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夫人》说出了“反女权者”的心里话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杨芮，题图来自：《美国夫人》剧照

谁能想到，大魔王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主演的首部美剧，就出演了一位“反女权主义者”。

基于真实历史事件，《美国夫人》还原了20世纪7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平权运动。引领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布兰切特在剧中饰演的主人公，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

施拉夫利不仅是一位反对女权主义的保守派人士，她所引领的这场运动，还成功阻止了美国70年代《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ERA）的通过。

这样一部听起来并不怎么“政治正确”的剧目，却拿下烂番茄新鲜度95%，豆瓣评分9.2。

实际上，尽管包裹着“反女权”的皮囊，《美国夫人》更像是展现一位女性政客的政治权力角逐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与此同时，《美国夫人》也从反对派以及女性政治家的视角里，反观了历史上女权运动的动态发展，让我们能更深刻地了解女权主义的理念和思想。

如豆瓣网友@法外之徒 的短评里所说，剧里施拉夫利的言论姿态，就像是一面当今社会中反女权主义者的“照妖镜”。

豆瓣《美国夫人》短评

剧里持保守主义的妇女们，她们眼中的“男女平等”等于从此男女要被完全一致的对待，所以女性也要被抓去参军，并且无法再做经济上依赖丈夫的全职主妇而必须出去工作。

剧中呈现了许多具有煽动性的演说：

“女权主义者喜欢说她们致力于选择，但如果你敢选择全职妈妈，你肯定哪里有问题了。

如果你不觉得自己被奴役了，那你就是被洗脑的蠢货。远不止此，甚至，你都算不上一个人。”

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了许多家庭主妇的支持。她们不仅害怕女权要抹去一切上帝创造的男女生理与心理区别，还害怕自己本引以为傲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将从此被蔑视。

近些年对女权主义的嘲讽和污名化趋势不减，许多人也将施拉夫利的观点视作共鸣。大部分人在还不清楚女权主义到底是什么的情况下，就已经急着和它划清界限了。

那么，女权主义者们到底在坚持什么？我们的社会真的需要女权吗？

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先让我们理清几个关键的概念：

1. 女性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吗？

   
   

2. 女性享受的优待是特权还是偏见？

   
   

3. 男女平等=男女都一样？女权=打倒男人?

   
   

2020年了，中国女性还处于弱势地位吗？

对于当下的许多中国人，特别是男性来说，也许根本就不认为现代中国女性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反倒是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阴盛阳衰”，以及需要拯救男性的时代。

《人民网》2015年一篇《中国高考状元阴盛阳衰，拯救男状元迫在眉睫》的文章里，报道了2000-2014年中国各个地区高考男状元比例逐渐减少，而2014年男性状元比例下降至40.43%。

同时，文章认为“值得庆幸的是”，理科男状元仍然占64.82%。但2000-2014年间女性平均领先了男性约5%，所以“‘拯救男状元’刻不容缓”。

《男孩危机》这样的书近年来也非常畅销。书里认为，中国要求死记硬背的教育模式是利于女生的，而天生更有创造力的男生则在教育中被系统性地压制了优势。所以需要用更“阳刚”的教育方式来拯救男生。而这样的呼吁受到了许多学校和家长的相应，《纽约时报》曾对此现象报道过数次。

但是在如今市场和资本化的年代，钱远比教育更代表社会地位。而女性近些年在教育上的反超是否转换为更好的收入了呢？

就在女状元逐渐增多的这十几年，男性对女性的收入优势却以可怕地速度增长着。一项研究（Sun & Hung, 2018）里列出了1994-2004这十年间，性别收入的不平等扩大了5%；但从2004-2014的十年，却扩大了17%。与之对应的，城镇男女就业比例之差也呈现快速扩大趋势（Liu, Li & Yang, 2016）。

抛开收入呢？恐怕是更令人担忧的景象。根据2020年的《全球性别报告》，中国的女性政治领导影响，全球排名95。

这是什么概念？印度这个常常爆出对女性的恶劣暴力事件的国家，排名18；阿联酋，一个仍然遵守着许多穆斯林传统性别习俗的父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排名75。

而这份报告里关于女性的健康和生存状况，中国则排在153个国家的最后一名。

当然一点也不值得惊讶，毕竟中国性别出生比例虽然已从2005年的近119:100下降至111:100，但仍然是全球最糟糕的（Attané, 2013）。当全社会都在为未来那3000万找不到老婆的男性担心时，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那3000万连出生资格都没有的女婴。

除了享有在社会地位、权力、资源等优势之外，绝大多数男性还有免于家暴和性侵的恐惧。

根据妇联的统计，中国2.7亿家庭中有30%的女性曾受到家暴；40%的女性他杀案件中，40%致死原因是家暴；而每年15.7万自杀的女性中，60%是因为家暴。性侵就更不用说了，男性当然也可以是性侵的受害者，但与女性在社会里承受的性侵害比例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种社会各个层面的性别比例失衡，自然形成了对男性群体权力的保护罩。

