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鹏与李连杰的殊途与同归

在中国慈善这条路上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在与这个别扭的环境一边博弈一边前行时，有意思的是他们选择了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方式，李连杰是“尖锐”的，李亚鹏是“柔韧”的，但相信终究他们会殊途同归。

最近看到在慈善圈子里有两个有意思的新闻：一个是“标哥”陈光标用据说数吨人民币搭起了一个演播室，一个是微博上的一位“周姓网友”对李亚鹏公益纯粹性提出质疑。有意思的是两起新闻背后围观群众的反应：标哥后面大概有六七千条评论，出乎我意料的是一片叫好声，大概几种声音，一是标哥是玩慈善的，再怎么玩也是慈善，二是标哥敢晒富说明钱来得正；李亚鹏后面的评论一大片叫骂声，基本都是一种声音，看你丫终于出事了。我猜想除了天后的粉丝泄愤之外，另外也是因为质疑“敛财”涉及法律范畴，真正想挺李亚鹏也得拿出证据，而这个网友还真是没有。

除此之外，对这两件事情截然不同的反应——“叫好和叫骂”，在我看来还有一种很典型的“看客”心态——慈善是别人的事，弱势群体没人管需要我们骂，富人捐得少需要我们骂，做慈善的人被质疑需要我们骂……反正当看客最容易，遇有不满出声高骂即可。在中国行动派始终是少数，在慈善界的行动派更是寥寥无几。

本文无意为李亚鹏辩解，一是的确拿不出证据，二是严格说来我自己也是一名看客，基本符合“想得多动得少骂得急”一类。作为一名看客，倒想谈谈我看到的李亚鹏，以及我看到的中国慈善稀缺的少数行动派，以及我看到的中间曲折。

第一次发现李亚鹏原来跟荧屏上的“静哥哥”完全不同，是在一个公益论坛上。那天参与讨论的大佬们在慈善界也是各有一部传奇，但李亚鹏在快结束时的一个提议，差点让这个本来平庸的论坛为中国慈善创造一个里程碑式的拐点——的确，如果真正能做到！

提议起源于台下一位勇敢的红十字会官员，这位试图为红会的“郭美美事件”找到解药的官员，向有着悠久历史的美国联合之路董事长问道：“当年你们如何应对善款被挪用的丑闻？”联合之路的“正解”没留下什么印象，讨论末了李亚鹏自称的“我的无厘头的提议”却立刻成了第二天各大媒体的头条。

“我们能不能在公益体系内举办个听证会，把郭美美、红基会、媒体都请来，再叫上一帮陪审团，大家来认真地苛刻地质询下这件事？”

这个李氏“皇帝新衣”一经抛出，台上台下立刻兴奋了，这一提议估计立刻让“红会”炸开了窝。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第二天，“红监会”（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对外宣称，将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紧接着在社会大众一片叫好声中，红会郑重宣布，“重查郭美美事件系乌龙新闻”，“重查毫无意义”。

不过有没有意义大家都知道，到底能不能重查大家就不知道了。

李亚鹏这个“无厘头的提议”基本上是出于“仗义执言”。他后来解释说，“嫣然是在红基会下面的，我跟红会在一起共事了七年，他们这几年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说句公道话，拿那么一点薪酬，红会又是个清水衙门，本来还有点奉献感，现在却到处被追打，应该给他们一个被听证的机会。”

这是一个率性而为的人。在这个看起来“很傻很天真”的提议里，能看到作为一个实干者，他击中要害，希望凭此解决红会诚信危机的一面。但另一面却是红会高层对开放他们内部信息的强硬与恐惧。强硬在于他们决定了规则，恐惧在于他们深知一开放即颠覆。

这其实基本代表了在中国做公益的第一拔人所面临的环境：在一个蹩脚的、哪里看起来都像是故意做对的规则下，认真努力地遵循规则。一边创新一边探索着试图寻找一条可行的路，去做一件无比正确却总是会让很多人感觉不合时宜的事。

说到这里大概也看出来了，慈善这件事在中国可不是率性而为就能玩的。这是一个极度考验掌控力的游戏，不仅仅需要挑战规则的勇气，还要有多方博弈的智慧，更需要持续坚韧的耐力，三者缺一不可。在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上，能够走得既久又远的人，仍然属于凤毛麟角，当然我相信他们会越来越多。

