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调酒与管理咨询

我又开始练习调酒了。一位调酒师跟我说：“在研究出几百种特调鸡尾酒之后，调酒这件事也会变得无聊。所以我来教学了，也许能有意思一点。”

他看我没说话，就问：“你怎么这时候能来上课？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一言难尽，我刚辞职，还没开始下一份工作。

关于我的工作，已经写过了四篇文章，再去描述过去三年里发生的那些事已经没什么新鲜的了，很多细节也不好说得太多。

简而言之，我在麦府（麦肯锡）作为咨询顾问（数据科学家）参与过的那十几个项目，每一个都远远超出了我曾经对世界和自我认知的边界。每一个项目上发生过的剧情反转都值得我来书写一篇一万字的短篇小说。

虽然大多数时候我的表面行为都只在取数，分析数，算数，画ppt，但我说出的很多个结论都掀起过一些短暂性的惊涛骇浪。

惊涛骇浪来自于哪里？一位领导跟我说过：“客户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会来找我们，一种是这个事情难度非常高，客户没人做得出来，甚至行业里也没人做得出来。另一种是这个事情看上去容易，但牵扯了多方的利益得失，有巨大的坑导致客户没人想做。所以别把你的工作想的太简单了，赶紧干活吧。”

看到了吧，这就是咨询顾问的说话方式，连一句吐槽都要满满的结构化思维，不MECE（Mutually Exclusiv Collectively Exhaustive）不行。

实际上，他说的两种情况一般全占，重重矛盾错综复杂地紧紧缠绕在一起。

天塌下来总有领导顶着，而我作为干活的人，每天被困扰最多的两个问题便是：“我们是来干啥的？”和“到底该咋干？”

第一个问题还好，只要花时间和领导、客户一遍遍地磨，再把所有人说的话都变成工作计划的一部分，编个故事线画在ppt上，反复迭代100次直到项目结束，应该就明晰了。

第二个问题才是最要命的。采访了行业专家，翻遍了最佳实践方案，做了一堆高管workshop，把数仓里所有的历史翻了底朝天。最后模模糊糊总结出一二三条举措来，算了算这些举措带来的钱，有时大得惊人，有时小得微不足道，反正看着怎么都不像那么回事。领导除了关心这三件事情是不是MECE的，还要问一句：“这样能成吗？”大概，也许，希望吧……

说回调酒的事儿，就经典鸡尾酒来说，如果严格按照配方，且配上熟练的手法，那么做出的一杯成品，大概率味道不会有什么偏差。至少做一杯Martini不太会尝出Margarita的味儿。

可卖Martini和卖咨询服务太不一样了，就算是同样的做法，同样的配料，被平移到不同的客户那儿，又混杂着外部内部等诸多变量，就一定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化学反应。

有多不同呢？顾客说着只点一杯高大上的Martini小酌怡情，按照当前国内咨询服务的模式，最后给他做出来一套酱香拿铁配煎饼果子也是非常有可能的，要美味、要喝醉、要吃饱、要提神，要便宜，还要创意，反正要的不是那杯你在哪都能买到的配方路人皆知的经典鸡尾酒。

于是这些热爱解难题，探索未知的咨询顾问们忙着和客户斗智斗勇，并把不断突破个人舒适区作为最大的享受。日复一日、昏天黑地、却甘之如饴，在这里硬着头皮熬过了一年又一年。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二、影响力

更久远一些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很叛逆的小孩。我一直都由衷地反感“影响力”这个类似于洗脑的概念。为什么要影响别人？为什么要被别人影响？互不干涉，独立自治，和那个所谓的“自我”才最重要。

而时过境迁，麦肯锡这三个字终究是在我身上留下了一些痕迹的，以一种残酷、理性、现实的方式锤炼了那个把“自我”看得比什么都重的小孩。

这份工作推着我摘下文艺青年浪漫化一切的滤镜，和最真实的世界进行交锋。

当我去了工厂，去了生产线，去了银行，去了商铺，去了医院；旁观了瞬息万变勾心斗角的职场，旁观了同家公司在五个月内由欣欣向荣转为灰飞烟灭，旁观了几个玩家在同一片市场里厮杀得苟延残喘的惨状；体验了一条确凿的结论给整条业务线上每个人带来的巨变，参与了把以为不可能的举措一件件发展落地成了可能，我便不再草率地以为“自上而下的影响力”只是一个传说。虽然它们没有作用到我身上，也不来自于我，但它真实地存在着，指引客户走向了下一个阶段。