女性要打破的从来不是来自个别男性的歧视，而是这整个由男性的数量和权力占主导所形成的体制化的压迫。

所以，我们是否活在一个让女性处在弱势地位的男权社会，难道还是一个问题吗？

女性享受的优待是特权还是偏见？

并不是每一个女性都会认同和感受到性别所带来的弱势地位，相反，许多女性也许非常享受和认可女性身份所带来的优待和特权。

不过早就有许多文章指出，这些特权其实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之上的歧视。

例如给女性的特殊停车位，其实就是建立在认为女性是“马路杀手”的偏见之上的，即使事实上男性司机出车祸概率高出女性2.4-6倍。

同样，在很多不必要的事情上进行女士优先的社会规范也是基于女性是脆弱、需要帮助的假设。更不用谈现代这种把对女生好等同为送口红和包包的风气了，它直接反映了将女性与外表、物质及虚荣的捆绑。

可是为什么不干脆享受这些特权呢？一定有人是这么想的。

只可惜“天下从没有白吃的午餐”，女性们常常忽略掉的是性别偏见在带来优待的同时，也巩固了女性的弱势地位（Glick & Fiske, 2018）。例如，认为女性总是脆弱和感性的，一方面可能让一些男性想要保护和宠爱，但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拒绝让女性成为领导力量的一个常见理由。

认为女性善解人意和善于配合的，也许让女性赢得了好的口碑，却也成了许多公司让女性接受同工不同酬的安慰借口。

也许有人会说，刻板印象虽然不完全正确，但它们也反映了一部分的事实，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吧？

从心理学的角度，一部分刻板印象和偏见可以从人类认知的习惯和局限角度来解释。但所有的性别刻板印象都来自于对于对生活规律的总结吗？

比如，女生是天生喜欢粉红色吗？这恐怕是对人类最深的误解之一了——没有任何研究证明生理性别会使得人类更喜欢某一种颜色，而“粉红=女生”的这种性别刻板印象更是一个美国的文化特产。

在1940年之前的美国，粉色和蓝色并没有和儿童的性别产生固定关联，直到进入21世纪，粉色才在文化上正式成为专属女孩的颜色，并且迅速席卷全球（Paoletti, 2012）。

女生天生数学能力不如男生则是另一个典型的远离事实的偏见。

在过去数十年里上百项的研究都说明（Hyde, Lindberg, Linn, Ellis & Williams, 2008），不仅仅女性在数学能力上并没有根本落后于男性，并且在许多国家，女性的数学能力甚至远超过男性（OECE, 2019）。

也就是说，性别完全不是一个可以有效解释数学成绩的因素。但即使在中国，没有研究可以可靠地显示出男生比女生数学更好的情况下，社会还是如此热衷地强调女性数学或理科能力的先天性不足。

既然刻板印象并不是被动存在的认知偏差而已，那么为什么那些不靠谱的印象会出现，并且被人相信？因为刻板印象和偏见可以用来作为维护和巩固现存的不平等秩序的工具。

例如认为女性先天在理科能力上落后于男性，看起来是更利于让女性进入文化教育等领域，但实际上也让她们在这个以资本控制科技为第一生产力的年代，在最赚钱的IT和金融领域为男性的垄断让出了位置。

那为什么许多女性自己也相信这些性别刻板印象？《美国夫人》里的许多家庭主妇就相信最主要幸福来源一定家庭和男人，而工作和成为政治领袖并不是女性的专长。

心理学的制度正当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认为，弱势群体会相信这些偏见来让自己减轻面对不平等待遇时心理上的痛苦（Jost & Hunyady, 2003）。

比如大部分的企业里，女性的升值机会和薪酬涨幅都大大低于男性，但面对巨大的不平等，许多女性会更倾向于相信是自己把太多时间花在了家庭上，或者是能力不如男性同事。

由于人们通常更倾向于相信世界是公平和正义的（Furnham, 2003），所以比起直面和挑战体制上的不平等，接受主流文化宣扬的那套“男女不同”的说辞，对许多人来说是更容易的。

性格刻板印象和偏见可以被各个社会群体利用来合理化自己的社会地位、处境和遭遇。

就像皇帝的新衣，如果你选择相信它的存在，那么你自然可以编出它的各种花色。但只要，也只有我们愿意承认皇帝并没有穿衣服，这些编造的花色才会消散。

女性对抗的，从来不是男性

即使接受上述两个观点，也许很多人仍打消不了对女权的疑虑。比如常常有人说：“我支持男女平等，但是我不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 

一种常见的顾虑是认为女权主义在抹除一切生理和心理的性别区别。

就像施拉夫利的担心，男女平等是不是等于女性就要上战场，而男人都要在家带孩子了？

当然不是。这里的平等是指“机会平等”，即当男性和女性有同样的能力和意愿的时候，可以有同等的机会入选任何一个职位，而不会因为性别被区别对待。

不是每个男性都比每个女性有力量，也不是每个女性都比男性更善于照顾家庭。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用性别作为最主要的因素，来决定谁有资格参军而谁又应该在家做家务呢？

