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给丈夫的悼文中，陈朗博士将他称为“在男权的结构内，却要做一个女性主义者的男人”，男权的结构要求他事业成功、挥斥方遒，同时他也感受着、承担着同为学者的妻子的痛苦，却无能为力。

“他可能没有好好想过，历史上的多数学术大师背后恐怕不是殷实的家底，就是甘心情愿伺候他们、为他们奉献一生的女人们。”

时至今日，家务中的性别差异依然明显存在。2017年9月，记者、作家杰玛·哈特莉发表《女人不是唠叨——我们只是受够了》一文，讲述了自己的“母亲节时刻”——她希望丈夫送她一份全屋清扫服务。而实际上，她真正想要的，“是摆脱脑中那个老是纠缠着我的情绪劳动”。

该文获得广大女性读者的共鸣，她们纷纷表示“我也是”。之后，哈特莉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写成《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一书。情绪劳动是每个女性从小就接受的一项技能训练，反之，男性则没有受过同样训练。女性从事包括家务、照护在内的大量情绪劳动被视为理所应当然，男性偶尔为之，他们则将之视为“帮忙”，而不是自己分内的事。

因此，哈特莉的这部著作不仅写给女性，也写给那些困惑的男性。“让大家预期一种更平等分摊的情绪劳动，这并不是在转移负担，而是为了鼓励每个人改善生活。”

本文摘选自该书，小标题为编选者所加。

《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

［美］杰玛·哈特莉著 

洪慧芳译

新星出版社，2023-9

母亲节那天，我要了一份礼物：房屋清扫服务。具体来说，是清扫卫浴和地板，如果加洗窗户的费用也合理的话，那就一并清洗。对我来说，这个礼物与其说是打扫屋子，不如说我终于可以摆脱家务责任一次。我不必打电话向多家家政公司询价，不必研究及比较每家公司的服务质量，不必付款及预约清扫时间。我真正想要的礼物，是摆脱脑中那个老是纠缠着我的情绪劳动。至于家里打扫后干净如新，那不过是额外的收获罢了。

我丈夫等着我改变主意，要求一份比房屋清扫服务更“简单”的礼物，例如他可以上亚马逊一键下单的东西。但我坚持不改，他失望之余，在母亲节前一天终于拿起预约电话，但询价后觉得太贵了，信誓旦旦地决定自己动手。

其实我真正想要的，是希望他上脸书请朋友推荐几家家政公司，自己打四五通电话去询价，体验一下这件事要是换成我来做，势必得由我来承担的情绪劳动。我想找家政公司来彻底打扫已经有一阵子了，尤其自从我自由职业的工作开始大幅增加，导致我分身乏术后，我的愿望更强烈了。

之所以迟迟没做，部分原因在于不自己做家务会让我感到内疚，更大的原因在于，我不想花心思去处理“请人来打扫”的前置作业。我很清楚事前准备有多累人，所以才会要求先生做，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

“无论我做了多少，似乎总有更多在等着我”

结果母亲节那天，我收到的礼物是一条项链，我丈夫则躲去清扫卫浴，留下我照顾三个孩子，因为那时家里其他地方一片混乱。

他觉得，自己正在做我最想看到的事——给我一个干净如新的浴室，而且不必我自己动手清洗。所以当我经过浴室，把他扔在地板上的鞋子、衬衫、袜子收好，却丝毫没注意到他精心打扫的卫浴时，他很失望。我走进衣帽间，被一个搁在地板的塑料储物箱绊倒——那个箱子是几天前他从高架子上拿下来的。

几天下来，那个箱子被推挤、踢踹、挪移到一旁，但就是没有收回原位。而要想把箱子归位，我必须从厨房拖一张椅子到衣帽间，才能把它放回高架子上。

“其实你只要叫我把它放回去就好了。”他看到我为箱子心烦时这么说。

这么明显的事情。那个箱子就挡在路中间，很碍事，需要放回原位。他直接把箱子举起来、放回去，不是很简单吗？但他偏偏就是绕过箱子，故意忽视它两天，现在反而怪我没主动要求他把东西归位。

我说：“这正是症结所在。”眼里泛泪，“我不希望这种事还要我开口要求。”

这就是问题所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简单任务，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为什么他偏偏不肯主动完成？为什么非得我开口要求不可？

这个问题促使我含泪据理力争。我想让他了解，为什么当一个家务管理者，不仅要发现问题、分配家务，还得若无其事地要求大家配合是那么累人的事；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居家打理责任，使其他人免于承受心理负担。

有事情需要处理时，只有我注意到，而且我的选项很有限，要么得自己完成，不然就得委托别人来做。家里牛奶没了，我得记在购物清单上，或是让丈夫去超市购买，即使最后一口是他喝光的。家里的卫浴、厨房或卧室需要打扫时，也只有我注意到……这种无止境的循环令人烦不胜烦。

