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生”的教育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溪奔（ID：gh_cccb439b44d6），作者：周鑫宇，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

山东五莲县二中杨守梅老师对不服管教的两个学生，用课本抽打、脚踢的方式进行惩罚，遭到学生家长投诉。当地教育部门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宣布对涉事老师不再续聘，列入社会信用信息评价系统“黑名单”。媒体在挖掘事情的经过以后，这位老师在网络上得到了广泛的同情。

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刚刚带领北京外国语大学“歆语工程”大学生暑期实践团，完成对云南省鹤庆县为期10天的调研支教工作。鹤庆县是去年刚刚脱贫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我们在调研中有机会接触到基层教育深刻复杂的矛盾。

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五莲县和鹤庆县的初中相差不远，杨老师的境遇和我们接触到的县域初中教师的境遇理应大体相同。我们调研的题目想为理解基层师生关系提供立体分析的视角。调研报告还没有完成。但这则新闻让我把不禁想把此行的思考先写出来。

1. 差生的世界

在中国的多数地方，人们谈到教育，最爱谈论的都是光耀门楣的高考状元，比较的都是高中的一本上线率。

可是，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县域里，高中已经是县城教育的“塔尖”。在鹤庆，部分艰苦乡镇初中的毕业生，能够考入普通高中的不到一半，最后能够考上一本大学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

所以，如果按照高考结果来划分“好生”和“差生”的话，乡镇乃至偏远地区县城的初中是一个“差生”占绝大多数的世界。像杨老师这样的县域初中教师，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中工作。

“差生”

然而，这些考不上大学的“差生”远比我们注意到的更重要。县域的“差生”们初中毕业以后，如果不进入职高、技校，就只有两条路：外出打工、回家务农。留乡务农又苦又穷，属于最老实巴交的“差生”。真正的“熊孩子”往往去寻找“来钱快”的行当。这些行当在乡村属于稀缺资源，常常掌握在上一代“熊孩子”手中。这构成了乡村黑恶势力的基础。这是不好的一面。

好的一面是，正是这些“差生”们给乡村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由于多数考上大学的学生都不会再回到乡镇。因此中国县域的年轻人正是由这些毕业留乡和打工后回流的初中生、职高生组成。这些人多数是普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户。他们在高考的指挥棒中被算作“差生”，但从中国数千年的乡村历史来看，已经是能书会写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过去几十年中国乡村快速脱贫和发展的人力基础。

脱贫之后，乡村的进一步振兴更要以人为基。在只有三万人口的鹤庆县城周边，云南铝业所牵头投资的工业产业园已经初步投产。完整产业链建成以后将产生2万个就业岗位。在鹤庆县以制作银器闻名的新华村，新兴的交通和物流网络让“小锤敲过一千年“的工匠们近年来快速致富。但这些初中毕业就学徒做工的银匠，既缺乏设计能力，也无法控制销售网络。他们一边过上小康生活，一边又“小富即安”。在更广阔的农村，山区农民种出的品质卓越的水果、药材等经济作物更便利地走入广阔的市场，他们不再只是种粮卖粮，而是赚钱买粮。很多农民初步脱贫，赌博、吸毒和离婚的现象却在增加。

在“一个都不能少”的九年义务教育之下，乡村社会的大变迁都微缩县域学校的小舞台上。而在过去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乡村初中的多数学生还会是考不上大学的“差生”。矛盾和希望都压在县域基层教育中。可以说，“差生”好，则乡村兴。

2. 褪色的光环

“差生”为主的县域学校是什么样的？在过去的10天里，我和16名研究生、本科生组成团队调研了鹤庆四所乡镇初中，发出了452份问卷，访谈了179学生和34位教师，发现了一个让我们纠结的事实：乡村的脱贫和初步致富让乡镇学校的教育陷入更复杂的矛盾中。

乡镇的老师们仍然像过去一样，希望给村庄培养更多的大学生。老师们自己的子女多数也都考进了大学。在班级里排名靠前的学生被老师们当作自家孩子般暗自比较较劲。一般来说，这些有考学希望的学生在一个典型的班级里只有区区几个。有一些来自像老师们这样注重教育的家庭，一些来自最贫困的山村。对于后者来说，读书仍然是唯一改变命运的希望。

对于多数没有考学希望的学生，老师们的感情很复杂，他们甚至受到了尊严的冲击。在访谈中，不只一位校长和老师告诉我们，学生初中毕业打工，比大学生工资高。在新华村，一个小银匠出师以后就能拿每月七八千元的收入，熟练以后月收入就能上万，自己开店更不必说。村里家家的房屋半厂半宅，富贵大气，让人羡慕。

