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400分进不了复试：高分背后的教育焦虑

2月21日，江西、河南、天津、安徽等多地陆续公布2023年考研初试成绩和排名。很多考生在查询到成绩后第一时间在各大平台晒出了自己的成绩单，虽然考研国家线尚未公布，但据网易新闻、澎湃新闻等媒体的报道，今年的考研高分比比皆是，就连400+的高分也随处可见，考研国家线预计突破新高。

有考生自嘲地表示：“我考了400多分，本来已经很欣喜了，但一对比发现自己还是很难进入复试，现在的考研越来越卷了。”有不少考生也由此陷入了教育焦虑。也有观点指出，高考只决定了你在哪个学校考研，从大一开始就着手准备保研、考研，已经是大学生的常态。

近两年来盛行于年轻人群体的“考研热”，折射出“升学大战”下的教育焦虑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本文分析指出，教育竞争形成了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压力系统。这个压力首先是通过家庭对教育的期望而传输出来，然后演变成学校资源的竞争，再由学校竞争演变成社会地位竞争，最后社会流动的导向反过来强化家庭压力，形成了一个功利主义的循环机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原载《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2期，作者：王洪才（厦门大学教授），原文标题：《“我考研400多分，却还是进不了复试”：“高分盛况”下的教育焦虑亟需重视 | 热点》，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教育是最牵动当今中国人敏感神经的问题之一，因为人们已经把教育与个人的终身幸福、家庭的安全、社会的和谐，特别是与国家的竞争力联系在了一起。似乎历史上没有什么时候比今天的人们更关注教育了。但教育发展水平究竟如何，人们对教育的发展状况是否满意，这一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判断教育成败的依据

经过30 余年的改革开放洗礼，中国教育获得了飞速发展，如实现了全面普及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并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这些俨然是中国教育成功的指标，但为什么人们对中国教育始终不满意呢？因为与老百姓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教育公平问题，也即人们是否有均等的机会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如果人们很少有机会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那么人们仍然是不满意的。

人们已经切身体会到教育机会是不公平的，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而大多数人无法享受优质资源。人们认为，只有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才是教育的成功，不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则是教育的失败。

人们的推理逻辑是：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不能享受公平的教育机会，则发展机会就是不公平的。不能享受公平的教育机会，对个人而言是不幸的，对家庭而言是失败的，对社会而言则是不道德的。总体而言，人们对不公平的教育是不满的。

人民群众满意，当然是评价教育成功与否的最终根据，然而从学理上该如何判断教育的成功与失败呢？我们认为，对教育发展考察分为两个向度，一个是外在的向度，一个是内在的向度。

从外在的向度观察是比较容易的，如通过收集一些可测量的数据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就可以揭示教育发展程度，特别是教育发展的速度。如通过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教育规模扩展速度惊人，教育经费总量投入增长很快，人们入学机会大大增加，受教育条件大为改善。外在向度主要测量教育机会的充裕性与可获得性。显然，在这方面，中国教育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

然而，考察教育成功与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内在向度，这个向度包括三个基本指标：人们是否得到了公平对待，个体潜能是否得到了尊重，教育是否满足了社会对人才成长的期望。这三个指标的主观性都非常强，很难进行具体测量，但对人们的影响更深刻。

就人们是否得到公平对待而言，这个任务显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因为它不仅包括机会平等，还包括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目前人们最关注的是机会平等，对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期望还不高，因为机会平等是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的前提。

个体潜能是否得到尊重，这个问题比公平对待要求更高，它意味着要尊重个体差异，要给每个个体以平等的发展机会，实质上内在包含过程平等的意味。社会期望则是更根本的目标，社会期望是希望教育培育智性和德性平衡发展的人，而不是有所偏失的人。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获得智性发展与德性发展的平衡，可谓达到了社会期望目标，这也可以理解为结果平等的内涵。

然而，人们对这方面尤为不满意，因为人们普遍感觉现在的教育是重智轻德的，也是社会道德素质滑坡的重要源头之一。甚至在智育方面是注重知识灌输的，而非创造性能力发展，这是社会对教育批判最多的方面，人们把这种教育称之为填鸭式教育，是落后的、封闭式教育。概言之，这一点集中表明了中国教育的特征，是中国教育失败的最重要的依据。

