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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07 09:39
家庭手工,为县城老人带来了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 (ID:IPP-REVIEW),作者:周诗琳(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原文标题:《县城老人的手工经济|县域高质量发展|IPP专栏》,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文章摘要
本文介绍了家庭手工经济对县城老人的影响,以及其在家庭中的功能和特点。

• 💡 家庭手工经济成为老人精神寄托,弥补了空闲时间和生活费的问题

• 🌟 家庭手工整合了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强化了家庭一体的信念

• 👴👵 家庭手工重塑了家庭秩序,增强了老人对家庭贡献的自我认同感

家庭手工看似只是一种传统且微小的经济形态,却成为了许多老人的精神寄托。


作者认为,随着子孙长大,老年人家务劳动的价值也逐渐“隐形”,老人会面临着空闲时间如何安放和生活费“合理性”问题。而强大的整合性使手工经济可以成为家庭成员的“共同事业”,强化了家庭一体的信念,也强化了老人对家庭贡献的自我认同感。


一、工价一块五


去年五一回家走亲戚,远远看到一群人聚集在一个车库前。走上前看,车库前零零散散码着几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一张由废弃板材和小板凳搭建而成的桌子上堆放着紫色的“花山花海”,三五个妇女在桌子前有说有笑,手中动作麻溜顺畅,成了一条小小的流水线,快速地完成一束假花的拼装。


回到家发现舅妈家的阳台也堆放着“同款”,我心下估摸着就是楼下拿的货,事实果真如此。据舅妈说,车库的主人就是老板,她的货源地是广东,以一周为周期,每周去广东送货顺便拿新的一批货,回来发给县城本地的人做。


领货的人很多,以中老年人为主。“领货的时候和打仗一样,看到很多老人我都不敢挨太近,八十岁的老人都有在做的,腿脚不方便就她儿子帮她领回去。”


手工经济的种类很多,但大多属于简单的拼装工作。


计薪方式有两种,一是计重量,二是计数量,大多数的货都是计数量的,一束花的工价在2~4毛钱之间,两个老人除了家务和吃饭休息的时间,几乎都用在这上面,我粗算了下,平均一人至少9个小时,三天能从中赚得80元,平均一小时只能赚得1.5元,工价极低。


而这种时间投入还不包括其他家庭成员,其他家庭成员偶尔也会参与其中。另一种计薪方式是计重量的,例如拼装玩具部件,价格就稍高一些,一斤6元左右,一个月能赚1000来块,但对于老人来说操作难度也相对大一些。


当我问起有关手工经济的事情时,家里人总是异口同声地说:“这种工是没什么来头的,钱很少。”


那为什么又要做呢?


二、家庭手工的特点


首先,成果的即时性会刺激工作的积极性。


这种特性可以给人带来即时的奖励和一定程度的成就感,具体体现在赶工的成果、薪酬,以及技巧和速度上。由于操作简单,平均下来每个步骤的用时不超过10秒,不一会儿就可以完成一大堆成品,“做起来很快的,我一个人很快就可以做好一大堆。”


同时,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可以自主性地尝试各种方式,家庭成员有时也会就操作技巧展开交流,“你外公习惯一大束花一起装,我习惯把每一小朵扯下来装,各有各的装法。”外婆说着还尝试把她的方法教给我,得到我的肯定后,外婆立马变得“骄傲”了起来,“我就说我这样做很快,你外公偏要按照他的方法来。”


尽管工价极低,但一周一结的结算方式提供了即时的奖励,每周都能拿到工资,对于退休在家,几乎没有劳动收入的老人来说是一种很强的激励。“每周都可以挣点钱,会不好吗?做一点是一点。”


其次,强整合性吸纳家庭成员的共同参与。这种家庭手工经济最大的特点是操作简单,上手快,且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因而上至老人,下至小孩都可以很快学会并参与其中。


可以说这是一项能够整合家中男女老少的活动,在时间上,灵活适应家庭各类成员的时间安排,孩子放了学,年轻人下了班,老人空了闲,都可以随时“开工”。


在空间上,以灵活自由的形式,把家庭成员吸纳到小小的“家庭流水线”上,形成围绕“流水线”的灵活“工作组”。“大多数时候是我和你外公在做,你舅妈下了班回来会做,你弟弟妹妹偶尔也会来,刚开始他们还比较有新鲜感。”“听说楼上一家三口拿工资的都在领这个活干。”


另外,这种整合性不仅仅体现在家庭内部,有时候甚至可以延伸到家庭外部。“流水线”不仅仅可以在家中搭建起来,还能带到公共场所与朋友一起做,手工的趣味性有时候还会吸引路过的人加入其中。外婆告诉我,她的朋友们还让她去公园一起玩的时候把花带上,给大家一起做。


三、家庭手工的功能


第一,为家庭成员创造交往的机会。在参与家庭手工经济之前,外公外婆除了做饭买菜等家务劳动外,其余空闲时间都是各自度过的:外公是在客厅呆的时间最长的人,独自一人看书、写字、看电视,外婆偶尔出去找朋友,大多数时间就躺在房间的床上,听听歌和唱唱歌。