家务不是唯一令人厌烦的事。我也是负责安排时间表的人，随时帮大家预约行程，知道行程表上有哪些待办事项。我也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比如我丈夫把钥匙扔在了哪里、婚礼何时举行及着装规定、家里还有没有柳橙汁、那件绿毛衣收在哪里、某某人的生日是几号、晚餐吃什么，等等，我都知道。

我的脑中存放着五花八门的清单，不是因为我爱记这些事情，而是因为我知道其他人都不会记。没有人会去看学校的家长联络簿，没有人会去规划朋友聚餐要带什么餐点前往。除非你主动要求，否则没有人会主动帮忙，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而且无论我做了多少，似乎总有更多在等着我，且那些事情比最终完成的任务还费时，但我周遭的人大多没注意到。这种感觉对很多女性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我读蒂法妮·杜芙（Tiffany Dufu）的《放手》（Drop the Ball）时，看到她讲述生完孩子后对丈夫的怨恨，立刻感同身受，跟着气愤起来。

杜芙写道：“我们在外面都有全职工作，但是回到家，我做得更努力。而且气人的是，他看到的，还不及我实际上为维持这个家顺利运作所做的一半。换句话说，他不仅做得比我少，还没意识到我做得比他多！”然而在他的脑海中，他可能认为自己做的已经够多了。男性大多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们自觉已经比前几代的男性做得更多了。

1965年到2015年间，父亲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增加了一倍多，花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增加了近两倍，但这并未带给我们完全的平等。家庭中的性别差异依然明显存在。女人在家务及照顾孩子上所花的时间，仍是男人的两倍。即使在比较公平的两性关系中，男女双方平均分配家务及照顾孩子的体力活，感觉起来还是女性做得比较多……

她们确实做得比较多，因为我们并没把这些任务中的情绪劳动也量化计入。通常我们很容易忽略自己“多做”的部分，因为“多做”的部分大多是不被看见的。许多情绪劳动的核心，是为了确保每件事情能顺利完成而承担的精神负荷。对每一件产生有形结果的任务来说，其背后都隐含着无形的心理付出，而这些大多是由女性负责关注、追踪与执行。

女性已经受够了

我并非第一个思考“情绪劳动”这个概念的人。社会学家当初创造这个词汇，是为了描述空乘人员、女佣和其他服务人员必须在工作上展现出快乐的模样，以及愉悦地应对陌生人的样子。这种“情绪劳动”的定义在霍克希尔德1983年的著作《心灵的整饰》中受到瞩目。

霍克希尔德以“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来指感觉上的管理，以便营造出大家看得见的脸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情绪劳动是用来换取酬劳的商品，所以有交易价值。至于“情绪工作”（emotional work）和“情绪管理”（emotional management）则是指私下场合的情绪劳动。

2005年，丽贝卡·埃里克森（Rebecca Erickson）把女性所承担的情绪工作和不公平的家务分工联系在一起。她的研究显示，情绪工作是理解家务中性别差异的关键要素——女性做较多的情绪工作，也分派较多的情绪工作，而且做的同时还要让每个人都开心。

2015年，杰丝·齐默尔曼（Jess Zimmerman）聚焦女性在个人社交圈里（其实是随时随地）从事情绪工作的方式，再次开启了大众对情绪劳动的讨论。他人的想法我们洗耳恭听，提出建议，安抚他人的自尊及肯定他人的感觉，同时压抑自己的情绪。我们点头，微笑，展现关心。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样做通常不指望任何回报，因为情绪劳动是女性的工作，我们都心知肚明。

齐默尔曼写道：“我们常被告知女性的直觉较强、更善解人意、更愿意且能够提供帮助和建议。这种文化结构为男人提供了一个情绪上偷懒的借口，实在太方便了。把情感工作塑造成‘一种内在需求、一种渴望，而且理当来自我们女性特质的内心深处’真是省事。”

罗丝·哈克曼（Rose Huckman）在《卫报》上发表的热门文章，又进一步扩展了情绪劳动的定义外延。她主张情绪劳动可能是女权主义的下一个战线。哈克曼提到，情绪劳动以许多微小但隐晦的方式融入我们的生活，从经常被问家里的某样东西放在哪里（“我们”把厨房抹布放在哪里？），到记住大家的生日并规划欢乐时光以营造愉悦的工作环境，再到假装性高潮以提振伴侣的自尊，等等。

之后两三年间，“情绪劳动”这个议题持续获得愈来愈多的关注，有无数文章探讨情绪劳动及这种劳动的无处不在。事实上，《时尚芭莎》发表的那篇文章也不是我第一次写那个议题。那篇文章刊出的前一个月，我才刚为Romper网站写了一篇文章，谈论全职母亲的情绪劳动。那么既然情绪劳动无处不在，为什么我在《时尚芭莎》发表的文章会引起如此热烈的回响？

