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能代表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方向么？

我们不仅惊喜于《我不是药神》的横空出世，更欣慰于其冰山之下中国电影的厚积薄发，以及它隐约启示出的某种光明未来。

《我不是药神》毫无疑问将成为暑期档乃至2018全年的“现象级”作品：上映12天后票房突破25亿，豆瓣上超过54万人打出了8.9分——这是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化、产业化改革之后，国产片中真正意义上的“票房口碑双丰收”成绩。令人惊讶的是，这是青年导演文牧野执导的电影长片处女作。

《我不是药神》票房口碑双高开

自点映以来，这部电影几乎获得了众口难调的中国电影观众们的一致赞赏：普通观众感动于其贴近现实而催人泪下的人文关怀，专业人士则多欣慰于其过硬的艺术水准和商业类型片的完成度。在这些赞誉声中，我们不禁要问：“药神”现象的出现是偶然还是必然？它会是一座昙花一现的孤峰，还是国产电影腾飞的里程碑标识？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把这部影片，和这些电影人们，放置到一个有纵深感的，链接过去和未来的大视野中去看。

从“涉案剧”到“类型片”，中国现实题材影视作品走过了一条长路

和大洋彼岸喜欢或科幻或奇幻的西方观众不同，现实主义自唐宋以降就一直都是我国文化艺术领域的一大主流基调。即使到了电影电视的时代，国人也一直偏爱既贴近现实生活又具有“看点”的影视作品。

在这方面，大陆的电视剧实际上走在了电影的前面：从1990年代中后期到世纪之交，《英雄无悔》《12.1枪杀大案》《刑警本色》《苍天在上》《永不瞑目》《大雪无痕》《黑冰》《黑洞》《征服》《绝对权力》等反腐剧、涉案剧，随着当时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不断取得收视率的佳绩。

涉案刑侦反腐题材闯入大众视野

今天当我们来看《我不是药神》的时候，实际上很多创作脉络可以溯源到那个时代：这又何尝不是一部围绕着“药”而发生的涉案题材呢？

2004年，广电总局《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涉案剧退出黄金档，我国的涉案题材影视剧于是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沉寂期，直到近几年现象级的《湄公河大案》《人民的名义》等的爆红，涉案题材影视剧才再次升温。

反腐沉寂十年 《人民的名义》刷新政治剧观感

从历史演变上来看。现实主义题材或是聚焦时代变迁、关照现实生活，或是表达中国经验、或是讲述中国故事，一直以来都具备深厚的受众基础的，是主流观影群体最容易接受的也是最没有观影门槛的类型，也始终都是赢得本土观众的利器。

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电影投资更倾向于“特效、IP、明星、奇观”等标签，而现实题材的电影大都隐藏在各种中小成本艺术片和独立电影节中，很少能够走进大众视野，更遑论票房收入。

直到近几年，从《湄公河行动》、《芳华》、《红海行动》，到今天的《我不是药神》，现实题材电影作品在全面转向商业类型片的探索中，才逐渐开始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从最早的香港警匪片，到大陆的涉案剧、反腐剧，到中小成本艺术片、独立电影，再到如今的“现实题材类型片”们，我国现实题材影视作品走过了一条很长的路。《我不是药神》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既来自于我国影视观众的文化基因和艺术创作者们的厚积薄发，也来自于在当下时代中，电影观众对于国产现实题材类型片的巨大需求。

当代观众与“现实题材”类型片

其实说我国电影市场缺乏现实题材，是不公平的。近年来的市场上也曾出现过不少优秀的现实题材影片，例如《白日焰火》《心迷宫》《暴雪将至》《暴裂无声》等，这些电影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是在商业上，却没有获得与之相匹配的票房收入，主要原因还在于这些作品大多是作者电影的个人化表达，艺术感太强，内涵和隐喻太过深奥，对于普通电影观众来说，理解它的门槛过高。这就导致了这类影片并没有有效突破更为广泛的观众圈层，无法成为票房爆款。

而《我不是药神》就巧妙的规避了这个问题，它的内核主题是深刻而沉重的，但是它被用轻松易懂的视觉语言和氛围表现出来，表现形式是接地气的，主人公就是我们身边的平民，他们和普通观众一样，有着精明和算计，有着朴实和善良，面临着生存的困顿，并咬牙坚持着。

它表现的就是普通人当时的生活状态，其整体的处理手法通俗而不低俗，兼顾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这样就让《我不是药神》有了和普通观众对话的基础。

致敬小人物的平民英雄

由于内地电影市场在2002年开始实行彻底的院线制改革，内地电影市场的规模、体量开始爆炸式增长，在票房平地惊雷式的迅速跃升至世界第二的同时，内地的电影观众也由传统的北上广等一二线城市，开始向三四线城市乃至更为辽阔的县级市扩散。在凡影的观众调研中，2017年有约两亿新观众走进了电影院。

