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职场妈妈不能失去育儿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降噪NoNoise（ID：forjingyijing），作者：孙静、张雅琦，原文标题：《职场妈妈的半条命，是月薪1万块的阿姨给的》，头图来自：《三十而已》

我很奇怪，那些成为母亲的人似乎很少给成年子女打“预防针”，提醒他们养育一个孩子将会多么得心力交瘁，而且还是无尽模式那种。

如果新手父母是北上广的双职工，且没有老人在身边可供“啃老”，留给他们的选择就更少了：要么一方全职带娃、与孩子深度“捆绑”——通常作此牺牲的是妈妈；要么从家庭月收入中抽取上万元，请个育儿嫂，然后把孩子单独交给这个专业的陌生人。

育儿嫂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个陌生工种。几乎所有家政从业者都会被尊称为阿姨，但只有这类“阿姨”与众不同，她们的受托对象是家庭组织中最为稚嫩的“软肋”，她们本身被视为职场妈妈的拯救者。

如果一个好阿姨突然离职，第一个心理崩溃的大概率是妈妈。

怎么说呢，北上广的职场妈妈，家里可以没有老公出没，但是不能失去育儿嫂。 

天塌了

作为母亲，王芳至少有过两次意志坍塌的瞬间。一次是孩子重症肺炎进了ICU，另一次是来了一年半的育儿嫂突然说走人。

那是去年9月的一个工作日早晨，她正准备换鞋去上班。一抬头，发现育儿嫂田姐的神色有些不太自然。

对方吞吞吐吐半天，突然蹦出一句：您能不能尽快找个新阿姨？家人生病了，我得回去照顾，先不回来了。

王芳僵在原地，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天，塌了。女儿不到两岁，双方老人均不在北京，像她们这样的双职工家庭，一天都离不开阿姨。

面对面消化这则消息时，她甚至没能掩饰住一名中年妇女的脆弱。同事眼中总是从容不迫的“淡定姐”，此刻一边红着眼圈、语调哽咽地问对方有没有可能再回来；一边开始脑补一岁半孩子面对一个新阿姨时的无助、自身工作即将被按下暂停键的烦乱，以及上班时还要偷偷盯家庭监控的忐忑。

雇佣过育儿嫂的家庭都知道，能否遇到一个宝藏阿姨得看运气。一个上海朋友说，她家孩子的幼儿园同学，4年间换了不下20个阿姨。有孩子之前，王芳会倾向于认为是这对父母要求太苛刻；有孩子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他们可能只是运气不够好。

王芳原以为自己足够幸运，她面试的第一个阿姨就是田姐，对方育儿经验丰富——哄睡、做辅食、读绘本样样不含糊，而且看得出是真心喜欢孩子。这对正处于激素和育儿焦虑双重作用下的新手妈妈来说，简直就像迎来了救世主。

《82年生的金智英》

 3个月后，她就主动提出加薪500元，把田姐工资调到8500元。涨薪后的田姐，看起来对自己成为本小区育儿嫂“天花板”这件事也挺满意的。

尽管这笔支出几乎占了王芳税后收入的三分之二，她依然觉得很值。他们夫妻工作太忙了，每天晚上七八点才能下班，王芳有时还得出差。把孩子撂给一个可以信赖的阿姨，是这对中年夫妻安心职场打拼的前提。

美国普渡大学研究性别与工作的管理学教授艾伦·恩斯特·科赛克曾直言，“现在的职场仍然是为那些始终把工作视为第一要务的人准备的”，这一点在中美职场概莫能外。

尤其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打工人的压力只会更大。田姐曾告诉王芳，她之前服务过的一个雇主，孩子爸爸是滴滴公司的程序员，经常后半夜回家，有时回家后继续在客厅工作，噼里啪啦地敲键盘。

至于王芳夫妇，虽然不在互联网，各自也都处于职业关键期。尤其王芳，自从休完产假回到岗位后，领导态度开始变得微妙。有时工作进度慢了，对方会主动“问候”：孩子还小，带娃挺累的吧？