年轻人回来后,有了家务的交集,一家人可能才会有一些交流。然而当家务妥当,进入休息时间后,一家人又进入了各自的独处时刻,大人各自在房间捧着手机,小孩各自在房间写作业或者玩游戏,客厅往往又只剩下外公一人。夜深,外公会把咿咿呀呀的电视和客厅大灯关闭,陷入黑暗后,这个普通家庭的一天也基本随之结束。


自从家庭工厂“开张”后,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会主动在空闲时间加入其中,外公外婆的空闲时间有了重叠,虽然并不是时刻发生交流,但手上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其他家庭成员路过随手做两朵花的时候,往往也会随口讲几句话,既可以聊今天,也可以谈过去,就我为数不多的参与经验看,话题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


流淌在客厅“流水线”上的不仅有鲜艳灿烂的假花,也有家庭成员的共同记忆和生活交集。


除了家庭内社交外,手工经济还能创造家庭之外的社会交往,但这种社会交往往具有一定的限制,一方面主要是便携性不高,计件制的产品往往体积占比大,而计重量的产品则重量占比大,对于老年人来说并不方便携带,因而老人通常还是会选择在家进行。


另外还有一种参与方式是在老板提供的场所中,即在家庭之外创造了一个兼具经济性和社交性的场域,成为一部分老人消磨时间的最优选项。


第二,重塑家庭秩序,为老人提供精神寄托。外公外婆是在弟弟妹妹出生后从老家搬到县城的,在弟弟妹妹的幼年时期承担了极为重要的职责,与此同时,他们的劳动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社会劳动转为家庭劳动。


在家庭生命周期的过渡阶段,家庭劳动是相对显现的,老人的时间安排也较为密集。这一阶段家庭往往会形成一个共识:老人最中心的任务就是照顾孙辈,为子代提供“后勤”支持。


而随着孙辈不断长大,到达能够自我照顾的阶段,家庭生命周期也就随之步入更加稳定和自行运转的阶段,与之相对应的家庭劳动量也会显著减少,在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老人会面临着空闲时间如何安放、家务劳动如何分工和隐秘的生活费“合理性”问题。


过去是大家都在忙着照顾孩子,并没有多少剩余时间,谁有时间顺便也就会把其他的家务做了,一切都围绕着孩子的成长,老人在养育孩子方面付出的巨大投入是显而易见的,为单向来源的生活费提供了合理性。


现在是孩子不需要全天候的照顾,家庭中剩下一些维持日常运转的家务,在劳动力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分配问题逐渐被显化出来,同时,家务劳动的“价值”却逐渐隐形,与过去相比,同样都是从子代手中拿生活费,对于老人来说,这笔钱多多少少会带来“心理上”的不平等问题,造成老人的心理负担。


手工经济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家庭秩序。首先强大的整合性使手工经济成为一项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的活动,亦成为家庭成员的“共同事业”,在此基础上重新显化一家人朝一处使劲的意识,这项共同事业最重要的功能是将年轻人和老人共同整合,强化了家庭一体的信念。


“因为都是共同为了这个家庭,多一点少一点钱都是用到家庭里面的,大家都不会对钱的分配有什么意见。”


其次,强化了老人对家庭贡献的自我认同感,减少心理上的不平衡,“我不做这个,靠你们年轻人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做?”体积膨胀的成品有时候也可以成为劳动的“证明”,时刻提醒着家庭每一位成员老人的家庭贡献,并且在物价尚算低水平,且没有条件自己种植蔬菜的小县城,微薄的手工薪酬的确可以起到补充生活开支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最起码我买菜的钱就能勉勉强强够了。”


最后,尽管主要是由老人在做手工,但由于共同事业和家庭责任已经成为家庭共识,老人不会去计较酬劳是否发放给自己,因为就算发给老人,老人也是将钱用于家庭开支。而子代将酬金发放给老人的举动则会极大地增进二者的感情,特别是媳妇和老人之间的感情。


然而,家庭手工有时候也会引发来自社会文化的压力。有熟识的人认识外婆,在知道她从事手工经济后,会发出不解的疑问,“你的儿女都那么有出息,怎么你要来干这种活?”在传统观念里,老人颐养天年、潇洒从容是子女孝顺的证明。


但实际上,不管在哪个阶段,劳动都是产生自我价值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对于劳动能力较强的“年轻”老人来说,因而面对这种问题时,外婆的回答是“我靠我自己的双手挣钱,不求年轻人,有什么不好?”


同时,劳动价值与家庭政治是相交织的,从事什么劳动,劳动如何分配等问题都会带来微妙的家庭体验,老人的劳动也十分值得关注。


家庭手工的确减少了老人的外界往来。自从领手工活以后,外婆就很少出去和朋友一起玩了,因此,家庭手工在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减少了老人与外界的社会交往。


然而,这一现象需要客观看待,例如,老人是否自愿投入手工经济;手工经济在什么程度上减少了外界往来,在这种程度上的减少是否带来负面作用(身心状况和人际交往等)


最后,家庭手工还带来了潜在的健康问题。手工制品大多是简单的塑料制品,塑料气味的确有很强的存在感,“有时候做久了,这些味道会刺激眼睛,我的眼睛会一直流泪。”流泪的问题尽管不一定是手工本身带来的,然而背后也可能蕴藏着生产监管等问题,需要持续关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 (ID:IPP-REVIEW),作者:周诗琳(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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