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本是一个喜欢做饭的女性，对烹饪有着炽热的热情。虽然是业余爱好者，但她却能制作从饭团到磅蛋糕和南瓜布丁的各种美食，得到同事、邻居和朋友的一致称赞。可是当野本带着自制便当去公司午餐时，却被男同事评价：“野本小姐以后一定会是个好妻子、好妈妈”。

野本有些怅然：“明明是因为喜欢，给自己做的。却全部归结为了男人，真难受啊。”

这个情景出现在3月刚刚第二季完结的日剧《想做饭的女人和想吃饭的女人》中（以下简称《饭女》）。《饭女》改编自日本同名人气漫画，漫画以“食物与烹饪x女性间的情谊”为主题，讲述了女性在生活中的异样感和女性间的互助作为解法的可能性。

其中的两位女主，一位是热爱烹饪、享受制作料理过程的野本。她热衷做饭，尤其享受做出大量美味食物的快乐，但她常常会因为自己一个人吃不下做出的美食而有所拘束；另一位主角则是胃口上佳，对美食有着无比热爱、享受品尝各种美味佳肴的春日。

编剧以女性视角出发，对女性和食物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在满足食物基础需求之上逐层展现了女性在日常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她们对自身困境的思考和求解。

食物与性别权力

西敏司在《甜与权力》里指出，饮食模式与所属社会的一致性，揭示了特定的文化形式是如何得以维系的。在东亚的文化中，食物和权力密不可分。

《礼记》中把“礼”的起源归结为饮食，强调通过礼仪的规范让食物在人生中获得恰当的味道和意义；日本文化有“食国祭事”一词，就是“吃”、“国家”和“政体”的结合，意思是国家是为神提供食物而建立的。在建立于传统礼教和祭祀之上的东亚封建父权制下，食物被作为身份等级和权力的象征。

从播种到餐桌，食物链本身就是性别化的。在山东、河南、福建的部分地区，节日用餐或宴请客人时，仍有男女分桌吃饭的习惯，男性坐主桌而女性和小孩则被分配到茶几或另一桌。在对于上桌的讨论中，有高赞回复表示：“我姐嫁到了山东，直接跟我说，就是单纯不让女的上桌而已，没那么多理由”。

在早期的社会性别分工下，由于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范，女性被认为是进行家务和照料劳动的主要角色。做饭、清洁、取水、照顾老人和孩子等劳作被默认成她们的无偿义务。但女性不论是在家庭还是餐桌的地位往往处于下位者，她们的劳动价值也常常受到忽视。

上野千鹤子就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本书中提到，在“家”这样一个共同体中，男性的收入作为共同财产，母亲和妻子的身份则容易让女性“心甘情愿”地付出，被视为男性减轻负担，但由于无法转化为男性的收入而不被重视。

但当男性主导起家务的角色，并由此对照父权在家庭中的权力关系时，我们或许才有可能反思起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和权力差异。李安在导演《饮食男女》时的第一场戏便是一场绝佳范例。

在这场戏中，李安首先捕捉的是朱先生烹饪食物时的专业、熟练和用心。被以菱形刀法切制的鱼片被浸入滚烫的油中；闪闪发光的五花肉，被切成大小等同的块状，每一块都有完美的肥瘦比例；新鲜的绿色蔬菜被洗净，香菇被炸碎；鸡肉被塞进瓷盘里腌制……从早上开始到日落结束，观众随朱先生完成了一场马拉松式的烹饪。他无疑掌握了关于厨房的一切的主导权。

但出了厨房，当朱先生和他的三个女儿坐到餐桌前开始用餐时，会发现女儿们并不看重他每日费心劳神所做出的丰盛菜肴 —— 每个人心里都想着比陪父亲吃饭更重要的事。朱先生精湛的厨艺无法再吸引女儿们，像是一个先行的预言，预示了他作为大家庭的核心管理者对女儿们人生的干预——大女儿的婚恋、二女儿的投资和搬家，均将以失败告终。一个家庭的权力分歧在用餐的过程中被内化了。