在鹤庆县，新华村是乡村经济的样板。有个女生初中没毕业，就嫁到了新华村。不完成义务教育是非法的，早婚也是非法的。班主任老师只能不断去家访要求女生回校。可学生的回答是：老师，我不想读书了。我在家里做工比你工资高。

出路

最近，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先生接受采访，呼吁增加乡村教师的工资，让最优秀的人教出最优秀的人。根据我们的调研，乡村教师仍然是当地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的收入在国家的扶持下在当地也不算低。但问题是，乡村的发展，让农民也可以过上像教师同等、甚至更好的物质生活。教师、公务员（一般在县域里代表着高学历的职业）不再是农村孩子唯一想要成为的人。教师的权威事实上在下降。

教师权威的下降不能简单的概括为“读书无用论”。因为收入问题鄙视教师、轻视教育的人，在乡村可能是少数。我们调查和访谈的大多数“差生”，都表示如果能考上大学，家里还是希望考大学。可是在县域基层，总有大多数人“读不得书”，考不上大学。过去，这是羞耻和无奈的事。今天，读不好书也没有那么坏。学历低一点也可以过上小康的生活。

多元化的、富裕的乡村，正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想要的乡村；重视教育、为好学生而自豪的老师，还是我们记忆中育我们成才的老师。两者出现的矛盾是乡村社会利益格局变化引发的结果。

在这个问题上，一线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县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地区对于学校教育的思想观念也不尽相同。但当老师和学生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学生家庭相比老师更强势。在家长眼里，老师也是一种平等的社会职业。师生关系在矛盾爆发时褪色，被普遍以平等社会的关系法则来看待。在县域中，这种现代化的社会平等关系还常常与小地方传统的人际关系交缠在一起。这就是杨守梅这样的县域教师所面临的现状。

3. 乡村教师的努力

我们调研的重点，还不是在师生出现矛盾的极端情况，而是乡村变革大潮中日常的师生关系。面对绝大多数有“退路”、有“自信”的差生，坚守传统教育思维的基层教师们，在做什么样的努力？

我们在鹤庆县条件最艰苦的朵美中学，看望了去那里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教书已经一年的本校学生。朵美中学正在进行期末考试。紫轩和另一名支教同学还有10天就要离开这个金沙江畔的偏远乡镇，回到学校读研。我们的调研团队里有几位都是她们本科在校时的同学。同学们坐在树下，进行了一场超过一般田野调查的倾心之谈。

紫轩一来就认识到了乡村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她列出了自己班上最学不进去的19个学生，尝试用“爱的教育”，跟每个学生谈人生、谈理想。送他们小奖品。改变教学的形式，自己精心准备生动的教辅资料。

但至少在表面上，一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努力收效甚微。用紫轩的原话说，不少学生就像“没有缝隙”的人。他们不愿意说话，也不听不进去老师说的话。

有学生屡次打架斗殴，学校叫家长来，母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直说自己管不了孩子。孩子的父亲从打工地赶回来，见了孩子就说，扫黑除恶怎么没有把你抓进去。

爱的教育

一线城市家庭的教育投入过剩，甚至要压过和取代学校。乡村家庭的教育能力却几乎为零。所有的责任都压在了学校。

紫轩说，她后来也开始严厉地管教学生。会拿学生最在乎的事情在言语上刺激他。有时会拿教鞭轻轻打学生的手心。这样的情景发生在学生迟到、旷课、打架的日常生活中。紫轩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最优秀的大学生，她知道言语刺激、轻打手心，都是体罚的一种。她说她在工作中，经常和另一名老师相拥而泣。她觉得自己正在变成自己不喜欢的样子。

我能够拿紫轩举例子，是因为她即将回到北京，继续创造前程似锦的人生。紫轩的经历却反映了乡镇教师普遍的心路历程。在我们访问的学校中，都存在各种大城市人眼中难以接受的各种严苛“土规”：周末结束返校进校门时要打开书包“安检”，重点是检查香烟和斗殴工具；白天学生宿舍严格锁闭，学生只能在教师、操场等公共区域午休，防止打牌、斗殴；学生吃饭时，老师端着饭碗边吃边在食堂游走巡视。在调研中，一位跟我关系相熟教导主任曾经指着一位在学生中间巡走的女老师对我说：那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学生都怕他。

我看向那位老师，跟紫轩一样是一个白净温柔的人，正挺着一个大肚子，端着碗边吃边左右看着学生，很难想象出她对学生“凶”的样子。

在乡镇学校，让学生服管的老师就是好老师。镇得住学生，才有更高的升学率，让好学生不要被带“坏”，考出更多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可是对于广大“差生”来说，“凶”能够提升学习动力吗？