归结以上三点，对教育内在向度的考察，说到底仍然是对教育公平性的考察。由此可以看出，学术评价与社会对教育的满意度评价总体上是一致的。

社会不满集中表现为教育焦虑

教育焦虑是当前社会的普遍症状。何谓教育焦虑？教育焦虑就是人们对子女教育的结果过分担心，具体表现在唯恐孩子上不了好学校，得不到公平对待，最终上不了好大学，以致最后无法在社会上很好地就业。

这种焦虑症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人最烦心的一件事情，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幸福体验、家庭的安全、社会的和谐，当然，也关系到经济发展是否有后劲，国家是否有竞争力等，更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抱负能否实现。正是源于这种教育焦虑，许多学者都在大声疾呼正视中国教育的问题。“钱学森之问”的提出，也是教育焦虑的反映。

为什么中国人有如此强烈的教育焦虑？最直接的感受来自教育机会不平等和升学大战愈演愈烈。在当下，科技发展速度日新月异，而市场竞争越来越残酷，理想的就业职位越来越难寻找，人们把应对这些压力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教育上，教育就成了救命稻草。

然而，不公平竞争的教育现实，使人们对教育失败的恐惧陡增，每个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教育竞争的失败者，因为一旦在教育竞争中失败就很难再成为社会竞争中的成功者。

这种连锁式的忧虑，就产生于家长为教育过度储蓄，过度投资，对孩子施加过分的压力，对学校老师有过分的期待，也对自己的承受能力产生了过高的期望。这种期望是普遍的，而它正是应试教育、升学大战的幕后推手，这也是应试教育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

在过去，家长对应试教育的热衷主要表现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切上，而在今天则主要是出于对个体发展前途的担忧，特别是对失业的恐惧上。显然，对失业恐惧所引起的焦虑比望子成龙的焦虑更具有威胁性。在今天，每一个理智的家长都会对孩子教育非常上心，唯恐在教育问题上有什么闪失，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高度焦虑的畸形心理，似乎唯有教育成功才能实现自己的一切愿望。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现实也使每个人认识到教育竞争的残酷，他们认为只有靠自己的加倍努力来弥补竞争中的劣势。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起源于长期以来国家所推行的教育非均衡发展战略，即重点或优先地发展某一部分、某一地区的教育，而不是均衡地发展每一部分、各个地区的教育。

重点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切资源均属于国家，教育是为国家培养干部，全国实行统筹，而地方和个人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利益。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逻辑则行不通，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地区发展不平衡，个人发展机会不公平。

而先发优势还具有累积效应，从而地区发展差异、个体发展差距越拉越大，那些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发展机会就越来越好，而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发展机会就越来越差。为了实现个人发展的公平机会，一些优秀人才选择向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流动，从而使优质教育资源更加集中，地区间教育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也导致教育竞争越来越白热化，越来越恶性化。具体的表现就是人们如果仅仅依靠正常的渠道无法获得教育机会，就会采取体制外的手段进行补偿，如缴纳高额的择校费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或通过进入贵族学校获得补偿性教育机会。

这一竞争态势，自然无助于素质教育推行，只会给应试教育火上浇油。此时人们还为这一行为提供了一个辩护词：“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不仅是人们对教育过分期待的心理反映，也是人们对不公平的教育机会发出的抗议。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独生子女家庭所占的比率越来越高，而孩子教育成功是家庭的唯一希望。由于社会还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人们不得不把未来的家庭安全建立在对教育的重视上。对每个家庭而言，孩子的教育成功就是家庭的成功，而孩子的教育失败则是家庭普遍无法承受的。

正是这种担忧心理，才构成了中国社会对教育的普遍焦虑。而教育成功标准就是指升学考试中的成功，即一路从重点幼儿园升入重点小学再到重点中学，直到重点大学乃至国外留学。这就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中国风景：升学竞争从大学一直延伸到幼儿园。

显然，对教育期望越高，投资越大，则人们对教育失败的恐惧心理就越强。由于在教育竞争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从而又加重了人们对教育的焦虑心理。在焦虑状态下人的决策行为往往是非理智的，如盲目地、过度地投资教育，胁迫孩子参加各式各样的学习班，对社会上的各种宣传不加甄别，对学校老师的要求言听计从，甚至想尽一切办法讨好老师。这种饥不择食的心理也导致了教育行业风气的败坏。家长总希望孩子在各科学业成绩均要达到优秀水平，并想尽一切办法为孩子成功创造一切条件，尽管这些代价非常高昂，但中国家长却心甘情愿承受，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教育情结。