中年人在职场上如履薄冰，在育儿上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实挤压之下，他们只会更加依赖育儿嫂。

同田姐的融洽相处，原本让王芳产生错觉，这种稳定可以维持到女儿上幼儿园，他们夫妻则可以一路当“甩手掌柜”。谁知道，阿姨“走马灯”的剧本也会在她家上演。

第二个育儿嫂只干了4个月。在回家过年的前一天晚上，阿姨在餐桌上突然轻描淡写地来了句，年后就不回来了，带大孩子太累，她想带个小婴。看着正在餐椅里扭来扭去、两只油乎乎的小手已经在头发上抹了几轮的两岁女儿，夫妻俩相顾无言。

刚刚稳定了几个月的生活，随机又陷入失序状态。这次王芳已经可以泰然处之。尽管她还没想好，该怎么跟领导解释，年后开工先请假这件事。在找到下一个好阿姨之前，她跟老公只能轮流带娃。

《坡道上的家》

相较之下，上海的雅雯要幸运一些。尽管家里也有育儿嫂，但婆婆住得近，可以时常照应、搭把手。2019年大女儿出生后，婆婆曾尝试自己带小孙女。但没过几天，老人就拉起雅雯的手：“闺女，咱们还是请个育儿嫂吧。钱我来出。”婆婆年龄大了，带娃身体吃不消，而且脱离自己的生活，时间长了变得抑郁。 

小两口先是请了个白班阿姨，想着晚上还可以有些独立空间。结果没几天，几个月的婴儿就把两个大人累到怀疑人生，“晚上睡不好，白天浑身没劲儿，感觉四肢就像一堆乱糟糟的零部件。” 雅雯很快妥协，开始在寻找住家阿姨的道路上修炼。 

女儿9个月大时，家里迎来第11任育儿嫂，一个宝藏阿姨。三个月后，雅雯安心地离家，协助丈夫打理新创立的餐饮公司。

每天凌晨12点，拖着被工作抽空的身体回到家，看到女儿安然地睡在阿姨身边，雅雯有点感伤：自己的半条命，其实是眼前这个月薪一万的阿姨给的。

在雅雯所居住的那个中产社区，白天向阳的空地上总会聚上一堆一两岁的宝宝。她有时忍不住会想，有多少个小朋友跟着阿姨玩耍，背后就有多少对父母此刻正在职场打拼。

如果没有阿姨，北上广妈妈很难获得职场自由。完美平衡工作和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成人童话”，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哪有什么平衡可言，有的只是取舍。 

“刮刮卡”

今年1月，二女儿出生，雅雯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取舍。在女儿满月后，她选择回到公司。

为了解放自己，她需要再找一个育儿嫂。 有很多时候，这个过程犹如买“刮刮卡”——满怀希望刮开，然后看到一串让人失望的数字。

“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任何一家中介给我推过来的任何一条信息了。”雅雯第一次找育儿嫂是2019年，第二次是2023年，但她失望地发现，4年间这个行业几乎没有任何进步，混乱依旧。

她最早是在大众点评上搜索上海家政中介公司。加到微信后，中介们热情地抛出一份又一份育儿嫂简历，有号称10年育儿经验、服从性极佳的，有会下国际象棋会驾车的，还有精通川菜粤菜淮阳菜的。

可真到了面试环节，雅雯才发现很多阿姨和简历中的描述完全不同，可以说判若两人。关键是你还无法像职场招聘那样，找前雇主提前做背调。 

很多信息都是模糊的：比如有的阿姨自称带过10个小孩，但是这个数目真实与否，无从考证。雅雯和王芳也都遇到过“露馅儿”的情况，比如简历中写的某段工作起始时间，跟阿姨面试时说的完全对不上。有的阿姨自称的实际年龄跟身份证年龄能差出个四五岁。