李亚鹏是其一，李连杰也是其一。这两个同样优秀的男人，在慈善这条路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在与这个别扭的环境一边博弈一边前行时，有意思的是他们选择了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方式，李连杰是“锐利”的，李亚鹏是“柔韧”的，但相信终究他们会殊途同归。

他们都是一个敏感的、脆弱的的父亲。而转身慈善的惟一的证悟是女儿，一个父亲和女儿必须经历的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以及因为爱而必须承受的痛。他们的不同或者只在于，他们能把这些经历与承受推已及人。

2004年12月，李连杰全家到马尔代夫度假，想不到碰上世纪大海啸，为抢救被洪水淹没的四岁的女儿，李连杰不仅脚部受伤，更度过了两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发起成立慈善基金的念头即从那时而起。10个月后，借助《霍元甲》的宣传，李连杰推出“壹基金计划”。1963年出生李连杰时年41岁。

2006年5月，李亚鹏和王菲的女儿李嫣在北京出生，面对这个先天患有唇腭裂的孩子，李亚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曾经跟媒体说，在看到孩子那一刻他震惊了，他望着女儿说，“嫣，别哭了，你会没事的，相信你爸爸。”与其说这句话是为了安慰孩子，倒不如说是为了安慰可怜的父亲自己。孩子三个月时在美国接受手术治疗，为了让孩子有一种安全感，需要把孩子绑在大人身上做手术。李亚鹏说，听到嫣儿撕心裂肺的哭声，他努力分散自己的注意。后来我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全湿了，“所有的父母都要经历这一关。”6个月后，李亚鹏创立了嫣然天使基金。1971年出生的李亚鹏时年35岁。

基于中国政府对民间公募基金会的种种限制，他们别无选择地选择了同一种方式，即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面作为二级专项基金，名称分别为“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中国红十字会嫣然天使基金”。接受中国红十字的管理，并分享红十字会的全国公募权。毫无疑问，这既是一个资源的平台，也是一个被钳制的困境。像所有博弈所面临的状况一样，它挑战着每一个创始者的勇气、智慧和耐心。

尤其当红会自身的声誉及其管理体制的合理性，最近几年越来越面对挑战时，其钳制角色越来越甚于其资源角色。

2014年，壹基金创建近十年，而嫣然创建近八年。在这两段漫长的博弈之路上，两个中国最优秀的男人，分别尝试用迥然不同的方式去解困或者说是突围。当我曾试图对他们的方式去评判优劣时，我突然发现其实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智慧。20岁时可能我会不假思索将他们分出高下，40岁时我则学会了赞赏他们施行的“知行合一”。简而言之，在解决问题方面，他们殊途同归。

红会的资源平台一目了然：可以借此展开全国公募，项目救助可以借助红会的官方，能够到达全国的毛细血管体系。

红会的钳制也是一目了然：项目运作层层审批，效率极低，一些紧急救灾项目，会出现获得批准时救助时机已经过了的情况。一系列“郭美美”事件之后，越来越受诟病的红会体系正在推动捐款人用脚做出选择。

对于后者，壹基金计划执行主席周惟彦曾举过这样的案例，汶川地震期间，因为天气太热，一些尸体开始变臭，当时他们想从壹基金的捐款中拔出400万进行灾后处理，因为程序太过麻烦，流程太过漫长，他们硬是没用上这笔钱，好不容易拔出来的款项，最后不得已又打回了北京。“那时的心情实在太生气太着急了，但拍桌子骂人也解决不了问题。”

而“郭美美事件”后，在民众日益高涨的愤怒声中，很多潜在捐款人，可能在汇款时看到壹基金或者嫣然前面的“中国红会”字样时，刚刚酝酿的捐款情绪很快又被愤怒取代了。

这是一个机构求生存求发展不得不面对的瓶颈，一个更形象的说法是“狭路相逢”。如何提高项目运作的效率（更准确说及时性），并减少红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每一个其下辖的公募基金都面临的生存难题。

李连杰选择了“亮剑”，一种“锐利”的方式，李亚鹏则选择了“迂回”，一种“柔韧”的路数。

2009年底，壹基金创建时与红会达成的三年挂靠合作协议即将到期，李连杰联合马云、马化腾，向民政部正式提交了注册公募基金会的申请。但因为从无先例，终未获批。多方奔跑无果之后，李连杰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中直陈，“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个人到领导都觉得是好事，但壹基金现在因为身份问题而面临中断的可能。”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毫无疑问，这看起来无疑是一个舆论倒逼体制做出改革的良机。而这一倒逼方式，也最终使得最先改革的深圳市民政局“招安”了壹基金。面对深圳市民政局抛来的橄榄枝，从时间来看，李连杰几乎是当天即做出了选择——壹基金迅速拔脚离开北京，七天后在深圳注册成立。

