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拼音改来改去，我快变成文盲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网易数读（ID：datablog163），作者：陈思众，设计师：赵鹏路

博得妃子笑的究竟是“一qí红尘”还是“一jì红尘”？

近日，部分字词读音即将修改的消息，在社交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骚动。尽管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相关负责人回应，称最终版本的审音表尚在定夺，但审音标准制造的困惑却是不争的事实。

网友们纷纷表示，寒窗苦读十几载，好不容易把规范发音记住了，又得再学一遍，“怕不是上了个假学”。

分歧由来：异读字难读

其实，字怎么读是个亘古不变的话题。语言在方便人们传递信息的同时，也不断受外部社会变迁的影响而进化或衰败。

中国有七大方言区，隔一座山可能方言就完全不同，所以同一个字不同读音是很正常的事。《武林外传》中的佟掌柜，一句“额滴神啊”火遍大江南北，而闽南人的“我”则读作“哇”，上海人则说“吾”。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比起南方方言已经有了很强的互通性，但异读现象仍不少。打个比方，在北京话中，质量的“质”既可以读作“zhì”，也有人读作“zhǐ”，但发音的不同并不影响“质”在词中的含义。

《现代汉语专题教程》将此类现象定义为异读字[1]，它和多音字的区别在于，多音字辨义，异读字不辨。

异读字里还有种特殊的现象，叫做“文白异读”。简单来说，就是同一个字，在纸上写的和口头用的发音不一样。假设在课堂里，老师让小明朗读课文里出现的“剥削”，那么“剥”此时念 “bō”，但课后小明招呼伙伴一块儿剥花生吃时，“剥”就念“bāo”了。

一般来说，白读读音是从方言里固有的语词衍生出来的，而文读读音可能受古代文言文、术语和官话的影响较深。

可以看出，异读词的读音规律性不强，要掌握所谓的标准读法只能靠死记硬背。

曾有研究在河北对审音表中文白异读词的认知度做了调查，发现读音的准确程度并不规范，人们有时倾向文读，有时倾向白读，有时会将两者混用。[2]

准确率最低的是“虹”在口语中的用法。按照1985年审音表的标准，假如雨过天晴，人们说“天上出虹了”，此时“虹”应当念“jiàng”，但在调查中，只有5.5%的人选对了发音。

同种用法的字，在不同的词语组合中也影响人的判断。同样是“嚼”的白话读法“jué”，使用在“咀嚼”一词中的正确率为93.5%，但在文言文“过屠门而大嚼”中，仅有12.5%的人选对了发音。

不断变化的汉字读音

由于社会变迁和地域文化对读音发展的冲击，为了顺应大众在生活中对语言的需求，中国从古时候起就通过修订辞典的手段正音。

譬如大宋年间，宋真宗就命令政府根据前朝的韵书主修了一本《广韵》，为单字和词加入注释，增加了韵数[3]，人们从此对汉字读音受意义推动而分化有了明确的认识。

1956年，国务院正式宣布推广普通话，不久后便成立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由15位当时的知识分子组成，包括文学家老舍、欧阳予倩，以及语言学家周有光。

这次审音工作一直持续了六年，期间发表的三批《审音表》在50年代推广普通话的高潮中被教育、文化、电影等部门奉为圭臬[4]。

但此后30年，受到广播、戏曲和影视的影响，一部分既定音读逐渐失去约束力。因此1982年政府再次组织并重建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们试图从实际出发，只审订普通话口语中的异读词，以及一些字词新出现的读法。

2016年，教育部针对审音表发布拟修订稿，征求大众意见。其中，有超过一半的改动是修正具体字词的读音。

有16条修订内容拟将多音字改为统读，比如躯壳的“壳”原本应音从“地壳”，读“qiào”，但大众对此读音的认知度很低，因此修订稿建议将“壳”统读为“ké”，只对“地壳”和“金蝉脱壳”作特殊处理，念“qiào”。

另外11条改变了部分字在词组搭配中的发音，比如1985年版审音表规定：“累”在受累、连累、牵累中应为第三声“lěi”，表牵连义。但新版修订稿建议将此种情况下的读音改为第四声“lèi”，而将第三声用来表示积累之意。

再比如“血”字，在过去的文读发音应为“xuè”，口语里读“xiě”。但其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读作“xuě”。修订稿中也注意到了人们的日常用法，将“xuè”和“xiě”统读为“xuě”。