雅雯还用过一个阿姨，在上户几个月后无意中聊起，自己曾因为家庭矛盾，抑郁到割腕自杀。那条刀疤至今还躺在阿姨的手腕上。雅雯听后脊背发凉。 

更为闹心的是，作为专业技能证明的材料也靠不住。家政行业的朋友曾提醒雅雯，所谓中级育婴师证、高级育婴师证，花钱就能办，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判断阿姨是否专业，只能靠父母阅尽千帆后的火眼金睛以及自身育儿“知识库”的丰富程度。比如一个精明的二胎妈妈，只让面试阿姨刷了一个奶瓶，便决定将其留用。因为通过这件小事，她能看出对方的清洗手法专业，而且不会浪费清洗剂。 

如果是阅历尚浅的新手父母，能不能找到好阿姨、以什么价格找到好阿姨，多半要看运气了。

很多年轻妈妈会去小红书上“取经”，寻找育儿嫂攻略，或者“捡漏”好阿姨。但雅雯发现，小红书上很快出现层出不穷的、以妈妈口吻出现的“营销软文”，说自己用的阿姨有多么优秀，现在要下户了。一旦有妈妈加上博主联系方式，便会发现对方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中介。

图源：小红书

大部分父母兜兜转转，最终还是离不开跟中介打交道。很多中介传过来的资料中，有的育儿嫂期待薪资9000元（注：工资均按26天计算），有的直接要价10000元，可支撑她们形成不同价格梯队的标准是什么？中介含糊其辞。

通过长期在中介机构的阿姨推介群里潜水，王芳发现，有时候定价只是取决于阿姨的自信程度、自我包装能力，以及飘忽的运气。比如资历、年龄基本接近的两个阿姨，一个要价8500元，一个要价10000元，后者仅仅是有驾照、多了一项开车技能；或者曾经服务过所谓高端家庭。

家政中介也倾向于“抬价”，因为他们要向雇主一方收取相当于阿姨一个月工资的中介费，推荐价位越高，中介费自然越高。

找阿姨，比找老公还难

到最后，找阿姨这件事上，只剩下一点是明确的——价格的狂飙。

比如在雅雯第一次找育儿嫂的2019年，花8000元可以在上海找到一个足够资深的候选人；到这两年，同样条件的阿姨就要1万元以上，如果是学历稍微高点或者有过幼教经历，报价直接奔着一万二、一万三。

王芳家的田姐，半年后返京，找了一个新雇主，据说薪资直接涨到了一万一。这个价位，王芳这样的工薪阶层已经很难接得住了，老公无奈自嘲：与其给阿姨打工，不如我辞职在家带娃吧？

即便如雅雯——家庭月收入能有6位数，育儿支出对夫妻俩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她算过一笔账：养两个孩子，每月开支超过四万元，这其中两万是阿姨工资，奶粉、尿布、衣服、托班、早教等加起来也要大两万。

就这样，雅雯还强调，她们在上海、杭州两地过得只是普通生活，平时只在淘宝上给孩子买衣服，不敢买大品牌。

如果预算在7500元~8000元，留给新手妈妈的只有新手阿姨。新到什么程度呢，你可能连冲奶粉、做辅食都要从头教起。当然，这个行业，善良可能比业务能力更重要。

单看起薪点，一线城市育儿嫂的起点甚至高于本科毕业生。《2021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中，五分之一的本科生毕业起薪在4000～5000元之间。某招聘平台的调研显示，2022届毕业生的期望薪资仅为6295元。

即便待遇不低，许多家庭仍有可能遭到阿姨的反向嫌弃。比如，有的阿姨只想接小婴——不用做辅食那种，理由是三顿辅食太麻烦；有的阿姨不想带睡，因为自己会睡不好；有的阿姨声明只带孩子、不负责家务，预算充沛的父母还要再配一个家务阿姨，或者由老人分担。

甚至因为但凡稍微不留神，在节假日忘记给阿姨封红包，或者在阿姨提出涨薪500块时拒绝，第二天阿姨就可能立马拎着行李箱走人。

由于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如果家里没有老人，父母对待育儿嫂通常是客气甚至有些卑微的。“在职场，如果员工有犯错，我会直接指出来，甚至可能会指责他们；但对待照顾宝宝的阿姨，很多妈妈会非常宽容。”