只是这看起来更加自由的、公募的资格，仍需支付他必须支付的对价。受邀请担任壹基金执行理事长的王石认为当初李连杰通过媒体诉苦，并不是什么“好方法”，在他看来，针对政策问题，需要理解、耐心和智慧。“一旦某天你失去耐心，借助媒体的力量、网络的力量和政府对抗是不明智的。”

而转投深圳壹基金面临的最大局限，是按照规定壹基金只能在深圳本地发起募捐活动。尽管网络通道可以看似巧妙地规避异地募捐的问题，但因为壹基金开具的捐赠发票不具备在深圳地区以外的“免税抵扣”资格，这使得捐款企业“左右为难”，也使得壹基金的发展“进退两难”。

但为获得自由身（虽然是相对的），从果断亮剑，到决绝转身，李连杰显现了大多数中国创始人在与政府冲突时，难得一见的勇气。也许这样的勇气在他少年时代的习武生涯中就早已埋下，习武者的灵魂即在于狭路相逢挥刀拔剑勇往直前。正是这样的勇气使他在中国公益历史上创造了一个绝不应该被遗忘的里程碑时刻，一个民间公益创始人试图并将极有可能推动中国公益体制走向了不起的变革。

相对壹基金，嫣然选择了温和的方式。李亚鹏对此总结说嫣然的发展准则是“思想创新，行为保守”。这句话估计初听者都会大感诧异，尤其是对并不了解红会挂靠模式的听众。思想创新嫣然这七年应该算得上是探索无止境，从专项手术救助开始，李亚鹏改变了行业规则，利用嫣然整合的全球行业资源，试图制定中国的唇腭裂新标准；并引入在美国盛行的团队综合治疗模式，因为后者关注的不止是一项修复手术，而是跟孩子一生相关的身心健康；也是基于此，嫣然从早期的唇腭裂专项基金，拓展到了医疗之外的扶贫、教育等领域，他甚至开展了一些夏令营、艺术、培训等项目，旨在为了帮助患有唇腭裂的孩子解决心理问题，找到自信，甚至培养他们的领导力；李亚鹏还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民办非营利性、免费治疗唇腭裂的儿童医院，这在之前完全是一项政策空白；就在最近李亚鹏还在讲，他想要在中国探索一种全新的社会企业模式，他的定义是“不以赢利为单一目的，在实现了企业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价值的企业。”

李亚鹏是一个认真思考的人，如果两个月没见，可能他又会冒出一些新想法。有些人可能想想就罢了，而他还是一个极其认真的把思考变成行动的人。在上文提到的嫣然在创新方面的种种探索，对于其他机构来讲，有些可能因为政策空白，还在观望，但李亚鹏这边可能有80%早已经结出了果实。

这一切在我看来，可能更多都源于他“强韧”的解决问题的耐心和智慧。他既有理性去判断问题的一面，也有为了解决问题，不惜放下一切身段的一面。对于红会的管控，他坦言毫无疑问层层审批会让效率变低，但如果没有红会的这个管控过程，我和我的团队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更强大的系统，使我们远离财务风险？在没有更明确更安全的解决方案之前，他避免让自己陷进无意义的抱怨里。另一方面，有时候实在太慢了太着急了，他又清楚自己常常需要去红会扮演“踹门”的角色，“不然事情怎么往下推，团队怎么做”。为了儿童医院项目获批，他几次坚持一大早就跑到民政局等着局长来上班，好歹人家也是个名人，一来二去一直不批，估计局长都不好意思了，最后终于扛不住了。

为到达最终的目的地，李亚鹏将思想创新与行为保守变成嫣然发展的哲学，想来也是在无数次大胆创新、激情冒进又屡屡受挫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吧。回看嫣然这八年，不仅在思想上大胆探索，又能在行动上保持勇往直行不拐大弯，这估计也是得益于李亚鹏在操作手法上的克制与柔韧吧。既能确定目标，又能大胆探索避免冒进，放低身段使命必达，这种了不起的“知行合一”的智慧令人赞赏。

我相信假以时间，中国会出现一批了不起的公益机构创造者，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他们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第三方力量，去填补贫富差距、阶层固化、机会不均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

作者：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 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