总体来讲，内迁平舆是有利可图的。于是陈总决定回乡投资。2016年1月，他将生产部门迁到平舆县，租用老家平舆县老王岗乡的一处厂房进行经营。

出于对平舆籍企业家的信任，以及两家企业的自发转移，平舆县政府决定引进户外产业，并进一步利用企业家社会网络来招商引资。不过，更多企业进来之后，一些发展的瓶颈也呈现出来。

最突出的是土地紧张、运输成本高、劳动力短缺问题。平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将以前僵尸企业占用的土地腾换出来，修建标准厂房，低价出租给入驻的户外休闲家具企业。

另外，经过与铁道部门沟通，平舆于2017年11月开通了宁波到驻马店的专运列车，这样集装箱可以直接送到宁波港，物流成本从1.2万元/集装箱下降到6500元/集装箱。县政还额外提高了运输补贴。这样企业面临的运输成本最终下降到4500元/集装箱，与浙江的企业运输成本持平，大大提高了平舆户外休闲家具行业的竞争力。

虽然平舆还有不少妇女和老人富余劳动力，但他们都散落在乡下村子里面。因为要照看家庭和土地，他们无法到县城的厂子里来上班。在县城开发区建立的几个大厂很快就面临工人短缺的问题。

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县里和乡镇及村委会合作，建立了约200 个乡村车间。开发区的大厂将配件准备好之后，运到乡村车间，再由工人完成劳动密集型的步骤（比如缠藤条）。村里的富余劳动力利用闲暇时间就近来乡村车间上班，计件工资，人均月工资收入达到 2000—4000元。乡村车间带动6000多人就业，其中55%为妇女，23%来自贫困户。

实际上，自2004年左右，我国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进而带动了工人工资的攀升。农民工的工资连续十多年每年增长10%以上。由于我国大部分人口依赖于劳动收入，就业机会的增多和工资的上涨导致劳动收入比重增加。集群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而缩小，在过去几年中国收入不平等从高点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

中小微企业作为就业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为共同富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大部分中小微企业集中在产业集群里。

短短几年时间，平舆县实现户外休闲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全链条集群式发展，已成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中部地区最大的户外休闲用品产业基地，先后被评为全省十家外贸产业出口基地之一，也是全省唯一的县级外贸产业基地，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区、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平舆的案例说明，企业家在产业集群形成初期，尤其是选择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需要很大的勇气，也需要试错。企业家比政府官员在发现市场机会方面更有优势。当看到成功的苗子之后，平舆政府进一步利用企业家社会网络来招商引资，大大提高了成功率。

在集群快速发展期，企业往往会面临很多共同的挑战，地方政府因势利导，弥补短板，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集群发展再上一个台阶奠定了基础。

因此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有必要重视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但推广这种模式，应该更多地重视本土自然萌发的新产业，了解它们所面临的瓶颈，为它们纾忧解困。

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为何发展不起来

产业集群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产业集群（当时叫industrial district）非常普遍。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产业集群，比如北非某国至少有145个产业集群。

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集群的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停滞不前了，为什么？

过去几年北非某国政府聘我指导集群发展，我有幸去北非某国看了很多集群，发现产业集群到处都有，商业模式和中国的也很类似。但问题是，他们的集群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遇到瓶颈了。

例如，北非某国的草药香料集群非常有名，草药香料在北非某国有5000年的种植历史，从法老时期就种。现在披萨上面撒的香料就是从北非某国进口的，很多护肤品中的原材料也是从北非某国进口。北非某国气候干燥，病虫害少，基本不用杀虫剂，因此草药和香料的质量比其他国家要好。

北非某国气候炎热，一年可以生产三季。许多草药香料要多次采摘，需要大量的妇女和儿童劳动力。在北非某国，很多男性到中东打工，妇女留在家里，但不允许到外地打工。北非某国的草药香料出口额占北非某国总出口额的10%。草药香料集群的发展可以带动农村妇女就业，解决贫困问题。所以政府特别想扶持这个产业。

我们去调研时发现，该集群遇到两点瓶颈，直接影响产品安全。

第一个，水污染问题。北非某国整个国家主要依赖尼罗河的水。如果邻居地里用了化肥农药，水再流到沟渠里，会污染渠里的水，如果这些水再浇灌到地里，农作物就可能有化学残留物。农产品如果出口到欧美市场的话，必须经过严格的残留检测。如果检验不合格，就不允许出口到价格高昂的欧美市场，只能贱卖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农民的收入会因此大大降低。而水污染的问题农民自己是解决不了的，这是外部性的问题。

第二个，质量检验问题。由于政府财政困难，取消了原来的农残检测补贴。现在抽检的样品要邮寄到德国和荷兰几个地方，费用是三四百美元，每次检测要等三星期才能回来。由于检测成本高，收购商不会对每个农场收购的产品进行检验，只能一个车皮抽检一小部分，如果合格了这个车皮就合格。一旦检验不合格，整个车皮全都要降价处理，出口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农户就要跟着背黑锅。

我们作为外人，到集群里就发现了这些问题，那么为什么当地政府就不帮助解决呢？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北非某国，地方政府没有什么积极性发展地方经济。县区一级政府只是负责收税，如果想做事，就要向上级政府申请，但申请周期又长又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方政府就没有积极性去帮助产业集群克服发展中所遇到的瓶颈。

还有一个现象：本国精英不关心、不懂本国本地的情况。我前些年做过一个南亚某国的研究项目，当时想雇当地的懂专业的人来做顾问。但南亚某国是国际机构的宠儿，国内的精英大多都被正在进行的国际援助项目高价雇走。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一位大学退休老师，原来是生物教授，从来没有过贫困研究的经历，他开价每年6万美元。由于我们项目经费有限，根本雇不起他。在南亚某国，几乎所有国外受过训练的精英都去为国际援助项目打工了，没有人再去理会当地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瓶颈了。

中国发展起来依靠了众多的产业集群以及里面千千万万的企业家，每个产业集群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是激发地方政府关注当地发展的主要手段。虽然经济发展的原则很简单，但每个集群发展的具体路径很不一样。地方政府在寻找地方发展的路径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替代不了的。

有一本书“THE WISDOM OF CROWDS”很有名。书里面有个著名的实验，让人们猜玻璃杯子里有多少块糖。大家的猜测从409到5365，平均值是1653，非常接近实际的1670。这个实验就验证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道理——让老百姓去试错。

最后总结，经济学原理虽然简单，但从原理转化为具体的措施路程还很遥远。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最后落地的方子也会非常不同，这就需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从而找到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

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改革成功的法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 （ID：zhczyj），作者：张晓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编辑：李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