在教育焦虑的状态下，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往往是不切实际的，总期望孩子成绩第一。这种期望一方面是望子成龙心切作祟，另一方面是对经济投入过大企求回报的心理作怪。因为在这样的投资逻辑中，认为高投入就应该有高回报，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公式即使在经济活动中也不具有普遍性，而在教育活动中尤其不适用。但由于这种非正常的心理存在，他们往往都存在急于求成心理，从而也会对孩子的学习进行粗暴无理的干涉。所以，家庭中针对孩子的高压政策往往是由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造成的。

正是这种畸形的教育需求心理存在，孩子的人格发展也被扭曲，他们认识到只有分数才能使自己获得一个优越的地位，至于别的方面的能力发展都是不重要的。从而也使得他们对分数特别敏感，甚至为了分数而牺牲一切。而这种心理也被学校的分数万能论所认可，从而其他方面的发展被忽视。这种学校教育氛围，正是教育失败的基因。

教育焦虑是功利主义文化的折射

在教育行为中，功利主义盛行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期望通过接受教育，谋求好工作，最终获得物质上的补偿；忽视了教育乃是塑造人的心灵的事业。康德的名言是“教育使人成为人” ，也就是说，教育的目标就是要使一个自然人成为一个社会的人，教育的真正作用也在于此。而在当下的社会氛围下，人们普遍只看到教育的功利价值，很少看到教育对人的品格、对人的心灵塑造的价值，这正是教育失败的真正根源。

随着功利主义在教育中盛行，一切教育活动都开始与物质奖赏制度建立了联系，以至于人们只关心物质收获多少，不再去思考真正的教育是什么。目前，人们已经习惯于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教育，从而使教育自身的特性正在丧失，教育变成了简单的学历证书符号，变成了交换社会地位的工具。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就使教育的钟摆从一个为政治服务的极端走向为培养经济人服务的另一个极端。

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具有独立品格的人，这种人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这种人才能承担社会责任，成为社会建设的主动者。而在功利主义视野下，教育成为应付考试的工具，学生成为知识的容器、考试的机器和学习的奴隶，他们在考试的指挥棒下失去了自主思考的能力。他们的个性潜能品质就被压抑了，为社会所需要的道德素质就丧失了。

功利主义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教育管理文化，学校用它考量教师的一切行为。目前在教育管理中普遍采用了泰罗制的科学管理模式，这种管理就是将教师的收入分配直接与绩效挂钩，而对取得绩效的过程不加考察，这就导致了为了目标而不顾一切的情况出现，这就纵容了教师的急功近利的心态。教育中一切弊端的出现，都与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有关。

教育中的功利主义心态与社会上物质主义泛滥是一脉相承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传统的价值观念被颠覆，而相关的价值规范没有建立，从而出现了一个价值真空期。在这个时期，物质主义成为某些人的主导价值观，追求物质享受成为社会时髦。这种社会思潮在教育领域中也折射出来，教育中也开始追求金钱至上价值。无论大中小幼教育机构，人们的一切行为均与金钱挂钩，人们的行为几乎是趋向于唯利是图。这在教育中表现为道德底线的失守，出现了一种文化溃败的现象。

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社会对教育价值的认识也出现了180 度的转变，从“教育无用论”转向了“教育万能论”。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是国家决定，所以人们担心教育是无用的。而在市场经济时代，一切都需要靠自己打拼，而教育则是提升个人能力的唯一途径，所以教育就从过去的无用的角色转变为万能的角色。

尽管教育在受到金钱的腐蚀和权力的诱惑，但人们仍然相信唯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掌握知识才能使自己提高能力，才有真正的竞争力，所以人们迷信教育。但在急功近利的心态驱使下，教育仅仅成为知识、能力的符号，而与掌握真正知识和能力提高之间失去了联系，因为无论知识掌握还是能力提高都需要以个体主体性的发挥为前提，否则就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教育被异化后就仅仅堕落成为文凭的符号。

无论是教育无用论还是教育万能论，都是一种功利主义文化的表现，都把教育与利益获取之间变成简单的等价交换关系。客观地说，这种观念的出现是社会经济不发达的表现，是人们把生存需求看成是第一位的观念的展示。这个时期，人们过分地偏重于教育的工具价值，而没有使人认识到教育应对独立的人格塑造所担负的责任，从而把接受教育仅仅当成谋生的工具。显然这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需求。

教育的高级需求则是对个体自由人格培养价值的追求，而这一需求常常被遮蔽，于是教育就成了单纯的职业标签，这就使人们的教育行为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在这种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潮影响下，教育就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于是人的独立性、尊严、自我实现潜能等使人成为真正人的价值被忽视了，而这些是人成为创造主体的前提条件。