电影在解构父权制家庭关系之外，也解构了食物生产领域的权力地位。二女儿家倩热爱烹饪，是三个女儿中唯一继承了父亲厨艺天赋的人，她最美好的回忆是父亲在厨房为自己烤的面糊戒指。但朱先生出于对厨艺“传男不传女”原则的服从，禁止女儿进厨房和学习厨艺，这既是传统男性生产领域存在的性别偏见，也是父权家长制的一次权力倾轧。

在影片结尾的最后一次家宴上，厨师从第一幕的朱先生换成了家倩，也证明了朱先生摆脱了传统礼数的束缚，缓解了与女儿之间的关系。

在厨房餐桌之外，女性如何处理食物，对应着她们如何处理自身与社会的关系。韩国女性作家韩江的小说《素食者》的女主人公英惠反复梦见生肉挂满枝头，在滴答滴答的鲜血汇集的血泊中看到了自己的面孔。经历了离奇噩梦的英惠拒绝吃肉，主动选择成为了一名素食者。

“你现在不吃肉，这世界上的人们就会吃掉你。”或许是为了让英惠在这个充满肉类气息的社会中显得正常，又或是希望她能更加归顺，韩江在书中描绘了英惠的父亲强迫她吃肉的场景——父亲“用他有力的手指分开她的嘴唇”，并“强行把一块肉塞进她的嘴里”。

韩江对强制喂食的动作描写与性侵犯如出一辙，实际也是在描写英惠选择吃素背后的悲惨遭遇，同时暗含着父权制在用暴力压制女性的抵抗。

拒绝吃肉则等同于拒绝向权力臣服。最终，英惠从拒绝吃肉发展成拒绝吃任何食物，同时拒绝穿胸罩、化妆、做一个尽职的妻子......随着对肉类越来越强烈的排斥，她逐渐地发展到了几乎拒绝所有食物的程度，甚至产生了渴望成为一棵树的想法，家人和周围的人开始彻底将她视作一个异类。

韩江《素食者》的两版英文版封面，花与肉融为一体，女性的阴影成为一棵植物

肉类在食物中位于权力的顶端，在传统东亚，男性可以优先享用。西敏司在《甜与权力》中提到，“当从事体力劳动的丈夫获得肉类的同时，妻子和孩子则得到了糖”。当英惠诉诸素食和饥饿，并最终变成一棵树时，她以不受束缚的自然存在与父权制构成的人形社会决裂，拒绝成为食物链中的加害者和剥削者。    

在父权制下，是否女性的生产只能被隐藏和转移？是否成为家庭中妻子或母亲的角色，就要和“善于做饭”划上等号？女性自身是否能拥有喜爱做饭的自由？是否可以决定自己与食物的关系？

《饭女》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将食物的自主权还给了女性，也让食物成为女性与她人建立社会关系的桥梁。

剧集除了像其他美食番重点记录食材从原料到成为美食的烹饪过程外，还耐心的展示了日常生活里可能被忽视的劳作流程——主角们一起商议吃什么，在超市选购食材，饭后洗碗刷锅……这些食物链中被忽视的过程，也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付出。

此外，编剧通过选取特定的食物组合展示了不同的女性角色特质，以及她们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野本与春日是亲密关系向，她们的饮食以诸如烤牛肉、寿司手卷、比萨年糕，味增饭团的日常食物为主，但在圣诞节和情人节，也会有磅蛋糕和巧克力熔岩蛋糕的浪漫惊喜；在有更年轻的独居女生南云出现的场合，选取食物则更俏皮，充满童趣，比如鬼脸囊和章鱼小丸子；在野本和另一位成熟的女性主义前辈矢子的晚餐中，编剧选择了更为成熟的红酒和轻量佐餐；而在春日和离婚中年女同事用餐时，会以盒饭和午市套餐表达她们朴素但淳厚的友谊。丰富的组合让食物成为探索人际关系和身份认同的方式。