当我的领导一次次逼问我：“你的结论是什么？你认为该怎么做？现在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你要花多久去解决？”当我的客户一次次挑战我：“你们麦肯锡到底会干什么？你们真的做到过吗？”我便不再用“终极意义感”去批判支撑这个世界运转的基本规则，开始习惯把解决问题作为一切的目的，并从做具体的分析和事情当中获得一些满足。

以前我只知道自己是个叛逆的小孩，可现在我更知道了自己是谁，或者说，正在与这个世界密切发生着联系的我是谁。我可以从世界里获得什么，以及这个世界需要我付出什么。

我有幸在这儿体验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工作，所以现在我更了解自己擅长什么并可以很坚定地在擅长的领域持续发力。

虽然和人打交道对外向的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但过于频繁的人际交往也逼迫我开始研究并实践高效沟通的方法论。

每周80小时的工作量很夸张，我却因此发现了即使不睡觉不出门也要坚持下去的热爱。

这一切都是麦肯锡在过去三年带给我的变化，加上一些我引以为傲的在客户那里取得的成绩，都可归结为我最讨厌的那个词，影响力。

它重要吗？太重要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如果我或者我服务的客户们没有把麦肯锡这三个字和自己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那所谓后来的改变根本不会发生。

于是那个叛逆的小孩又发出了一个问题，无论针对个体还是组织，单纯由“自我”驱动的改变成立吗？

三、假作真时真亦假

很快，我用亲身证明且回答了这个问题，从麦肯锡的突然离职就是一场完全由“自我”驱动的变革，它不来自于任何人或外部环境的刺激。在一个月后的今天回看那个决定，不是因为年中的升职失败，不是因为我做了一个内耗很严重的项目，甚至也不是因为我没法吃苦受罪。

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主动陷入了一场极其痛苦的“灵魂拷问”。

今年的最后几个项目上，有两句经常被我的同事和领导提起的话：

• It is what it is. （事实就是这样）

• Percep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reality. （感知比事实更重要）

这两句话在传达的价值观完全相反，却被同时用来解释我们的工作方式及成果，它们出现的频率之高让我有些精神分裂。我试图强行跟随其中一个，却总是找不准方向。

感知是怎么来的？先被刻意地塑造，再被接收者理解。俗点说，做样子给别人看，让他满意。

塑造关于一件事物的看法和理解是咨询顾问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还记得在第一个项目的第一天，我旁观同事通过一个很复杂的模型算出了某项技术对于某运营环节的成本节约是1百万美元。结果在一场深夜的problem solving中，经过多轮领导的打磨，模型被调了又调，这个数字在ppt上被改成了0.5~2百万美元，且加上了一个好看的椭圆形边框。那时我还以为这是个无关紧要的调整，后来才明白，对于急求降本可能性的客户来说，1和0.5~2带来的感知大有不同。

可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不免让我怀疑，自己每天产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我到底是在计算真相还是讲故事？如果所有的感知都是可以被塑造出来的，那事实重要吗？如果事实不重要，那我每天岂不是在装模作样地骗人？

更何况这个所谓感知的接收对象又不只是一个人，当每一个比我更有话语权的人都对所谓“感知”发表一番见解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和得出的答案早就变了形。我怎么能把控得了那么多人的心思？如果一顿装模作样后，客户真的相信了，去做了，又没做成，要怎么办？

不知道是叛逆的心理作祟还是太习惯实在，我开始“不要命”地追求事实，反感一切被“拍出来”的结论。我纠结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结果，甚至每一个被挂在工作计划上的名词，并会直接因为一些我不确定的事情和项目上的领导吵架。我以为秉承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生活会容易一些，白纸黑字，只要我的推演过程够严密，谁敢说错？

可项目上的结果已经反反复复地教育了我，大部分时候客户并不会为了我纠结的那些数字和事实买单。比如他们通常的反馈都是：“有道理，有用，有价值。”而不是：“算对了，拆得真细，估得真准。”这大概是二八原则没学好的表现之一，只因为我太怕说假话和错话，不安于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假装直到真的做到）。