紫轩说，以她经验来看，同样也没有什么效果。学生怕老师，就会躲老师远远的。“差生”和好生一样，都喜欢鼓励。可是在以考试和排名为核心的课堂教育中，差生得不到鼓励，却常常得到挫折和惩罚。过分的辱骂和体罚会对任何一个年轻心灵造成冲击。有些学生多年以后可能会感谢“严师”，可即便是这些学生，暴力和强制也许也在他们心中埋下了不为所知的阴影。更多的学生可能会怪罪“严酷”的学校，泯灭了他们学习的兴趣。

严师

我们对学生的调研可以印证这些判断。多数学生说自己最不喜欢的上的课，恰恰是最严格的老师的课。只有少数的优生表示喜欢这样的课。因为在老师的严厉教育中，他们能感受到成长，在与同学的对比中得到了鼓励。

我们调研接触的老师都是好老师，他们都在努力培养学生提升成绩、规范行为。但在他们无论采取“爱的教育”还是“凶”的教育，“差生”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很多老师从跟紫轩一样和气温柔的年轻老师，变成了凶巴巴地中年老师，也还没有放弃对“差生”问题的追索。我们的调研团队中有两位外国留学生。一位本地英语老师专门在课间跑来，要对她们进行反访谈，知道发达国家的老师是怎么教的。当得知澳大利亚如果学生在基础教育中辍学，学校会直接报警，让警察去抓家长时，这位老师眼中发出了光芒。她淳朴地张了几次嘴不知道说什么。最后她说，是呀，警察，就该警察抓。

可是中国的乡村不是澳大利亚的乡村。澳大利亚警察抓走的常常是个别酗酒、赌博、不负责任的家长。可是中国的警察却面对的是无数自己小学毕业、已经养了一个初中生、把所有的勤劳成果都寄托在儿女身上的广大乡亲。对这些乡亲和他们的孩子来说，如果孩子能都书，则万事皆好。读不了书，就要面对现实。多数农村家庭的在教育中做出的选择，都是面对现实、迫不得已的选择。

4. “差生”的快乐

在我们对学生的调研中，还得到另一种复杂的感触。李莹是我们团里的“小甜甜”，脸上总是带着礼貌的微笑。可是在第一天对学生的访谈结束后，她却闷闷不乐，心里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李莹遇到的访谈对象是一个初一的小男生。从观感上讲，她喜欢这个小男生，帅气、礼貌、单纯，有超出同龄人的成熟气质。多数学生都羞涩不愿意开口，可是这个男生却跟她侃侃而谈。

但这个学生讲出的故事却让李莹震惊。这个学生是学校里面的孩子王。在乡村学校里，也就等同于是“差生王”。他带着学生打架闹事，惹出很多祸端。李莹问他：你惹了事不害怕吗？这孩子说，不怕，我家里人厉害。据他说，他的爷爷和父亲就是乡里“厉害“的人，有很多普通农民无法染指的“产业”。

现在正是敏感时期，一个孩子的话不足为凭。请本文的读者也不要多做联想。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调研中，“差生”们给我们的感觉非常复杂。访谈都是学生在做，我直接接触的孩子不多。但在临走告别的时候，我也见识了一个。

经过几天的熟悉，当地的孩子们已经把前来支教的大学生当作朋友。他们私下给我们的学生写了一百多封信。在临别的当晚，上百个孩子涌到我们的备课室门口向我们告别。他们还是淳朴而羞涩，很多人只是扑到大学生老师们的耳边说悄悄话，静静地抹着眼泪。

这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女孩子，她也留了泪，却挺着胸脯大声地跟我们对话。她跟我说：你以后还要带他们来。

我跟她开玩笑：一定。只要有钱就来。这次他们来，除去路费，每个人只有100块钱“零花钱”。

这个孩子毫不思索、艳惊四座地说：那你们怎么不找我？

我们全都大笑起来。学生告诉我，这孩子就是某村“一姐”。这样的孩子，成绩不好，行为也需要规范。但他们大气、自信、仗义，让我禁不住地喜欢。

我在调研中，看到乡村企业家、富裕的作坊主、精明的村干部，就会想起这些“差生”。看到朴实热情的农民，也会想起这些“差生”。我一直在用“差生”这个带有歧视语气的词，但是从调研一开始，我就反感这样的划分。

中国乡村的脱贫，是城市里制定政策的“大学生”和乡村勤奋致富的“初中生”共同努力的结果。问题是，我们的县域教育，除了要产出更多的“大学生”，如何能够培养更好的“初中生”？

5. 更好的“差生”