西敏司对现代化的食物发表过担忧——“饮食方面的选择，不再关乎一起吃饭的伙伴，而是一方面受制于食品生产加工技术所决定的食品范围，另一方面则受制于人们当下实际感受到的时间束缚”。

而《饭女》让女性角色们同吃一锅饭，共餐的同伴感和亲密性，让角色们成为同一个社群的成员，在与一起吃饭的伙伴的交往中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准备食材，分享和共制食物时的经验交流和对话也成为一种独特的女性私语。

在此，厨房是属于女性的房间，食物也不再是束缚女性的绑带，而成为联结彼此，创建自我归属社群的纽带。

“女人的饭量”

在第一季第一集开篇，编剧展现了一个女性生活中的细节——春日独自前往小店就餐，点了唐扬炸鸡套餐。店主看她是一个女生，默认她胃口比较小，套餐的配饭只给了半碗，但给隔壁食用同样套餐的男性的饭量却是正常的满满一碗。当春日委婉地提出对饭量的疑问时，店主回复道：“米饭的量，给你减少了噢”，神情中还透露出自己在替他人着想的感觉。

对食量的性别歧视并不是凭空捏造。2020年，中山大学被爆料称，学校食堂饭菜有男女之分，同价不同量。2023年，福建某技术学院食堂内，档口贴有“米饭女生0.5元（小份），男生1.0元（大份）”的告示。

而这种歧视在女性之间，也会成为厌女的理由。专栏作家高岛铃在CINRA杂志评价《饭女》的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女子学校的经历：同学A对带小只便当盒正在吃饭的同学B说：“你这饭量别吃得像女人一样啊！”“女子学校只有‘女性’，所以比起表面功夫更会把‘女性’（这件事）拿来比较，有一种‘别装成女人一样’的氛围”。

将行为表现与性别气质进行直接关联，并强硬的形成社会规范，让女性在生活中有太多时刻需要面对像“女性胃口小”这类理当如此——从儿时“女孩喜欢玩洋娃娃”，到上学时“女生爱穿裙子”，再到单身被催促“女人到年纪要嫁人”，甚至进入婚姻后又被评价“女性就该生孩子”。女性受到的社会规训和性别压力，正是由这些细微时刻“理当如此”的默认汇集而成的。

社会学家亚伦·强森在《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写道：“继承社会体系和继承财产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只要我们在这个体系中长大，我们就会学会如何参与其中、如何想事情、做事情并借此接受并延续这个体系。我们生长在父权体制中，阻力最小的路就是把父权视为自然正常、不足为怪、理当如此”。

那该如何改变自己不受偏见的影响呢？不去默认“理当如此”呢？坂元裕二在《四重奏》里对炸鸡的讨论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四重奏》剧集的主角是同住一屋檐下的四人组——小雀、家森、卷和别府。在一次共同用餐时，别府制作了一盘唐扬炸鸡，并在鸡块旁放置了柠檬片。大家入座后，小雀和别府自然地拿起柠檬片为炸鸡淋上汁水。一旁的家森制止了他们，并不理解地发问：“为什么要给炸鸡挤柠檬汁？”而后，大家开始对炸鸡是否理应搭配柠檬汁进行讨论。

别府和小雀认为，柠檬都摆着了，且炸鸡就是要挤上柠檬吃味道才更好。但家森认为，柠檬的出现是为了让每个人将炸鸡夹到自己盘子里之后，可以自己挤的意思。需要尊重有人吃炸鸡块要加柠檬汁，有人吃炸鸡块死活不加柠檬汁的自由。挤柠檬这件事是不可挽回的，炸鸡再也不能恢复原状了。