留下妈妈们只能互相吐槽，怎么找一个好育儿嫂，比找好老公还难呢。

国内妈妈的选择空间尤其逼仄。国外日托所比较发达，比如在新加坡，两个月大的宝宝便可以送到Child Care（托儿所），服务时间早7点-晚7点，很适合工作较晚的父母；在日本，6个月以上的宝宝便可以送到公立托儿所。欧美也有类似公共服务设施和育儿优惠政策。

在国内，本届职场妈妈大多只能依靠育儿嫂；不像她们的父母一代，还有单位托班可依。

先做自己 

《人物》杂志曾做过一期问卷调查——《那些后悔成为母亲的人》，一名站在女儿视角的读者说，“我的妈妈是一个有志气的人，有理想的人，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是一个不惹事不怕事的人。但妈妈在成为母亲之后，没有成为她理想的自己。”

对于很多成为妈妈的女性而言，做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客观条件缺一不可。我们这个社会，无形中总会给女性树立很多角色标签，或者说隐形枷锁，比如“完美妈妈”，比如“独立女性”。 

就像papi酱把一岁三个月的孩子送到托班时，很多人会指责她，“为什么孩子这么小，就送托班？” 一名网友甚至质问，“3岁前孩子安全感的建立，需要妈妈，做妈妈本来就是牺牲的。”

视频截图

至于雅雯，如今已经分不清自己全职带娃的那一年，究竟是社会标签之下的潜意识影响，还是激素和母亲本能的共同作用。

她只记得全职带娃的那一年，自己像变了一个人。她减少了跟朋友聚会，也放弃了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心扑在孩子身上，不忍心错过宝宝的一举一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会觉得自己先是个妈妈，然后再是我自己。”

这样自觉的角色定位，一度会让家庭关系也变得紧张，因为她的情绪完全被孩子和家庭所左右，看不到更辽阔的天地。孩子稍有磕碰或者哪项技能发育相对缓慢，她都会焦虑是不是自己不够尽职；即便夫妻间很小的争吵，在她心里也会被无限放大，仿佛性质特别严重。

《82年生的金智英》

在孩子满一岁的时候，把宝宝交给阿姨，她才有了自己的生活，也有了自己的事业。刚开始放手时，她每隔一小时就会打开家里监控，看上几眼。发现阿姨把孩子逗得咯咯笑，她渐渐松弛起来。

投身创业后，雅雯发现自己得到的快乐会更多，“不是不爱孩子，我只是需要更爱自己。”

雅雯公司的财务姐姐，杭州人，家里也有一个阿姨。这个姐姐工资月8000出头，但是她宁愿请一个8000元的阿姨带孩子，也要在外面工作。“对我们来说，去关注自我成长的过程是有意义的，比你去成就一个孩子要有意义得多。”

但她也理解全职妈妈的选择。24小时带孩子，其实是最辛苦的工作。她们并非想要逃离职场，也许只是没有更多选择，又或者太过爱孩子。

相比24小时陪伴，雅雯更希望为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以及让自己成为孩子的榜样，“陪伴确实挺重要，但是我觉得作为妈妈或者是作为一个女性，更重要的是自己。”

她发现，当妈妈变成自己，周边关系会松弛下来。她跟孩子相处得像朋友，比如去做美甲，3岁半的大女儿也想尝试，雅雯不会直接拒绝，而是列出利弊，然后让孩子自己决定。

“但是如果没有阿姨的话，我是没有心情跟精力去跟女儿做朋友的。”她随后补充了很重要的一句。雅雯对大女儿的阿姨充满感激，除了每年主动涨薪1000元，今年过年还送了一部新手机。

她说，去年12月的那波疫情，全家都阳了，包括阿姨。但是阿姨一人力挽狂澜，坚持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直到每个人都康复。这份长时间处下来的感情，让年轻的夫妻特别感动。

在某种意义上来看，雅雯觉得自己一家是幸运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降噪NoNoise（ID：forjingyijing），作者：孙静、张雅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