我们的调研是一个很小的样本，却也许反映的是脱贫振兴的历史阶段中，中国县域教育的一个缩影。我们看到的问题也不只在学校和老师在教学中就可以解决的范围内。

由于调研数据还没有整理，研究报告也还没有完成，我这里提出的，也算不上研究的结论，而是一些假设。

首先我们需要在基层教育中进一步调整高考这根指挥棒。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大学生不是唯一的人才，这个方针近年来已经在推进普及。在鹤庆县所在的大理州的一份文件中，我们看到了“不唯高中论”的明文要求。其中的重点，是鼓励职业教育的发展。

但是，在传统的轨道上，职业教育也有“普高化”的特点。在鹤庆县职业高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上的是“高考班”。初中毕业没有考上普高的学生，到职高去准备高考。就像高考只考了二本大学的学生，在考研时再冲击一本大学一样。读书就是读大学，这种观念根深蒂固，超过我们之前的想象。

职业教育

要发展职业教育，既要让职业教育成为普惠制的教育，让县域的初中生只要有需求，就能够上得了、上得起，从而让更多的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根据家庭和个人的需求灵活自由地选择职业教育深造。此外，要让职业教育的教学贴近当地的产业需求，让就业率超过“升学率”成为职业教育最高的评价标准。

按照同样的逻辑，部分相对落后县域的初中教育，也应该面对一半学生毕业即工作的现实，考虑引入“就业率”作为“升学率”的补充。初中毕业生的就业标准应当参考脱贫攻坚的标准要求，以学生有持续稳定的收入为纲。

“指挥棒”变了以后，县域初中的教学也有了更多调整的空间。义务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属性不会改变，也不能像职高那样专业化。但既然要考虑到就业和职业教育深造，初中的教学就需要摆脱高考的唯一指挥棒，为未来学生的分流做出准备。

比如，学校的“主课”不应该完全参照高考科目的标准。除了语文、数学、政治等核心主课外，对于选择就业和职业教育的学生来说，英语、化学、物理等主课，可以根据本地特点调整重点、难度和需求。让化学课贴近农业，物理课贴近手工业，让英语课贴近服务业。这种分流在大学的通识教育中已有经验，可考虑根据初中的情况变通尝试。

高考不考的“副课”，如音乐、美术、体育、地理等，对于就业和职业教育却有特殊的地位。鹤庆县新华村的小银匠，如果在初中受到更多美术教育的熏陶，就更有可能从工匠成为“大师”。这需要赋予不同的县域和学校一定自主权，引导不参加高考的学生自己选择“主课”。同时还要国家和省一级提供多样化的、指导性的教材。

对于走向就业的初中生来说，养成教育十分重要。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努力学习文化课就是德育的最高成果。差异化、多样化的培养目标也为学校对“差生”的德育多样化提供了空间。历史、劳动、思想品德等课应该赋予不同学生不同的重点和形式。比如，让不能在文化课中获得成就感的“差生”，在素质养成教育和劳动实践中获得成就感。

养成教育

乡村教师们已经在实验这样的形式。在我们调研的四所初中，至少三所进行过劳动教育的尝试。一所中学在学校内专门开辟了菜地，让学生自己学习种菜。可是老师们在高考指挥棒之下，并不能把精力放在劳动课上，学生在短暂新鲜感之后，菜园子也就半途而费。

这需要从体制层面针对部分学生打破“主课”和“副课”的区别。让现在的“副课”成为部分学生的“主课”，提升副课老师的话语权，用对“主课”的要求来要求“副课”，多元的选择才不会成为学生懒散和逃避的理由。所有课程的教育，都应该成为自主选择和严格要求的结合体。

这是带有理想主义的教育改革，不是一篇研究报告乃至政策文件就能够一蹴而就的。基层学校教师面临课程资源匮乏的窘境，学校和家庭的教育观念都有一个缓慢转变的过程。

但是，这样的改革会让我们对乡村学校的师生关系产生更好的期待。我们在对职高的调研中发现，“专业班”比“高考班”的学生更快乐、更自信，更知道学习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紫轩也告诉我们，她发现差生也可以在学校中得到成长。有一次她“惩罚”上课不听讲的差生去为全班倒掉垃圾，并为此表扬了他。这个学生非常开心。他的成绩并没有因此好起来。但他在学校的感受却在这一刻好了起来。也许是因为他不用再上课了，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做对了一件事。

当让学生倒垃圾不再被视作是一种“体罚”，当那些在小纸条上写下他们想打工、做厨师、当篮球明星的孩子不再被视作不爱学习的“熊孩子”，“严师”也会让学生感受到更多教育之爱，更重要的是，我们才可以为乡村振兴留下更多的人口、培养更好的人才。

我在这篇文章里放上一些乡村孩子们的照片。我一直在讨论“差生”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照片里的孩子就是我说的“差生”。希望这些孩子和中国的乡村拥有更好的明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溪奔（ID：gh_cccb439b44d6），作者：周鑫宇，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