最后，卷说出了这个争论的本质——为什么，不在加柠檬之前先问一下呢？

看见柠檬摆在盘中就直接上手，是许多人会有的不假思索的反应。但问出“要挤点柠檬汁吗？”，也是在实践不把自己的既有认知作为行动的前提。

但坂元裕二并没有停止在询问这一步，影片里的对话仍在进行。

家森：“如果问，要挤点柠檬汁吗？好像挤柠檬汁是理所当然，这样明明会介意的人也会说不介意的对吧。这是胁迫啊，我们只能一味地防御。”

别府：“那该怎么说呢？”

卷：“应该说，这里有柠檬。”

“要”或“不要”的选项是二元的，直接陈述可能性则是把选择空间交还给了所有人。

《饭女》的叙述在抵抗女性的“理当如此”则更往前了一步。内心一向细腻温柔的春日在忍耐不了父亲数次道德绑架她尽快回到家乡和母亲一起照顾奶奶时，她不但勇敢地将问题抛回给了父亲，“你呢，光让妈妈去照顾，那可是你父母”，还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思考后，选择与父亲“断亲”。

这个决定无疑是艰难的，春日担心母亲的辛劳，以及可能要面临的“不孝”指责。春日清楚，作为女儿的“孝顺”在父权文化下是理所应当的，但如果出于“孝道”屈服，那她也将步入妈妈的后尘，沦为免费劳动力，且不论她从小就遭到来自父亲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虐待。

而这部剧的温柔也更加体现在春日身边的女性朋友对春日这个艰难决定的支持。

“绝对绝对要珍惜自己的人生，不要为了父母牺牲自己。”

“请春日小姐留在自己最能幸福的地方吧。”

“请春日小姐待在自己能保持温柔的地方吧。”

一个女性若要只身去抵抗那些“理所应当”和对自己的压迫必定困难重重，《饭女》则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法，即如果你身边出现了在尝试反抗的她们，就请支持她们，让她们减少一些对自身的怀疑，让她们能留在让自己感到幸福的地方。

与食物的对抗

大部分影视作品都愿意挖掘人与食物之间的正向关系——厨师从制作美食中获得成就感，食物带给食客美好的味觉体验——少有作品会展现它使人产生情绪和焦虑，《饭女》并不避讳这一点。

第二季新出场的角色南云是一个标准宅女，性格内向。与享受食物的野本和春日不同，南云与食物的关系并不和谐，她有会餐恐惧症。

由于日本小学有不允许留校供餐有剩饭的要求，要求小朋友要把饭菜吃完，有的小朋友会一直因为吃不完饭菜，而被留到最后一节课。南云从小吃饭很慢，经常因为吃饭的速度慢，变成班里最后一个吃完的人，并因此受到催促和起哄。

因为无法控制自己一直产生不安的情绪，常常会担忧“如果吃不完怎么办”，南云渐渐变得无法和他人一起用餐，只能独自进食或和家人一起吃饭。南云也常常因为自己无法轻易向她人袒露自己对食物的恐惧，而处理不好人际关系。

南云的家人并没有接纳和理解她的处境，而是反复提醒她：“女生吃多一点会更受欢迎”。春日和野本在得知南云有聚餐恐惧症后，并没有将她看作异类，反而礼貌地邀请她一起参与甜甜圈的制作。制作结束后，也没有强迫南云和她们一起享用，而是让南云将食物带回家独自食用。

也正因春日和野本的理解和包容，南云逐渐地开始接纳自我，感受制作和享受食物的快乐，重建与食物的关系。在第二季结尾时，南云已经能够自然地加入聚餐，主动承担章鱼小丸子的制作。她发现，自己其实是热爱与人交流的。

