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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昨天引爆舆论的文章《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不过我发现,其中大部分问题早已经在我的文章里提过。
航通社曾经至少两次写过贫困孩子跨越“数字鸿沟”的问题。其中无一例外的,都谈到了使用所谓AR视频、云课堂之类远程教育的方法,来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但我对远程课堂的态度从来都是悲观的。
在2015年的《网络能帮穷人拓宽眼界,改变命运吗?》一文中,航通社提到有的山区孩子在看完了外面的世界之后,又发现自己不可能短时间就走出大山,甚至一辈子只能困在小地方。那么,他受到的教育让他体会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却只能由此产生更多的心理不平衡。也许,这样的他们只有一辈子呆在由虚拟现实接管感官的世界当中,才能借以自我麻醉。
在今年2月的《你给小镇青年再多高雅文化,也不能把他们从喊麦手游里拽出来》一文中,航通社提到山区孩子跟你我一样,都遇到了自控力的问题。他们在课堂上不能好好学习,不是说全都因为接触不到优秀的教育资源,而是这些资源即使躺在那,他们也不懂怎么去利用,也没有可靠的老师、家长和同学,创造一个适合读书,鼓励上进的氛围。
这才让我对《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提到的远程直播课堂带来的成就感到震惊。对于一个原来已经差不多被“判了死刑”的学校,实验结果远远好于预期,可以说重新点燃了我和其他人对远程教育的期望。
巨大的进步
“16年来共计7.2万名学生,有88个人考上了北大清华”。这个数字需要计入国家对山区降分录取等政策倾斜,以及班上“掐尖”直播等补充条件,而且需要把88除以16,但丝毫不减它的伟大。对于报道中提到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这样一个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地方,这个数字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要知道,在类似禄劝的地区,由于我国撤点并校的政策,乡村从小学一级学校开始,就面临着严重的生源流失。甚至有些地方为了表面统计数字好看些,把一些六年制的小学,改变成只上到三年级,然后从四年级开始让孩子跑到更远的寄宿制学校去上学。
所谓“留守儿童”,他们家庭的最大问题,并非全家总财富低于贫困线。他们家庭往往算是“有钱”的,但架不住“没人”。就是像航通社之前文章指出的那样,他们缺乏有效的陪伴。
上学需要跋山涉水,各种“冰花男孩”都是常态,孩子们大多数时间是只能陪着毫无育儿经验的爷爷奶奶一同成长,也许再算上家里养的油鸡。
你对着这样一群孩子说,他们上了学以后,部分的尖子被掐尖,然后接受远程教育,以衡水中学的模式来培养,这是“反教育规律”什么的,这真的是一种类似“何不食肉糜”的言论。如果他们深切意识到这样做的意义何在的话,那我想,他们肯定是求着你给他这种教学资源。
更不用说,在这些“远端”班级中,老师和学生们知“耻”而后勇,用无限的毅力和奋斗去弥补从“幼儿园”甚至“受精前”就落下的起跑线差距。而不是像我担心过的那样,产生普遍的悲观态度和心理问题,更是让我重新认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伟大之处。
对于原先资源禀赋为零,甚至为负数的乡村教育来说,提供一个好的资源和标杆在那里,虽然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毕竟是从零和负数提高了很大一截。无论它是不是如某些报道所说的“肥了”中间商什么的,它都首先应该被定义为一种进步。
说完了这些,接下来就该说问题了。
首先,这个直播教学是否是“慷他人之慨”,占用了名校师生本来不应该无偿分享给别人的教育资源?
丁磊领导下的网易,开发了公益项目“网易公开课”,他肯定深入了解到远程教育的实际推广之难。但也难保不会像胡玮炜说摩拜单车那样,产生“就当是做公益”的想法。
所以,我们看到了丁磊那条在朋友圈刷屏的消息。丁磊提到,他希望用这种方法,让全国所有的小学和中学都变成“学区房”。这个比喻在形象之余,也说明了问题所在。
“学区房”意味着抢到优秀的学校。何谓优秀的学校?在学校各要素的组成当中,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是优秀的生源——让自己的孩子与同样优秀的孩子成为同学。我们也强调师生、家校关系——老师不会通过家长微信群发号施令,更不会把自己该担起来的教学任务推给家长,而是会提供更多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人格教育,以及让孩子长见识的机会。
所以相对而言,老师在正式上课时的授课质量这一点,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附带的优势,而鲜少被抢“学区房”的家长们提起。
让贫困孩子跟名校孩子同上一堂课,同做一套题的方法,简单粗暴地让名校最基础的课堂教学优势这一点,重新得到了直观展现。
长期奋斗在教学一线的名校老师们——当中不乏“特级教师”——总结出来的这一套教学理论和技巧,就这么被人拿去“做公益”了,那么老师的权益当然是受到了损害。简单地说,这些老师并没有义务要给其他学校的学生上课;往严重了说,这更是在“窃取”他们的劳动成果。
这些老师讲的课,如果放到20年前刻成VCD,已经能让他们发家致富,实现财务自由;现在像猿辅导这样的网站出现,更为这些教师在公办教育体系之外,营造出更大的创收可能性。教育产业庞大的市值和城里孩子们求而不得的课外培训班名额,充分说明了“知识是有价的”。
做公益归做公益,怎么解决老师的知识产权被盗用的问题?我曾经就此提出的方案是:对于有价的知识辅导产品,应该通过转移支付,提供补贴的方式,让老师这一端享受到足够的报酬。而由国家、公益组织或商业机构来补足中间的差额,让贫困学生们不掏钱或者少掏钱。
而现在我们从中青报那篇文章中看到的情况是,成都七中的老师和学生,都没说他们从这种直播当中拿到了多少钱。更有人挖掘出执行该远程教育项目的公司财务关系链,才体现出这中间其实是有产生利润的,但利润恐怕都到了中间商的手中。
果真如此,它也完全有理由受到更多的非难。
课堂隐私怎么办?