教育被简化为谋生工具，折射的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生存焦虑问题。所以，解决中国人的生存焦虑是解决教育问题的根本之道。只有当人有了生存保障，他才可能追求自己的尊严，才会注重人格陶冶，否则他就只会注重实际的功利价值，而对教育的人格陶冶价值采取漠视的态度。

专业自律缺位加剧了功利主义泛滥

教育失败，实质上是教育行业自律失守的表现。当教育行业能够自律时，它会使教育活动按照自身的规律进行，就能够抵挡住社会上的拜金主义风气影响，也能够理智地回应家长的期望与压力。

恰恰是因为教育长期以来是行政的隶属物，一切以行政的意志为转移，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所以在面对行政压力时没有任何抗辩能力，只能老实地按照上级要求行动，这样，他们仅仅扮演了压力转移者的角色，而不是压力的有效抵御者。在升学压力面前，他们并没有很好的办法来消解这种压力，他们只是扮演了被动的随波逐流者。

必须承认，目前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总体是不高的。虽然从学历方面大部分已经达到了规定要求，但就专业精神方面而言则距离专业化要求还相差甚远。

专业化水平低首先表现在他们的自组织化程度比较低，没有建立起自身利益的保护组织，从而无法表达教师专业的意志，只能服从行政命令管理，更加屈服于绩效考核的权威。特别是在就业机会越来越短缺的情况下，教师职业的竞争性越来越强，所以没有人甘冒工作机会失去的危险与行政权威对抗。因而，在行政权威和绩效考核双重压力驱动下，他们只能投身于升学大战中。这种自我利益保护需求很难说是什么道德缺陷，它只是专业自主性的缺失表现。

在中国，不仅中小学教育领域缺乏专业组织的有效保护，即使在大学中，教师专业组织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行政化的驱使，所以，在大学中呼唤学术自由的呼声依然非常强烈。在美国，教师工会、教授联合会组织和大学协会等在保护教师专业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专业组织能够比较有效地抵御行政化干涉，从而使教育活动按照自己的规律行事。

如果缺乏职业团体的保护，那么单凭个人力量就无法与强大的行政力量进行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于来自上面的压力只能通过转移的方式来消解；他们转移的对象只能是两个，一个是学生，另一个是学生的家长。

在中国，家庭在学校面前是弱势力量，无法与学校教师的力量对抗，所以也只能听从教师的调配。同样，学生更无法与教师的意志相对抗。在升学愿望面前，教师与家长的意愿经常是一致的，常常是他们施加压力给学生。只有当孩子的具体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家长才成为教师利益的对立面。

从学校角度而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迫参与升学竞争，因为升学成绩与资源分配直接挂钩，所以升学竞争也关系到校长的职业安全，如果升学成绩差，校长的宝座自然也不稳。在这样的绩效目标引导下，校长也要千方百计地把升学成绩搞上去。他们当然要钻研提高升学率的技巧，同时他们也会把升学压力分解到每个教师身上。

当压力转移到教师身上后，教师出于自己的职业安全考虑，自然不敢怠慢，他们一方面会钻研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另一方面自然从严格要求学生方面入手。

所谓的严格要求学生，往往就变成增加作业量，牺牲学生必要的休息时间。当各门课都在增加作业量的时候，学生的课业负担就会变成严重超负荷，从而直接威胁到学生的身心健康。当教师采取高压手段推动时，学生的人格就面临被扭曲的危险。教师还会动员一切手段来达到竞争取胜的目标，家长就是最直接的动员对象，于是家长就变成义务的课外辅导员。

事实上，即使教师不去动员家长参与，家长也会主动扮演课外辅导员和监督者的角色，因为中国家长对教育太重视了。但要家长承担好这个角色，对于不具有专业素质的家长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家长一般是采用家长制方式进行配合的。在家长与教师的交往中，家长一直是处于一个被动的角色，很难提出自己的要求。由于家长始终是处于劣势，不敢得罪老师，从而使得他们即便觉得老师的要求不合理也要配合和执行。在这里，教师利用了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使家长扮演了应试教育推手的角色。

最后升学压力全部集中到学生身上。各科教师都把加大作业量作为取胜的法宝，学生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只能处于疲于应付状态。此时家长往往扮演了教师的同谋者的角色。很多时候，家长也发现孩子的作业量太大，孩子负担太重，但为了不使孩子落后，所以就极力地配合教师。尽管家长私底下对教师的行为存在异议，但也只能是把这些异议自我消化掉，因为家长无法有效地参与学校管理。在各种压力下，学生只好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娱乐的时间，业余爱好的时间，包括课外阅读的时间。