不难发现，审音表采用的是枚举法，有“挂一漏万”之嫌。前国家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曹先擢就曾在论文中指出，审音要审的是词素，而不是词[5]。

2016年的征求意见稿中就有12条变更项目纯粹是针对之前的读音进行补充举例：原稿在畜“chù”的条目中列了四个异读词：畜力、牲畜、家畜、幼畜，征求意见稿中只在该项下增加了一个“畜类”，并没有多做解释，使人摸不着头脑。

“语言纯洁度”和“约定俗成”的拉锯

和一般的规章制度不同，异读词审音吃力不讨好。它面临的难题在于语言的读音通常没有对错，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此次旧闻一出，许多人表达出不满：“劣币驱逐良币！”“没文化还有理。”

但这并不是语言发展史上唯一一次“黑白颠倒”的情况。许多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读音，不乏因为“积非成是”而改变了审音标准的例子。

恐怕现在姓纪的人自己都不记得，纪作姓时曾经读“jǐ”。千禧年间风靡一时的《铁齿铜牙纪晓岚》将“纪”姓读为“jì”，在当时事实上是错误的读法。

2016年国家语委组织审音课题组做出的调查中，只有10.2%的人选择了正确读音。这可能是由于大众受到求简求同的心理驱使，加上媒体的误导助推。因此在征求意见稿中，课题组暂时选择将“纪”统读为“jì”。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你是否想过，你的背包，并不是一直都念“bēibāo”？

实际上，在2005年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将“背包”一词注音为“bēibāo”之前，辞书出版界中的汉语词典都将1996年版的“bèibāo”作为标准读音。

中国传媒大学的学者曾经在2007年针对北京定福庄第二小学的部分学生和家长做过调查[6]，当时的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对“背包”一词注音仍为“bèibāo”。问卷显示一年级学生受课本影响较大，94.5%的学生认为课本上学到的拼音为“bèibāo”，而使用过同一版本教材的三年级学生有93.3%以为老师教的拼音就是“bēibāo”。

就连家长也不赞成照本宣科。调查显示，大部分家长都将“背包”读作“bēibāo”，45.5%的人认为可以接受课本上“bèibāo”的注音，但他们在实际使用时还是会说“bēibāo”，只有20%的人选择日常生活中也按照课本上的读音发音。

这可能是由于生活习惯改变了记忆对读音的塑造，而大众传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忽略。

在同一篇研究中，学者利用中国传媒大学有声语言语料库，发现在提取到的20条信息中，包括《新闻联播》《今日说法》和《实话实说》在内的知名媒体栏目都将“背包”读为“bēibāo”，且语料中的“背包”都是作为一个名词来用，而不是动宾结构的短语。

而让观众常常直呼受不了的台湾腔，比如“垃（lè）圾（sè）”“拥（yǒng）抱”“我和（hàn）你”，也只是受历史因素影响，发音特点和普通话略有不同而已。

台湾国语和普通话本是同根生，两者的发音体系都继承了民国时的国语[7]。但台湾读音中较多保留通假音，且受闽南方言影响较大。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统计[8]，目前在台湾推行的《国语一字多音审定表》中有1080个字和内地2012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读音不同。

官方2016年6月曾就审音表修订稿向社会征集意见，但新版的审音表迟迟未正式发布，而关于字音读法几乎每年都要被拿出来讨论一番。

正音时常遵照“从音、从俗、从简”的原则，然而从大家对已纠正的部分发音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一刀切”的规范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困惑，需要官方对审音结果给出更详细的说明。

毕竟咬文嚼字，耐嚼才行。

参考资料：

[1]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 (2003). 现代汉语专题教程

[2]杜丹妹. (2007).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读音考察 (Master's thesis, 河北大学).

[3]史俊. (2005). 《广韵》异读探讨. (Master's thesis, 苏州大学)

[4]徐世荣. (1995). 四十年来的普通话语音规范. 语文建设, (6), 2-8.

[5]曹先擢. (2002).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 中国语文, (1), 82-96.

[6]侯敏, &王彬, &王依然, &文采菊, &周鑫. (2007).“背包”一词读音的调查及思考. 语言文字应用, (2), 19-26.

[7]郭江山. (2016). 台湾光复初期的“国语推行员”.海峡教育研究, (3), 22-29.

[8]杨书俊, &戴红亮. (2015). 两岸读音比较研究——基于《国语一字多音审定表》和《现代汉语词典》. 语言文字应用, (2), 5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