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有什么影响？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为首的七大民生上持续用力。关注“低龄留守”问题，对于推动“十四五”实现“幼有所育”，建设教育强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村婴幼儿作为“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他们的早期发展不仅直接决定其未来的个人成就和家庭福祉（Heckman，2006），还关乎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Bai et al.，2019）。2020年中国农村3岁以下婴幼儿占全国同年龄段人口总量的36.7%，达到1529万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也给农村留守儿童发展、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和实现共同富裕带来新的挑战（魏东霞和谌新民，2018）。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城”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体的66.2%（段成荣等，2022）。农村人口的高流动性造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2020年全国农村0~17岁留守儿童达4177万人，其中3岁以下婴幼儿713万人（占17.1%）。“低龄留守”不仅影响留守婴幼儿早期发展，还会影响其成年后的就业（唐宁和谢勇，2019）。

本文基于新冠疫情发生前后（2019年和2020年）在云南省农村地区收集的891名3岁以下婴幼儿个人及其家庭的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识别父母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借助于父母外出的详实信息，本文区分了父母外出的不同组合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其次，得益于最新版婴幼儿早期发展量表，本文同时关注父母外出对婴幼儿认知、语言、运动和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再次，本文结合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遗漏可观察因素和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察因素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最后，在父母外出影响婴幼儿早期发展的作用机制方面，本文不但探讨了父母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收入效应”和“陪伴缺失效应”，而且关注了女性照养人（母亲或祖母）和父亲的陪伴效应，同时还关注了“照养人心理健康效应”。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根据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在生命早期最高，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Heckman，2006）。脑科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婴幼儿期间大脑发育最迅速，特别是在3岁以前，这一时期对神经细胞突触连接的发展至关重要（Huttenlocher and Dabholkar，1997）。大脑组织（如海马体、突触和髓鞘）的发育主要发生在胚胎期和出生后的早期阶段，且与认知、语言、运动和社会情感等能力的形成密切相关（Cusick and Georgieff，2016）。基因和成长环境共同塑造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科学养育和均衡营养有助于激发婴幼儿的潜力，降低早期发展滞后的风险（Walker et al.，2011；Emmers et al.，2021）。

农村父母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实证问题。父母外出可能带来正面的“收入效应”，也有可能伴随负面的“陪伴缺失效应”（Yue et al.，2020；李珊珊等，2021；Bai et al.，2022）。其中，“收入效应”通过提升家庭经济状况和支出，有益于婴幼儿的发展。然而，“陪伴缺失效应”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祖辈成为主要照养人，降低婴幼儿的早期养育质量（Yue et al.，2020；李珊珊等，2021；Bai et al.，2022）。在新冠疫情期间，农村父母外出就业受限、非农就业收入下降（白云丽等，2022），有可能减少家庭在婴幼儿早期发展方面的养育支出。

此外，农村父母外出期间，祖母或外祖母成为婴幼儿的主要照养人，但是他们的养育知识和观念与父母有所不同，养育参与也可能不及婴幼儿的父母（Yue et al.，2020；李珊珊等，2021）。这可能导致婴幼儿失去安全感，与他人互动和探索减少，不利于婴幼儿的早期发展。农村父亲由于传统性别角色和分工，可能认为抚养责任主要由母亲承担，即使疫情期间滞留在家也可能不参与婴幼儿的养育（Wang et al.，2022）。

最后，父母外出除了“收入效应”和“陪伴缺失效应”，还可能出现因为祖母或外祖母由于承担主要照养职责，其心理健康受到负面影响（杨洁等，2019），进而对婴幼儿的早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婴幼儿更需要认知刺激和社会交往环境，更容易受照养人负面心理状态的不利影响（Goodman et al.，2011）。照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对婴幼儿的早期发展越有利（Yue et al.，2018）。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以下4个研究假设：

H1：农村父母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H2：农村父母外出会减少家庭对婴幼儿早期发展有利的养育支出。

H3：农村父母外出会减少婴幼儿主要照养人的养育参与行为。

H4：农村父母外出会对婴幼儿主要照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造成负面影响。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2019年4月和2020年8月在云南省鲁甸县开展的两轮实地调查。2019年云南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7944元和11902元，分别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地区）中位于第24位和第28位。2019年云南省外出农民工为551.7万人，占乡村人口总量的22.2%，城镇化率为48.9%。

鲁甸县为原国家级贫困县，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为76.24亿元，在全省67个原国家级贫困县（市、区）中排第37位。2019年4月第一轮调查时的目标人群为6~24月龄的婴幼儿及其主要照养人（即婴幼儿饮食与营养的第一负责人）。具体抽样过程如下：在鲁甸县随机抽取2个镇作为样本镇。这2个样本镇共有15个行政村和224个自然村。根据新生儿出生登记名单，将有至少1个6~24月龄且住在本村的婴幼儿的自然村作为样本村，共计191个。样本村内6~24月龄的婴幼儿作为样本婴幼儿，共计1024个。