最终孩子成了牺牲品，他们必须在父母的压迫下参与自己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意义的升学大战。对于他们而言，即使最后获得了胜利，也因为牺牲了学习的乐趣，而成为人生永远的遗憾。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是家长制的结果，因为家长有决定孩子命运的权力，孩子无法自我决定，一直到孩子成年，几乎没有决定权。除非少数的叛逆分子，大部分还是老老实实地听从父母的教诲的。

如此，教育竞争就形成了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压力系统。这个压力首先是通过家庭对教育的期望而传输出来，然后演变成学校资源的竞争，再由学校竞争演变成社会地位竞争，最后社会流动的导向反过来强化家庭压力，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机制。在这个竞争序列中，大家只顾达到自己的目标，很少考虑到手段的合理性问题，几乎都是在道德的边缘徘徊。

可以说，升学大战的不断升温，就是功利主义在教育中泛滥的表现。

教育治理呼唤社会参与

我们注意到，由于缺乏专业组织和社会有效参与教育治理的途径，教育行政部门往往独立担负着治理应试教育顽疾的重任。但教育已经走出了传统的小教育的视野，进入大教育的时代，换言之，教育与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联系太紧密了，不是一纸命令就能够解决的。于是，尽管提出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已有数年之久，但实际效果差强人意，甚至还起到了反向的作用。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实行素质教育十几年之后而应试教育依然猖獗的原因。

目前教育问题已经是复杂的利益关系问题，不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故而无论政府还是学术界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解决，必须依靠社会共同治理才能完成。

因此，教育问题的本质仍然是公平教育机会问题，只有达成了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平衡，教育问题才能彻底解决。显然，要达到这一步，必须吸引社会力量参与，进行新的教育立法，在新的立法过程中要充分反映各个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否则，忽视任何一方面利益，都会成为潜在的社会问题。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调停社会利益关系的争执，没有什么比确立一个法治原则更重要了。当人们确定了明确的行动准则后，其后的行为方式就容易调整了。

在目前，教育法还不能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它很大程度上是行政利益关系的反映，并没有真正反映作为法律调整终端的每个公民的利益，当然对各个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也没有充分照顾。当人们不能通过理性讨论的方式解决问题时，人们就会通过自助行动来寻求利益的平衡。

升学大战从根本上反映了全社会成员对自我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焦虑状态，都希望通过借助个人力量来获得利益的保护。这就演绎为人们的升学情结。可以说，如果不通过法律途径来明确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的话，就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应试教育顽疾问题。

在市场经济时代，由于社会利益高度分化，政府的行政命令效力正在被市场等多元的力量消解，因为市场力量渐渐地有了自己的声音，它并不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随着网络的发达，政府权威的相对性就更加突出。而且政府内部也会出现不同的声音，这就表现在不同地方政府之间与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意见也经常是相左的。不同声音的出现，政府权威的绝对性自然就被消解了。

目前政府控制力量弱化的重要表现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随着政策在实际执行中走样和变调，部门利益和本位利益就取代了国家最高利益，结果造成了传统势力就会越来越强大，而需要扶持的新生力量则很难强大。这或许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应试教育势力越来越强大，而素质教育越来越难以实施了。

应试教育代表什么样的传统势力呢？应试教育所代表的就是传统资源占优势的学校利益，这些学校也是教育行政部门关照的重点，一旦推行素质教育，则其传统资源优势就受到影响，换言之，它所获得的价值符号就要受到损失。为了不使自己所拥有的价值符号受到损失，他们就会变相地肢解素质教育，从而把自己打扮成素质教育的先行者。这就出现了许多传统的重点学校摇身一变为素质教育的示范学校。

可以说，传统的重点学校已经凝固了政府和社会的优势资源，成为明星学校，而要他们脱离这一明星位置，无疑是对其传统地位的颠覆。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但面对素质教育大潮，这些学校当然是无力阻挡的，于是就采取改牌换位的方式，就成为新的形象的代表。

这种仅仅改变自我标牌的做法，就使他们认识到，素质教育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真正需要的仍然是应试教育的实力，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高喊素质教育的声音越积极，实际上实施的应试教育越彻底。这样就导致了改革总是走向相反，传统势力在改革中日益强大，而新兴力量越来越薄弱。这就是独特的中国难题。