其实现代的主流女权主义也并非呼吁男女要一样对待，不过出于一个不同的原因：如果把平等看作我们要同时到达目的地，女性和男性却不是从一个起跑点开始的。

同样的标准和对待，只适用于拥有同等权力和资源的人。但是女性从过去到现在都不具备和男性同等的社会权力。

这个时代的男性享受着长期男权社会累计下来的制度和文化上的优势，这个优势也是基于世世代代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所得来的。

只有愿意看到女性和男性面对的不同的起跑线和不同的现实，我们才可以开始谈论如何达到男女平等的终点。

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认为女权主义是站在男性的对立面，要打倒男性以达到权力反转的目的。

人们甚至害怕用“女权”这个词，认为它听起来太不“友好”，所以主张“女性主义”才是对feminism更好的翻译。

可是为什么要用“女性主义”呢？难道feminism反对的是男性社会吗？当然不是。

女权主义要对抗的不是男性，而是让男性成为权力主导的背后的一切逻辑和机制。

这个权力逻辑是指把女性和男性进行二元划分，比如认为男性是强壮的、理性的、独立的，女性则是脆弱、感性、需要依靠的。同时认为与男性相关的特征更有价值，而和女性相关的特征则是不被重视的（Gilligan & Snider, 2018）。

比如夸奖女性的时候都会用上“独立”“理性”“有力量”这样有男性气质的词，可是当人们把男性与女性特质的词进行关联时，几乎都是带有侮辱性的。

就像即使一开始“女汉子”这个词并不是为了夸奖女性，可是许多女生都争相恐后地标榜自己为“女汉子”，但是有多少男性会很骄傲地说自己很“娘”？

人性本来是多面和复杂的，但男权社会的鄙视链把我们切割，使得无论男女都不可以全面地拥抱和展现自己的人性。

女性在社会最看重的特质上无法得到认可，男性更是害怕和女性特质产生关联而危及自己的地位，进而不断地掩埋和阉割那些男性“不应该”有的东西，比如脆弱和感性。

所以权力反转有什么用呢？站在鄙视链的上方切割自己人性的另一部分，就开心了吗？那不如问一问男权社会下的男性们，你们幸福吗？

越不平等的社会，问题就越多。虽然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达到的，但不平等的程度和表现却是会大大不同的。

而女权主义虽然流派众多，但共同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让女性和男性能够在社会、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得到同样的尊重、机会和报酬。

在这个性别差距急速扩张的时代，我们亟需女权主义让社会达到一个更加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编辑后记

前天，4月27日，是台湾作家林奕含逝世的三周年。三年过去了，女性的生存环境似乎并没有变好多少。

仅仅就刚刚过完三分之一的2020年，已经发生韩国“N号房”事件，北大女生包丽也没能等到正义的到来，遭养父性侵的李星星继续被“不完美受害者论”折磨……这些事件一再提醒着我们，这个社会仍然需要女权主义。

尽管侵害女性的行为和污名化女权主义的言论依旧层出不穷，但我们也看到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后的星星之火——日本#MeToo第一人伊藤诗织胜诉、鲍毓明性侵案中的“姐姐来了”、美国明州法院驳回京东关于撤销Jingyao诉讼公司的动议。

平权之路仍然漫长，愿我们能保持“生气的美德”。

参考资料：

1. Sun, Q., & Hung, J. H. (2018). The Rise in China’s Gende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State of China’s State Capitalism (pp. 219-236). Palgrave Macmillan, Singapore.

2. Liu, B., Li, L., & Yang, C. (2016). Gender (In) Equality and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In Revisiting Gender Inequality (pp. 21-57).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3. Attané, I. (2013). The demographic masculinization of China. Heidelberg: Springer. Attané I, Zhang Q, Li S, Yang X, and Guilmoto CZ (2013) Bachelorhood and sexuality in a context of female shortage. China Quarterly, 215, 703-726. 

4. Glick, P., & Fiske, S. T. (2018). The ambivalent sexism inventory: Differentiating hostile and benevolent sexism. In Social Cognition (pp. 116-160). Routledge.

5. Stangor, C. (Ed.). (2000).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 Essential readings. psychology press.

6. Paoletti, J. B. (2012). Pink and blue: Telling the boys from the girls in Ame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7. Hyde, J. S., Lindberg, S. M., Linn, M. C., Ellis, A. B., & Williams, C. C. (2008). Gender similarities characterize math performance. Science, 321(5888), 494-495. Hyde, J. S., Fennema, E., & Lamon, S. J. (1990).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s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7(2), 139. 

8. OECD (2019). PISA 2018 Insights and interpreta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ecd.org/pisa/PISA%202018%20Insights%20and%20Interpretations%20FINAL%20PDF.pdf

9. Fiske, S. T. (1993). Controlling other people: The impact of power on stereotyp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6), 621-628

10. Jost J. & Hunyady O. (2003) The psycholog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ideology,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3:1, 111-153

11. Furnham, A. (2003). Belief in a just world: Research progress over the past decad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5), 795-817.

12. Gilligan, C., & Snider, N. (2018). Why does patriarchy persist?. John Wiley & Sons.

13.  https://www.unicef.cn/figure-19-sex-ratio-birth-19822017

14.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8118

15. https://web.shobserver.com/wx/detail.do?id=11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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