这批新观众的特点也非常明显。他们既不是迷影文化的主体，也不是所谓的新兴中产阶级。新增的这批电影观众，是我们称之为的“7966人群”，即70%左右45岁以下，90%左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60%左右没有固定工作，60%左右月收入在3000以下的这类电影观众。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不断走进影院。他们来自社会底层，相比高屋建瓴的思索，社会变迁和现实问题带来的阵痛，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日常。

在过去，这批人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被主流文化所忽略，也没有发声的渠道。而在这个年代，当他们开始成为中国电影票房的增量乃至中国文化产业的增量，他们的消费诉求，在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普及的时代被前所未有的释放。不断扩大的观影群体，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原有的以一二线城市的中产阶级所主导的审美，影响着观影人群结构的变化和文化艺术领域的创作。

多位角色演绎一场别开生面的草根众生相

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不是药神》的横空出世，也让市场看到了现实题材类型片的更多的想象力。而跟着作品一起，还将崛起一批在现有市场竞争机制下成长起来的电影人，他们将构成未来中国电影的主体和主力。

新一代导演的成年礼

《我不是药神》是文牧野的处女作，和他一起走上电影舞台的80后这一代导演，是我国电影院线制改革后的市场竞争体制所培养起来的新一代导演。可以相信，从文牧野之后，未来将可能会有一批80后年轻导演，一步步从本土的中小成本商业类型电影里走出来。他们不是一位两位，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发力，这代导演的精神气质开始成型，创作也开始成熟。

导演文牧野细心整理片场布景

在画外2017年所做的《中国青年电影导演生存状态调查》（点击查看）中，我们发现目前的青年导演们普遍受过专业的艺术训练，这让他们拥有了很高的艺术素养和知识储备。同时他们也是看着香港电影和好莱坞电影长大的一群人，并不排斥类型化和商业化。

但同时，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这批青年导演最大的苦恼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由于没有经验，处女作的融资非常困难；即使得到认可，也往往只能操刀小投资的艺术片；想要被市场熟知，只能通过FIRST之类的独立电影节和各类奖项来寻求机会。

《我不是药神》为这样一批导演提供了一份大大的成年礼：它意味着，新导演可以得到片方的信任，并通过执导投资并不小的商业类型片作品，来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才华，从而像文牧野一样华丽而不是苦逼地登上舞台，而在这份大礼的背后，离不开宁浩、徐峥等人的扶持。

宁浩、徐峥、文牧野通力合作默契十足

宁浩是从刘德华“亚洲新星导”计划里走出来的，而徐峥则是从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摸爬滚走出。他们对市场和观众的把握极其敏锐。在完成了商业意义上的成功后，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开始做更多的探索和追求，也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始反哺市场，并凭借成熟的商业资本运作，发掘年轻导演，投拍新片。而这一批被发掘的年轻导演，有着更宽松的市场环境，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以及非常明确的现实关怀。在这个维度上，《我不是药神》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现象。

所以说，《我不是药神》的成功，既来自现实题材作品的多年积淀，也来自渴求接地气的现实佳作的新一代观众的内在诉求，还来自终于被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优秀青年导演。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不会是昙花一现，但前提是：这一切条件需要被放到一个商业、艺术、行业等多重力量所汇聚的“平衡点”上，然后才有可能戴着“镣铐”跳舞。

新的平衡点，与某种未来

一直以来，影视行业有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排片不好怨发行，票房不好怨宣传，口碑不好怪导演，导演抱怨被资本绑架，然后所有的人都去抱怨审查制度。”这种甩锅简单而粗暴，与行业也毫无裨益。而《我不是药神》在上映伊始，人们谈论较多的也是关于审查的话题。大家吃惊于“这样的题材也能过审。” 

《我不是药神》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在不触碰基本原则底线的基础上，如何带着“镣铐”自如的舞蹈？如何用一个举重若轻的策略，讲述一个沉重甚至有些敏感的话题？这是《我不是药神》的优秀之处，也是新生代青年导演的聪明之处。

影片需要掌控的不仅是表现现实和审查之间的平衡，更重要的是艺术和商业的平衡点：《我不是药神》在现实题材当中融入了好莱坞类型片的叙事方法。

通俗的叙事模式、类型化的套路、营造“现实感”而非“真正的现实”，在保证电影本体质量和深刻内涵的前提下，又充分展现了电影的商业价值和传播价值，也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关键——原来不去模仿好莱坞，也可以有另外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实题材创作之路。

拍电影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可以让人站立的平衡点，往往也是最困难的那个位置。如果因为审查的存在，就远离所有现实去拍臆想中的虚情假意；或者因为无法掌握艺术和商业的平衡，就转身拥抱明星、IP与特效，这一切都并不会让中国电影变的更好。

而《我不是药神》最为可贵的一点，就在于它迎着所有的困难而上，最后在一个刀尖般的平衡点上站稳脚跟，并开始从容“跳舞”。这需要莫大的才华和心血，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终于可以说，中国电影的未来可期。

在影片结尾，徐峥饰演的程勇在法庭上说：“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吧，希望这一天早点来。”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亦如是。

本文作者：孙佳山、周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