我没有在说咨询顾问都是骗子，也许这个世界上除了侦探和科学家外，没有任何一个职业是靠贩卖事实吃饭的。

我才反应过来那些前两年做过的卖衣服、卖口红、卖香水、甚至卖奶粉的项目，有哪一样是顾客在为产品的“实际数字价值”买单呢？衣服不过是一堆轻飘飘的布料，口红不过是红色的可以涂抹在嘴上的膏体，香水不过是加了香料的水，这些东西的实际成本都低得可怜。消费者被品牌塑造的感知所吸引，难道这样的商品交易该受到道德的挑战吗？

连我自己最喜欢的那些伟大的文艺作品也不例外，最实在的立意和作者想传递的事实可被浓缩为一两句话，其它所有艺术渲染和情节都是作出的戏而已，可没人会因为那一两句话而沉沦，我们总感动于一个完整的故事。

学着讲故事，学着揣测对方的心思，学着塑造出每一样让别人信服的感知，工作还在继续，我亦越来越熟练。而我总有需要面对自己的时候。等到内心深处的舞台下方终于空无一人，我真的还能装模作样地活在这种被塑造出的感知中吗？

我是说，当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病入膏肓、职场倦怠”的事实（身体和心理的极度疲劳和不健康），我的心里又在说一个什么故事给谁听呢？

有些情节早已被潜移默化地安插在大脑深处，且日日循环播放：我是热爱这个工作的，这个工作是非常值得的，我应该恪守作为麦肯锡咨询顾问的价值观，麦肯锡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等我再升一次职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了，失去这份工作等于前功尽弃，如果去甲方工作我会不适应，如果不在外企工作我会不适应……

最严重的时候，我已分不清内心深处的真和假各占几分，这样的分裂让我痛苦，远大于我需要解决的那些项目上关于数字大小的痛苦。

我知道没人能帮忙把这混乱的真假理清，所以只能逼着自己客观地审视到底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我想象中的故事。我用尽了在麦肯锡学到的那些验证假设的方法：采访最信任的亲人朋友他们怎么看待这份工作，统计我因为工作而失眠的天数，推演在公司未来半年我能做到的项目和继续升职的概率，计算升职后找工作的难度和低位推出找工作的难度，对比我在休假和项目中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

然后很不幸地得出结论，出于种种原因，这份工作已经夺走了我的健康，我的精力，我的创造力，和短期内任何继续良性的发展空间，而那个关于继续坚守在麦肯锡的梦，大概是个不太重要的感知而已。

于是我抛弃了在麦府学会的那套讲故事的能力，诚实地面对了自己的需求。辞职过后没有过丝毫的焦虑，反倒是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有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感。我不需要再做戏给任何人看，只求诚实地面对自己。

四、友谊

最沉重的部分是人，最难告别的是人，过去三年我和同事的关系更像大学同学，和领导的关系更像老师和学生。我们几乎不同时出现在办公室里，仅仅通过每次项目上短暂高密度的交集建立联系。对，是那种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二点都要腻在一起的高密度，只是在项目上的几周都能把对全世界的见闻和整个人生聊一遍。

直到今天，我遇到很多事情的第一反应还是发微信给这里的“同学”和“老师”。甚至没怀疑过打扰他们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哪来的自信，哪来的亲切感，很难解释。

过去三年我生活的“含麦量”过高，这确实不仅是一份给我定时发薪水的工作。作为回国的第一站，我何其幸运，从这儿认识了那么多有趣可爱的人。不要用优秀、精英去形容他们，最重要的是我和大家玩得很开心。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我听他们说话，他们听我说话，然后就一直到了现在。

太多太多过往的细节都充满了温情和关怀，我列举不过来。

在我像孤魂野鬼一样流落于各个陌生城市街头时，共同苦中作乐，顺便进行无数次高质量心灵对谈的小伙伴们……

在我出错、叛逆、迷茫、纠结时永远挡在前面，并耐心引导我回归正途的领导们……

写到这里，我脑海里已闪现出了无数个名字，和无数双充满希望的眼睛。鲜活，明亮，生机勃勃。

也许未来有一天，我在酒店、机场或者餐厅又见到一群行色匆匆的咨询顾问，我看到他们慷慨激昂辩论的样子，会想侧耳偷听这次problem solving的话题又是什么。我一定会想起那些曾与我同行而后又消失在风里的身影，他们都去哪了呢。

五、尾声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群咨询顾问在忙着研究一些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有趣的是，我选择下一份工作的动力也是来自于探索更多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以及岗位描述上的那句“希望你是个有趣的人，有坚持多年的爱好加分”。

期待下一段旅程。下一次的打工日记会开启全新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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