此间，市场力量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发现，市场力量不可避免地附着在传统的行政力量下，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支持，市场力量就等于零。这说明，市场是一种寄生的力量，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因此，在现有的体制下，市场的逻辑是依附于行政的逻辑，如“校中校”就是这一逻辑的典型表现。

当市场力量出现时，行政力量似乎找到了逃遁的路径，如通过发展民办学校来增加教育机会，似乎行政力量变得弱化了，事实上它的控制力更加强了。因为它可以与市场力量共同作用而变成一种强大无比的东西。这说明，传统的行政力量已经被异化，市场也不是真正的市场力量。按理说，市场应该独立地发挥作用，行政是干预市场或监督市场的，一旦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合谋，就可能创造出最恶的后果。

当行政力量发生异化时，其权威性就受到质疑，其发出的政策信号也容易失灵。因此，建立社会压力的疏导系统就成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在目前，社会向教育施加压力，一般是通过家长的意愿表达的，中间缺乏一个社会中介组织进行过滤和分解，从而在家庭与学校之间直接构成了一个压力环，所以当学校向孩子施加压力时，家长往往是配合者，家长一般不会分解学校施加于学生的压力。如果有一个发挥中介作用的教育职业团体存在，就能够有效地过滤社会施加学校的压力或学校施加给家庭的压力，如此就不至于使学生成为替罪的羔羊。

因为现代社会运行机制非常复杂，单靠政府下达命令方式已经失效了，而且政府本身的作为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必须使专门的职业团体发挥作用，使它们扮演学校与家庭之间中介组织，成为教育压力的疏导机制。但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与公民社会发育之间具有直接关系。没有公民社会发达，在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就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那样就会导致社会压力积累，从而成为社会危机的策源地。

当政府信号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专业组织的角色又缺位的时候，人们只能通过自助的方式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困惑。人们自助的手段就是通过投机行为以便获得最优的教育资源，这就使得教育变成了高度营利和容易腐败的行业，天价的择校费也由此而生。如今，学校也不再是什么清水衙门，教师职业也失去了昔日的尊重。

面对这一现象，有人把它斥之为教育产业化的恶果。显然，这一批判有失公允，因为他没有意识到教育产业化是一柄双刃剑。因为正是教育产业化，改变了教育是一个纯粹消费领域的概念，认识到教育也是一个产业，也在从事生产，而且教育活动也需要讲求效益，也需要在相当程度上按照市场需求运作，认识到教育如果不面向市场的话很可能就是完全无效的教育。

当然，教育产业化如果引导不力，就会使教育变成一种营利的行业，就会使人把教育作为牟取暴利的手段，就容易引起教育腐化。所以，对教育产业化引导不力不是教育产业化自身的结果，而是管理部门的责任。

事实上，一旦教育与市场经济接壤，教育不发生产业化是不可能的，除非教育全部由国家承担，一旦允许民营、学校创收的话，教育产业化的机器就开动了。实事求是地说，教育在适度范围内营利是有利无害的，因为这对于节省教育成本，提高教育效益，尊重消费者意愿是有利的。但如果失去监控或教育缺乏自律，那么教育就会转变为商业机器，就会带有许多商业奢靡的痕迹，就会滋生大量的腐败现象。所以，对于教育产业化宜疏不宜堵。

教育失败危及社会安全

如前所述，应试教育的本质就是急功近利主义在教育中的泛滥，它使人们只注重眼前可见的目标，而对长远目标视而不见，从而助长了社会上浮躁的文化风气。应试教育表现为一种高度形式化的教育，视应试技能训练价值胜过心灵塑造的价值，从而遮蔽了教育对人的内心发展的意义，也使教育与真正幸福拉开了距离。

应试教育的结果就是把人培养成为功利的人、工具的人，而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具有独立判断力和具有创造能力的人。不能培养这样的人就是教育的失败。社会期待教育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和创造力，懂得自尊和责任，而急功近利的教育使人变成了自私自利的经济人。这种人格特质根本无法体会幸福的真正含义，当然也不是时代所欢迎的。

教育治理的根本出路在于社会参与，使教育反映社会的共同诉求。其中，教育专业组织的地位受到尊重并强化专业自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教育中的乱象，也才能为人们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当教育机会实现公平，人们对教育的焦虑程度就会降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原载《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2期，作者：王洪才（厦门大学教授），原题《教育失败、教育焦虑与教育治理》，为阅读方便，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