其次,“名校”老师和孩子上课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直播下来,他们的隐私如何保障?
虽然理论上,一份视频可以分发给全国好几亿学生看,但已经参加计划的学校,不可能就这样将他们的视频直接扩大量级,给全中国的孩子们播放。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知道自己在上课的画面,会被另外一个地方的人现场看到,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观察当中,要说让他不紧张,这是不可能的。
在中青报文章当中,已经展现出了有些成都七中老师和孩子们,被对口学校的师生认出来,并且短暂成为“网红”的情况。
虽然以报道当中的口吻,“被网红”的师生对此并不介意,并且有所感动,然而这有多少是因为对方贫困,别无选择而产生的怜悯之心?如果泛化到不那么贫困的地区,他们是否还能承受课堂细节被人看到的后果?
更早前,我们在意的其实是自己孩子在课堂上的自习画面,通过360摄像头的监控流传到直播网站上。在那些添加了弹幕的直播视频当中,你会看到哪排哪座的孩子交头接耳,或是异性同桌之间的短暂交流,这些画面都会被人捕捉下来。弹幕里面说两句都是轻的,甚至截图放上微博,被人炒热也说不准。
那一次隐私失控的大型狂欢,后果是360被要求关闭水滴直播,也证明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自然而然地接受“被直播”。这意味着隐私权利的让渡,孩子和老师都要付出一定的心理成本。
不管是以前的VCD还是近年的MOOC公开课,由于所有参与者都被明确告知讲座将被公开,而且并不是上的每一节课都被曝光,可以说不太会存在隐私问题。
然而,完全直播课堂的模式则不然。可以说,如果没有直播带来的“真人秀”般的“临场感”,没有课堂上参与者随机体现出来的小突变,课程将大大丧失应有的吸引力。就算孩子们再没见过世面,什么叫录播,什么叫直播,他们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正是中青报文章中提到的,老师上课骂学生不得不掐掉话筒的那份“真性情”,创造了即使是远端班级,也能让大部分学生被吸引,坚持下来看课程的“奇迹”。这种“临场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远程教育无人监督带来的效果问题。
这恰恰就是以牺牲课堂参与者的隐私作为代价,才能实现的。
被“革职”的老师何处安放?
最后,一旦直播模式广泛进入贫困地区的学校课堂之后,那里的老师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显而易见,在被报道出来的这则实践当中,孩子们都必须通过做同一套卷子,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而这些试卷的评卷过程,肯定是由原先给他们亲自上课的山区老师来完成的。
如果将这个过程类比为由人工智能来取代人类,那么这些教师的一半职能已经被取代了。他们已经率先成为了所谓“AI辅助工种”,他们的任务就是判卷子,还有对学生即时答疑,这是他们当下存在的最大意义。如若不然,他们的角色完全可以由并不懂怎么讲课的,所谓“生活老师”来取代。
一些老师觉得课不是我讲的,却要我来给孩子“善后”,丧失了成就感。还有的老师撕书,搞“卢德运动”,破坏“生产工具”以示抗议。
更进一步的,如果这些孩子们普遍可以将试卷上传到电子阅卷系统,现在的一些AI阅卷功能,已经可以将大部分客观题和一小部分主观题的判断自动化。对于老师而言,只需要将机器得出的判断结果进行大致比对,他们的实际职能将会进一步缩小。
考虑到在出现师资力量问题的乡村学校当中,本来就缺少合格的老师,不得不依赖没有教师证的准“代课教师”继续充门面,这其实是一条必由之路:缩减地方教师的工作量,让他们各司其职,而不是”以一当十“,甚至”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然而真正这样做了之后,这些留守教师们的成就感又在哪里?他们是会因此感觉到自我实现,还是由此从教书育人带来的荣誉和责任,退化为只是一份混饭吃的工作?
就像我在之前文章当中所提出的那样,乡村孩子们跟城里孩子们相比,他们缺少的是优秀的邻居。古有孟母三迁,今有学区房,最重要的一点也在于跟好的人成为邻居,成为同学;有一个氛围让孩子们知道怎么读书,知道读书比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刷抖音)更重要。
在新建的山村学校当中,那里的老师,归根结底还应该是本乡人,而不是由师范学校飘过来的”候鸟“,呆了两三年又走,他们更像是“生活老师”。作为多少见过世面,又回来为家乡教育事业做贡献的人,他们应该有这样的教育思维——对于学生们的成长路径做规划,从辅导他们生活起居,以及培养他们性格特质的方向入手。
在教育职权终将完全让渡给电子设备之后,留守于中国广袤国土上的老师们,将会成为孩子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和精神的引路人,却完全不损这一职业的伟大。这就是我能期待的最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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