四、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简称PSM）和倍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简称DID），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将处理组定义为2019年7~12月或2020年1~6月父母至少一方外出至少3个月的婴幼儿。本文采用有放回的最近邻匹配法，基于倾向得分（即父母外出概率）为每名处理组婴幼儿寻找一名具有尽可能相同可观测特征的对照组婴幼儿，这样的匹配有助于缓解由可观测特征造成的选择性偏误。在匹配的基础上再采用倍差法，有助于缓解处理组和对照组共同的不随时间变化的选择性偏误。

（二）估计结果

估计结果显示，与对照组（即非留守）婴幼儿相比，从婴幼儿的早期发展来看，父母至少一方外出的婴幼儿语言和运动能力得分分别低0.197和0.192个标准差；仅父亲外出的婴幼儿早期发展指标与对照组婴幼儿无显著差异；父母都外出的婴幼儿的语言和运动能力得分分别低0.319和0.277个标准差。可见，父母外出不利于婴幼儿语言和运动能力的发展，无法拒绝假说H1。

从家庭对婴幼儿早期发展有益的养育支出来看，父母至少一方外出的家庭月均收入显著更低，为婴幼儿买维生素的支出显著更少。分父母外出组合来看，父母都外出对家庭月均收入和家庭在婴幼儿养育方面的支出负面影响最大。可见，父母外出减少了对婴幼儿早期发展有利的家庭养育支出，无法拒绝假说H2。

从主要照养人来看，在养育参与行为方面，父母至少一方外出显著减少了婴幼儿主要照养人的养育参与行为，且这一结果主要是来自母亲外出。分父母外出组合来看，仅父亲外出对婴幼儿主要照养人的养育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因此，农村父母外出会减少婴幼儿主要照养人的养育参与行为，无法拒绝假说H3。在心理健康状况方面，父母外出对婴幼儿主要照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有负面影响，无法拒绝假说H4。

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父亲的养育参与行为，发现样本地区父亲参与婴幼儿养育的整体水平仍较低，非留守婴幼儿的父亲的养育参与行为得分略高于留守婴幼儿的父亲。父亲参与养育对婴幼儿认知能力发展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疫情期间滞留家中的父亲并没有积极参与到婴幼儿养育中来。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三种方式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通过随机生成处理组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改变留守婴幼儿定义的方式，进一步控制家庭科学育儿指导干预可能造成的偏误。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相似，表明上述结果比较稳健。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9年和2020年对云南省鲁甸县891名3岁以下婴幼儿及其家庭实地调查所形成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农村父母外出状况及其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

第一，2019年样本婴幼儿认知、语言、运动和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滞后的比例分别为52.2%、54.2%、32.2%和51.0%，上述四种能力至少一种发展滞后的占86.2%。

第二，2019年7~12月或2020年1~6月期间父母至少一方外出、仅父亲外出、父母都外出累计超过3个月的婴幼儿比例分别为55.3%、33.8%和21.5%。

第三，与父母都未外出的婴幼儿相比，父母至少一方外出使得婴幼儿的语言和运动能力得分分别降低0.197和0.192个标准差，这一结果主要由父母都外出的婴幼儿驱动（语言和运动能力得分分别降低0.319和0.277个标准差），仅父亲外出对婴幼儿的上述能力无显著影响。

第四，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父母外出并没有给婴幼儿早期发展带来正向的收入效应，反而减少了对婴幼儿早期发展有利的支出，加之主要照养人的养育参与行为和心理健康状况变差，故不利于留守婴幼儿早期发展。

家庭照护是促进婴幼儿早期发展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对处于不利养育环境、早期发展存在滞后风险的婴幼儿的投资回报率高达7%~10%（Heckman et al.，2010）。在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过程中，应进一步把握“家庭为主”等原则，“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推广婴幼儿早期发展项目”。

建议卫生健康部门协调教育、民政、妇联组织等部门，设立养育服务中心，为家长提供一对一的家庭养育指导，示范亲子互动方法，传递科学养育知识，改变养育观念，使农村照养人充分认识到婴幼儿早期发展的重要性，促进农村婴幼儿早期全面发展。注重引导父母，尤其是促进父亲在养育过程中的参与。此外，关注主要照养人心理健康状况，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投入，改善他们的福利状况，同时为婴幼儿早期发展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更长期来看，笔者认为，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让“流动”不产生“留守”是治本之策。在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要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发挥外出务工的正向“收入效应”。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探索切实提供卫生服务、婴幼儿照护服务以及产假等相应福利的可行途径，保障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长期在流入地平等接受教育等基本权利，降低随迁成本，这样才能不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子女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才能更有效地促进中国人力资本长期高质量发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 （ID：ruraleconomy），原文刊发于《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8期，作者：白 钰（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 宣智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刘承芳（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