坦白说，我觉得那是因为女性已经受够了，忍无可忍。女人生气了，觉醒了，准备好了推动改变。我们已经不想为了照顾男性的情绪和预期而无休止牺牲自己。

这是女性体认以下事实的绝佳时机：情绪劳动不仅仅是令人沮丧的关于家事抱怨的来源，更是系统性问题的主要根源，那些问题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以破坏性的方式，凸现我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

社会深深地寄希望于女性担负起家中一切累人的精神劳动和情绪劳动，而那些受惠最多的人大多没有意识到这类劳动，导致那些隐约的预期在我们小心翼翼穿越一个几乎别无选择的文化时，轻易地跟随着我们进入家庭之外的世界。我们只好改变自己的语言、外表、言谈举止、内心的预期，以维持和睦。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些劳动所付出的代价，而且这些代价往往是无形的。

一种人人都应理解的宝贵技能

我定义的“情绪劳动”，是结合情绪管理和生活管理，是我们为了让周遭人感到舒适和快乐所做的没有酬劳、不被看见的工作。它涵盖了我在文章中提到的照护类劳务的相关术语，诸如情绪工作、精神负担、精神重担、家庭管理、事务劳动、无形劳动，等等。这些术语个别来看时，看不出是如何交织、火上浇油，终至令人抓狂沮丧的。实际上，这些工作劳心耗神，而且它的负面影响，在我们走出家庭进入世界时仍旧伴随着我们。

朱迪丝·舒勒维兹（Judith Shulevitz）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及母亲经历的情绪劳动，并在文中列出那些工作的高昂成本。她写道：“不管女人是喜欢操心，还是讨厌操心，那都可能分散她对有偿工作的注意力，使她在工作上受到干扰，甚至断送了职业生涯的发展。担忧及安排事务这种令人分心的苦差事，可能是阻碍女性职场平权的所有因素中，最难以改变的障碍之一。”

社会指望女人以许多无偿的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牺牲自我），让周遭的人感到舒适。我们创造出一个利他的形象，允许他人的需求凌驾于自我之上。我们成了倾听者、忠告者、旅行规划者、行程管理者、居家打扫者、提醒者，也是每个人都可以舒适依靠的无形靠垫（但几乎没人考虑过这会如何消耗我们的心神）。

我们从事情绪劳动时，把周遭的需求摆在自我需求之前。渐渐地，我们在这世上存在的方式，在很多方面开始隐于无形。为了迎合周遭的人，我们压抑或调整自己的情绪，从与丈夫和睦相处、阻止孩子乱发脾气，到避免与母亲争吵、避免街头骚扰变成人身攻击。

我们的脑中填满了家庭琐事，把不成比例的时间花在造福他人上。我们为了升职所付出的情绪劳动，从注意自己说话的语气，到聆听他人的想法并提供意见反馈等，都是男性不必做的。我们必须仔细地权衡在公共场合中如何与陌生男性互动，以确保自身安全。这些必要的情绪劳动类型都是一种征兆，其背后是更大的系统性不平等。那种不平等对女性造成了伤害，尤其是弱势族群的女性。

每个人都必须改变他对情绪劳动的看法，这样一来，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获得情绪劳动这项技能背后的真正价值。没错，情绪劳动可能是我们的克星，但也可能成为我们的超能力。我们需要了解这种劳动有其价值，并把它公之于众，让大家可以清楚看到。这种关怀和管理情绪的智慧是一种宝贵的技能，是一种密集的解题训练，还可以获得同理心的额外效益。

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贝克斯校区的传播艺术与科学副教授米歇尔·拉姆齐博士（Michele Ramsey）表示，情绪劳动往往和解决问题同义。她解释：“大家对性别的假设是‘男性是问题的解决者，因为女性太情绪化了’。但是在家里和职场中，解决多数问题的人又是谁呢？”

身为伺候我丈夫和三个孩子的管家，我非常确定我知道答案。尽管这些情绪劳动令我们沮丧，但这种照护型的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技能。我们熟练地顾全大局，宏观地思考结果，游刃有余地调适意外状况，用心地投入工作、培养关系、应对偶然的互动。这些技巧是确保我们细心完成精神任务及情绪任务的资产——这里的细心不只是专注在任务细节上，也是专注在他人身上。

情绪劳动在生活中呈现的方式，就像是以维系社会的文明细线编织成一条精致的挂毯。少了情绪劳动，我们活不下去，我们也不该期待情绪劳动消失。

我们应该把情绪劳动变成一种人人都该拥有、人人都应理解的宝贵技能，因为那可以让我们更熟悉自己的生活。它能使我们更充分地体验生活，使我们成为最真实、最充实的自己，男女皆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哈特莉，编辑：谭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