在现实中，食物实际也是许多人恐惧的梦魇，其中最为常见的是“进食障碍”[1]。

进食障碍患者有显著的性别偏差。相关研究显示，95%的进食障碍患者是12～35岁的女性。

社会对女性的畸形审美标准，是诱发女性患上进食障碍的主要因素[2]。在一份对未成年进食障碍患者的调研中，受访者诚诚说：“我以前不知道，但现在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没有办法逃避（因为身体和外表）被羞辱。”

另一个女孩茱莉亚说：“我觉得男孩子不会有这种外表焦虑症。即使一个男孩胖到200斤，也没有多少人会要求他减肥或做出改变，他自己也很少会有必须减肥的意识。”

在公众的话语联想中，“食物”和女性仍然密切相关。进食障碍患者中，许多人都是为了追求骨感和变瘦，无法抑制进食，又急于摆脱摄入食物，才采取催吐的激进方式对抗进食。有人用手指抠按舌根，刺激呕吐，也有人在未经医疗人员帮助下使用胃管，直接导出。

在微博搜索“催吐”能看见很多网友记录下的相似的心情。

“今天第三次试着去催吐，很难受，用手指抠喉咙眼，按好久都吐不出来，眼泪流了好多也是吐不出来，很讨厌暴食以后的自己。”

“特别想瘦成骷髅，特别想尝试催吐，可是又不敢，怕有了第一次就停不下来了，减肥中不敢吃怕不掉称，减肥后不敢吃怕反弹。”

“暴食催吐，催吐暴食，没完没了。”

她们把这些不敢和朋友分享的痛苦匿名记录在社交网络。这些只言片语背后，是无法达到社会预期的自我厌恶，也是对自己会被社会异化的恐惧。

对一部分女性进食障碍患者而言，更隐蔽的原因也来自于她们在儿童时期遭受过的性虐待。性虐待在神经性贪食及厌食的发生率高达20％～50％，其中在神经性贪食中发生比例更高。

美国女性作家罗克珊·盖伊在《饥饿》这本书中讲述了自己的暴食经历，写道她如何通过暴饮暴食来使得自己的身体变得强壮以抵抗侵害，最终不受控制地发展成了暴食症和过胖的体重。

“我的人生被分成了“以前”和“之后”。在我变胖以前。在我变胖之后。在我被强暴以前。在我被强暴之后……我多么希望以前的自己明白，我可以求助于食物以外的东西。我多么希望自己能知道，遭受侵犯不是我的错。可是，我当时只知道吃这一种方法。我暴饮暴食，因为我想，这样我就能占据更大的空间。我就能变得更坚实，更强壮，也更安全……脂肪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体，一个让我觉得羞耻却也倍感安全的身体。我需要感觉自己像个堡垒，坚不可摧。我不想让任何东西或任何人碰我。”

对女性而言，与食物的对抗，也意味着对社会的对抗。如果有正如盖伊所困惑的“可以求助于食物以外的东西”，那或许就是像《饭女》中所展现的一般，即便是以喜爱做饭和吃饭的人为主角，也可以不再避讳食物也会令人不愉快的事实，更没有否定与食物有着不和谐关系的人们，而是提供了新的解法，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

编注：

[1] 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是一组以进食行为异常为主的精神障碍，包括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暴食障碍以及回避性/限制性食物摄入障碍等行为。由于它的障碍行为通过和食物的关系展现，往往会被默认为是个体的生活习惯选择而不是一种“精神疾病”，因此遭到轻视。《柳叶刀》杂志2020年3月份刊登的文章 Eating disorders: innovation and progress urgently needed指出，大约只有20%的进食障碍患者会寻求帮助。但从死亡率来看，在所有精神类疾病中，进食障碍死亡率最高，其中厌食症死亡率甚至高达5%～15%。

[2] 牛津通识系列的《进食障碍》写道，增加患有进食障碍的风险因素中，与先天继承的基因共同被提名的还有“身为女性”和“生活在一个以瘦为美的社会文化中”，也就是说这类疾病对于现有社会的女性其实是更为不友好的存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Herring，编辑：Sh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